如果說曆史文獻和曆史圖像構成了曆史研究所憑借的兩大史料來源的話，那麼，兩者的一個區别在于，“形象史學”的史料主體是“圖像”，是物态化或形象化了的“史料”；從研究的着眼點看，“不談結論，先談實物”之說蘊意深刻，頗可借鑒，這一主張可能排斥由一系列觀念的、淺陋的識見和判斷而形成的諸多“預設”，從而确立實物和圖像作為真正第一手史料的主體地位而使研究更接近曆史真實，或揭示出文獻資料未能涉及的史實。盡管實物和圖像仍有待通過文獻的證實而發揮其價值，但其主體地位決定了它更可能是“确定了”的或“實存”的曆史。
以物證史
“形象史學”的基本功能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印證曆史，即形象通過文獻的闡發，進一步證實某種史實或使某種史實形象化地“複原”；二是“形象”本身具有相對獨立乃至完全獨立的“史料”價值，它就是某種曆史本身或闡釋某種曆史的可靠史源。在多數情況下，兩者又密不可分。
譬如，中國陶瓷遠銷海外的盛況史料不乏記載，但南海122處水下遺存以及“南海一号”、“南海二号”、“華光礁一号”沉船和印尼的勿裡洞唐代沉船（“黑石号”）、“印坦号”和“井裡汶”沉船等一系列水下考古發現形成的舉證力度，遠非零星的史料記載所可比拟。據報道，1996年以來經多次考古調查、發掘和文物普查，已确認水下文化遺存122處、南海沉船124艘，目前發現的沉船總量在不斷增加，據國外數據顯示，不低于1000艘。
相關研究發現，海底沉船大多是從内陸沿海出發，駛往海外的商船。但沉沒的概率有限，唐宋以來高頻度發往海外的貿易船無疑在傳遞着某種重要信息，其中，逐步引起我們關注的一點是，以印尼爪哇島為中心的海島帝國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了它對中國陶瓷的特殊需求——帝國的王權體現為宗教權威而不是行政專制，它必須通過一系列儀式和象征來宣示其神聖地位。
其中的重要環節之一是，國王利用地方捐贈的财富和資源強化有關措施以便從國際貿易等領域中增加收益，再利用部分收益對地方實行“再分配”。正因為“捐贈”與“再分配”雙向行為構成了中心和地方乃至民衆較為穩固的互惠、共生的利益關聯，所以，相應的慶典活動與儀式既是民俗的，又内含着重大的政治功能，而這些盛大的慶典需消費大量的金銀财物和宗教性器具。《劍橋東南亞史》提到，中文資料表明，大量的此類物品被用船運往爪哇，而在整個王國範圍内目前已發現大量當時的中國陶瓷碎片，但在當地與市場有關的碑銘中卻沒有提及這些物品。“對這一明顯存在矛盾的現象的最為合理的解釋是，這些國王控制住了諸如中國陶瓷這樣的奢侈品，并把它們作為政治資本來利用。”
可見，中國陶瓷的外運首先與海島帝國每年的宗教性和政治性慶典有聯系，并且，這種聯系可能與帝國的存在相始終。南海沉船的某種謎底，或可進一步通過南海和海島地區水下考古揭開其重要一角。
學者根據一系列考古發現，将東西交通通道表述為“絲綢之路”、“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前兩者承載的物資不便于留存。所以，陶瓷（往往包括銅錢）便成為構成這條通道最有力的證據鍊，航船、陶瓷、錢币等“形象”無可辯駁地成為東西交通中相對獨立乃至完全獨立的“史料”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研究者們透過它們所呈現的東西交通狀貌，可以進一步了解陶瓷和錢币作為中國參與遠程貿易的支付手段，與西方和東南亞等不同文化區的相應支付手段進行對比，以深入了解國際政治經濟交往的形态和結構。沉船和陶瓷等“形象”的曆史内涵實乃不可估量。
以圖證史
當然，諸“形象”既有共性，亦各具其獨到的個性。如學者所論，形象史學可視為對文化史闡釋方法和展演方法的新架構，在具體的研究中，既需要運用形象性思維對直觀形象和表象進行解剖，又需要憑借紮實的史學根基，結合主觀的認識和情感進行審美判斷和科學判斷。對藝術品類的“形象”的研究尤其如此。從表層看，《清明上河圖》展示的是市坊制打破後一個大都市社會生活的典型場景，但研究者選取宋、明、清三個版本進行深入對比，揭開了各版本所蘊含的不同的“曆史密碼”。
說到這裡，我對學者所謂“形象”實即“圖”和圖的延伸之說略有所悟。“圖像證史”說便将地圖包含在“圖”的範疇内。因為，地圖不僅具地理屬性，也是對曆史的一種特殊表達。德國人塞巴斯蒂安•明斯特爾身處地理大發現時代，然而，他并未像當代活躍人士那樣去冒險和旅行，而是隐退到書房中收集各種資料，窮盡20多年的心血，編成一部描述未知世界的6卷本《世界志》。該巨著最後定稿含660頁文字，24張他在自己的托勒密版本中已經出版過的跨頁地圖，還有近500張内頁插圖（插圖最多達900張）。
顯然，14世紀前編成、15世紀初被航海家證明并不實用的舊圖的“形象”，加上各地城市景觀、怪物奇獸，食人族、國王與顯貴的木刻插圖，誘發了他身臨世界各地的靈感，奇迹般地使他成為“一個不出門而發現世界的人”，從而為16、17世紀的中歐人提供了“一幅十六世紀世界的精準圖像”。《世界志》500年前暢銷歐洲，今天更是圖書史上“一塊璀璨迷人的瑰寶”。可見，“圖”以其鮮明的可視性和文化承載性，不僅可激發學者“史”與現實融通的靈感，亦可為曆史編纂學提供一種絕佳的表達手段。
（作者單位：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