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北京，驕陽似火，卻敵不過前來北大參加“世界史研究生精品課程班”的同學的熱情。“第四屆中國世界史研究生精品課程班”經北京大學研究生院批準并資助，由北京大學曆史系承辦，于2012年7月2日-15日在北京大學召開。本次精品課程班的主題是“天人道器之間：歐洲現代文明的演進”，其目的是為了适應世界史上升為一級學科的新形勢，滿足國家對歐洲近現代史教學和研究人才的需求。這次精品班的最大特色是打破了師生單位所有制，邀集國内著名學者給全國研究生授課。其師資力量除依托北大自身和北京地區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力量外，還廣邀國内相關高校的著名學者，講授和研究歐洲近代史方面重大問題，實現全國優質教育和研究資源共享。筆者有幸作為正式學員全程參與這場學術的盛宴，可以說是大開眼界，大快朵頤，因而願将兩周之學習體會寫成短文，與諸位共享。
開學典禮于7月2日8時舉行，王新生教授主持典禮，高毅系主任緻辭。高毅教授熱情滿懷地歡迎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在炎炎夏日趕來北大學習，并表示大家的勤奮努力必然會有豐厚的回報。他回顧了以往幾屆世界史精品班的開展情況，由于各種原因，精品班于2005年停辦。但随着對于世界史的需求越來越強，世界史精品班的開設有了更為強勁的動力，因此本班又從2011年恢複。去年的主題是歐洲古代和中世紀史，今年則是歐洲近現代史。高教授指出，雖然相較古代史而言，現代史的學術味、神秘性和趣味性都要弱一些，但是近現代史與現實生活關系密切，現代進程直接由此發展而來，因此更為重要。希望同學們能堅持學習，為将來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和教學作出貢獻。最後由教師代表朱孝遠教授發言。他向同學們傳達了非常簡單而良好的祝願，即希望在座的同學們都能“吃好飯，睡好覺，讀好書，交好友”，可謂言簡而義豐，實在是前輩學者對于後學的殷殷期望。
在短暫而莊重的開學典禮結束後，第一場講座于8：30如期舉行。第一場講座由朱孝遠教授主講。因為朱老師的主要研究方向為世界中世紀史和德國宗教改革，由他來主持第一場講座恰好與上一屆精品班的主題之間起承轉合。朱老師講座的題目是“文化興國：歐洲由衰及興的轉折點”，主要内容是文藝複興。朱老師以“文化是什麼”為開場白，他娓娓講來，帶領同學們走近歐洲文化的重要分水嶺——文藝複興。本次講座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歐洲危機和人文主義者的發現”，第二部分是“知識就是力量：人文主義者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通過深入淺出的分析，朱老師指出歐洲的危機是結構性的危機，乃是由人的問題和制度的問題造成的，而人文主義者的使命就是通過對神學意識形态控制下的知識體系的批評，來實現文化的整合，并建立起高效務實的近代科學知識體系，由此實現歐洲向近代社會的過度。
下午由北京師範大學的梅雪芹教授主講。她演講的題目為“頌揚自由和保護環境——英國史學大師屈威廉的曆史著述和環保實踐”。屈威廉以《英國史》著稱于世，但是在中國史學界一直處于邊緣地位。梅老師深入發掘屈氏在曆史著作中對自由的頌揚，回顧其身體力行的環保實踐，為我們勾勒出屈威廉不為人熟知的另一面。并且在講述中，梅老師巧妙地将頌揚自由和保護環境兩個看似迥然不同的維度相關聯起來，給人耳目一新，别開生面之感。最後，梅老師以“三個有利于”來總結現代研究屈威廉的意義，即有利于更全面地思考如何認識歐洲文明的演進及其後果，有利于更具體地把握如何拓展對歐洲文明的研究，有利于更切合實際地考慮如何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
7月3日上午的講座是錢乘旦教授。前不久剛在南大聆聽錢老師的講座，當時座無虛席的場面仍記憶猶新，今日再次聽講，倍感親切。錢老師所講的題目是“西歐國家形态的曆史演變：從封建到現代”，雖然大體内容與那日在南大講座時相仿佛，但溫故而知新，還是有不少收獲。錢老師不但講課風格激情洋溢，恣意汪洋，而且他也在内容上推陳出新，對傳統的史觀提出質疑，然後進行詳細的闡述，真正是有破有立，猶如當頭棒喝，讓人振聾發聩，收獲良多。錢老師以nation、 state和country三個詞的區分為切入點，并以此為線索貫穿始終，層層分析不同時期西歐的國家形态。錢老師将西歐向現代的演變分解為三步，第一步在于權力的回收，第二步是專制主義國家的形成，第三步為寡頭統治還是大衆民主。他認為西歐所有的國家都經過相同的曆史階段，但是不同時期的發展進度決定了該國未來的發展走向。錢老師深刻地指出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标準，最重要的是民族共同體的福祉，民主與否并不是決定因素。并且他還告誡我們學曆史之人切記空搬概念，而因多關注事實。事實上，以英國為例，它是先有工業革命再有民主制度的，而世界上那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都是很晚近才成型的。
下午的講座是朱孝遠老師的“宗教改革與德國近代化道路”。但是朱老師并沒有局限于題目的限制，他更多地是以研究這段曆史的幾位曆史學家為例，來傳授我們曆史研究與曆史寫作的方法。他在講座開始時就開門見山地提出了研究的四個原則與13個步驟。筆者暑假裡認真閱讀了朱老師寫的《如何學習研究世界史》，這一講的内容大緻源出于此。不過聽作者當面講解，其中畫龍點睛之處亦可心領神會，對照此書，則若合符節之處有更好的理解。
7月4日上午仍然是錢乘旦教授給我們講課，題目是論辛亥革命的世界曆史地位。正如錢老師所言，這個題目乍一看似乎不像是世界史的研究課題，但是其妙處即在于辛亥革命隻不過是一個參照系而并非是論述的主要客體，所謂意在言外，大抵如此。錢老師指出，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後，世界各地都陸續爆發革命，如伊朗、奧斯曼-土耳其、帝俄、墨西哥、印度和埃及等，巧合的是它們大都處于幾乎相同的維度。這些國家為何革命，幹什麼，需要什麼？這正是本次講座的主旨所在。錢老師逐一分析後認為，這些革命的目的是救亡圖存，但當下政府無法完成，所以人民認為要推翻現有統治，以實現這種目的，辛亥革命是世界潮流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講座的後半段，錢老師又給我們展示了三張地圖——1763年西方殖民擴張圖、1820年的英帝國圖和1914年的西方擴張圖。通過這三張圖，我們看到西方的殖民擴張道路的大緻過程。在一戰前世界幾乎被瓜分一空，但出現劇烈反彈，而且反彈的核心地區恰恰是所有受到威脅的古老文明的核心區。而現代世界，正在強勁發展中的國家都是百年前抵抗運動的延續，這些國家都在向西方學習，其任務是實現現代化，擺脫西方的控制，世界正在向多極化、多元化發展。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錢老師在此提出文明的回歸，辛亥革命正是這橫向、縱向兩條線的重要一環。錢老師的這些思考早已寫成論文發表，但是聽其講座仍有不同的感受，他理路清晰、分析入微，讓人既感且佩。
7月5日與7月6日上午是武漢大學的李工真教授講座。他将“德國曆史上的反猶主義”分解成上下兩講，故此一并回顧。李工真老師的講座算得上是本次精品班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回憶。李老師不愧是世界史領域的名嘴，他風趣幽默又帶着濃重武漢口音的講座，總是讓在場的同學們忍俊不禁，歡聲笑語洋溢在整個課堂。李老師的講座共分為八個部分，分别為猶太人問題的來源、德意志猶太人的“解放”德國的中等階級的反猶主義、德意志右翼保守知識界的反猶主義、作為“前納粹主義的反猶主義”、魏瑪共和國時代的反猶運動、納粹德國的反猶步驟和關于猶太人問題的總結。綜觀整個講座思路，結構完整、邏輯清晰且内容詳實，從背景、原因、過程和結果等各個層面為我們展現了德國的反猶主義，滴水不漏。而且李老師有留學德國的經曆，他經常拿他在德國的所見所聞為例來解釋有關問題，顯得十分生動可信。比如德國的中等階級的反猶，就是由于兩戶人家在經濟大蕭條前後，在家庭狀況的對比中，德國家庭的心态失衡引起的。
7月5日下午講座的主講人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張建華教授。他的題目是“從概念到群體：俄國（蘇聯）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與政治表達”，副标題為“一個帝國二個時代，一群知識分子的兩場際遇”。本場講座就内容而言可能是最為充實的一場。雖然方向為俄國史，但是從方法論上對我有不少啟迪。張老師花了一半的時間給我們講授關于思想史寫法和俄國思想史讀法的感想。他認為“想象”對于思想史而言尤為重要，好的想象勝過不真實的史料。俄羅斯文化的特點是文學中心主義，思想的特點是曆史解釋主義，因此就造成了俄羅斯的作家與史家經常身份互換，俄羅斯的思想被看成曆史态的東西。随後他又從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入手，從搞清知識的譜系和知識與權力關系的解析，到昆廷•斯金納和海登•懷特等人提出的“文化語言學的轉向”，再到巴赫金在其曆史詩學的對話理論中提出的對話具有未完成性、文本開放性的特點。他向我們展示了文學語言學轉向的浪潮，認為要理解話語的意義不僅要沿着話語之間的關系軸，而且應當放到話語産生的社會語境中，并強調“複調”的重要性。這種後現代的史學理論，認為“曆史學更接近文學作品而不是科學”，這點我雖然不能苟同，但是畢竟不能否認其對現代史學構成的巨大沖擊。現代史學隻有處理好這些新理論造成的威脅，才有可能不斷地完善自身。在具體闡述俄國知識分子的機遇時，張老師以“靈魂-命運-苦難”為關鍵詞，解釋了俄國文化中知識分子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概念，茲不贅述。
劉祖熙老教授于7月6日下午的講座，是令人最為感動的一場。張雄教授到場主持，正如他所說的，劉老師在耄耋之年仍堅持來給青年學子講課，體現了兩點，首先是劉老師老當益壯，第二也表明了東歐史研究領域後繼無人，令人擔憂。劉老師是我國東歐史、俄國史方面造詣極高的老前輩，通英語、俄語、波蘭語。他在教室中見到座無虛席的年輕一代時，顯得頗為欣喜，在黑闆上寫下“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一聯鼓勵大家刻苦為學，将來必有所成就。他雖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在學問方面也保持了一位優秀學者始終如一的嚴謹作風。他一開課就嚴厲批評了北大某教授所寫的《東歐史》，指出其濫用二手、三手資料并且錯誤百出的問題，事實上也是對我們的警醒。劉老師是浙江台州人，講課時帶有不易懂的南方口音，但是大家仍認真聽講，勤做筆記，一方面是對老前輩的尊重，另一方面也确實為其廣博的知識所吸引。劉老師以“東歐”的定義為切入點，運用文化類型學的方法來分析東歐。他指出沒有所謂的斯拉夫文明，地理位置的東邊是斯拉夫-東正教文明，西邊則是拉丁-天主教文明，還有一些斯拉夫人建立的國家皈依了伊斯蘭教，不可一概而論。其區别在于宗教權力與世俗政權之間的關系不同。在東歐，沖突大于融合，有些融合也是強制性的。随後又以波蘭、塞爾維亞為例來解讀這種沖突。總之，劉老師的講座始終圍繞着“多元文明沖突下的東歐”這個主題，形散而神不散。劉老師以八十高齡仍勤學不辍，令我等羞愧汗顔，自當加倍努力！
周末兩天隻安排了7月7日下午羅紅波教授的講座。羅老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意大利史的專家。意大利史在世界史的研究領域中也屬于相對冷僻的方向，但其實意大利史是大有可為的一畝三分地。遠可推至古羅馬，中有文藝複興，近有意大利的統一、一戰、二戰等，其脈絡貫穿，清晰可辨，若有學者肯在此下工夫，其成果之豐碩可以想見。講座以意大利著名史學家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開始。與之前朱孝遠老師的講座有些相似，羅老師從“文明”、“歐洲文明”、“歐洲文明的擴張”等概念入手，來展開她講座的題目——“西歐文明擴張中的意大利”。顯然，羅老師對陳樂民先生推崇有加，在每一個概念的闡釋中都引用了陳先生的話，并重點推薦了陳樂民與周弘合著的《歐洲文明擴張史》一書。随後，羅老師又逐一分析了歐洲文明擴張的三路大軍，其一是羅馬法的影響，其二是基督教的影響，其三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萌芽形成與文藝複興運動的影響。羅老師講座時間不長，她将更多的時間留給了與同學們的互動。在提問環節，有兩條讓我印象深刻。第一，意大利較早出現了歐洲統一的思想，在歐盟的形成過程中，是意大利選擇了歐洲。這改變了我對意大利的慣性認識。第二，關于現實的歐債危機，羅老師認為歐洲的問題不在于債務危機，而是長期經濟發展緩慢。她對比了北歐和南歐，指出北歐改革成功，工時、工種都靈活化，環境治理與經濟關系做得較好，南歐産業結構與中國、巴西等接近，産業内貿易比不上新興國家，中小企業數量較大，但大型的跨國公司少，制約了經濟發展。最後，羅老師表示，如果同學們在意大利研究方面有何問題，都可以向她咨詢，她願意竭力相助。
7月9日隻安排了一場講座，由浙江大學沈堅教授主講。沈老師是我本科時就熟識的老師，他鄉遇故知，倍感親切。沈老師這次來北大有兩場講座，今天的題目是 “法國近代世俗化與天主教嬗變”。沈老師以一對矛盾的常識為引言，即一方面法國是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國家，另一方面是世俗化走得最遠的國家，世俗化被列入憲法，正是這對矛盾值得深究。具體内容分為三個部分，一、世俗化和法國個案的理論意義，二、法國大革命與天主教的命運，三、天主教會的重建。可見，沈老師的研究思路是從理論到個案研究，再通過個案研究來豐富和修正理論。世俗化是現代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英語表達為secularization，但是在法語中不是對應的用sécularisation（指宗教的社會影響相對和逐步減小的過程），而是以laïcisation（指世俗政權在反教會力量的支持下，削弱甚至趕走宗教影響的過程）來表達，這就體現出法國世俗化的特殊之處。法國在大革命後世俗化的進程加快，但是仍然不可能擺脫天主教在文化上的影響。此外，沈老師在分析大革命前夕天主教徒的數量時，運用了計量史學的方法，但他警惕地告誡同學們統計的方法隻能定量而不能定性，必須要注意這一點。
7月10日的講座安排可以稱作法國史的盛宴，上午由沈堅教授講座“法國象征物與國民情感”，下午由高毅教授講座“法國式革命的三大特征及其緣起”。沈老師今天講座的題目屬于新文化史寫作的範疇，具體來說則是在法國方興未艾且極為流行的表象史的研究方法，即運用自然物體來表現某些精神上的東西。沈老師以三色旗與高盧雄雞為表征物，通過對其曆史演變的解讀來分析法國的國家象征與民族認同。這篇文章我剛好一個月前讀過，因此得以更好地體認。而且本學期沈漢教授邀請Alan Forrest教授以及陳曉律教授邀請Harry Dickinson教授來南大講座時，他們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表征史的方法，讓我有了極好的參照系。此外，我還就我本科畢業論文做身份認同問題時遇到的疑惑求教于沈老師。他表示多重認同的情況是必然的，但是需要抓住一個主要的來研究，并且最好通過一些實在物的分析為依歸，由此衍生反映我所要研究的身份認同，這樣才能有紮實的史料依據，否則淩空蹈虛，效果不佳。事實上，這種表象史的研究方法在這裡是大有可為的。一番談話，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
高毅教授的講座我一直很期待，本科時就聞名已久，還拜讀過他寫的《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欽佩不已。高毅老師的講座也很有特色，他圍繞着法國大革命的幾個開放式問題向同學們發問，在讨論過程中發表他自己的觀點。高毅老師将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史學家，分為傳統派與修正派，這兩派的區别在于如何解釋民衆動員隻在法國有，英美沒有，其核心在于如何解釋法國大革命恐怖的原因。傳統派認為是由一種特殊的内憂外患的政治形勢造成的，修正派認為正是由啟蒙運動的思想導緻的，即盧梭的“人民主權不可分割的理論”。這實質上就是環境論和意識形态論的分歧。而高老師顯然屬于傳統派，他将法國大革命的特點歸納為民主性、恐怖性和高效性。因此他在解釋為何法國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更困難時，也是以環境論的方法來解釋其複雜性的。以雅各賓派為首的革命者明确意識到了其面臨任務的艱巨性，所以才導緻他們采取暴力恐怖的手段。
7月11日上午的講座是複旦大學李宏圖教授的“歐洲近代思想家對‘公民社會’的理解”。“公民社會”是與政治、國家權力相對立的一個組織機構，美國政治學家将其特征歸納為四點。針對美國政治學家的邏輯演繹，李老師希望能還原該曆史概念的曆史背景，在具體的語境下進行解讀。李老師所分析的歐洲近代思想家包括洛克、亞當•斯密、弗格森、邦雅曼•貢斯當和托克維爾等，他旁征博引，舉一反三，激情洋溢又不失思路清晰，令在場的同學們聽得如癡如醉。他着重探讨了“公民社會”與“文明社會”、“市民社會”的關系。“公民社會”首先必然是“文明社會”，人民通過市場的因素更為有機地聯結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内，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利己和利他，并且自主地反對集權國家的控制。李老師在理論分析的同時，又不忘聯系當代中國的實際。他認為中國在構建公民社會的道路上進展緩慢，面臨諸多危險。中國引入外國的經驗時也往往斷章取義，比如在建立市場經濟時忘記了亞當•斯密提出的讓市場發揮作用的三個前提條件，而把《國富論》演繹成了霍布斯的叢林法則。在問答環節，我就“公民社會”的第二個特征——“強調自我的組織和個人的責任以針對福利喂養型國家”——發問。現代歐洲福利國家的人民更多地是對社會福利安之若素，甚至當自身福利條件受損時極力反對，這豈不是自相矛盾。李老師也給出了精彩的解答，他認為情況确實如此，但是歐洲的發達國家也并沒有完全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會”，現代歐洲國家是在社會維度下而不是政治的維度下重建“公民社會”。這反過來讓我對“公民社會”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11日下午高岱老師的講座與之前定下的題目不同，他坦言曾在“殖民主義”和“政治體制與近代英國發展”的題目間猶豫不決，最後決定為後者。高老師是本次精品班的重要發起人和組織者，可謂勞苦功高。他的講座以“英倫三島”一詞為導引，繼而闡述現代化與曆史唯物主義的異同。相同之處在于，其都認為曆史是不斷進步的，相異之處在于，現代化認為曆史分期可以不以暴力事件為标志。他認為英國政治體制的形成和發展，是與王權和貴族的鬥争密切相關的。因此，本場講座基本上可以認為是英國通史的複習，高老師為我們梳理了英國政治更疊的脈絡，有溫故而知新的收獲。此外，高老師還提醒同學們要踏實為學，不要總是期望成為學術明星，要警惕媒體。
7月12日是令人激動的一天，因為我們的導師、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陳曉律教授來到北大給同學們講座。雖然在南大時常能聆聽導師教誨，但是今天陳老師給同學們準備的卻是全新的題目——“現代英國民族國家的出現及其對歐洲的影響”。陳老師先是從整體的世界曆史格局出發，指出世界曆史并不是所有國家的曆史拼湊而成，每一個國家都希望世界曆史按照本國的設計來發展，但每一個登上領導舞台的國家都要有自己的絕活。陳老師曆數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的優勢條件，順着這個趨勢，自然引入到下一個崛起的國家——英國。陳老師指出了英國的優勢在于其創新能力——議會制度與工業革命，而更為重要的恐怕是英國建立起了第一個民族國家。他追溯英國曆史的源頭，從日耳曼人登陸大不列颠島到中世紀英國的民族意識的萌芽。在16世紀時，民族主義意識已經在英國出現。新的社會階層将自己的利益看成是國家的利益，這才導緻了17世紀的英國革命。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一個社會結構的支持，需要一個有執行力的、穩定高效的政府和國王。而1688年光榮革命後，因為英國卷入到與路易十四長達二十多年的戰争中，使得英國政府的權力反而得到巨大的擴張。這不僅解釋了英國革命的内在原因，而且解釋了為何光榮革命後英國政治軌迹反而走向寡頭統治。更為深刻的是，陳老師認為所謂的民族意識并不是一個客觀産物，而是本國知識分子選擇的結果，并且讓人們相信自己就是如此。英國的民族主義缺少極端的排外性，英國人的種族觀念較為淡薄，不是種族趨同而是曆史的選擇，價值觀念的趨同。這種以權利為紐帶凝聚起的共同體比任何通過強權凝聚起的共同體更為牢靠。這些思想可以說是慧眼獨具，别開生面。
7月12日下午李宏圖教授的講座，剛好與我最近的閱讀相關聯。他的題目是“約翰•密爾論自由”。我來北京之前，正在閱讀密爾的《論自由》，同時讀過了李老師所寫的《密爾<論自由>精讀》。在講座中，李老師并沒有照本宣科，他将密爾的《論自由》與《人權宣言》的再解讀相參照。“自由”指的是不受強制地享受公民的權利，自由在英語中有freedom和liberty兩種表達。我曾就此問題請教過美國學者Dan Smith教授，他認為這隻是來源于德語和法語的兩個意義相近的詞，在英語中經常可以混用。但是李老師并沒有含糊其詞地這樣解釋，他認為freedom是哲學層面的自由意志，而liberty則是指向政治、法律意義。并且他認為自由、權利、理性、能力是一組概念，不能割裂開來看。他還指出自由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是自然自由，第二層是社會自由，即被法律、規則再分配後的自由，人作為社會中的個體所具有應該是社會自由。正如盧梭所說的那樣：“我們失去的是自然狀态下的自由，獲得的是社會狀态下的自由。”但是這一點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導緻自由經常被誤用、濫用。李老師進一步警醒大家，在民主社會要防範的是同質化社會權力對自由的侵害，他要我們牢記《人權宣言》中的一句話“無視、遺忘和蔑視人權是公衆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在密爾的《論自由》中，權利之間的邊界是不能傷害他人，李老師又就何為“傷害”為話題與同學們互動。在激烈的讨論發言中，雖然沒有最終結果，但是引發了同學們的深入思考。
7月13日上午是清華大學劉北成教授的講座。劉北成老師被公認為翻譯和研究福柯作品的專家，他成名已久，但仍然十分的謙和平易，沒有一點架子。他坦言，當年是因為何炳棣先生認為他做不了大學問，倒不如做些翻譯引介工作會更有貢獻，因此他才開始翻譯福柯的作品。福柯思想的實質就是後現代主義的曆史觀對主流的現代化理論的沖擊。劉老師将福柯對近現代西方社會曆史的總結和反思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知識考古學。知識考古學不是一門學科，而是對有關人的科學的 “話語分析”。劉老師分析了福柯的《古典時代瘋癫史》和《詞與物》。前者表達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困境，而後者作為認識論史的讀物意在批判人類學主體主義。第二階段是譜系學。譜系學認為事物不存在超時空的本質，也不可能有起源的本體，恰恰是偶然事件，各種分裂與沖突，種種颠倒與錯誤導緻延續至今并對我們有重要意義的事件的誕生。劉老師以《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為例，解釋微觀權力的理論，并揭示出規訓與懲罰無處不在，随着技術手段的進步更加規範化，甚至本身也成為了制造知識的手段。福柯等人的後現代主義成為各種批判思潮的彙聚焦點，雖然離經叛道，但是學術研究需要有不同的聲音。
13日下午陳曉律教授的講座是一個開放性的題目——“英國衰落的标準以及美國是否衰落的問題”。陳老師首先引用高岱老師的一篇論文，認為每個時代有不同的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标，不應該以經濟總量簡單地來比較經濟發展狀況。但是有一點不可否認，英國在歐洲國家中的經濟地位相對下降，不僅是經濟的量化指标方面，而且在引領潮流、自主創新方面也被美、德超越。針對馬丁•維納在《工業發展與英國的衰落》中提出的英國的文化衰落導緻了英國衰落的觀點，陳老師毫不客氣地認為這種把經濟的表現歸于文化因素的做法隻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态度。但無論英國的衰落是否與英國工業精神的喪失有關，有一點是學者們的共識，即英國的衰落的最主要标準是喪失了“老大”的位置。陳老師認為國内支持不夠，精英們遲鈍、自戀的反應導緻了英國老大地位的喪失。英國人曾經希望通過将海外殖民地聚在一起的方式來挽救英國，但是經濟不能支持殖民地的人們都獲得與英國人同樣的地位、福利，英國不能同第三世界揉為一體。這并不是英國想抛棄寬容精神，而是事實無奈。陳老師的分析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為我們揭示出英國衰落的标準與原因。參照此二者，那麼美國是否也正在走向衰落呢？陳老師認為應該不會，他從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優越的客觀條件和精英的危機意識三個方面來解釋。本次講座，陳老師為同學們留下了充裕的提問、交流時間。我認為臨場應變才是最考驗學者功力的地方。陳老師表現得從容不迫、揮灑自如，以至于有同學提問要如何才能做到像老師這樣的學者風度，實為佳話。陳老師一直以來就是一位關心民族命運，關注現實局勢的學者，他的回答中也處處透露出憂國憂民的情懷。這種關懷現世的态度恐怕才是曆史學家所應必備的。陳老師在回答一位同學的提問——中國現在最大的危機是什麼——時，指出中國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如何讓13億人都吃飽飯的問題，如果這一問題都未能解決，其他一切所謂危機都是空談，其悲天憫人情懷令人動容。甚至這一解答當天就在新浪微博上廣為流傳開來。
7月14日是系列講座的最後一天。上午由清華大學的彭剛教授講授“常識視野下的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這也延續了劉北成老師的話題。彭老師的講座雖然中規中矩，但是對我而言卻是影響最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這種系統的對後現代史學理論的闡釋讓我對其有了真正的了解。第一部分是對幾個基本概念——“曆史”、 “曆史事實”和“曆史解釋”的讨論。這些概念本身就對史學的科學性提出了挑戰。第二部分是曆史文化的考察。在這裡，彭老師提出曆史學家個體的因素無可避免地進入到曆史理解和曆史文本之中。曆史學中的争議不會發生在事實層面，而在于什麼樣的事實才是重要的事實，什麼樣的事實才能建立某種聯系。通過對懷特和貝甯等人的對比，彭老師指出曆史學永遠不是一門科學，有時是藝術，但總會是技藝。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是否會從根本上否定曆史學呢？彭老師認為不會，後現代主義史學提供了對曆史學實踐的反思，而不會抛棄史學的家法。而且任何理論的思考都需要堅持邏輯的一緻性，而不是考慮其後果。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出現既有原因也有必要，但不必恐慌。史學實踐需要更充分的理論自覺，而史學理論必須關注和解釋史學現象。在課後，我又以郵件的方式向彭老師求教，他很快就耐心的回複了我的問題，深以為謝。
最後一場講座是許平老師。她講座的題目是“從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其内容分為起源與演進、與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分歧、民主社會主義的确立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複興四個部分。我最感興趣的是第一部分，這可能是出于一個曆史學研究生的天然興趣。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同根同源，是對工業化的一種反應。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二者是革命與改良的途徑問題。20世紀中葉，冷戰時期二者完成了對價值的認同，既針對資本主義也針對蘇聯的共産主義模式。冷戰結束後，民主社會主義抛棄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完成了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化，社會主義終結了，隻剩下民主。這對于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也不無警醒，民主制度需要不斷完善，但不能從根本上放棄社會主義。
為期兩周的學習，雖然行程安排得頗為緊張，但是收獲之豐碩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聆聽教授們的精彩講座、學習為學為人之外，還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史學愛好者。在北大期間，北大曆史系還為我們辦了臨時的借書卡，系圖書館全體開放，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尤其是系圖書館，不但藏書宏富，而且編目齊整，管理科學，十分值得南大曆史系學習借鑒。此外，講座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們也積極發言，大膽提問，這也是我們應該學習、改進的地方。（盛仁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