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作者簡介：
何平，1958年生，江蘇東台人。1978年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南開大學博士。曾為農民、學生、軍人、大學教授、公司CEO。人生感悟：經曆即财富。
大學路遙遙
何平
一、去南大 學挖墓
十九歲之前真的沒想過上大學的事，準确的說，大學與我沒有一毛錢關系。二十歲這一年秋天，我左手提着一個塑料味刺鼻的人造革行李包，右手拎着一個裝着熱水瓶、搪瓷盆等雜物的網兜，站在巍峨的bevictor伟德官网校門口，有一種從史前穿越過來的恍惚，頭暈得厲害。一位穿着極不合身的黑粗布棉褲襖、系着一條布腰帶的西北漢子在人群中穿梭，讓人即刻想起延安窯洞。但這位漢子滿臉油汗的紅臉膛上卻寫滿了舍我其誰的自信。沒人在意你從哪兒來，隻在意你往哪兒去，77、78級的大學生就這個樣子。
bevictor伟德官网1978級的入學通知到得出奇的遲。7月22号考完試，在家大睡三天，然後惡看小說，再然後接到成績單：416分（滿分500分）。第一志願報的bevictor伟德官网。因為上大學是要命的事，我過去幹重活得過肝腫大，特怕體檢給刷下來，所以就這麼耗在家裡“坐月子”，耗了兩三個月愣沒動靜，随着其他院校的通知書接踵而至，我的自信心開始動搖。鄉親們也有了議論：“這位大學生弄不好還得跟我們一起鑽田墒口（種地）呢。”我也繃不住勁了，抄起扁擔出工去。大學的海市蜃樓瞬間變得得無影無蹤，我還是個莊稼漢。
那天的農活是挑山芋藤，死沉，跟我的心情一樣。幹到下午三點鐘左右，看見我妹妹舉着一個信封狂奔而來，嗓子喊到嘶啞：“來了！來了！來了！！”我心裡一顫，流下兩行熱淚，下意識地捏住扁擔一頭，飛速旋轉，松手！扁擔如離弦之箭，嗖的一聲飛出去了。這個輕薄之舉我後來一直羞于提起，實在是小人得志。農人的扁擔武人的槍，這根扁擔從一條硬桑木挑到活絲兩頭翹，從十七歲開始跟了我三年，挑過十條河，滲透了我的汗我的血，通體泛紅，幾乎成了我肢體的一部分。上大學後，我做過幾次斷臂自殘的夢，血糊糊的斷臂總是被我抛棄了的那根暗紅色的桑木扁擔。
拿到通知，我才知道我被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考古專業錄取了，鄉親們問考古是弄什麼的？我也說不清。有個哥們說，新聞紀錄片裡看過，就是挖墓。另一個哥們說，這還用學？前些年扒地主富農祖墳，哪個學過考古？的确，我爺爺奶奶的墳就給扒了，近年來我很怕陪我九十多歲的老父親回老家掃墓，因為他每次都為找不到他爹媽的墳頭而傷心，不得已隻好在他大哥墳前多燒一份紙錢，拜托他大哥給我爺爺奶奶捎去。我說，您别給爺爺太多錢，多了他在那邊也舍不得花，攢下來還是買地，地多了還得再被扒一次墳。
我後來對考古的拒斥與此有關，它總能讓我想起文革中鄉下挖墓的陰郁---一大群青壯的造反派談笑風生地挖開一座座富農家的祖墳，空氣裡彌漫着陳年的屍臭。棺蓋開啟，裡面躺着一兩具青黑的骷髅。當我學會用“目光如炬”這個詞的時候，總能想起哪些骷髅兩個深邃的眼洞，以及眼洞裡依稀湧出的幹澀的老淚，這些淚水是為他們被無端抛骨荒野而流的吧？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久已升仙的農民以其死後的屋宇為大革命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浸透他們屍液的棺木被生産隊用來制作成最高指示的語錄牌、每家每戶供奉“雄文四卷”的“寶書台”，以至生産隊的磨盤、豬食槽等等，無不鮮活體現着鄉土中國“古為今用”的首創精神。
魯迅先生說過，中國一向少有敢于撫哭叛徒（造反者）的吊客。文革中至少在我們大隊從未有地主富農子弟敢于收攏掩埋其先人的骸骨，何況其先人不過是些老實巴交、節儉、悭吝但不無善舉的農人，這在數千年來強調“百善孝為先”的中國傳統中何其吊詭！古人講“移孝作忠”，迂腐之極，何必移來移去？直接“三忠于四無限”就是了。
二、另 類
意識到我屬于“剝削階級子女”是在1967年鄉下“破四舊”的時候。當時我們村小四年級學生每人發一個顔色不正的“紅小兵”袖章，跟着大人們去抄家，雖然腳闆走得生疼，但革命熱情特别高漲。看着帶着紅衛兵袖章的大人們粗聲大氣地破門而入，摔碎富農家的壇壇罐罐，拿走銅臉盆、銅腳爐、銅香爐、錫尿壺，敲下門上的銅把手，從馬桶裡、棉絮裡、甚至女人褲裆裡搜尋金銀細軟……所到之處，都是富農女人撕心裂肺的哭鬧聲，但我并不為此難過，總是想起剛剛背得的毛主席語錄：“人民大衆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每抄完一家，就給主人戴上一頂紙糊的高帽，讓他們跟着大隊伍遊街，最後到大隊部集中批鬥。走着走着，離大隊部越來越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怎麼走到我家來了？我家也是富農？！頃刻之間，我家裡被翻了個底朝天，摔的摔了，拿的拿了，我躲在大人背後，無法面對我外公外婆那種待宰羔羊般的眼神！随後外公也被帶到到大隊部，站在土台上接受批鬥，幸運的是，他是衆多高帽中唯一的光頭!我在人群中為外公捏一把汗。這時台下有人大呼：“還有一個沒戴高帽！”我眼前一黑。這時大隊書記跳上土台，拿起鐵皮喇叭吼道：“日你媽的！澄爹（外公名瑞澄）是富農不錯，但他兒子是革命幹部。不戴！”好在我大舅是黨員，縣文教局副局長，平日裡對家鄉人多所關照，外公得以“免冠”。否則，對于這位讀過《四書》、自命清高、死要面子的老頭而言，當衆受辱可能是對他生命的最後一擊。
接着又是一次更徹底的封門抄家。我們全家被趕到面積八平米的廚房棚裡，圍繞土竈打了一圈地鋪。我妹妹才四歲，哪裡懂得革命封條的神聖性，徑直推開大屋的門找零食吃。這下大禍臨頭！造反派逼着我母親交出偷偷轉移的“四舊”物品，家徒四壁，何來四舊！母親遷怒于妹妹的闖禍，将妹妹責打一頓，然後三代人抱頭痛哭。
這是我這個九歲的鄉村少年最早接受到的關于階級、出身、革命的啟蒙。
在這以後，開學報名成了最大的煎熬——講台周圍嗡上一圈同學，老師逐一問：姓名？年齡？家庭成分？凡“好成分”的同學都昂聲答曰“貧農！”，“下中農！”隻有我們少數幾個“壞成分”的同學會用蚊子般的聲音回答：“富農”。老師皺皺眉，喝道：“沒吃飯啊？大點聲！”“富農！”一陣爆笑。此刻我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因為我父親在中學工作，我試圖悄悄将家庭成分改成“職工”，這個大膽的計劃被一位火眼金睛的老師戳破了，他盯着我問道：“你是農村戶口還是定量戶口（即城鎮戶口）？”“農村戶口。”“農村戶口的成分隻能随你媽，富農！你這是欺騙組織！”想脫離一下“階級隊伍”的僥幸就這樣被擊得粉碎，小小年紀就成了加蓋“驗訖”紫戳的肉。我至今感激一位善良的老師，開學報名時他從不問我們富農子弟的“家庭成分”，而是不聲不響地填上，真是如蒙大赦！這讓我們這些蜷曲于“平庸之惡”下的另類少年多少感知到一點人性的溫熱。
當然，階級隔不斷童心，貧下中農的孩子和富農的孩子還是一起厮混，一起追打哄鬧。但母親會時常提醒我們擺正位置，比如，不能說家裡還有多少糧食，新衣服要穿在舊衣服裡邊，玩得再熱也不要漏出貼身的毛線衣，别人罵你“臭富農”時千萬不許還手。其他都行，唯獨最後一條始終做不到，小時候我為這一賤民式的辱罵打了無數次惡架，該習慣一直堅持到這個共和國将所有農村人的“家庭成分”一律改成“農民”為止。
身份的另類生出另類的悲憫心。上初中時，大隊在我們學校操場開批鬥會，“五類分子”帶着高帽在最後一排列隊候鬥，點到名的由兩個民兵壯漢押上前台。我的一位遠房舅母，小腳，哪裡經得起“坐飛機”式的快速推搡，大呼“伢兒啊，人心都是肉長的呀！”不喊也罷，一喊壯漢推搡更快，老太太迎面仆地，爬起來，滿臉灰土，嘴裡吐出兩個帶血的門牙，現場不少人都背過臉不忍直視。大隊治保主任适時高呼：“打倒反動的資産階級人性論！”“剝削有罪，造反有理！”口号聲中，隻看到老太太靜音的嚎哭。我由此記住了“人心”和“人性”這兩個詞，頓悟出人面可以獸心，獸性常常優于人性。之後，我就主動成為我們生産隊“五類分子”每月“認罪彙報”的捉刀人，面對這些可憐巴巴、行将就木的“壞人”，我發揮出超乎我年齡閱曆的自侮自辱自輕自賤潛能，下筆千言，滿紙荒唐。所幸每次都讓他們順利過關！從他們每個月對我這個晚輩近乎谄媚的千恩萬謝中，我有一種絕望的成就感。
三、鄉 學
我從小學習優秀，一是由于實在沒有太多可學的，到小學4年級時，我已能将“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倒背如流，至今難忘。二是由于我外婆不時提醒：“伢兒，好好念書就能天天吃白米飯、白米粥。”我們老家東台縣（後改市）以北宋範仲淹修築的“範公堤”為界，分為堤東堤西，堤西水田，堤東旱田。我們堤東人自然是吃玉米等旱糧的命。我當然知道天天吃大米的重要性，所以在瘋玩之餘還偶爾記得學習這事。
與名牌大學相比，我一直更崇拜名牌中小學，因為我大學之前的母校從未超出村（大隊）辦校或幾個村聯辦校的水平。村小坐落于一個生産隊的曬場一角，一大間茅草房，用木闆擱在土坯上當學桌，闆凳學生自帶，因為高矮各異，課堂很像是參差不齊的五線譜。我的啟蒙老師王燦松先生是這所小學的創辦人，既是校長也是唯一的老師，一人教兩個年級（學名叫“複式教學”，百度上居然還能搜到！），因為同處一室，我上一年級時順便把二年級的課也聽了。後來又接了一間房，新來了一位老師，還是複式教學，學制增加到四年級。四年級之後隻能轉入另一完小讀五、六年級。轉校後我方勢單力薄，在與原校土著之間的戰鬥中屢屢敗北，由此視上學為畏途，翹課、野戰、玩撲克差不多成了主業，甚至荒唐到鋼筆玩丢了長達一學期都沒買，因為可用可不用。足以驕人的成績是，泡在池塘裡把水性操練得爐火純青。
人口高峰期使得農村辦學異常提速，之前的村小瞬間擴張為小學兼初中的“戴帽子”學校，德高望重的王老師榮任校長。辦學條件明顯改善，數學課居然有了三角尺、量角器、圓規之類的教具，讓我們倍感新奇。對我一生影響至巨的我的老舅（老家叫“細舅舅”）丁有正先生也成了該校的民辦教師。老舅比我大十歲，是東台中學1966屆高中畢業生，這是老三屆中最為悲催的一屆，正摩拳擦掌備考大學的時候，“文革”關上了高考的大門，老舅于是成了一名“回鄉知青”。在我眼裡，他高大俊朗，無所不知，樂觀豁達，亦師亦友。總之，我成了老舅的鐵粉，讀他讀過或提到過的書，學會查閱字典詞典，甚至連他的字體我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最為重要的是，他讓我懂得，無論所事何業，境遇順逆，讀書都應該是一種起碼的生活方式。
1971年林彪事件後，“文革”漸顯疲态，鄉下的高中入學居然要考試選拔，不過參考畢業生名額要大隊貧下中農代表讨論确定。受家母耳提面命，我平常對這些代表一直禮貌有加，應該問題不大。但仍然不敢掉以輕心，代表們開會那天，我們幾個成分不好的同學相約“鑿壁偷聽”，當我們為僥幸過關長舒一口氣時，其中一個地主（本大隊唯一的地主）出身的同學卻在低聲啜泣---他被卡下了。我永遠忘不了他的名字以及那張涕泗橫流的14歲男孩的臉。
我的高中母校“高元中學”早已從地圖上消失，其首任校長王震先生也于2019年駕鶴西去。但這個籍籍無名的鄉村中學卻稱得上東台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迹，1977年恢複高考後，該校數十名應、往屆畢業生考入北大、武大、南大、西南交大、南京農大、哈船工、西北輕工業學院等重點大學及本省各類大專院校，風頭一時無兩。
高元中學的師資有三個來源：一是文革中有各類“政治污點”且被邊緣化的本縣名校教師；二是師範類大專院校的畢業生；三是優秀的、有初中教學經驗的老三屆高中生（我老舅就是其中之一）。王校長當初是如何絞盡腦汁“招降納叛”，将一衆名師新秀彙集到這個窮鄉僻壤的，已成為未解之謎，但在文革的政治高壓和僵硬的人事制度之下其難度可想而知！所幸的是，這塊土地上苟延殘喘的儒教傳統餘溫尚在，鄉親們對教書先生抱持特别的敬意，這使得高元中學成為翻雲覆雨的大革命中難得的政治飛地，成為老師們教育理想的實驗場，也成了周圍十多個自然村（大隊）農家子弟的精神福地。在這裡，我們接受了極為正規的課堂教育，老師們廣博的知識輕易撐破了被階級鬥争話語弄得支離破碎的教材，大大激活了我們蟄伏的智力。
高中生源的擴大，尤其是城市生源（下放戶子女）的加入，使得校園的地下圖書流通量激增，大量“封、資、修”禁書（主要是小說）被帶入校園，從線裝話本小說，到文革前十七年小說，再到蘇俄小說，甚至包括《王子與貧兒》之類的歐美小說。同學間互通有無，大快朵頤！但手中有書，才不至于仰人唾餘，我記得我的交換資本是《水浒傳》和《三家巷》以及數十本文革前的連環畫，為了避免傳閱破損，一律用牛皮紙重新包裝過。由此可見，無論多麼貌似合理的政治偏見都封殺不了人們的求知欲和讀書欲。
兩年半的高中生活讓我實現了對農村宿命的一次短暫的遊離。首先，讀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書之後，似乎形成了一個朦朦胧胧的精神世界，面對這塊我們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野時，我居然有一種置身物外的感覺，這讓我自負而又不無内疚。其次，一場無因無果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一直纏繞着我，我總是忘不了入學第一天她的嫣然一笑，忘不了四目相對時她雲霞般的羞澀，忘不了她桃紅的确良襯衫上散發的淡淡的幽香。早讀課她慣于遲到，她的飄然而至簡直是對我格外的垂青和恩賜！隻要她在場，我就會從男同學的各種追打哄鬧中抽身而退，俨然紳士。我偷偷嘗試過用書信、日記以及跌跌爬爬的詩行來傾訴我對她的愛戀，但總恨紙短情長，辭不達意……
公元1974年6月，盡管學制延期了半年，高中生活仍然匆匆逝去，這一年我16歲。47年後，我仍能感受到畢業離校時那種心靈撕裂的痛。
命歸鄉野，必須面對黃土。
四、戴上轭頭
此時，“農業學大寨”如火如荼，農村正将散在的農戶聚集為沿河而居的筆直的“集體農莊”，一個天堂式的夢想在漫無邊際地發酵。我高中畢業後的第一個農活便是“擡屋”。所謂擡屋就是将散居民房的牆壁推倒，保留茅草屋頂（那時候隻有用作生産隊糧倉的地主老宅是瓦頂），再在房柱間穿插橫木，接頭處以麻束繃緊，使之渾然一體。然後由上百人擡着隻剩屋頂的房子穿過田野，慢慢移至“莊線”上的宅基地。其景象很像是蟻群頂着一個巨大的食物緩緩前行，也像一隻百足蜈蚣徐徐移步。我很樂意成為其中的一隻螞蟻或蜈蚣腿，因為我既能欣賞安土重遷的農舍如何成了活物，而我的身高又不足以擡舉負重，純屬起哄。另外，房屋起降時，主人都會每人各發一支紙煙，一者表達謝意，二者也怕招待輕慢，有人作妖，使力不均，扯裂房頂。這種劣質的招待煙（一般是“大鐵橋”牌或“經濟”牌，約1角錢一包）意外造就了我這個煙民。
光捋直了房子還不算完，領導又決定修一條與“農莊線”平行的灌溉渠，渠高出地表約4米，橫貫大隊東西，意在利用這條主幹渠的落差，形成水網，灌溉全境。誓師大會上，大隊支書叉着腰說：“日他媽的，同志們哪，西鄉人吃米你饞不饞？饞有鳥用！把這條幹渠修好了，我們全種水稻，吃米吃到發癡的日子在後頭！”紅旗招展，歌聲嘹亮，男女老少，肩扛擔擔，渠半月而成。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水利工程，雙肩磨爛，渾身關節無一處不酸痛。老娘看得心疼，但安慰的話卻令我絕望：“小牛總要戴轭頭的。”所謂“轭（東台話音格）頭”，即架在牛脖子上的硬木，下端系上繩索以牽引犁铧、碌碡之類。初生牛犢，自由慣了，第一次戴轭頭時總是跳浪反抗，拒不配合。老娘一語點醒夢中人：我就是一頭即将成年的牛，唯有耕地，才有草料。而且由于賤民身份，我這頭牛是萬萬修煉不成“牛魔王”的。
“知識青年”或“知青”本質不在于“知識”而在于其城市戶口，“傷痕”也好，“青春無悔”也罷，都隐含着城鄉二元結構中的城市本位意識。農村青年天生就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會撫摸它身上的溝壑和犁痕嗎？億萬斯年的厚土有過青春嗎？所以，我們既無“傷痕”可撫，亦無“青春”可悔。
在農村，一個人從小時候養豬養羊，到幫助大人打下手，再到成為正式勞力，就像植物的生長周期一樣自然而然。在我成為勞力的一年裡，我基本上掌握了除駕牛耕地碾場以外的十八般武藝，且從“婦女班”晉升到“男二班”（由中老年男性和半大小夥子組成）。同時，我的身體發育像作物拔節一樣迅猛異常，皮膚黧黑，肌肉隆起，舉重若輕。18歲那一年，我順然晉級到“男一班”，終于成為轭頭套牢的大勞力。而大勞力的标志是上河工，或曰“挑河”。
老家有諺：要得苦，行船、打鐵、磨豆腐。其實，萬般辛苦，不及挑河一苦。地上本沒有河，縱橫交錯的河網是靠一根扁擔，千萬人蟻聚，愣生生挑出來的，焉得不苦？東台的大半版圖是由黃海逐年東退形成的灘塗構成的，唐宋以降，黃海灘塗即為官鹽産地，明清鹽商和揚州的奢華中凝聚了東台竈戶鹽丁無盡的血汗。然而，鹽堿地長不了糧食。在“以糧為綱”的年代，“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合理，而且可能。挖河瀉堿，變灘塗為良田，“在共産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很榮幸在上大學之前見證并持續投身于這場人定勝天的偉大運動，但對勞動者個體而言，挑河稱得上“慘烈”---150斤左右的擔子每天挑上八九個小時，挑新河填舊河時“跑灘”（即一擔土的起終點）每每超過一華裡，且中間不得休息，一休息土就散了。如果直接在河邊堆土成堰 ，則河愈深而堰愈高，挑河就成了一項日複一日負重登高的馬拉松運動。在國家幾乎零投入的情況下，夥食千篇一律：早晚胡蘿蔔玉米糊糊，中午胡蘿蔔玉米碴子 。直到今天，誰談“胡蘿蔔素”有營養什麼的我都會有打人的沖動。生産隊偶爾會送一頭豬來，但其形貌都酷似王小波筆下那頭“特立獨行的豬”，瘦骨伶仃，毛發俱張，讓我們在吃肉時生出一絲物傷其類的罪惡感。以病死豬慰勞河工也是常有的事，但對于胃腸嚴重缺油的我們而言，也與過年無異。後來我讀俄國文學時，竟錯誤地羨慕起俄國農奴的生活，經過深刻反思，這種錯誤意識來自于挑河。
河工上我居然嘗到過讀書的甜頭。晚飯後工友們躺着地鋪上過上一點“文化生活”，一葷一素，葷的是談女人，是那種與小布爾喬亞風格全無關系的談女人，但又做不到像魏晉名士那樣“不觸一諱”，談着談着，就容易牽涉到某位的女眷，随之在地鋪上大打出手，很容易傷害革命感情。素的是聽書，由于在鄉野之人中我算得上腹笥充盈，主角自然是我，書目大抵有《三國》、《水浒》、《說唐》、《薛仁貴征東》等等話本，說到緊要處，賣個關子，“且聽下回分解”！工友們聽得入神，大呼要命，于是有人提議：以後說書人次日不出早工，其土方任務由大家分但。如此熱心，我隻好接着講，一直講到大夥在旱煙、腳臭、汗酸的混合氣味中酣然入睡為止。工友們一貫信守承諾，聽書後必不讓我出早工。多年後我在大學講台上一再重複這段往事，并且感歎那是我最好的聽衆。
至少在蘇北，挑河稱得上是所有農活中飛機中的戰鬥機，你必須用爹生娘養的血肉之軀長時間克服自身體重1.5倍以上的萬有引力，經曆此項極限運動之後，你會覺得世間萬苦不過爾爾。挑河還意味着難得的階級平等。在這裡，隻論力氣，不論階級。你投之以桃，我報之以李；你欺人太甚，我操扁擔而起。階級意識，對于共生于社會最底層的人而言，很像是一件遙不可及的奢侈品，人際關系在這裡變得粗砺而單純。地獄深處也是天堂。
五、人 設
老家将不出大力，不流大汗，不曬或少曬太陽，工分不少拿甚至還多拿的活計稱之為“軟工”，當我接觸語言學後，對這個鄉土語彙的傳神大為驚歎。在“軟工”這個“能指”的背後有着極其豐富的“所指”---農活的異化，公社制度下的社會分層與分工，鄉村權力，階級特權，血緣特權，等等。
絕大部分軟工與地主富農子弟無緣，這是強化階級鬥争時代的一種理所當然、毫無争議的人力資源配置。幸運的是，我居然獲得一個混軟工的機會---大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創作員（雅稱“編劇”）。之前我老舅也幹過，當民辦教師後才算正式離任。我的接任是因為老舅舉賢不避親，還是我真的“略有薄名”？不得而知。管他呢！該軟工的優越性在于：1、宣傳隊一年有兩個演出季，夏季乘涼晚會和冬季春節晚會，可避開農人最難捱的酷暑嚴冬；2、按同等勞力最高工分計酬；3、作為編劇隻是前期緊張，并沒有排練和演出壓力，可以騰出時間讀書、補覺；4、宣傳隊由全大隊能歌善舞的俊男靓女組成，鄉間嚴男女之大防，唯有宣傳隊是難得的特區，桑間濮上的浪漫故事時有發生。
于是我恪盡職守，思如泉湧，秉筆疾書。一台戲，除利用流行的革命歌曲（如《政治夜校亮堂堂》，真不知道“政治夜校”是個什麼東東）排練的歌舞外，其餘節目均由我向壁虛構，舉凡獨幕話劇、表演唱、群口快闆、三句半、對口詞、數來寶等群衆文藝形式，我都能應付裕如。而文學靈感多半來自于上海的《朝霞》月刊，該刊與《學習與批判》堪稱文革意識形态雙星，風行海内。不得不佩服《朝霞》的筆杆子，能把假大空的文革意象表現得如此振振有詞、美麗妖娆！當我悟出宣傳隊腳本的套路之後，寫起來有點倚馬立就的意思。宣傳隊的定額是兩天交一個腳本，我一般隻需半天功夫，剩下的時間讀書、蒙頭大睡，或以協助排練為由看看美女。隊長說：“你個慫也太快活！拿根笛子回去練吧，以後編完節目到樂隊吹笛子！”這小子全不懂什麼叫“複雜勞動”！沒辦法，練吧。曲笛梆笛，吐沫橫飛，無師自不通。勉強能在樂隊濫竽充數，絕對不敢出大聲。後來讀到白香山《琵琶行》句“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總覺得這老兒是在嘲笑我呢。
民間确有高人。一位老隊員，小學因家貧辍學，卻有很高的表演天分，出于禮貌，他從不明着要求我修改腳本，卻在表演時即興加油添醋，插科打诨，逗得鄉親們捧腹大笑。有時他在台上發揮過度，其他演員對不上台詞，眼看要塌台，他還能胡編亂造、擠眉弄眼，把場子圓回來，真讓我五體投地！我上大學之後，分田到戶，集體所有制式微，加之電視普及，大隊宣傳隊解體，原先幾位台柱子看準了鄉下的白事市場，轉軌當上了“和尚”、“道士”（當然是假的），據說幾位哥們唱經悠揚，催人淚下，水陸道場，有模有樣，方圓數十裡無人能及。正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在大隊級“文藝團體”厮混一段時間後，我會逐漸褪去黝黑的膚色，俨然白面書生。這大大刺激了家父的想象力，他開始動員所能想到的社會關系，為我謀求一個民辦教師的職位。有兩次僥幸打通公社關節，但都在大隊環節功敗垂成。在審批的關鍵時刻，生産隊的幾位貧下中農鄉親就會跨上手扶拖拉機去公社抗議，責問領導：憑什麼讓富農子女教育我們貧下中農子女？你們是什麼階級立場！一劍封喉。但真實的原因不過是世俗的嫉妒心而已，我老舅是民辦老師，我姐姐（東台中學68屆初中生）因借用到“一打三反”工作組寫材料出色，又有父執提攜，也僥幸當上了民辦教師，到我這兒僥幸指數消耗殆盡，用貧下中農的話說：憑什麼老師就該他家人當？皇帝還輪流做呢！其實，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政治語義學現象，高尚的言辭背後每每有一個不太高尚的動機。
家父是個自尊而讷于言辭的人，為了我求爺告奶受委屈的事從來不跟我提起，隻有一次被我撞見：他死死拽住大隊書記自行車的後座，滿臉陪笑地求書記為我當教師的事蓋章，而書記頭都不回，徑直推車前行。跟了一百多米後，父親無奈地松開手，坐在田埂上歎息。我感到奇恥大辱和前所未有的愧疚，回家後我很嚴肅地對父親說：“爸，田不是人種的？哪樣農活我做不來？人家貧下中農都種田，憑什麼我不種田？我求求你，别再求人了，行嗎？”經過兩戰敗績後，父親不再做西西弗斯了，逐步認同了我作為一名青年農民的“人設”。
人設既定，我父母最操心的事就是“無後為大”了。我十八歲這一年十月份，父親托人給我說了一門親事。我蓬頭垢面地從河工回家與這位姑娘匆匆見面後，她居然颔首同意，她父母也說我“伢兒沒嫌頭（沒有明顯缺點）”，算是認可，這門親事就這麼定下了，一切如儀。我對姑娘能從蓬頭垢面中看到我的“天生麗質”心存感動，尤其是她家的成分是下中農，哥哥還是現役軍人。她下嫁我這個富農子弟，幾乎等于自投羅網，是很有些俠骨柔腸的。令我自責的是，我一直很難清晰地記住她的樣子，或許因為我們很少見面，或許由于我内心深處那個由書中倩影、朦胧的初戀情思混合而成的玫瑰色夢幻遲遲不能褪盡？但我決心已定，必須尊重父母之命，接受他們為我安排的承載傳宗接代重任的婚約，我應該從以往那種飄忽不定的白日夢中醒來，樹不能選擇土地，就得頑強地伸長根須，抓牢這塊土地。
六、急轉彎
在“工農兵大學生”時期，我與大學的距離無疑超過我與火星的距離，但非常喜劇的是，這段時間我竟然連續“考”了兩次大學。偉大領袖的初衷非常浪漫，讓經革命群衆推薦的、撸起袖子奮鬥在戰天鬥地第一線的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以結束“資産階級統治學校”、“池小王八多”的局面。但實施不久，這項人類高等教育史上的偉大創舉随即演變為各級貴胄的特權。1973年“一張白卷鬧遼西”（南大曆史系劉毓璜先生詩句）的張鐵生事件，1974年bevictor伟德官网哲學系工農兵學員鐘志民退學事件，都裸呈了這一殘酷事實。
我在鄉下有幸兩次成為基層貴胄“考大學”的捉刀之人。令我舌橋而不能下者，一是大學入學考試竟然可以變成家庭作業，而且可以“抄作業”。二是大學入學試題居然可以這麼容易！有一次考試後我把考題向我老舅複述一遍，老舅隻從牙縫裡擠出兩個字：“狗屎！”然後默然良久。我心知肚明，對老舅而言，大學是個碎了一地的夢。對我而言，大學是個從未做過的夢。
1976年，共和國幾位元勳仙逝，“四五”運動，鄧公再次遭貶，山川大震，神州闆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我似乎越來越清醒，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言說、不可理喻的旁觀者。的确，沒有人在乎你，以及你的悲悲戚戚，你隻是黃海灘上立着的一棵歪脖子樹，你是你自己的風景。
1977年，秋天，河工。我已經有點喜歡河工這種模糊時間刻度的生活了，除了帶隊的幹部，幾乎沒人有手表。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會提醒所有人起床、幹活、吃飯、幹活、再吃飯、幹活、收工、吃飯、睡覺，日複一日，少有煩惱。後來我在電影院看默片時，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河工，那種螞蟻搬家、蠶食桑葉式的靜态的美感。
某一天，我父親騎着他那輛“白山”牌老爺車來了，告訴我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恢複高考了！我問：真的？他答：這還有假！收拾收拾，回去複習吧！猛然間我有淚崩的感覺。我趕緊向隊長請假，隊長說：“河快撈底（挑到河床底部）了，我不能放你走。”見我臉色不好，轉而又說：“你保證一定考上，我就讓你走。不能保證，就老實挑完。”我當然不敢瞎拍胸脯，隻好留下。我為這次老實巴交的低調付出了極為高昂的機會成本：十多天的複習時間。
回家時離高考初考隻剩二十來天。要命的是，課本殘缺不齊，更談不上複習資料，高中所學本就稀松平常，修了三年地球，基本還給老師了，僅語文還稍有自信，考文科吧。填志願更是腦殘：第一志願複旦大學新聞系，第二志願北京大學中文系。填完擲筆，豪氣幹雲！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文科要考數學，我連對數符号怎麼讀都忘得一幹二淨。老舅猛給我打氣：“你要是考不上，其他人更沒戲。我今年也考，數學我幫你，你來學校，我們一起複習。”真的回母校和老舅一起複習時，才知道66屆高中生和74屆高中生的含金量有天壤之别。我焚膏繼晷，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還是一片混沌，而老舅捧起書不到一刻鐘便會酣然入睡，睡眼朦胧中還不忘提醒我：“你可不能睡啊，你跟我不一樣，我上大學是笃定的，隻是上個什麼樣的學校而已，你就不一定了。”這種歧視性鞭策令我氣短。結果證明老舅的話并非虛言。
經過一番惡補，居然混過了初考。接着惡補，備戰統考。統考是在本縣最高學府東台中學舉行的，一進高中母校，老舅就碰到他的幾個老同學（其中一位是後來南大哲學系77級的馬闖），相互拍拍打打，大呼小叫，全無大考在即的莊嚴，倒像是趕集。“老三屆”們這種輕松讓我更為緊張，并且産生了很要命的陪練感。所幸幾門考下來除數學以外自我感覺還不算糟糕，萬萬想不到的是，一直以語文水平自矜的我卻栽在語文上！那一年江蘇的作文題是《苦戰》（30分），題意出自葉劍英元帥新發表的一首五絕《攻關》:“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看到題目頓覺有何難哉，一揮而就，提前交卷。不一會兒老舅也走出考場，問我作文怎麼樣？我說不難。又問我，編的什麼故事？我說，編故事？我寫的論說文啊。“啊！！”老舅大搖其頭：“壞了！壞了!”原來作文題下有一行字：“（寫一篇記叙文）”我竟目無全牛，白白丢了30分！真是破屋偏遭連夜雨！
結果毫無懸念：名落孫山。1978年的春節過得相當郁悶，一直是那種抓住救命稻草又稀裡糊塗松開手的自責。春節前依習俗該去嶽丈家送年禮，我全無興緻，拖到臘月二十九，母親不斷央求 ：“伢兒啊，棉鞋也曬暖和了，年禮你爸也捆好了，你騎車送一趟就行。”這才怏怏上路。到後，未婚妻冷冷地招呼：“喲，大學生來了，稀客呀。”見我滿臉怒意，轉而又說：“我說了你不高興，一人一命，人抗不過命。”我想，再呆下去就是傷口缺鹽，走吧。這一走，再未回頭。
回家路上餘怒未消，但細想一下姑娘的奚落幡然有悟，是啊，我以前是農民的命，以後應該是上大學的命，隻是拐彎太急，就像騎車一樣，陡一拐彎，人被甩出去了而已，但人還在，車還在，爬上車接着騎就是了。如禅宗棒喝，胸無滞礙，一切釋然。
好消息是，我老舅如願考取了江蘇師範學院（現蘇州大學）政史系，這一年，他30歲，三個孩子的父親。時隔12年，老舅終于綴拾起他那個破碎了的大學夢！盡管他生怕刺激我，隻表現出壓抑的興奮，但我能體味到他内心的喜悅。入學前老舅不知從哪兒湊齊了一套“文革”前初高中數學教材，大約十本，有《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三角函數》、《解析幾何》等，我驚訝于數學居然有這麼多門類，而且還單獨成書，從初中到高中關于這門課我就知道倆字：“數學”。
老舅認為，我77年高考失利表面上是作文失誤所緻，但數學差才是關鍵。如果數學頂得住，其他失誤不至于撼動根本。作為我的初、高中老師，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但那一摞老教材讓我愁得慌。曆史給我的機會隻有區區半年，而且半年中我身為大勞力很難不參加生産隊的集體勞動，如果再趕上一次河工，大學真成了大夢。
這時，我姐姐學校的初中畢業班語文老師兼班主任，也是我表舅，因學生調皮誘發了精神病，不得不住院治療。公社點名讓我去“公辦代課”。客觀上是由于“文革”之後階級鬥争退潮，對“剝削階級”的緊箍咒有所松弛，公社才有可能點我的将。我也疑心冥冥之中我表舅在以特殊的形式幫扶我。我應下這份差事有幾個意圖：1、或許能通過公辦代課直接混成公辦教師，類似先例并不少見。退而求其次，轉個民辦教師很有可能。可以為高考失利留條後路。2、堂而皇之地避開繁重的集體勞動，以保持充沛的體能複習迎考。3、能掙一份可觀的工資，不因為高考複習給父母增加額外的經濟負擔。4、順便氣氣那些兩次打碎我教師夢的鄉親們，你們不讓我當，我偏當！
真的履任後形勢并不樂觀，能把我表舅氣瘋的搗蛋鬼差不多也能把我氣傻，對我這個初登講台，也就大他們四五歲的大哥級老師全不放在眼裡，幾個“頭領”
花樣疊出，課堂秩序亂亂哄哄。我姐姐教隔壁的初一班，不得不經常過來幫我鎮場子。大把的時間消耗在班上那些搗蛋鬼蓄意制造的事端上，這如何是好？經過深入思考，我決定先法後儒，儒法結合。對少數“頭領”施以雷霆之威（真心感謝那時家長的寬容！），穩住局面。大力褒揚品學兼優者，使之成為班級中堅。對搗蛋鬼中凡有一得之見、一技之長者，不吝贊美，以分化瓦解。增加課堂教學的故事性、趣味性，實施作文導向的語文教學，使語文課文學化。如此這般，班級大治，校長相當滿意，我也終于可以騰出時間一心向學了。
七、爬過獨木橋
我把馬克思的名言作為座右銘懸諸牆壁---“在科學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隻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勞苦的人們，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其實，我的光輝頂點沒那麼高尚，我幾乎無路可走，考大學是我必須走過的獨木橋，我根本想象不到橋那一頭的風景，隻祈禱我不要從獨木橋上第二次摔下去。
前期，我把精力全部傾注在數學上，從初中代數、平面幾何開始拾級而上，逐頁看書，讀懂為止。書後習題，逐題過關。為了提高效率，會做的題打鈎，隻在難題上稍作停留，想通即過。堅決擋住各種源頭的題海誘惑，在形不成系統數學知識之前，絕不輕易做題。大概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我讀完了全套文革前初高中數學教材，大有豁然開朗之感，回頭再看77年各省的高考數學題，竟有些“登泰山而小魯”了。
時間成了最稀缺的資源！上課、批改作業、班主任工作占據了6個工作日的大部分時間，我隻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早晚和周末一天，每天讀書兩小時後才會聽到第一聲雞啼。當我想到離高考隻剩兩個多月，而其餘的4門功課（語文、曆史、地理、政治）幾乎紋絲未動時，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我必須作出抉擇，棄魚而争熊掌！我随即向校長辭職，校長驚愕之餘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極力慰留，無奈我去意已決，隻好禮送。我不敢去班上和同學們告别，一是不能善始善終愧對他們，二是生怕心一軟走不了。
回家複習的好處很快顯現了，可以參加母校高元中學晚上的複習班。數、理、化三門均配備了最優秀的老師，考理科的同學如魚得水。對我而言，隻受益于數學一門。譚德铨先生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數學老師（後成為東台中學副校長，特級教師），善于從難題入手庖丁解牛，一題多解，給人以高屋建瓴、得一禦萬之感，令人仰佩！譚老師出身不好，又恃才傲物，文革中備受打擊，被迫離開教席，後被公社建築站借用，故鄉許河最早的拱橋設計皆出于譚老師手筆。譚老師雖以數學為業，亦廣涉文史。高考考完曆史這一門，我複述答案時，譚老師當即指出我在太平天國北伐進軍路線上答題有誤，令我赧然。後來我在曆史研究中常常以此警醒自己。
數學而外，其他四門均無複習班，全靠自學。頭疼的是，除曆史有完整教材，語文、政治、地理均無系統教材可依，用了不少蠻力，效果卻不盡理想。
語文，重點放在語法和古文上，語法選用徐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現代漢語語法》，古文選用我老舅從蘇州寄來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上下冊），該書由13所高校中文系合編，選文似乎偏重于唐宋八大家和晚明小品文。古文我多少有些“幼學”，我大舅是私塾出身，小時候去他家過暑假，他容不得我遊手好閑，會選一些短文讓我誦讀，背熟一篇，即有賞金，賞金約當于燒餅或麻團一隻，由此養成了我對文言的興趣。此時讀《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本出于應考的功利目的，但漸入佳境後竟得魚而忘荃，吟哦玩味，不覺成誦。
政治，是一門最變動不居的學科。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原理大體不變，我從老舅的藏書中意外翻出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及于光遠、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喜不自勝！從這兩種書中，我初次領略到抽象思維的魅力，将枯燥的應試背記化為趣味盎然的理論漫遊。
地理，手頭隻有兩冊初中地理教材，一本《中國的地形》，一本泛黃的的8開本《中國地圖集》（估計是我大舅的藏書）。三本書經不起看，隻好在地圖集上下笨功夫，熟悉到每個縣的方位及其鄰縣都記得七不離八。這種野路子複習居然使地理成績成為我本次高考的單科最高分：91分。我後來時常以此炫耀，當女兒拿着高中地理題目很虔誠地請教我時，我卻非常塌台。女兒所問多為自然地理題，而這恰恰是我的知識盲區。所謂高分，僥幸而已。
轉眼到了夏天，對于農人而言，白天當不曬太陽的“書公子”就是福分，再說苦都得遭雷劈。但晚上蚊蟲肆虐，甚是難熬。彼時鄉下尚未通電，為了保證複習進度，隻得在蚊帳裡點盞煤油燈讀書。煤油燈有兩種：一是從供銷社購買的“罩子燈”，燈撚扁闊，可以手動調節亮度，罩上腰鼓形玻璃罩，滿屋生輝，缺點是油耗高，在憑票供給煤油的時代，除了過年或請客撐撐門面，平時是束之高閣的。常用的是用小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燈，用棉花搓成細麻花狀做燈撚，點亮後标标準準的“一燈如豆”。加之煤油不能充分燃燒，煙霧袅袅，看書時間稍長，鼻孔盡黑。犯困打盹，則須發焦糊。全無“青燈古佛”的詩意。
這一年老家大旱，野田莊稼半枯焦。眼見得自留地裡行将顆粒無收，作為家中的大勞力，我自然不能坐視不管。當我操起扁擔準備挑水抗旱的時候，我母親怒不可遏：“莊稼全部旱死我也不要你管！你能考上大學，喝西北風我都樂意！”
我知道，糧食是農民的命，即使有一線希望，她也不會輕言放棄。我從後窗裡看見，烈日炎炎之下，母親在獨自挑水抗旱，她瘦弱的肩膀隻能擔起半桶水，水桶在陡峭的河岸上磕磕碰碰，走兩步，退一步……我除了心痛還是心痛。這給我的高考蒙上了一層向死而生的悲壯色彩，一如枯黃的莊稼渴望甘霖。
無論我如何在自信和自卑之間搓揉，1978年7月20日總是如期而至。考場設在三倉中學，正值酷暑，揮汗如雨，考試答題時需用一條幹毛巾墊在胳膊下面，否則汗水會沾濕試卷。或許因為精神高度緊張的緣故，三天高考的場景在我的記憶裡一直是模糊的，但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數學考試中，我後一排的考生不斷用手捅我，無非是想“借鑒借鑒”，我和他有過幾面之緣，換作平常我或許抹不開面子，但此時我心硬如鐵，對不住了，兄弟！在獨木橋上我扶不了老攜不了幼，我的稻草未必是你的稻草，而你的地獄卻一定是我的地獄。
五門考下來，頓覺輕松，全無77年高考那種腳踩西瓜皮的感覺，老舅讓我估估分數，我說，均分80分左右吧。老舅哈哈大笑，在我身上猛擊數掌，拍得生疼。22号下午是外語加試，由于當年外語不計入總分，考不考無關緊要，絕多數人棄考，考場合并成了兩間教室。出于好奇，我去看了一眼，發現大夥嘻嘻哈哈，很不嚴肅。我想彼此彼此，英語都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水平，還是打道回府，睡覺養精神吧。
考試結果：總分416，語文79，數學78，曆史90，地理91，政治78。均分83.2。大體在意料之中。但語文和政治分數使我上中文系或哲學系的理想泡湯了，而曆史系則較有勝算，于是第一志願鄭重填上“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據實而言，錄入考古專業非我所願，後來我鬥膽問過曆史系負責蘇北招生的秦浩老師為什麼錄我到考古專業，秦老師答：“你考分高，幹過農活能吃苦，兄弟姊妹多，不愁沒人照顧父母，适合做田野考古。”原來如此！
去南大報到這一天，一直沉浸在幸福中的父母忽然變得沉默了，父親摘下他一向珍愛的“紅旗”牌手表戴在我手腕上，我推說不要，他說大學生了，哪能沒塊表？母親忍不住流淚，我笑笑說：“你看你看，我去挑河，你抹眼淚。我去上大學，你又抹眼淚。你不是一直教導我們，就是變一頭驢，也要栓在人家上風嗎？”母親這才破涕為笑。
汽車徐徐開動，車後卷起的塵土讓送别的家人在朦胧中漸漸遠去，車窗外似乎融化在我血液裡的莊稼、田野、溝壑、橋梁，一切都在遠去。我說不清對這塊土地是愛是恨，也說不清對變幻我人生魔方的冥冥之力是應該感恩還是怨怼。對我而言，這一年本該是大學畢業之年。對我老舅而言，這一年本該是他大學畢業後的第八個年頭。對于絕大多數77、78級大學生而言，他們面臨的隻不過是一次悲欣交集的“折翅的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