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記憶】陳益民:一個新三屆班級的群像

一個新三屆班級的群像

     陳益民

文圖來源：美篇

 【說明】

本文拟作為我班同學回憶文集的前言，但要做到面面俱到很難，對不同人的介紹也深淺不一，評說未必到位，一己之見而已，不當之處望同學們海涵并指出。而且，此文發布不代表文集編委會的意思。

說起南大，國人都知道是bevictor伟德官网，無須像某些學校，說完“南大”，還一定得解釋是“南開大學”“南昌大學”或“南甯大學”。中國素來以南與北說事，比如思想流派方面有南張（道陵）北孔（子）、美術界有南黃（賓虹）北齊（白石）等等，那麼中國大學用南北說事的話，通常就隻有“南大北大”最順口了。當然，以今日世俗眼光看，南大怎麼可以跟北大比高低呢？确實，今天的北大常在中國大學排名中列于一二，而南大通常隻排在五六名。然而，凡事總要說說曆史吧？北大确實了不得，自五四運動以後，它就一直是中國大學引領風氣的先鋒。而南大呢？它如今确實談不上作為引領中國思想文化戰線的旗幟。但是，當我們如今的教育官員大吼了一二十年，說是要建世界一流大學而至今未建成一座一流大學的時候，我們其實應當提醒一下的是，民國年間，國立中央大學，卻曾經是當時名副其實的亞洲前茅、世界一流大學。而它，就是bevictor伟德官网的前身！——1949年8月，它改名為國立bevictor伟德官网。

bevictor伟德官网本來有着“氣吞吳越”的氣魄。而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它就被拆成了19所大學，其中後來被确定為985、211院校的就達12所！諸如南京工學院（東南大學）、南京農林學院（後又演化為現在的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氣象學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南京師範學院（南京師範大學）、華東水利學院（河海大學）、上海财政經濟學院（上海财經大學）、華東航空學院（西北工業大學）、華東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大學）、第五軍醫大學（第四軍醫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中央電影學校（北京電影學院）……那麼多名校，其前身的主體，就源自國立bevictor伟德官网！

當年它的體量如此龐大，教學質量又如何呢？僅舉一例：1943年全國第一次自費出國留學考試，各地高校共錄取了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學畢業生，占到總數的五分之一！而後來的“兩彈一星”23位元勳中，任新民、黃緯祿、錢骥、朱光亞、程開甲、趙九章等6人是南大校友，約占四分之一；截至2014年，24位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中，闵恩澤、吳良镛、劉東生、張存浩、程開甲是南大校友，亦約占五分之一。

西南聯大的偉業至今猶在廣泛傳揚，而國立中央大學曾為國家培養出了無數科技文化精英，業績卻普遍被人漠視。是時候了，讓世人重新認識國立中央大學及後來的bevictor伟德官网！

南大的命運，猶如南京這座城市，曆史上曾曆盡繁華，卻又屢陷覆亡。道不盡的江南形勝、東吳都會；唱不完的煙籠寒水月籠沙，折戟沉沙鐵未銷！

國立bevictor伟德官网

無論這所大學走過了一條怎樣曲折的道路，作為南大校友，我們卻永遠由衷地為母校有這樣了不起的輝煌而驕傲。尤其作為改革開放轉折年代的南大“新三屆”的一個班級——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78級，我們更有理由為南大唱贊歌，為自身作為南大人而自豪。我們這本文章集子的編纂，正是一群南大學子為自身曾有過的南大求學經曆而欣慰、而興歎，而欣然命筆暢述留下的感懷文字。

我們上南大時，正處在一個時代的大轉折。國家在經曆10年浩劫、經曆停止高考11年之後，揚起了改革航船的風帆，自此時代在巨變，國家在騰飛，南大也在日新月異。1978年《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那篇曠世華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拉開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它的作者之一，就是當年在南大校園中悄然起草的。而我們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經過高考的洗禮，成為了南大學子。

我們從社會底層走來，親曆了改革開放前的民生凋敝與國家混亂，感受了那時的年輕一代普遍懷有的對未來的焦慮與無望。但我們終于趕上了時代巨變的契機，得以經曆恢複高考的大潮的“大浪淘沙”，來到bevictor伟德官网。我們有幸親曆了教育的春天、科學的春天，母校給予了我們人格的塑造、學養的培植、思想的升華、志向的引領。南大有我們燦爛的芳華，有我們抹不去的精彩印記。曾在南大度過的美好時光，成為我們人生旅途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道風景，一曲歡歌。

畢業後，同學們投身于改革開放，40多年來見證了國家的滄桑巨變，大家既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又耳聞目睹、切身感受了國家迅猛奮進的整個曆程，作為一個巨變時代的曆史見證人，我們理所應當用自己的筆，記錄下我們個人在這幾十年間的經曆，記錄下我們眼中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上溯過去時代的沉重記憶，下叙後來國事的波瀾壯闊，折射出巨變年代的五光十色。

回首往昔，感慨萬千。心有所念，秉筆成文。這本書——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78級的同學們的集體回憶錄，或着墨于年少時的艱辛，或詳述恢複高考時的拼搏，或笑談入學後的精彩，或暢言畢業後的奮進。一篇篇個人記錄，映照的是時代變遷中的一朵朵浪花，一個個側影。大家在書寫自己的生命記錄，在為母校錦繡畫卷添上我們各自的華彩，也在為這個時代擊鼓放歌，同時還為未來留下一份雖然纖微但也晶瑩的曆史印記。

回首來時路，我想，我班同學們對于各自的人生軌迹，都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沒有辜負母校的培育！

母校

一、曾經的草根群體

 我們這個班共64人，其中男生59人，女生5人。應屆畢業生考上的僅有1人，其餘基本上是從農村、工廠、商業部門（個别從學校、機關）考進大學的。尤以來自農村和工廠的為多。來自農村的考生分三類，即中學畢業後返鄉的農村青年、随父母離城下鄉的青年、上山下鄉知青，他們約占全班人數的55%；來自工廠的考生分為兩類，即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他們約占全班人數的30%；在商店做營業員的人占6%，無業（待業和應屆畢業生）占5%，另有機關和學校各1人約占4%。由此可見，除個别同學外，絕大多數同學來自社會底層——來自農村和工廠的同學合計多達85%，另15%的人大多數也屬社會地位不高的人群。因此，稱考上大學之前的我班同學們為草根群體，名副其實。

全班同學年齡以19至23歲為主，大者已近30歲，小者16歲，年齡差達13歲（1949年至1962年），平均年齡約為22歲。個别人已有了家庭和孩子。按一般對“老三屆”的定義，指“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在校的1966屆、1967屆、1968屆三屆初、高中學生”，即到1966年已上中學，至1968年，初、高中六屆學生同年終止了中學學業的那批學生。則我班同學中，“老三屆”約占總人數的六分之一。而人數比例較高的是1955至1959年出生的人，占了一半多，他們應是得益于1971年後整頓教育，複課而讀了一些書。1960年以後出生的人占比略少，大約與這個年齡段的人的整個中小學都在“文革”中度過有關。

上大學前，絕大多數同學是在社會基層，從事各種體力勞動。因而高考對于他們的人生命運改變，至關重要。

來自鄉村的人最多，前文已述，包括家在農村、随父母下放農村、知青上山下鄉等不同情形。到“文革”結束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已經沒有了号召力，十餘年來農村的苦難現實，已讓青年人對于紮根農村充滿絕望。家在農村的青年，雖然生在農村，本來就屬“農業戶口”，似乎不應有過多幻想，但父輩長年臉朝黃土背朝天、不過是賺來可憐的一點點工分（能得到十分工分的勞力，一天的勞動付出也就值幾角錢），以及自己也早早加入這一行列的親身體驗，讓他們不可能不想入非非，有沒有招工、參軍、推薦上大學的好事像天上掉餡餅一般一下砸在自己頭上？當然幾乎不可能，除非公社書記是自家親戚。而從城市下放或下鄉的青年，則更是不安心于長期在鄉村了，在城市“吃商品糧”的日子，哪是鄉村生活所能比的呢？何況還遠離父母，如無根飄萍，不知自己将飄向何方，對前途充滿了迷惘。巨大的城鄉差别，讓人們失去了“紮根農村”的豪情壯志。

曾是草根群體

有位同學高中一畢業，即被視為大勞力，雖然能拿與大人相同的工分（初中和小學畢業生則隻能視作半勞力，或視同婦女，幹的農活計的工分要少一些），但也得幹與壯勞力完全相同的活，如挑糞、挖墒、挑渣、挑秧等等重體力農活。本來正是長身體的年齡，卻開始了長期超負荷的勞動。有一次天下大雨，要将糞從岸上挑到船上，再由船運到田頭去。這不僅是重體力活，而且有高危險系數。并非壯勞力的他腳穿草鞋，挑着兩大桶糞，踩着搖搖晃晃的跳闆上船去。跳闆從河岸搭到船上，長約五六米，很窄，坡度極陡。他挑擔小心翼翼地總算踏上了船梆，眼看将糞倒進船艙，這一擔就算大功告成，不曾想腳下一滑，連人帶桶便掉進了糞艙，整個人成了臭烘烘的“糞人”！

這就是鄉村日常勞作的一景。我們不卑視勞動，我們也雙手贊成年輕人應當多經曆勞動鍛煉。但如果讓年輕人立誓一輩子在鄉村滾一身泥巴，而不能有其他更高的人生選擇，同時社會又存在着明顯而巨大的城鄉差别、身份和地位差别，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生而同為這個國度的人，為什麼就要讓在鄉村的人處于等而下之的境地呢？長此以往，年輕人對未來能抱有希望嗎？

還有同學曆經磨難。有位同學在1966年“文革”爆發時，年僅15歲，父母身為抗戰時期的老幹部，卻在動亂中被毆打緻死，兄弟四人一時生活無着落。1968年他與哥哥一起下鄉，幾年後總算當了兵，又做過工人，在不同角色中尋求生存發展空間，也備嘗了人世的種種艱辛。

還有同學上高中時成績優秀，本來早可考上大學，卻因“文革”的降臨，中止高考，失去了正常年齡上大學的機會。後來成為下鄉知青。1972年，全國各個大學開始陸續招生，說是要在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和知識青年中通過“自願報名、群衆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選拔一批具有實踐經驗的學員。當時他滿懷希望，重拾已丢棄多年的課本進行複習。誰知不多久又出了個“白卷英雄”，上大學要講出身，要靠推薦，要有關系，而他既不是“紅五類”，又毫無後門關系，那幾年隻能用充滿羨慕的眼光看着别的工農兵學員陸陸續續離開鄉村上大學，自己成了希望破滅的人。即使後來有幸得到招工的機會，也不過是到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做了一名礦工，依然生活在社會的下層。

諸如此類，折射出當年龐大的草根群體，在艱苦的環境中求生存，在看不到光明未來的懵懂中混迹塵世。同學們本該是可造就、可有所作為的人，卻在考大學之前基本上就這樣庸庸碌碌，如一株株小草一般埋沒在了荒原邊鄙。

高考是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是不同階層的人通過公平競争的方式展現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式。國家的發展需要人才，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有好的選拔人才的機制。而在恢複高考以前，中國已有11年未進行高考，導緻中國人才大斷檔。一方面是國家建設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大量英才被埋沒。萬馬齊喑，群英落寞。這是個人的悲哀，更是時代的悲哀、國家的悲哀。

憧憬未來的年輕人

二、改變命運的一搏

 真所謂春雷一聲震天響，恢複高考的喜訊，在那個思想僵化、缺少活力的時代，劃破了沉寂的長空，給包括我班所有同學在内的廣大青年，帶來了通向光明前程的希望。對于個人而言，改變命運的時刻到了；對于國家而言，一個扭轉乾坤的曆史轉折時代來臨了！

1977年，全國有考生570萬考生，招生27萬，錄取率不到5%；1978年全國有考生610萬，錄取40.2萬，錄取率7%。這與後來80%以上的錄取率形成鮮明對照。如2007年揚州市大學錄取率為85%，當年當地的報紙這樣報道：《今年我市24207名考生金榜題名》，如此大的金榜，要擱在唐代，大雁塔如何刻得下這麼個大榜單？因此，1977年、1978年，那樣低的錄取率，說千軍萬馬争過獨木橋，名副其實。我班的同學們，正是從那千軍萬馬中脫穎而出的一群人。那年月，真是一幅萬馬奔騰、奮勇争先的盛況。

然而，考上的過程卻未必一帆風順。

我班是文科班，有位同學高考分數達到409分，在1978年是個高分。他選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并且還在“是否服從分配”欄中寫了“服從”。所謂服從分配就是服從有關方面的調節，當這所大學不錄取，就調節到另一所大學。他的分數無疑是遠遠超過中國人民大學錄取分的，可是，他卻遲遲未得到錄取通知書，無論是自己選報的大學志願，還是被調節的别的院校，均杳無音訊。那時又沒有正當的查詢渠道，同學隻能焦急萬分地等待，等待，直等到錄取時間已過，他終未收到錄取通知。後通過親戚的熟人的熟人，輾轉得知：中國人民大學對該生的成績是滿意的，對該生的家庭背景則充滿疑慮。“文革”已結束一年半，“政審”關依然發揮作用！原來同學父親有海外關系（天然帶着“裡通外國”之罪嫌疑），又曾有所謂“曆史問題”（後平反）。學校既不滿意其政審條件，卻又不舍得馬上放棄該考生，于是考生檔案一直控制在學校，直到最後實在不打算招收，才将檔案放出，此時為時已晚，竟讓他成了落榜生！萬幸的是，那年bevictor伟德官网又在落榜的考生中招收了一批專科生，這位同學才得以擠上這趟“末班車”，進入大專班，并在一年半以後又以優異成績，轉入了我們本科班。

還有一位同學，第一志願報的是北京大學法律系，高考成績也達到了北大的錄取分數線。北大招生辦的老師拿着他的檔案，猶豫再三，還是決定退檔不予錄取，原因是該同學的親戚中有人被認為有“曆史問題”。那時候所認定的所謂曆史問題，其實多是牽強附會的誣陷，當時還沒到徹底拔亂反正的時候，這條政審的“繩子”便依然在高考錄取工作中發揮着束縛人的作用。招生老師認為，法律系學生将來畢業多是到國家公檢法系統工作，必須根紅苗正，因而在錄取工作中，對我們這位同學也隻好忍痛割愛。當時招生時，各校的招生老師往往住在一起。恰巧bevictor伟德官网到北京招生的老師與北大招生的老師住的房間相鄰，而該生報考志願中，第五志願填報的是bevictor伟德官网，南大老師了解到北大将放棄該生後，便跨越了該生的二、三、四志願，直接以第五志願從北大老師手中将學生檔案截留，将他錄取到bevictor伟德官网去了。這樣的不按報考志願次序直接截留的情形，也就是在那個年代才會發生，在後來的高考錄取工作中，這樣做事是很難想象的。當然，南大錄取該生的系同樣不是法律系，而是曆史系，因該生的曆史成績考得還不錯。

有人高考差點兒因政審落榜

政審之外，還有可能因别的因素幹擾錄取工作。有一位同學是“老三屆”學生，趕上“文革”停止高考，畢業後就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被“再教育”了漫漫九年，備嘗鄉村勞作的艱苦，也一直對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那樣的日子，何年是個盡頭？直到1977年恢複高考的喜訊傳來，才燃起了他心中熄滅已久的上大學希望之火。1977年因江蘇考生太多，省裡就統一命題進行了初考，以刷下一批成績實在太差的考生。初考僅考語文、數學，按錄取比例及初考成績(分數不公布)确定參加統考人員名單。這位同學憑着下鄉前的基礎，在初考中發揮得很好，自我感覺也不錯。本以為參加統考是闆上釘釘的事情，卻沒想到他沒有收到參加統考的通知。原來，那年本省還有這麼個文件規定：招生對象為“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周歲，未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并鑽研有成績或确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而他那年已過了25歲，又是1968屆高中畢業生，因此受到了限制。他由此大失所望，未參加1977年統考，也沒打算1978年再考。隻是又一個沒想到，1978年政策有了變化，允許30歲以下的人報考，“老三屆”(66、67、68三屆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報名。這一政策他開始不知道，浪費了許多複習時間，直到有一天朋友來信相告，才知有這天大好事。此後他順利報上了名，又經過一邊勞動一邊複習，1978年的高考成績取得了429分高分。而那年他虛歲30歲，真是踏着政策的邊緣進入了大學之門。

舉此三例，可見當年考上大學與否，成績的決定性因素之外，還可能受到政審、年歲等諸多因素影響，有人敲開了幸運之門，必定也有人沒那麼幸運而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政審”依然像一扇門，在隻看血統不問個人表現的極左思想幹擾下，繼續把一些青年才俊關在了大學門外。

雖然我班同學不是所有人的上學之路都那麼坎坷，但大家主要是從農村、工廠考上大學的，多數人有社會底層經曆，複習的過程充滿困難，因而複習、考試、錄取的過程，仍是千奇百怪，足為後世留下一面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學子求學的艱難、大學招生引發的激蕩和社會重視知識的風氣的興起。

1978年考入南大的幸運群體

三、思想與學問

曆史系與中文系學生不同之處，在于前者需要更長時間的學習和研究的積累，這就是為什麼在大學時，中文系學生能搞文學創作、出文學期刊，熱熱鬧鬧，而曆史系學生則沉默得多，在學校時很難有人在學業上掀起波浪。但學曆史的好處就在于讓人思想變得深刻，眼光看得深遠，學養積澱厚重。曆史過程對于人的觀念的啟迪和心靈的沖擊，足以帶給人深層次的思考和充滿理性的追求，從而産生一往無前的文化擔當，會努力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們慶幸自己在上大學本科時，學的是曆史，為我們奠定了此生在思想文化上的厚重基礎，從而也煥發了我們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光彩。

在史學園地，我班有不少同學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何平同學著《中國傳統政治思維探源》《儒脈興衰》，對于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模式和儒家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的作用，作了高屋建瓴式的論述。他曾說，曆史學的一家之言，“是個體的或群體的思想者直面曆史客體的‘獨斷之學’，無思想則無獨斷，無獨斷則無信史，無信史則不如無史”，正反映出他對于曆史學所應遵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性的看重。陳益民同學作為36卷、約2500萬字的《中華博物通考》的副主編（也是該書《禮俗卷》分卷主編），與該書總主編一起，為中華傳統博物學的研究與重構，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該書已列為國家出版資助項目，将于2021年出版。它的問世，将打破世人受西方自然史的影響而僅将天然事物作為博物學研究對象的局限，重構以天地自然和社會人文的萬事萬物為内涵的中華博物文化傳統。李銀德《中國玉器通史·秦漢卷》，作為12卷玉器通史中的一卷，全面闡述了玉器在秦漢時期的發展曆程，不僅就器類、器型、紋飾、技法作了細緻梳理，而且與前後時代的承傳關系、那個時代的尚玉文化，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讨，頗有獨到見解。

我們還有一些同學旅居海外，他們同樣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多有貢獻。張正濤同學在日本東京成城大學獲得了東洋美術史碩士、博士學位，曾任日本東京都北區文化财考古調查隊調查員，對于異國他鄉的曆史文化遺存作了深入的探讨與研究。魏鳴同學在南大曆史系攻讀了本科、碩士，畢業後留系任教。1988年赴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考古系攻讀博士學位，随後一直在該系任職，擔任資深技術主任，負責考古出版物的設計工作，同時參與中國考古課程教學和多項考古研究項目。除了澳大利亞土著遺存考古和地中海國家塞浦路斯青銅時代遺址考古，還長期參與了在河南和陝西開展的中外合作考古研究項目，取得了很好的業績。宋黎明同學旅居意大利，長期緻力于東西方宗教文化的交融與沖突的研究，所出版的《神父的新裝——利瑪窦在中國》一書，對于利瑪窦在中國的經曆作了詳盡的論述，其中對利瑪窦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是非功過的評論，對于他在華的一些史實的考證，尤其是對于他在傳播科學技術方面的貢獻，都很有新見。張慶松旅居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曆史學博士，曾出版《美國百年排華内幕》，發表了一批論國際關系的有影響的文章；他還曾與國家有關部門就國際标準化的制訂進行過合作；近十幾年來他更多的是歸國向社會各界推廣智慧學，反響強烈，出版有《大學生智慧學》一書。

其他在史學領域取得成果的同學還有不少，如薛恒著《民國議會制度研究（1911—1924）》、龐紹堂等編著《中國社會思想史史料選輯與評注·宋元明清卷》，均很有學術價值；陳曦同學編撰了《碑與帖》一書，對于書法的曆史、技法、名作等，有精到的解讀。

還有徐瑞清對于地方志編纂的研究，蔣曉星、徐冰、陳亦工、孫銘、沈建鋼、王虎華、李友仁、屠雪華等對于黨史、政協文史資料的整理，也對地方文化史的構建做出了較大貢獻。其中蔣曉星主編《中共南京地方史》《中共南京曆史畫卷》等，沈建鋼組織探索與常州人文始祖季劄相關的曆史與文化，陳亦工為搶救史料所做的“出生入死”口述史的征集編輯，王虎華、李友仁對于揚州地方史許多專題的深入考證，南大女博士畢業的屠雪華對于蘇州商會和南社等等的探讨，均反映出了較深的曆史功底，挖掘了大量長期被堙沒的地方曆史文化。徐瑞清對《常州市志》的編纂富有創意（獲省政府頒發的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尤其是他發表的專著《“文化大革命”在常州》經删改後編入市志，對那段曆史的記述方式，在全國新編地方志中是不多見的；他還主編有《實用方志編纂研究》，對新方志編纂提出了富有創見性的觀點；此外，還發表學術論文上百篇。徐冰同學則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過10多篇理論、學術文章，對海南地方黨史、海南改革開放理論有較深入的研究，發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在海南經濟特區的新實踐》等學術論文40多篇，參與《中國大特區的十年變革》等10多部著作的寫作，還為海南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撰寫了一系列很有有見地的調研報告和政策解讀文章。

沉醉于古史

除了著述體現學術水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實踐能力。像錢嶼對古錢币尤其近代機制錢币的鑒定與研究，程曉中對于古代瓷器的鑒定與研究，均是國内一流水平。其中錢嶼還著有《金銀貨币的鑒定》及相關譯著，曾協助錢币名家馬飛海編纂出版《中國曆代貨币大系》。1990年錢嶼獲得英國皇家錢币學會尼古拉斯·羅奎克研究基金獎（是第一個中國人獲此殊榮）；還多次受邀為各層級的藝術品市場投資與金融管理研修班、近現代機制貨币的鑒藏講壇等做講座，頗受歡迎。程曉中同學是南京博物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進出境責任鑒定員，受業于瓷器鑒定名家張浦生、耿寶昌等，著《明清瓷器》《青花瓷》等多部作品，多次應邀參加中央電視台及一些省級電視台的文物鑒寶節目，在瓷器鑒定界有很好的口碑。周裕興教授曾主持江蘇高淳薛城新石器遺址發掘和南京象山、仙鶴觀東晉家族墓地發掘，前者曾獲全國考古新發現提名獎，後者曾獲全國年度十大考古發現獎；又長期從事南水北調中線文物考古及韓國百濟文化交流等科研項目研究，成果顯著；作為博士生導師，曾獲南京師大“教書育人”獎；著有《夏商周考古》。谷建祥曾參與蘇州草鞋山遺址古稻田發掘研究，所發現的距今約6000年新石器時代馬家浜文化時期的水田遺迹，使農業起源這一具有世界意義的課題在中國取得實質性進展；著有《江蘇考古五十年》等；他還擔任《東南文化》雜志副主編多年，為該刊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發揮了積極作用。許天申同學曾任文物大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河南省博物館副館長、《中原文物》編輯部主任、河南省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專家組長等職，從事文物考古與博物館研究、文物征集鑒定工作30多年，其發表的學術成果甚多，主抓的文博工作可觀，高水平的專業素養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些供職于大學的同學在教書育人方面桃李盛開，在學術研究領域縱橫馳騁。博士生導師張愛冰，為第七屆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安徽大學曆史系考古學一級學科博士點負責人。著《群舒文化研究》《枞陽商周青銅器》等，前者被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排名第一）；與他人合作的《考古學新理解論綱》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曆史學》等刊物全文轉載。還有同學教的是與曆史相關的公共課程，也十分精彩。堵曉東研究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主講世界現當代史，極富于感染力，他的課成為全校最受歡迎的課程，甚至吸引校外許多人聆聽，為名副其實的名師。現任無錫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的高鳴（著有《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等，參與12卷本的《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的編寫），能把公共課講授得非常吸引人，深受同學們推崇，曾榮獲“江蘇省優秀兩課教師”稱号。孫銘講授農村基層黨建及農村經濟發展的論題很受農村基層幹部歡迎，他還撰著大量黨建類作品，其中有四篇論文被人大報刊複印資料全文轉載。其他還有吳小晴、孫鴻、馬絕塵、龐紹堂、薛恒、傅斌等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均在不同的專業領域，鑽研學問，精彩授業，培養學生，取得了豐碩業績，同時還發表了不少優秀研究成果。

都曾得到名師教誨

以下再說說幾位在學術研究方面成果較突出的同學。

劉金田同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多年參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獻整理和研究，成為老一輩主要領導人研究專家，尤其對于鄧小平的研究，在海内外具有非常高的權威性。他曾參加《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編輯，擔任電視文獻片《鄧小平》《開國紀事》、電影《豐碑》的主要撰稿人；還是《鄧小平年譜》主要撰稿人、《鄧小平傳》撰稿和副主編、《鄧小平畫傳》主編。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政府華表獎等國家多項大獎。他的新著《鄧小平在1984》，還成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主題出版重要著作。為什麼選擇鄧小平在1984？他當時說：“1984年，是改革開放進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當時有人問,小平同志,你這一年裡你幹了什麼?他說我就做了兩件事：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是一國兩制。因而這本書，就是想通過小平同志在1984年的活動軌迹,來說明小平同志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陳紅民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教學、科研工作，出版《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蔣介石的後半生》等相關領域的論著、譯著30餘部（含合著），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九一八以後的胡漢民》等論文100餘篇，近年來着力于推進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其成果頗得海内外同行稱譽，也獲得過省部級多項獎勵，還被評為“浙江省優秀高校教師”。他受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委托輯注的胡漢民資料出版後，《人民日報》曾給予報道；後又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全套皇皇24冊，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被國家社科規劃辦以“免于鑒定”的最高等級予以結項。他是國家社科重大項目“蔣介石資料數據庫建設”的首席專家，該項目結項成果受到鑒定專家的一緻好評。他與海内外重要學術機構有着廣泛聯系，多次赴海外訪學與參加會議。陳紅民現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是海内外唯一以蔣介石為研究重點的機構，以開展學術研究、積累資料、培養學術人才為主要目标。陳紅民說：“蔣介石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而複雜的人物，對他的研究是一個國際性的課題，我們有責任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

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

英年早逝、斐聲海内外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專家高華，是我班同學中知名度最高、社會影響最大的學者。他稱“生逢曆史的轉折年代，還是順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曆史的河流：從民國史、共産革命史，再延伸到當代史”。他著有《站在曆史的“風陵渡”口》《革命年代》《曆史學的境界》等多部著作，展示了他在學術上不同凡響的洞見。尤其是他的一部史學代表作，以“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為題，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舉世矚目。書中揭示整風運動的前因後果、方式方法，被視為1949年後一輪又一輪思想改造運動的淵源。受此類史料的開放度所限，高華的研究隻能從已發表的當事人的記錄中探赜索隐，這種曲徑通幽式的研究成就了一部史學名著，也呈現出高華良史的品格。他言人所未言的探索精神，不計名利探究曆史真實的學術毅力，令人歎服。曆史學者楊奎松評價：“高華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學界研究黨史的佼佼者，在近現代史研究領域，還有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這兩方面，高華都領風氣之先。高華的研究有很強的個性，也有很強烈的現實關懷。高華的研究表現了一個學者的誠實、正直和獨立思考。”高華有言：“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既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的未了情懷。12月26日是高華忌日，也是一個特别的日子，每到這一天，總會有無數讀者緬懷他，也會讓我們年複一年地感知思想和學術的溫度。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鄭會欣同學，曾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從事民國檔案和民國史研究工作。後移居香港，長期擔任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學術助手。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财政經濟政策、中外經濟關系和官僚資本等問題，著述頗豐，在民國史學術界有一定影響。著有《改革與困擾》《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和國營貿易研究》《讀檔閱史》《日記中的曆史》等20多部專書，編注《董浩雲日記》（三冊）和《董浩雲的世界》，并在其基礎上寫成50餘萬字的《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在重要史學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20多篇。其《檔案中的民國政要》一書以豐富的檔案、日記、書信、電報和回憶為依據，揭示出衆多民國政要的轶事和重大曆史事件真相，此書先後在香港、内地和台灣出版，市場反響甚大。

可以說，我班同學們在以曆史學為主的學術研究領域，碩果累累，沒有辜負母校對于我班同學們的培養與教導。

學者高華

四、百花齊放

 我們班于1982年畢業，為恢複高考後畢業的第二屆大學生，并且正趕上改革開放的初期，國家急需人才，于是同學們都有了施展才華的用武之地。

同學們學的是曆史，深知以古鑒今、格物緻知的重要意義。南大賦予了我們用深邃的眼光看待曆史的能力，也鑄造了我們用務實求真的信念為現實社會發光發熱的潛能。因而，同學們畢業後，并非個個都沉入到曆史科學的研究之中去，而是将視角放到了更廣闊的領域，在曆史學研究領域之外，闖出了各自的新天地。

 (一)黨政機關、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中的同學們

我班同學們畢業後，主要去向是黨政機關、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等，以曆史學的人文知識背景，從事相關的思想文化工作，仍是得心應手的，因而不少同學在相關崗位上，如魚得水，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蔣堅永同學曾任中央統戰部二局副局長、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并兼任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宗教理事會中方主席等社會職務。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協調部工作；因社會影響和貢獻，獲韓國金剛大學名譽哲學博士學位（此前中國唯有原佛教協會會長傳印長老獲此殊榮）。在國家宗教局工作期間，長期主管宗教對外交往工作，多次率團出訪，多次到港澳台地區交流，在舉辦世界佛教論壇、國際道教論壇等大型宗教文化交流，以及佛牙舍利、佛頂骨舍利赴國外和港澳供奉活動中，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宗教對外交往，推動中國宗教走向世界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葉皓同學曾任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又先後出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斯洛文尼亞的大使。因對中阿關系做出突出貢獻，曾接受阿爾巴尼亞總統頒發的“國民特殊功勳”勳章。他還出版了專著《政府新聞學——政府應對媒體的新學問》，建立了政府新聞學的研究框架，展示出集官員與學者于一身的較高水平。他主持的“突發事件、媒體互動與政府應對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點研究危機處置中政府應該如何正确引導輿論等課題，具有非常切合現實的功用，将理論與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中可以看出他在為官一方的過程中，對于黨和政府的治理與社會輿情的引導有過比較深入的思考。

幾十年間，業績優異的同學還有很多，諸如陸洪新在部屬大型航運企業——中國海運（上海）公司任黨委書記，多年從事行政工作，成績有聲有色；原江蘇省政協副秘書長唐立鳴，在任多年，有力地推動了本省政協工作日新月異；原中共南京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王為崧，曾是南京市委新聞發言人，市委許多重要工作的推動，都有他的付出。此外，原南京市委黨史辦主任蔣曉星、原江蘇省檔案局副局長項瑞荃、原海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及省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徐冰、安徽省社科聯副主席蔔幼凡等等，均在任上有不俗的工作成績。還有江蘇省人事局的王鳳祥，由揚州師院、江蘇工學院“轉戰”至南京檢察系統的李曉華，以空軍中校轉業、在南京市紀委及财政局主持紀檢工作的高和靜，江蘇鹽城市局領導幹部張志東、胡友祥及陸華等，常州市政府史志辦、政協文史委方面的領導和專家徐瑞清、沈建鋼，蘇州對台辦和政協文史委的專家王琛、屠雪華，以及一些在國家企事業單位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學如河南博物院的許天申、四川自貢博物館的林建宇、山東煙台開發區的李欣、江蘇南京市文物局的衣志強、徐州市博物館的李銀德、蘇州大學出版社的耿曙生和江蘇電視台的錢俊……他們作為單位領導或業務骨幹，均在本職工作中獨擋一面，事業有成。

各路英才

（二）跨專業、跨行業

我班同學學的是曆史學，曆史學分為中國史、世界史、考古等專業。一些同學畢業後一直從事曆史研究與教學，沒離本行；而還有好多同學則不同，徹底跨越到了别的行當與專業。而他們的工作照樣很稱職，這或許說明從南大曆史專業學到的方法論，有力地支撐了大家應對世事變化的能力，能夠舉一反三，根據現實需要而把相關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上世紀80年代，李科威同學率先嘗試計算機考古，開始從宏觀角度審視考古學，先後發表《中國考古學變革的基本結構》《考古類型學的進化觀與文化動力學的問題》等屬于新考古學前沿文章，并直接接受國家文物局指定的《考古情報檢索系統》《中國考古主題詞表》等研發項目。現在看來這些都頗具前瞻性。 離開考古界後的近三十年，李科威把從曆史學熔爐中練就的非線性生态動力學體系，轉向臨床實用目的的醫學人工智能研究，深入探索疾病原理、仿真思維、決策算法、網格化病曆體系、語義網知識庫等理論要義，發表過《醫學人工智能和生态動力學問題》《疾病模型與中西醫診斷原理》《中醫的理論構架與工作原理》等具有醫學前沿觀念的文章。他甚至将這些理論變成可執行的臨床醫療産品，形成7500個單病種的知識體系，能立刻普遍提升低年資醫生數十倍的臨床知識能力。而他猶不滿足于此，還試圖用AI産品去攻占醫療市場，替代漏洞百出而又盤根錯節的電子病曆核心體系！這意味着要抗争現實的龐大醫療運行體系！其毅力、勇氣和擔當，真是非凡。阻力之大、困難之多，可想而知。能否成功，我們拭目以待。李科威說：事已至此，騎虎難下，但即使在這條路上熬到油盡燈枯，自己絕不回頭！班上有他這樣的同學，我們内心由衷地充滿敬意。

劉雲舟同學，一個曆史專業的學生，從南大畢業後卻去學了電影導演藝術，後來還到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留學，以電影藝術博士畢業。他是福建電影制片廠一級導演、福建省電影評審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福建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曾導演多部好的影片，其現實題材的影片《零點行動》，情節扣人心弦，思想性藝術性俱佳，入圍1998年度中國電影華表獎提名。還出版一部專著《電影叙事學研究》和三部譯著。2021年，他導演的一部現實題材的動作片《站着等你三千年》隆重面世，相信必定會有很好的市場反響。曆史學與電影學，這中間隔有多麼大的距離啊，而劉雲舟同學卻跨越了這道鴻溝，為我們诠釋了一個理念：大學重要的是，首先要激發人的個性與愛好，要培養人的獨立特行的觀念、應對挑戰的超絕能力，其次才是知識的灌輸、文化的洗禮。

長期以來，王虎華同學的本職是編纂政協文史資料，然而他并未裹足于此，卻在文學領域同樣很有成績。他的文學作品集《良宵》，達50萬字，收錄了他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三十年間的小說、散文、随筆。這些作品中，有的曾在《人民文學》發表過，有的被選入謝冕主編《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足見其水平不低，影響不小。他的小說以反映世象百态和人情冷暖為特征，散文多呈現着深邃的曆史滄桑畫面，随筆則以針砭時弊、鞭辟入裡為優長。評論者說，才氣是天生的，而王虎華的小說就通篇洋溢着才氣，并且處處透着汪曾祺先生小說的味道。其作品充滿人性的光輝，充滿悲憫的情懷。可以傳承，而非過眼雲煙式的應時之作。

王宏林同學從南大畢業後，跨行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碩士，又投法學宗師沈宗靈門下，成為國内較早的法學博士。他是南京師範大學法學學科教育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又曾入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訪問進修。1993年他創辦合夥制律師事務所，為國辦律師事務所和合作制律師事務所之外的首創；而且，他也是國内最早下海做律師的法學博士之一。他曾擔任北京市律師協會理事，北京仲裁委員會第一、二、三屆仲裁員。依憑系統的人文學科教育背景和長期的法律實務經驗，他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法律人才培養、公司法、破産法等細分領域多有著述，出版了《國際一流法律人才培養論綱》。2007年《企業破産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為起草司法解釋，須汲取法學界的學術成果和了解破産法前沿的實際問題，王宏林結合自己所承辦的北京興昌達博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破産（重整）案，為最高院提供了第一手的破産法實踐素材和相關的理論分析。王宏林還對中國司法制度改革作了深入思考，有許多獨到見解和制度方案，引起相關層面的關注。

殷醒民同學特别關注現實社會的經濟發展，關注應用科學，因而由曆史學本科、碩士畢業後，跨行轉而研究經濟學，成為産業經濟與金融方面的專家。他以應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中國産業經濟，在中外期刊上發表了許多研究論文，并著有《中國工業結構調整的實證分析》《企業購并的金融經濟學解釋》等多部經濟、金融專著，成為這一領域的代表性人物。

實際上，在黨政機關、行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從業的人，多數也是不搞曆史研究的了，因而均可以稱之為改了行。還有一些移居海外的同學（如鄒小玲、杜蒙樨等），也不再研究曆史，同樣工作和生活得很精彩。從中也可以看出，學曆史的人應對變化的社會需求，還是很得心應手的。而這也正是我班許多同學的一個共同點。

藏龍卧虎

（三）下海經商

敢于不戀鐵飯碗，到體制外謀發展，在多年前是要有很大勇氣的。而我班也有少數同學，便勇敢地邁出了這一步，積極投身于當下的社會經濟活動中，成為經濟大潮中的奮發搏擊者，令人十分敬佩。前述李科威同學即在深圳創辦了自己的科技公司，已在市場上拼搏多年，業績喜人，此不贅述。

從做學問的好手，到進入商海笑傲江湖，張華同學是個典型。他在我班年歲最小，讀本科時即已專注于明清史研究，已有相當的學術積累；畢業後讀了碩士研究生，很快在明史研究方面嶄露頭角，發表了一些有份量的論文，導師洪煥椿為之寄予厚望。30歲時，他晉級副教授，系主任張憲文感慨：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最年輕的副教授。正值春風得意，1993年，張華因為眼疾，同時也因鄧公南巡講話的激勵，竟毅然改變人生軌迹，脫離體制，下海自謀生存。他的奮鬥足迹，海南四年，上海六年，最後定居北京迄于今。道路曲折卻百折不撓，他踏入了資本市場，先後在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和私募基金擔任高管和合夥人，最終收獲滿滿。他頗為感慨地說：回顧過往，無論學術生涯，還是職業道路，自己能夠小有所成而無愧于心，得益于bevictor伟德官网的求學經曆讓我始終充滿自信：勤奮、認真、善于思考、不懼挑戰，這些“新三屆”大學生共有的優秀品質，将會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出自己的精彩！——他這句話，其實可以作為我班同學們奮鬥精神的共同寫照。

楊亞非，畢業後很快就在明史研究領域做出了成績，處女作《明代蘇松嘉湖地區重賦之由》作為曆史類領銜文章發表在《江海學刊》1983第5期；其後又關注明代海外交通、漕運等課題，其《論明代漕運方式的變革》發表在大型學術刊物《社會科學戰線》1986第2期，榮獲社科獎，并在美國的中國明清史學界産生一定影響。但1992年鄧公南巡講話後，楊亞非走出了書齋，“下海經商”。90年代前期，進入南京某集團任高管，曾負責“中國古代飲食博覽館”，該館是當時中國唯一用吃來體驗古代飲食文化的飯店，蜚聲南京城，被海内外十幾家媒體報道。後在集團的準上市股份公司任總經理，該公司研發出了中國第一輛電動自行車。經商期間，多次作為江蘇省電台多個欄目的嘉賓，主講中國飲食文化、企業管理等。當時他在經濟台“企業家沙龍”欄目作節目時，首次在國内提出企業家發展過程的三個層次：一、無所不為階段；二、有所為、有所不為階段；三、無為而無不為階段。其說在企業家群體中很有啟發意義。

周連春同學畢業後在大學教書，發表過文章，出版過書，其中在《社會》雜志發表的《談農民的不平等地位》一文，在全國影響較大。他是個不安于現狀的人，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上世紀80年代末也涉足經商，生産尿激酶。但初期不順，多年無所獲，吃了不少苦頭。但他堅持不懈，後來終于有了轉機，行情好時，曾有二三十個生産點，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東三省，有幾百個工人。到現在依然還有五六個生産點在運營。而2019年，他又與人合作，開始生産全自動無菌液體包裝機，擁有國内最先進技術，産品已開始全面推向市場，前景喜人。他自稱“小老闆”，以老子“無為”觀指導經營，很超脫，由手下人放手去幹。相信多年前學習曆史沉澱下來的觀念，長年打拼獲得的現實體驗，對他的營商之道很有影響。他說：“一開始經商是為了賺錢，後來，就注意在做生意的人際交往中觀察人性。”可見已經上了一個層次。

應海康曾攻讀先秦思想史，而他的思想未沉醉在古奧的兩千多年前，卻與當下潮流十分合拍，比如“下海”。上世紀末，他開始涉足藝術紙銷售行業。創業之初，舉步維艱，無注冊資金，用朋友公司執照去經營；租不起房，借朋友公司暫栖。咬緊牙關，放下身段，集銷售、送貨、出納于一身，一袋紙樣在手，一卷紙張在肩，走街串巷。在藝術紙進入國内市場已近10年、南京各主要用戶都有穩定供貨商的形勢下，要虎口奪食，步履之艱難可想而知。1999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東史郎日記》，所需藝術紙品種多，數量大，卻不能預先确定書籍具體印數，又必須限期完成。從出版社到承擔藝術紙供貨的應海康，均面臨巨大壓力。後該書不斷追加印數，由最初一兩萬冊，最後超過十五萬冊。印制過程跌宕起伏，所幸有驚無險。書中所用特種紙品種之多在書界罕見，相關品種一度面臨斷貨，經多方斡旋，從美國高價空運得以解決。此書的藝術紙供應讓他一戰成名。此後又經他持之以恒的周到服務、誠信經營及擁有産品優勢，使自己的公司占了南京中高檔藝術紙市場大半份額。做生意固然以賺錢為目的，但他也有切身體會：“有些生意，可以帶給人超出賺錢目的之外的成就感。”當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連做兩期《東史郎日記》出版訪談節目之際，他很欣慰，因為那裡面有他的一份付出。

何平同學也是有才氣、有闖勁的人。他在本班最早獲得曆史學博士，然後在軍校執教十幾年。退役後便進入商界一展身手，先後從事過房地産、媒體經營、影視等行業，業績可圈可點。由介入文化産業開始，何平廣泛涉獵現代傳播學理論，并給國内方興未艾的文化産業作出學術诠釋。為此他以曆史學背景受聘為國内某知名大學的傳播學系負責人、教授。與此同時，他在生物産業領域也有過重大建樹，實際管理過一家以幹細胞基因工程為主業的上市公司，由于他在商業模式和企業管理方面的創新，該公司一度成為行業領軍企業。他橫跨文化與商業兩界，可謂長袖善舞。

由這些投身商海的同學的經曆，讓我們感受到了學曆史出身的人未必就帶着“老夫子”般的遲鈍與木讷，相反，擁有曆史知識的積澱，同樣能在變化的時代商潮中一顯身手。

胸懷理想

總之，我們這個班級的同學們在各行各業中，都經曆了自己的風雲人生，本着腳踏實地的理念，站在當今的時代潮頭，将才學奉獻于社會，用智慧融入于現實，為這個時代留下了各自精彩的影像。

從上大學到現在，整整過去了40多年。如今同學們多已進入退休狀态，從而有了回首往昔、共話“巴山夜雨”的情緻。而這也正可以為自己、也為曆史留下一份珍貴的記錄。

恢複高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新三屆”作為恢複高考時的前三屆，在這序幕拉開之際登上曆史舞台，天然地帶着不同尋常的意義。 曆史讓我們歸屬于“新三屆”，也算是我們的一份榮耀。昔日我們見識過别樣的風景，我們有不盡的感觸；未來我們還将奉獻我們的餘生，為這個時代，書寫我們更多的精彩！

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