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鄭會欣，1982年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畢業，先供職于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任史料編輯部副主任。1988年移居香港，獲香港大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任職于香港中文大學，主要研究民國史。
大學陪住的回憶
作者：鄭會欣
文圖來源：新三屆
曾在微信中看到某大學為異性陪讀生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回憶起來，我在大學也有一段陪讀陪住經曆，不過那時與現在不完全一樣，最大區别當然就是陪讀者是同性。我當年作為陪讀生，與外國同學同居一室，那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憶。
1978年以後，國家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對外開放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表現就是招收了大批的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bevictor伟德官网是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也是外國留學生入學的重要高校之一。
當時來中國的留學生主要分兩大類，一類是學習工科醫科，包括水利、中醫藥，以南京為例，主要是華東水利學院(今河海大學)、南京中醫學院和藥學院(今中國藥科大學)等，學生主要來自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再有就是到中國來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bevictor伟德官网的文史哲專業國際知名，留學生主要在這一領域學習，他們大多來自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
南大校方為了配合留學生在國内的學習和生活，特地将南院的九舍和十舍讓出，作為留學生住宿的地方，還專門成立了留學生辦公室。當年其它高校對留學生管理得很嚴，将留學生宿舍與其他學生隔離開來，平時也不準外人随便進出；而南大的情形大不一樣，留學生不但可與大陸學生互有來往，而且還鼓勵他們與中國學生合住，好像是同意合住者可以免繳或少繳住宿費。
留學生來中國的目的本來就是要學習中國文化，能有這一機會與内地學生同住，既可以了解中國的社會，又可以藉機學習中文，何樂而不為？所以大部分留學生都同意合住。而中國學生就更不用說了，既能和同屋說說英語，了解一些國外的狀況，而且還是兩人一間屋(那時中國學生宿舍大都是八人一間)，更重要的是每天還可以洗熱水澡，真是求之不得呀！
因為南大的留學生大都學習的是中文與曆史，因此這兩個系的學生就是陪住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女同學太少，全部陪住都還不夠，還要增添一些外語系的女生；男同學當然很多，但具體名單還是由系裡決定，再征求留學生本人的意見。我是擴招生，又是南京籍，原本沒有住校的資格，可是升本科後被選為班委，就先安排住校，不久又被挑選成了一名陪住生，而且還讓我負責本系陪住生的日常生活。
我的陪住對象是一名加拿大留學生John Burdge，中文名叫蔔彰文，年齡與我差不多，這可能也是他願意找我陪住的原因。他身材高大，面目祥和，平時說話都帶着笑容。
蔔彰文是中國近代史的碩士研究生，研究重點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他的漢語水平一般，所看的資料也就是文史資料中的回憶資料，沒有甚麼稀奇的史料。不過他那裡倒是有不少香港的政論雜志，譬如《七十年代》《争鳴》《百姓》等期刊，就是我第一次在他那兒看到的。
留學生到中國來還帶來許多西方的文化，一到什麼萬聖節、感恩節和聖誕節這些西方的傳統節日，留學生宿舍不是開Party，就是舉行化妝晚會，熱鬧非凡，我們這些陪住生也獲邀參加。記得我的同屋就曾穿着一身黑衣，脖子上挂着一個十字架，簡直就像電影《牛氓》中的那位大主教蒙泰内裡！
後來他們這些留學生還經常被借去拍攝電影，記得蔔彰文就先後在《西安事變》《鐘山風雨》等影片中扮演過大使、記者等角色，反正也不要說話，就是站在那兒舉舉酒杯、跳跳舞就行了。
大三時系裡來了一位新領導，要求所有同學每天早上6點鐘必須起床，集中到大操場早鍛煉，每天清晨5點半就由系體育委員在宿舍的樓上樓下吹哨子，他本人每天都到各宿舍去查房，誰也溜不掉。我們這些陪住生原本不住在宿舍，但也被下令一定要參加，可是我們那兒沒人morning call，隻好從家裡帶了一個小鬧鐘叫起。留學生一般都是夜貓子，每天睡得很晚，因此每當清晨鬧鐘響起，雖然我立即按下鬧鈴，但都會把同屋吵醒，我連忙說sorry、sorry，一邊趕緊穿衣外出。他雖然沒說什麼，但我心裡一直覺得挺過意不去的。
邀請蔔彰文到家中作客
我與蔔彰文的關系挺好，他不像其他外國人那麼開放，按我看算是屬于循規蹈矩的人。不過我的英文口語并沒有因陪住而提高，這主要是因為我缺乏主動性，詞彙量又少，往往說幾句就找不出甚麼話說了，因此大部分時間還是我跟他說中文，他當然更願意這樣了。
我們同住了一年多，其間曾幾次邀請他到我的南京家中作客，受到我全家人的熱情招待，他也很願意了解中國家庭的生活，并享用各種美味的家常菜。畢業後我偶爾還到他宿舍去看看他，那時他已經一個人住了，據他說後來的同學年齡太小，沒有像我這樣歲數大的了。記得有一次他還請我到南京剛開張的金陵飯店頂層旋轉餐廳去喝咖啡，讓我開了一次洋葷。
以後他回國，開始還有幾封明信片，後來就失去聯系了。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工作時曾聽翻譯中心一位同事（她曾擔任過南大的外教，認識蔔彰文）說，蔔彰文後來與另一位美國留學生安德遜結婚了，她是位博士生，回美國後在一所大學任教。他們倆生了幾個孩子，蔔彰文也就不工作，成了一位真正的家庭婦男，專門相妻教子。這在中國人的眼中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
有少數南大留學生不僅同意中國學生陪住，甚至還提出要住到中國學生的宿舍，與他們同吃同住。這個要求後來竟被批準了，我想這可能在當時國内高校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也充分體現出當時南大校方的開放心态。在此德政下，幾位來自西德、日本和美國的留學生就和我們班上的同學同吃同住了幾年，彼此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潘愛文。
潘愛文(John Pomfret)，後來改名叫潘文，我們都叫他小潘。小潘個頭可不小，身高一米九幾，我們曆史系這麼個小系當年竟能在全校籃球比賽中榮獲亞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系擁有像小潘這樣的外援，雖然他的球技并不怎麼樣，但那麼高的個子矗在球場上，還是有一定威脅的。
小潘是美國人，聽說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報人，他在斯坦福大學上學期間對中國文化産生興趣，于是便休學學習中文，并申請到中國留學。到南大之後，他不願住在舒适的留學生宿舍，而堅決要求與中國同學同吃同住，擠在八個人一間的宿舍，假期還曾與一位四川的同學到他老家去。我那時沒跟班上同學住一起，因此與潘文并不太熟。
2002年夏，我們班同學在畢業20周年之際舉行了一次聚會，并制作了一個通訊錄。小潘那時出任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聽到這一消息後，就想與班上的同學建立聯系。
此時他在北京的工作即将結束，按照慣例，過往長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記者離任後，大都會對這個地方寫點東西。小潘覺得如果照以往寫法，不足以反映中國改革開放變化的面貌，不如從他個人的經曆及與中國同學的交往，以我們班上同學為素材寫一本書，分别寫寫他們上學前、大學期間以及畢業後這麼些年的生活，從中即可看出中國這幾十年來的發展與變化，以小見大，更具代表性。
他的這一想法得到美國一家出版社的認同，并預付了一筆稿費，小潘就按照通訊錄的地址給班上每一同學寫信，談了他的想法，并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接受他的采訪。我覺得他的這個想法很好，便回信表示支持，幾年間他曾到香港訪問了我兩三次。
說到訪問還有一件趣事兒。有一次小潘打電話給我，說他又到香港了，想第二天與我見面，但我第二天要去北京開會，他立即問我哪個航班，說馬上改票，當天同我一起回北京，并約我晚上一起吃飯。我說沒時間，因為77級的楊冬權（他當時是國家檔案局的副局長）知道我來北京，已經約了所有77、78級兩個班上的在京同學當晚一起吃飯。小潘問可不可以參加，我說那是人家請客，我不好自作主張，可是他還是想參加，我隻好說打個電話先問問吧。冬權聽說是大學同學，馬上就說一起來吧。
第二天小潘與我同乘一班飛機到北京，到京後冬權兄特别安排汽車來機場接我，小潘說他要先回家放下東西。他在北京呆的時間長了，對京城文化門兒清，知道晚餐一定會喝酒，因此說晚上不會開車來。當晚小潘興沖沖地來到西單的砂鍋居，冬權兄一見就愣了，立刻暗中拉我出去責問：
“你怎麼帶了一個外國人來？搞得好多話都不方便說了。”
“我說過，他是我們同學呀！”
“那你沒說他是留學生。”
我自知理虧，但也隻能說：“那你也沒問啊。”
那幾年，小潘走訪了班上大部分同學，最後他以班上五位同學的不同人生經曆為素材，寫了一部專著《Chinese Lessons》，據說這本書在美國還比較好銷，被一些教授指定為中國研究參考書雲。雖然後來他也寄給我一本，但我的英文閱讀能力欠佳，一直也沒有将其讀完。
2007年聖誕節，父子倆在華盛頓郵報大廈前與潘文合影
2007年冬天，我與太太到美國，先在西岸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宋子文檔案和剛開放的蔣介石日記，聖誕前夕再飛到東岸華盛頓附近的表妹家。正好兒子剛由紐約大學提前畢業，就陪我們一起遊玩。
聖誕節那天上午我們正在華盛頓四處遊覽，我突然想起，小潘前些時候說他已從洛杉矶調回華盛頓總部，還給我留下電話，不妨試試給他打個電話。電話撥通後，他聽到我的聲音非常驚奇，說老鄭你在哪兒？我說就在華盛頓的第幾大街呀，其實就離他報社總部隻有幾條街。當時他正在開會，叫我們一小時後再去找他。
那天是聖誕夜，中午很多飯店都關門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快餐店，幾個人匆匆吃了點漢堡包，聊了聊近況，飯後還到他們《華盛頓郵報》的大門前照了幾張像留念。後來我又與他失去聯系，聽說他已離開《華盛頓郵報》，現在也算得上是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了。
因為上學時的陪住，而與留學生有了往來，從而有了上述事情的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