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曆
王為崧，1958年生，1978年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畢業後先後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委辦公廳工作。曾任中共南京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南京市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等職。
文圖來源：新三屆
我的高考貴人陳廠長
作者：王為崧
因為1978年的高考，我與廠長陳餘福有過兩次直接的接觸，而這兩次的接觸，在我以後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我高考路上遇到的“貴人”。
01
“沒事，你去吧，你師傅那邊我去說。我們沒有文化已經沒有辦法了，你們趕上了機會，不能耽誤了。”這是當年我為加班時去聽場高考前的輔導課，找廠長陳餘福請假時他對我說的話，我記了四十多年。
那是1978年大約6月間的事，當時我還隻是個進廠剛半年的小徒工，之前從未與廠長有過直接接觸。說是廠長，其實就是總廠的一個大車間主任。囿于當時國營企業進人的“全民所有制”身份限制，為靈活解決大批中學畢業生和“上山下鄉”返城等社會閑散待業人員的就業問題，很多國營大企業附辦了集體性質的所謂“戴帽子”工廠，被稱為“國營代辦大集體”，以區别于傳統的規模較小的“小集體”性質企業。
當時生産熱門品牌“鐘山表”的南京手表廠，也把整個表殼車間拿出來作為“戴帽子”的企業，除了在每道工序上留下一兩個、總共約20多個老師傅，作為技術骨幹和班組長，保留其“全民所有制”身份外，招收了400多名“大集體”身份性質的員工。工廠對内仍是手表廠的表殼車間，對外則同時挂了“南京手表殼廠”的牌子。陳餘福就是這樣被委以“廠長”之職的，而我則是在1975年高中畢業，在家“待分配”兩年多後，有幸趕趟擠進了這家當時算是熱門的工廠。
令人唏噓的是，這樣的工廠在後來的“改制重組”浪潮中，沒能逃脫破産倒閉的命運。
進入工廠後，我作為小沖工被安排在了成品檢驗班組。坐在工作台前，手工操作着台面上的小沖床，壓嵌上千隻表柄，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活兒很簡單，沒什麼技術含量，倒也相對輕松、幹淨。班組十多人一色全是當年新招收的小年輕學徒工，隻組長一人是總廠留下的老師傅。他50歲左右的年紀，瘦瘦高高的，一副精明幹練的模樣，技術一流（印象中好像是七級工），手表放在耳邊聽一會兒就能立刻判斷出毛病所在，然後拆開後蓋，三下五除二地就擺弄好了。待人也挺親和，似乎沒見過像其他老師傅動辄訓斥徒弟那樣待我們。
工廠裡最初的一段日子消磨得倒也還算舒适安逸，可沒過多久，那年的恢複高考打破了生活的甯靜，燃起了我同其他無數青年人内心一樣的幻想與渴望。可是由于“文革”時期中學裡所學寥寥，加上時間緊迫，（當年從公布消息到正式考試，中間隻間隔一個多月時間）準備不足，（說實話也不知從何準備）在懷揣中學時年年成績優異好學生的自恃和對未來滿滿的憧憬，大有成竹在胸之勢地走進了考場之後，立刻就被打回了原形，知道了外面世界的天高地厚。
一拿到試卷，我整個人就懵了，腦袋一片空白：甚至連那些題型都從未見過，更遑論去解答了！就這樣第一輪初試都未過，（因為恢複得緊迫，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在統一規定的時間自行組織進行，江蘇當年實行的是初、複試二輪考試制）我的一切幻想和憧憬就都破滅了。當年隆冬教室裡的陰冷和内心冰徹的感覺，雖時過40餘年，至今仍清晰于心。
雖然铩羽而歸，但躁動的内心已無法平靜。眼前每日的規律安逸反而變成了枯燥、單調、無聊而難以忍受，隔壁房間超聲波清洗機和抛光機的聲音格外地刺耳撓心。每每想到今後的一生可能就在這每日簡單、機械的重複手工勞作中度過，便心生煩躁與恐懼。因此，在經曆了這算是人生第一次嚴重打擊和短暫的沮喪與赧顔之後，立刻決定繼續奮鬥，準備參加1978年的高考。
考慮到其間隻間隔半年，複習準備的時間有限，于是便果斷地放棄了當時時尚的“科學家”的追求夢想，改理從文，投考文科，以省去物理、化學功課的大量複習準備。同時，因覺得語文、政治、曆史、地理等幾門純文功課内容龐雜，主要需要靠平時的積累，臨時無法準備，而數學可能會成為短闆，因而把主攻的方向放在了對數學的複習準備上。
深感缺乏文化之苦的父親對我的高考十分支持，默默地托人買來一套“文革”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數理化自學叢書》，于是其中那套9冊的《數學》課本（《代數》4冊、《平面幾何》2冊、《立體幾何》1冊、《平面解析幾何》1冊、《三角》1冊）便成了我的主要複習材料，并且用的是最死最笨的法子，即從頭到尾一遍遍地反複閱讀課文和練習解答習題。事後回想，這套書當時至少仔細看了三遍以上，而對其中習題的反複解答則不可計數。
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不夠。除了本身隻有半年時間的因素之外，主要的還在于剛剛參加工作，正常的白班工作之後 ，幾乎天天還要加班。本來早上7點45上班，下午4點前就可以下班的，可一加班就要到晚上9點左右。這樣，每天完整的複習時間實際上就隻有晚上9、10點到淩晨1點前這短短的三四個小時。
加班的原因主要是“鐘山表”在當時屬“緊俏商品”，價廉物美，市場上供不應求，生産總是跟不上。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我們那位組長師傅的同事經常戲谑笑話他的，“想多賺點加班費”。上班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并不十分着急抓緊，甚至有時還有點磨蹭，隻是到了下午兩三點鐘總廠裝配車間那邊反複電話催貨之後，才沖上樓找廠長反映“來不及”了，于是廠長照例要求加班加點完成。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象，在當時工資和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七八級高級工的月工資不過七八十元，而我們學徒工當時隻有十七元）的年代，其積累下來的加班工資，對一個普通家庭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
而對我來說，當時更寶貴的卻是時間。班組内其他工友同事私下也多有怨言，可因為剛工作不久，内心雖有不滿，卻也隻能服從。為此我就開動腦筋，想辦法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隙複習功課，比如匆匆飯後的空餘和上下班擠公交的途中等等，而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在幹活的同時，将複習的《數學》課本攤在工作台下的抽屜蓋闆上，（實際并無可抽出的抽屜，隻有一個可關上抽屜口的蓋闆）一邊手上幹活，一邊腦中默想着習題的解答，然後再低頭對照書本看一下解題的過程、步驟、方法等是否正确。（至于運算結果當然默算不出來的，不過方法、步驟等對了問題就應該不會大）
就這樣一題一題地反複練習，倒也日漸精進；工作本身也沒落下，每天的任務定額都超額完成，班組内的其他活兒總是搶着去做，與工友同事相處得也十分融洽，所以一直得到組長師傅的肯定和時不時的表揚。直到因為快臨近高考時的那場輔導課，這樣的“和諧”局面被打破了。
因為除了數學外，其他幾門課都沒有現成系統的複習資料，所以當時我在重點準備數學的同時，格外留心并如饑似渴地收集一切相關的資料，因此當一個朋友好不容易幫我弄到了一所中學将舉辦一場連續兩晚有關曆史與地理方面輔導的聽課證時，我特别的高興和珍視。
“文革”年代的中學裡，曆史、地理等方面的課程幾乎就沒正規開過，課堂上偶爾涉及到的也都充滿着所謂“階級鬥争”“路線鬥争”的内容，這方面的系統知識對我們幾乎就是空白，因此這時的這場輔導對自己無異于一場久旱後的及時雨。事後也證明，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講課老師對史、地方面龐雜知識與信息點的梳理、歸納以及方法上的傳授，确實讓我獲益匪淺。
為了确保聽課不受影響，我提前一周就向組長師傅報告和請假，并明确表示屆時可加班到6點後再走，師傅當即爽快地同意。誰知到了那天下午快6點我再次向他提起這事時，不知為何他卻借口任務緊而斷然不同意了（事後我也曾反複回想，似乎找不到之前曾招惹到他的情形），并且還擡出了廠長來施壓。我深感意外和郁悶，除了對輔導課的看重外，更對這種言而無信無法理解和接受。于是血氣方剛、不谙世事的我當即說“那我找廠長去”，便沖向樓上廠長的辦公室。
其實在上樓的過程中，我一時沖動的勇氣已經開始“側洩”而變得有些忐忑了，但已成弦箭之勢，隻得硬着頭皮進了廠長的房間。在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和事由說明後，廠長陳餘福當即說了前面所說的那段話。我暗舒長氣，頓覺輕松無比。因為内心還有些許對組長師傅的不滿，因此下樓後我隻對他說了句“廠長已經同意了”，然後便徑直離開去聽課了。而我顯然沒有意識到，組長師傅肯定是生氣了——我這小小的學徒，竟然不顧他的意見而直接找廠長，找完廠長還顯出了态度上的冷寞！
02
這件事之後，我格外謹慎小心，甚至更加勤勉地幹活，潛意識中似乎自己犯了個錯誤，有種試圖對事情作修複彌補的意味；而組長師傅那時并沒有說什麼，表面上也沒有什麼變化和異常反應，所以我天真地以為事情已經過去了。殊不知由此已結下“梁子”，我的“黑豆”已經被暗暗記上。
那年夏天的炎熱來得異常的早，我依舊像往常一樣每天專心工作、複習，一門心思地鑽進習題的解答、相關資料的背記之中，心無旁骛，物我兩忘，對炎熱已近乎麻木。特别是晚上加班回家後，就一頭紮進像是被火烤過般的小屋，靠一台電風扇繼續看書複習，直到夜裡1點左右，在老媽的一再催促下才躺下。第二天又起早擠公交、倒車，趕去上班。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連續疲勞，到臨近高考前一周左右，突然出現了頻繁氣短、心悸、出虛汗的狀況，心跳經常竄到100下以上。忍了幾天後去了工廠附近孝陵衛鎮上的鐘山醫院，醫生立刻讓做心電圖檢查。因心率較快，讓我平躺在那兒十多分鐘後再次檢查，結果仍是100多次。于是醫生便開了病休三天的假條，并囑好好靜養。
這對當時深感時間不夠的我來說可真是個意外之喜，由此還引來了廠裡那些同樣也要參加高考的小夥伴們的羨慕。不過這樣的“福利”并沒獨享多久，過了一天省政府下了一個通知，說是鑒于當時的炎熱高溫，有高考生的企事業單位可以給考生放假作準備，于是廠裡便放了我們的假。
考試那幾天，因為怕受到廠裡同考的夥伴們相互詢情的影響，我每天上午考完後并沒有回到考場附近的工廠，而是頂着烈日倒一趟車回家，繼續準備下一場考試的功課，午飯後再趕回考場考試。
記得那幾天格外的炎熱，考場裡從第二場起放置了一個裝着大冰塊的木盆，可撲面的暑氣感覺絲毫未減，考生們個個都汗流浃背。我的試卷因胳膊上不停流淌的汗水而受洇，好心的監考老師拿來張白紙給我墊上，并囑下場可帶塊毛巾或手帕墊隔；前座一位女考生不知是因為暑熱還是答不出題目，一度趴伏桌上，引得監考老師又一陣忙亂……
最後一天下午的外語考試，當年規定不記入總分，自己惦量以當時的底子肯定考不出好的成績，所以幹脆選擇了棄考，在家美美地睡了一大覺，直到中學同學考完後來找我才被叫醒。
說實話，幾門考試都很投入，也比較順利，每道題目都完成了，但對錯與否，整個情況究竟怎樣，心裡并沒有數。所以當過後廠裡同考的小夥伴們熱烈回憶、議論考題時，自己往往都不敢插嘴，因為不是記不清是怎麼解答的，就是覺得他們所說的與自己的不一樣，心裡怯得很。
即便接到了成績通知，得知五門考試的總成績為400.1分時，仍不知是處于怎樣的層級、能否被錄取？以至在填報志願時都不敢把心儀的外地學校放在前面，生怕一旦人家不要又遭南京學校的嫌棄，因而出現了把bevictor伟德官网放在第一志願、北京大學放在第三志願的情況。為此事後還曾遭到住在後院的父親以前省文化廳的同事、當時在bevictor伟德官网中文系任教的吳白匋先生的笑話：“哪有這樣的填法！”
專業的選擇也是因為不懂而采用“排除法”的結果：哲學，從小就倍感玄奧而十分敬畏，隻好“敬而遠之”；經濟，知道随着發展肯定會越來越重要而受重視，可自己一直都沒有過興趣；中文，因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等作品而影響甚大，自己也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心懷“文學青年”的夢想，可是五門功課中其他四門考試的成績都在80分以上，唯獨語文最低，隻70多分，思量人家肯定不會選考得最差一門的人做學生，因而不敢報；剩下的就隻有曆史了，而且當時以為曆史就像演義小說和曆史故事那樣有趣，所以就這樣報了曆史專業。
就在填報志願、焦急等待錄取通知的期間，與組長師傅間又發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事。一天加班時，班組内的幾位工友同事因為時常加班而抱怨議論，我随口附和了一句。誰知之前還默不作聲聽着的組長師傅，這時突然沖着我大聲呵斥起來，我着實意外，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前段結下的“梁子”原來并沒有過去！
03
情況也确實如此。又過了一些日子，廠長突然把我叫去辦公室，這是我第二次與他直接接觸。廠長告訴我，這幾天廠裡正根據要求對我們幾個考生作鑒定，通常是先由班組拿出意見，廠裡過一下後就與本人見面，其他幾個考生都已經看過簽字完了。但我的鑒定他看了後覺得不滿意，就暫時不給我看了，準備由廠部直接重新起草。并當場指定了廠部的一位政工幹事（當時好像叫“指導員”）具體負責，說待重新起草完成并給他審過後再與我見面。
後來從廠部幾位幹事的議論中我才得知，組長師傅給我作的鑒定中充滿了他暗暗記下的顆顆“黑豆”：唯一的一次病假被說成“裝病逃工”；那次加班請假去聽補習課被含糊說成了“不服從管理”“無組織無紀律觀念”；甚至連曾經遲到了兩次也霍然在列。（确實有過因未能擠上前一班公交車而遲到不足10分鐘的事）至于工作本身，因每天都是超額完成且有記錄可查，倒也沒寫出什麼。幾位幹事也都有些不平地稱之為“過分了”。
說實話，找廠長請假的事後，我本來還一直心存不安，總覺得組長師傅平時是個挺不錯的人，待自己也挺好，我那樣做似乎有些愧對于他。盡管我也知道他可能因此對我心生不滿，但絕對沒想到他會這樣做。
從“文革”過來的人對于個人檔案中的評語是十分敏感的，一條不好的評價，放在十多年前，足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我由此在震驚之中便夾雜着憤懑：自忖并非偷奸使滑之輩，工作處世一直勤勉認真，退一萬步講，就算有所得罪，又何至于此？尤其是在這種關鍵的時刻！這件事的刺激讓我原本的幾分歉疚蕩然無存，并且心生怨恨。
此後上班時除了一如既往地幹好自己的活兒，依舊每天超額完成自己的定量指标外，不再主動與組長師傅有所互動，甚至當接到bevictor伟德官网的錄取通知書離開工廠之前，我都沒專門向他道别打招呼。
時過境遷。随着年歲增長和事經多曆，曾經的想法和心境已有所改變，曾經的事情許多也已漸漸看淡或遺忘，但當年那場不僅與自己個人生活命運、而且也與社會時代轉折相關聯的高考經曆，卻一直深刻地烙印在自己的記憶深處，多年後回想起來仍不免感慨萬千。其中的艱辛、幸運自不待言，就是當年的抱怨和曲折等，也漸漸轉化為深深的感悟和些許遺憾。
感悟着這段經曆特别是與廠長兩次接觸所得到的生活啟迪，遺憾當年諸如“不告而别”之類不谙世事的任性與幼稚，更遺憾離開工廠前沒能專門去向可敬的陳餘福廠長當面表達由衷的謝意！
這種感激之情當時似乎還沒那麼明顯和真切，可随着職場上曆練得愈久就愈加深厚濃烈，感悟也愈加深刻，并且漸漸衍化成了自己為人處世中努力自警、堅守，并憑着資曆的積澱時常教誨、傳授職場後輩與新人的兩條原則：
其一，可能的情況下，對需要幫助的人盡量伸出援手幫一把，這在你也許隻是舉手之勞，在别人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就如同當年那場事後證實對我确實有所幫助的考前輔導課一樣。
其二，即便是再有成見，也别對人落井下石。你盡可以在平時與他直言相怼，甚至拍案大罵，但千萬不可在入職入學、提職升遷等關鍵的時刻，背後下手、使絆子。因為這也許會影響到他的人生命運，影響他的一輩子。
我不敢說，如果當年我的第一份鑒定真的成立了，那麼我當時的大學夢就一定會破滅；但我确實體會到了那時被“擊中”時的心理感受。當然，也許我不必就這點事而一直耿耿于懷，但年輕時的一次際遇，總會不由自主地給人留下一生難以揮去的印記。
我還時常想起那些後來因為這家工廠破産而失去聯系的當年同廠、同班組的工友同事。有一段時期，我每天深夜十一二點忙完工作，從機關後門回隔壁院子的家時，給我開門的剛應聘不久的保安，就是我中學的同班同學。一個人的命運當然首先離不開自己的奮鬥與努力，但艱辛奮鬥努力之後仍不能改變命運、偶發事件影響人的一生的情況也不乏其例。
我慶幸在我高考這樣人生的第一個關鍵時刻，遇上了我的廠長陳餘福；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能遇上更多的“陳餘福廠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