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記憶】張正濤：校園生活散記

來源： 日知錄新說 

校園生活散記——校園戀情篇

張正濤 

記得是期中考試的那段日子，趕巧學習部聯系到一批《新概念》（1—4冊）售賣，為了不影響大家複習應考，我們學習部的幾位學生實行輪流值班賣書。某天下午輪值到我，我先把賣書廣告牌豎在小樓門前，然後把幾箱書從學習部搬到秘書組的大房間，将書依次攤擺在長條會議桌上，一邊服務絡繹不絕前來買書的同學，一邊忙裡偷閑看書複習。忙過一陣，清靜下來，發現靠窗邊坐了一位面生的女孩正在心無旁骛地埋頭看書。我以為她也是來買書的，隻是剛才人多，不想湊熱鬧吧？于是熱心招呼她：“那位同學，沒人了，你可以挑選書了。”而她卻冷冷的回了一句：“我不買書。”不買書跑這兒待着做什麼？我耐着性子問：“那你在等人吧？”答：“不，我在複習。”我便打起了官腔：“這兒是學生會，你也是學生會的嗎？”沒想到她回答“是”。言罷人家就扭過頭去繼續看書，不再理我，一付拒人千裡的樣兒。聽她這麼回答，我想或許是新來的，也不好轟人家了。随後倆人沉默無語，各忙各的，互不打擾。直到晚飯時間到了，她收拾好書包準備走人，但臨出門前不失禮貌的和我打了聲招呼，這倒讓我頗感意外。她走後，我也收拾好書攤撤了。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相遇。平淡如水。

 或許是她的“冷漠矜持”，或許是她最後出門前的客氣道别，這般亦冷亦熱讓我對她産生了莫名的“好奇心”。那次偶遇後，我就對她頗為關注了。她确實是學生會宣傳部新來的，此後我便總在傾聽她在隔壁宣傳部和同學們的談笑；總在關注她在南園的報廊前和他人換報紙的身影；還時而有意無意的在學生會樓道裡和她打個照面，期待着她報以一個明媚的微笑……終于有一天，我明白不知何時，她已悄然走進了我的心中。雖然這隻是我的一廂情願，但我知道，我已有了想和她面對面交流的沖動。而我實在不是一個性格外向、風風火火的人，何況又是學曆史的“老夫子”，諸如遞條子、直白地約會之類的事真做不來。為了接近她，隻能是落落大方的到宣傳部看報紙，趕巧她在的時候，就随便聊聊天，講講曆史掌故，引她和大家一笑。有時吃罷午飯回宿舍，如看到她正在報廊前挂報紙，就湊過去幫幫忙。由于她的鋼筆字寫得漂亮，所以時不時學習部有賣書賬目結算表、組織活動後的總結報告等文字工作，我也會找個恰當的理由請她幫忙謄寫……就這樣一回生二回熟，原本兩條不相幹的“平行線”在我的努力下終于有了交集。此後在校園裡再遇上她，我們已可以停下來聊一會兒閑天，開個玩笑調侃對方，而彼此沒有絲毫違和感。轉眼到了暑假前夕，我們考古專業的同學接到通知，暑假後一開學（9月初），我們将外出實習一個學期，至次年的寒假前夕返校。這就意味着我将有近四個多月不能見到她的身影、不能聽到她的笑聲。這不免讓我有了一絲緊張：在這四個月期間，她會不會如斷了線的風筝，飄向他方？于是我渴望在實習期間能和她保持通信。趕上有一天周末傍晚她要回家，我借晚飯後順道散步之由陪她走出校門。她家離南大不算遠，步行不久就能走到。而心有靈犀，這一路我們卻走了很久：先順着南大北園東圍牆外的天津路走到鼓樓廣場，再沿北京東路往她家方向去，可是到了該拐進小路去她家的地方，竟然沒拐，最後我們一直走到了雞鳴寺的勵士鐘塔，看看已走太遠了，于是再返回，往她家方向走。那個傍晚我們聊得融洽開心，海闊天空，話題很雜，猶記得兩個片段：

 她告訴我，她上托兒所時家裡買了看圖識字卡片，她父親邊和她玩邊教她識字，很快她認完了所有卡片。父親就隻好自制卡片教她認更多的字。認完所有卡片後家裡又給她買各種帶插圖的兒童讀物，但很快這些也不能滿足她的閱讀欲望。她開始從報紙右上角豆腐塊大小的偉人語錄開始，竟然認起了報上文章中的字，看見裡面有自己認識的字就大聲念出來，不認識的就問大人。每天郵遞員在樓下一喊報紙來了，她就搶着跑下樓把自己家和鄰居阿姨的報紙和信都拿回來。每天那些語錄和文章裡說的是什麼意思她根本不懂，隻是樂此不彼地認字。以至于有一次沒拿到報紙就把鄰居阿姨的信給拆了念，讓那位阿姨哭笑不得并教育她不能拆别人的信。那時她還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不能拆别人的信，但她記住了阿姨的教誨。上小學後因為學前認字多，老師教的字很多都已認識，寫作文時她會使用老師沒教過的成語和詞彙，所以作文會被老師當作範文在班裡念。老師還會把她用過的新詞抄在黑闆上讓全班同學抄，那時她覺得無聊就隻能趴在桌上假裝睡覺。如饑似渴、囫囵吞棗般的閱讀漸漸形成了她兒時的夢想：将來要當一名記者或作家。但那時政治氛圍嚴苛，作家和記者都是高危職業。她樓下的鄰居大姐就曾對她開玩笑說：“要想當記者就要做好坐牢的準備。”那時她還年幼，對此話似懂非懂。但随着年齡的增長，她慢慢領會了家庭和社會風氣都不鼓勵走這條路的理由。在高中文理分班之際，她曾有過猶豫是否堅持自己的理想，但終究沒有拗過家庭的期望、社會上重理輕文浪潮的裹挾和自己的虛榮心，最終還是選擇了理科。親手埋葬了自己的理想，那時的她對自己的選擇還是有些糾結。而我則開始理解為什麼我這個文科生會和她這個理科生聊天如此融洽的原因。在聊起文學方面的話題時我竟感到她這個理科生并不遜色于我這個文科生。再有一個“比窮”的細節，至今還回蕩着那晚的頑皮與美好。聊天中我說起北京圓明園遺址，扯出清王朝幾個皇帝的野史轶聞。其中講到異類的“摳門”道光帝和大臣們“比窮”的逸事：道光皇帝愛穿補丁衣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滿朝大臣個個衣衫褴褛，整個朝堂望去，知道的是君臣在早朝，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丐幫幫主在破廟裡訓話呢。說完兩人開心大笑之餘我當時不知是腦子進水了還是中邪了，居然提出咱們也有樣學樣搞個“比窮”，看誰穿的破？用現在話講，真是“夠二”的。沒想到一個二不響， 兩個二叮當，她居然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議。我倆“比窮”的細節因日記缺失不得而知了，但“犯二”的對話則留在了記憶中。這就是我們第一次“約會”的經曆。雖是月下，但沒有花前；似無浪漫，但很盡興。沒有談情、更沒有說愛，隻是像遇到久未謀面的老朋友，任由思緒放飛、胡吹海哨般“侃大山”，而我也達成了我的如意算盤：彼此相約，在我外出考古實習時保持通信聯系。我們學考古的大學四年期間是不會拘泥于校園、教室和一張方桌之地的，每個學期都會根據課程需要，或長或短的外出實習，1981年下半年大四的考古實習則是時間最長的一次。原計劃從9月一直到次年1月近五個月，後因我們工作努力，提前至1982年元旦前結束返校，曆時大約四個月。1981年秋季開學第三天的9月3日，秦浩老師帶領我們78級考古專業的十二名同學踏上西行的列車，于次日抵達考古實習的第一站：九朝古都洛陽。我們要在這裡進行為期十天的參觀學習。我原本不希望她到車站送行，怕引起老師和同學們的誤解，以為我們是戀愛關系。但她堅持要送我并表示不怕我的同學怎麼看她。在車站月台上，我們揮手告别，我把對她的柔情和不舍深深的埋在了心裡。對于她的到來，同學們都吃了一驚。查看我9月19日在西安寫給她的信，其中寫到，秦老師專門為此事找我談話，問我們的事，我告訴他我們才剛剛認識幾個月，算不上是真正意義的男女朋友關系……秦老師聽罷隻說了小女孩不錯，好好相處，但不要耽誤學業，就别無他話了。老師的寬容和叮囑讓我們在以後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低調謹慎的姿态，這是後話。事實上當時我對秦老師講的也是實情，我們隻能算是比較談得來的朋友，僅有的一次“約會”還是那麼玩鬧，隻是後來随着書信往來的交流加深，彼此越來越信任和認可對方。到實習結束時，我們的戀愛關系才漸漸明朗起來。那次實習的第二站是十三朝古都西安，滞留了十九天，也是參觀學習；第三站是三國時期的吳都鄂城市（現鄂州市），田野考古發掘實習三十八天，發掘東晉墓葬；第四站是湖北武漢，在省博物館進行文物整理工作四十九天。那個年代沒有手機，座機也很少有，電報、長途電話費又那麼貴，不是我們學生所能玩得起的。兩個人相隔千裡，寫信是唯一的通訊手段。四個月期間我給她寫了42封信，她回了我35封。行文内容由開始的拘謹、嚴肅到後來的随意、诙諧。所謂“拘謹”“嚴肅”就是我把對她的思念都用平和關懷式的語氣掩蓋着，在信中沒有任何那種男女情感的表露和諸如“親愛的……”小布爾喬亞式的情調。當然我們的通信也并不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那種政治口号式的語言，什麼“××同志或同學，你好”，什麼“戰鬥友誼長存”、什麼“緻以革命的敬禮”等等。我們之間都是直呼其名，習慣成自然，直到今天我們在家在外也都是叫名字。她是南方人說話快，叫我時常常把中間的“正”字給吞掉，以至于許多朋友一直以為我叫“張濤”。如果她一字一頓的喊出我的全名，那我可能就有麻煩了，這說明她為某事生我氣了。

四個月實習期間我給她寫了42封信，她回了我35封

現在這77封信既是當年我考古實習和她校園苦讀的點滴記錄，也是我們從普通友情到男女愛情心路曆程的見證，我們一直将它們保存至今，不曾丢棄。基于當時保守的社會風氣和政治化的社會環境，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煩，我們約定不把信寄到她們班的郵箱，而是将朋友家作為通信中轉站。這種“秘密”通信方式一直持續到她1983年畢業分到北京工作之後才告結束。在此對幫助過我們的朋友夫婦表示由衷的感謝。保持“低調”的通訊方式使得我們的校園戀情免受不必要的幹擾；她來我往的傳書，拉近了我們彼此心靈的距離。我們書信往來的過程中有一段小插曲，它差點成了我校園戀情的滑鐵盧。那時大學生是“沒錢”和不講物質的年代，同時也是以文學詩歌為榮的年代。我們bevictor伟德官网當年向全校所有學科的學生開設了《大學語文》和《美術鑒賞》選修課。不但本校的學生踴躍選修（當時南大已實行學分制），還吸引了許多南京其他高校的學生跑來“蹭課”。這兩門課在學校大禮堂開設，每逢有課，一座難求，必須提前去占座。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單純、也帶有些盲目。物質尚且匮乏的年代也就無所謂物質追求，所有的青春騷動隻能寄托于精神層面。就像智利當代著名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所說：“人生在世，唯有愛情與詩歌不可辜負。”可以說文學與詩歌涵蓋了當時相當一部分年輕學子的追求元素：知識、自由、浪漫與愛情。在那樣的環境下年輕人聚在一起以聊文學為時尚和樂事，如誰能再談談朦胧詩就會更令人刮目相看， 套用現在的流行語就是“酷斃了”。雖然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文青”，但被愛情沖昏頭腦之後居然也敢鬥膽“耍酷”。記得在西安我接到她給我回的第一封信後，一時興起，寫了一首二十三行的無題“詩”，自以為可以在她面前展示一下“文青”的格調，增加她對我的好感。沒想到适得其反，我差一點收到“斷交”信。事後得知，她看了我的“詩”後非常失望，認為行文不是我本來的風格，有淺薄浮躁之嫌。她對朋友說：“不想和這個人交往了。”朋友勸她：“再看看，再了解一下，别輕易下結論。”朋友讓她耐着性子以觀後效，同時給我來信告急，讓我趕緊道歉哄哄她。朋友的告急一語驚醒我這個夢中人，我意識到自己的虛榮可笑。從那以後，我寫信的風格始終保持自己原有的本色：樸實、紀實、誠實，不再玩“時髦”的文字遊戲。當今網絡有句著名雞湯語：“這個世界不止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我現在經常和當年的她、現在的老婆開玩笑，自打那次差點讓我夢斷西安的“無題詩事件”之後，我的生活裡就隻剩下離故土越來越遠的遠方，再也沒詩什麼事了。這是後話。 我們在西安實習期間，正趕上有幾位77級的學長在那裡為做畢業論文搜集資料。臨近國慶節，他們工作完畢準備返回學校。我托其中一位學長給她帶了一個包裹，除了一個餅幹筒外，還有一條圍巾和一副尼龍手套。學長返校後到學生會送包裹，趕巧她去上課沒見到人，就把東西留在了學生會。後來我向她提出送我一張她個人的照片，她就照了一張戴着那條圍巾的照片寄給了我。凝視着她戴圍巾的側臉小照，當時的古都鄂城（10月2日我們的考古實習已移師到第三站——湖北鄂城）雖已秋風蕭瑟，但我的内心卻如春風蕩漾，溫暖至極。至此，心猿歸林，意馬有缰。我認定她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想要尋覓的那個她。如今圍巾雖已不知去向，但這張照片一直珍藏在我們的相冊裡，見證着我們的青蔥年華。

她戴着我送給她的圍巾

在武漢湖北省博物館實習期間，我和我的同學做了一件讓她莫名感動的事。在保存的信件中有如下描述：“今天一早，為了祝賀你的生日，我邀請魏鳴、張愛冰和耿曙生一起進城（武昌，沒過江）逛街吃飯。剛巧碰上有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電影《風雪黃昏》，我們沒有猶豫立馬買了當場票，進影院看了。看完電影之後，我們沿街去找面館，最後挑了一家門面還算大的館子。因為你屬牛，我也沒征求他們的意見自做主張都點了牛肉面，還買了一份醬牛肉（也算愛屋及烏吧）和幾盤别的熱菜。老耿搶着買了兩瓶紅葡萄酒，四個人豐盛一桌。大家都為你祝福，祝你生日快樂！我代表你接受他們的祝賀并謝謝他們的友情。我這個不會喝酒的人今天破例喝了許多酒，頭暈乎乎，臉紅得像關公。小魏和張愛冰也喝醉了，隻有老耿一人沒事。他們還提議四人聯名給你發個電報，祝賀你二十‘大壽’。我看大家都喝得暈乎乎的，就說算了，今天發電報你也收不到，明天收到又失去祝賀的意義。聽了我說的理由，他們才作罷。出了面館沒走多遠，我就在路邊吐了。走到一個水果攤時讨了一杯水漱漱口，又買了一些桔子吃，這才算好一點。“之後我由老耿攙扶着，四人走到一家賣無線電器材的商店門口，看到店裡的電視正在實況轉播中美排球決賽，我們就進去站在櫃台外面看。沒一會兒商店裡就湧滿了人，看不見的就聽解說員（宋世雄）的解說。這一看球，人一興奮，酒也就醒了。我們一直看到比賽結束，女排終于戰勝了大老美。“可從店裡出來，小風一吹興奮勁一過，我又把剛才吃的桔子吐了出來。至此肚子又空空如也了。小魏和張愛冰這時也難受得要命，我們就趕快乘車回館。我說為了你今天喝醉值得，他們幾個也說為朋友的幸福醉了也值得。我們幾個大漢，就這麼暈暈乎乎的晃回館裡，進了宿舍倒頭就睡，一直睡到天快黑。現在我酒全醒了，給你寫信。隻是想想我們幾個今天在武昌街頭上的狼狽樣子，一定被許多路人嘲笑。不過笑就笑吧，反正誰也不認識我們，今天痛快一天是真的……”近40年過去的今天再重溫這個情節，喚醒了我塵封已久的青春記憶。回味當年青澀的愛情和朋友純真的友情， 宛如打開一瓶陳年紅酒，那緩緩漾開的醇厚和柔情依然溫潤着我的心田。艱苦而“漫長”的考古實習在歸校心切的我們十二位兄弟們的努力下，提前圓滿結束。我們完成了湖北省博物館布置的130多座墓葬和上千件出土文物的核對整理、修複、繪圖和編寫簡報的工作。1981年12月27日傍晚6點多，從武漢到上海的客輪在南京下關4号客運碼頭停靠，我們十二名同學風塵仆仆的下船，換乘學校派來接我們的大巴，返回了闊别一個學期、溫馨舒适的bevictor伟德官网校園。

準确地說，我和她真正的“校園戀情”，應該是從這一天才開始。1981年的我和她在經曆了一個學期的關山阻隔、鴻雁傳書的交往後，彼此真正走進了對方的心裡。但當時學校的客觀環境和氛圍使得我們不可能在校園裡出雙入對的招搖過市。反之，我們就像隐蔽戰線上的地下工作者那樣謹慎低調。好在南大不是按班級、專業固定教室，隻要沒有授課的教室，任何年級、任何專業的學生都可以在裡面看書學習，先來先坐。于是白天我們各自活動，該上課的上課，沒課的時候自己找教室看書。晚自習則到東南樓找位子一起看書學習。那個樓是地質系所在，一般我和她的同學都不會去的（曆史系在西南樓，計算機系在北大樓），在那裡上晚自習比較“安全”。記得晚上10點鐘是各教室熄燈的時間，也是我們自由活動的時候。一般我們都前後腳分開走出北園，左拐漢口路到天津路往鼓樓廣場方向散步溜達，有時候沿中山路往南走到新街口再折回廣州路返回南園各自的宿舍。中山路那兩公裡長的梧桐林蔭道上留下了我們讀書生活中别樣的美好記憶。有時散步餓了，我們就在沿街挑擔賣的馄饨攤上買兩碗馄饨充饑解饞。其實學校南園北門左手邊小吃店裡的馄饨物美價廉，味道鮮香，是當時最受學生歡迎的小吃之一，至今在各個班級各個專業的南大微信群裡也仍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但當年我們為了避人耳目，從來沒有一起光顧那個小吃店，隻能吃走街串巷挑擔的馄饨，其口感味道和小吃店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語。除了馄饨，記得南園南門左手邊（廣州路）還有一個小素面館，去的學生少，我們會偶爾光顧。他們的菜面和鴨油燒餅也是我們的最愛。說起南園南門（即廣州路門），我的同學陳益民在他的《南大校園轶聞錄》中說過：“我班倆男同學翻南園南門時，恰有二女生也如蜘蛛女俠般，翻門而入，身手不可小觑”。類似這種因南門關閉不得不翻門而入的糗事我倆也沒少幹。她擅長體育，曾是南大中長跑隊隊員，動作敏捷，爬高上低翻越門欄之類，身手比我還要矯健，所以我們從來不用擔心回去晚了進不了校園。其實南園北門24小時都是開的，隻是女生住的八舍和我住的十舍都緊靠南門裡側，翻南門即到，有時回來晚了就懶得再繞回北門。

 平時我們既不去看電影，也不逛街或出遊，晚自習後的散步遛彎是我們僅有的在一起的浪漫時光。雖然我們一直行事低調，小心翼翼，但該來的總會來。1982年2月，電影《少林寺》在國内火爆上映。記得已是我大四最後一個學期的某個周日，校學生會文藝部在曙光電影院組織學生包場觀看這部電影。我們自然也想先睹為快，從學生會“搶購”了兩張票，兩個人準備破例一起去看。電影的時間是下午場，我們約好下午電影院見。到了下午，我準時進入影院，對号入座，靜靜地等待她的出現。但直到開映，也沒有見到她的身影，我有些焦急和不安，不知道她出了什麼事。大概開映二十多分鐘，她才匆匆進來。事後得知她父親有兩張省委禮堂當天晚上《少林寺》的電影票，想和她換一下，父親想看曙光電影院的白天這場電影。因事出突然，她不想調換，但也說不出什麼令人信服的理由。磨叽争執中耽誤了時間，也讓他父親起了疑心。聽罷她的解釋，我覺得不能躲避，還是應當面對。經倆人商量後，她決定向父母“坦白”，争取他們的理解。但事情的發展出乎我們的意料：雖然不是說我入不了她父母的法眼，但也别想此時就風花雪月。她父母說她年歲尚小，不是談戀愛的時候。她試圖說服父母和我見一面，當面考察一下，但被她父母婉拒。她父母表示無論對方有多優秀，在大學期間都不能考慮！從她父母的角度來看這樣做合情合理，希望她心無旁骛，完成學業。隻是這突變的局面，一下把我們推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進，我們便是違抗父母之命；退，兩個人就要違心分手。對于我來講我當然希望堅守，但我不能不顧及她的壓力。我對她說了我的想法，也想聽聽她的意見。她對我說：“我不希望違抗父母之命，但我也是二十出頭的人了，我覺得這事也應該尊重我自己的判斷。如果将來我覺得咱倆不合适，我會放棄。我不希望完全由别人替我做決定。”沒有山盟海誓，也無需更多的解釋，我們選擇了義無反顧，繼續前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沖突，她不再和家裡談及我們的關系，我們成了“地下工作者”。此後我們行事更為謹慎低調。盡管十分謹慎，還是有兩次差點“露餡”。好在我沉着冷靜，兩次都化險為夷。第一次是有一天晚自習因一點瑣事我們發生了争執，她氣鼓鼓的拎起書包走出教室往南園走。我也趕緊沖出教室大步追上她，并一個勁的向她陪不是，還說要給她買冰鎮酸梅湯讓她消消氣。走到南園門口的時候她突然向我做了個手勢，讓我别追她，她自己則大步向前走去。我環顧四周，看到了教我們中國現代史的姜老師在我右側，我趕緊打招呼問好，和姜老師邊走邊聊進了南園。待和姜老師道别之後我才去追她。等追上她之後，我不解的問：“你怎麼了？”她緊張又生氣地說：“姜伯伯肯定聽到你說給我買酸梅湯的話了。”聽了她的回答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接下來她的解釋才讓我恍然大悟。原來姜老師和她父親是老朋友，兩家來往很密切。姜老師的家就住在南園小粉橋，她還曾去他家吃過飯。我安慰她說，姜老師應該沒注意到咱們，天黑，路上學生也多。後來知道姜老師是我畢業以後才聽說我們的事情的，顯然是一場虛驚。第二次就更加驚險。某個周日上午我送她回家，我幫她推着自行車，倆人邊走邊聊，來到中山路。正說着話，突然她一個激靈拐進臨街的一家商鋪。我愣了一下，但一沒有叫住她二沒停下腳步而是繼續推車往前走，隻是有意放慢了腳步。過了一會兒她趕了上來，拉着我拐進小街改走丹鳳街。原來剛才她父親推着車迎面走過來，她眼明腿快閃進商店裡，而他父親又不認識我，當然我也不認識他，就這樣我和未來的老丈人迎面擦肩而過，再一次有驚無險。 到了7月份，我已做完畢業論文，處于畢業分配的等待中，在校的日子屈指可數。她說在我離開南京之前到她家看看，也算認個門。那天她先回家，我按照寫給我的地址走了過去。那時她家住在北極閣山腳下，離學校很近。進了大院，找到樓和窗戶，看到窗台上放了一盆我們事先約定好的蘭花，暗示她的家人都不在，一切“安全”，我可以“登門入室”了。那是我們認識後我第一次到她家，雖然有點像地下工作者秘密接頭，不那麼“光明正大”，但我還是非常感激她對我的信任。

到中山陵遊玩

在她期末考試結束後，我們有了自由支配的時間，為了放松一下考試帶來的緊張情緒，我們去了中山陵遊玩。我也借機“顯擺”一下我們考古專業的“特長”：拍照，自己沖膠卷和洗、放照片。當年我有一架北京照相機總廠生産的長城SZ-1型135相機，其他膠卷、藥水和相紙這些洗像材料都是我自費購買，僅僅是借用了系裡的暗室和洗像放像的機器設備。記得是7月下旬的一天，我們正在學校大門口拍照留念，碰巧看到我們曆史系的老系主任韓儒林先生從校園内走出來。我趕緊上前向韓先生作自我介紹，并介紹女友，希望和先生合影留念。韓先生欣然同意。這張照片不僅是我和元史大家韓先生的合影，居然也是我和女友在校期間的唯一一張校園同框合影，見證了我在曆史系學習四年以及我們的校園戀情，自感有着雙重紀念意義。

1982年的7月，是我的大學畢業季。最初的畢業分配方案下來，我被分到山東省博物館。我沒能回北京，更無望留在南京，心裡非常沮喪。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後，她表現得非常平靜，看我情緒低落，她拉起我的手，輕聲安慰我：“沒關系，你先去，明年我再争取分去。實在不行，咱們一起要求去西藏，準保比在内地兩個城市之間調動要容易。不管你去何地，我将與你同行。隻要兩個人在一起，在哪裡工作和生活都無所謂。”她的表白讓我一下振作起來，坦然面對現實。而随後畢業，我去了北京；再後來，又去了日本東京、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最後又落足于近似鄉村的加拿大渥太華。無論在天涯海角，我都始終記得她說過的這句話。1982年8月3日，我踏上了北行的列車，人随列車飛速北上，但心卻依然留在了南京。因為那裡有我的牽絆，有我的戀人，我們兩情相悅、兩心相依。我的大學戀情簡單、真摯而美好。在校園，我們見證了對方最清純、最本色的模樣。盡管我們以後的戀愛之路曲折而漫長，但這美好的校園戀情，為接下來我們步入婚姻，以後走出國門，現在牽手偕老，奠定了最夯實的情感基礎。1983年8月她畢業分配至北京工作，至此，我的校園戀情終算圓滿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