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為何貶低蘇東坡
王春南 原載《齊魯晚報》
明清之際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有一部很著名的著作《讀通鑒論》。此書洋洋60多萬言，評論的曆史人物，粗粗數了一下，多達近百人。其中蘇轼被提到的次數最多，有10多次，而且都是差評。
司馬光《資治通鑒》寫到五代，不可能提及北宋的蘇轼。王夫之著《讀通鑒論》，提到蘇轼也無妨，稍帶一下就行了，似用不着不厭其煩地評說。看來他對于蘇東坡其人，有一肚子話要說。
王夫之對蘇轼一生從政生涯，下了四個字評語：“擅權紛亂”。他說，西漢周勃、灌嬰诽謗賈誼，說他“擅權紛亂”。這四個字，安在賈誼頭上是誣蔑，用來評說蘇轼卻是平允、恰當的。周勃等人攻擊賈誼的話見于《史記》，原話是，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誠然，不能給賈誼扣“擅權紛亂”的帽子，但給蘇轼就能扣了嗎？擅權者，專權、攬權也。一部“二十五史”，寫到的擅權的宰相或權位相當于宰相的人，以及外戚、宦官等，真是數不勝數；卻沒有讀到過曾任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職的蘇轼專權、攬權之史實。《宋史》對蘇轼的從政經曆就不是這麼評價，書中贊揚了蘇轼“器識之闳偉，議論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就是說，《宋史》是用“政事精明”四個字來概括蘇轼的宦海生涯的。
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蘇轼是一位值得敬重的風流倜傥的才士。王夫之不這麼看，他鄙薄蘇轼的為人。他說，蘇轼與唐朝的元稹、白居易，以及其弟蘇轍，都是“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撇開其他人，單說蘇轼。固然他喜歡飲酒吃肉，但他是有節制的。他在《東坡志林》一書中說：從今天開始，吃飯不超過一杯酒、一碗肉。有貴客來，三杯酒、三碗肉，隻能減不能增。有人請我吃飯，我預先告訴這個标準，如超标，我就不赴宴。再說，蘇轼飲酒吃肉不是吃公款——在宋代，用公款吃喝是犯法的事。所以，蘇轼因酒肉而喪志的事是沒有的。至于說蘇轼因遊玩而放縱自己的感情，因講究穿着打扮、收藏珍寶、沉醉書畫而喪失操守，那也都是沒有的事。
王夫之認為蘇轼倡導“邪說”，他的《谏臣論》這類文章，抹殺了君臣之義，混淆了忠奸之别。查《蘇東坡全集》，沒有收《谏臣論》，似蘇轼沒有寫過此文。我拿不準，特意請教南京師範大學原文學院院長 何永康教授，他查了東坡全集，也沒有找到《谏臣論》。他又請文學院古文獻專業的一位老師查一查，回答是：“船山所論，應為韓愈《诤臣論》，非蘇轼，亦非名《谏臣》，故蘇集中無是。”王夫之憑印象批評蘇轼，把韓愈的《诤臣論》誤作了蘇轼的作品，又誤《诤臣論》為《谏臣論》。印象有時是靠不住的。
蘇轼提攜秦觀，王夫之很不滿。他說，蘇轼将秦觀等人提拔到重要位置，其害更甚于王安石，因為秦觀等人都是放縱不受約束的人。蘇轼在徐州任職時，秦觀拿了一篇自己撰寫的《黃樓賦》去見他，蘇轼認為秦觀有屈原、宋玉之才，特地向王安石推薦。王安石也認為秦觀的詩“清新似鮑（照）謝（靈運）”。看來不是蘇轼一人欣賞秦觀，王安石也賞識。《宋史》說，秦觀“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提攜這樣一位有才氣的文人，有什麼錯呢？
王夫之對宋代以前數十位帝王的評論，大多很深刻，有卓見。隻是他評論文人，包括東晉王羲之，唐代韓愈、“元白”（元稹、白居易），北宋“三蘇”（蘇洵與蘇轼、蘇轍父子）、明代宋濂，等等，往往失去分寸，批評、指責不能讓人信服。是否他對文人特别嚴苛呢？
指責人，給人扣帽子，而又不拿出證據來，這可能是王夫之《讀通鑒論》的一個明顯的缺點。
文章選自夏裡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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