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告誡官員莫貪
反貪是中國古代一大課題，曆朝曆代毫無例外都遇到了這個問題。相對來說，唐太宗用法簡寬而不煩苛，不像明太祖那樣用法峻急、苛嚴，但反貪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貞觀時期政治較為清明，綱紀整肅，官員謹慎，貪贓枉法之事雖有發生，沒有成為突出的、使最高當局困擾的社會問題，沒有形成不可遏止之勢。這個現象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值得我們加以研究。
唐太宗非常重視對官員們進行有針對性的、經常性的教育。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結合曆史經驗教訓，結合官員們的心理，告誡官員們莫貪，可謂教導有方。唐代史官吳兢編纂的《貞觀政要》，是一部記錄太宗朝“政事之要”的史書。其中有一篇題為《貪鄙》，篇幅很短，共6章（段），約1000字，很是精彩。其内容用現代語言講，為唐太宗對大臣們進行“反腐教育”。通篇循循善誘，言簡意深，沒有官話，沒有說教，沒有皇上對臣下的訓誡口氣。今天讀來仍感親切，頗有教益。
此篇有一段寫道：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對左右大臣說，我曾講過，貪官們無不愛财，其實他們并不懂得應當怎樣愛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來說吧，俸祿都很優厚，一年所得，數目很大。若受人賄賂，不過數萬，一旦敗露，官職、俸祿全被剝奪。這豈是懂得愛财？上算嗎？唐太宗善于設身處地為官員們着想，從他們的切身利益出發，教育他們切莫去做将會導緻身敗名裂、人财兩空的貪贓枉法的事情。唐太宗不反對官員“愛财”，但反對他們愛财過度成為貪财，反對“受人财賄”，做違法亂紀的事情。他告訴身邊的大臣，官員愛财要取之有道，要通過合法途徑取得。靠合法收入——俸祿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有非分之想，如果貪得無厭，就可能落得“一朝彰露，祿秩削奪”的下場。從官員的私利來說，也是很不劃算的事情。他要官員們學會算這筆賬。
為了加深左右大臣的印象，唐太宗又說，春秋時代魯國有個宰相名叫公儀休，愛吃魚，成為一種嗜好，但從不接受别人饋贈的魚。這樣，他就能長久吃到魚。因為他不接受别人的賄賂，不用擔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魚。無論君主，還是官員，都不能貪。如果君主貪婪，必定導緻亡國；如果官員貪婪，必定遭緻身敗。《詩經》寫道：“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見《詩經·大雅·桑柔》，意為大風刮得很猛，貪人敗壞族類。）此話誠然不錯。唐太宗告誡官員，站得正，才能立得穩。如果有貪欲，倒黴的就不僅是貪者個人：主（國君）貪喪國，臣貪亡身。“貪者敗類”，貪者一人，會贻害很多人。從大處講，會殃及一國；從小處而言，會殃及家庭、家族。
接着，唐太宗講了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載于《水經注·沔水》，說的是戰國時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國，苦于不知道到蜀國的路怎麼走。于是想出一條計策，命人刻五頭石牛，在石牛的屁股後面挂着黃金。蜀國的人見了，以為牛拉屎能拉出黃金。蜀國國王貪圖黃金，乃派出五位大力士，将石牛拉到蜀國。這一來，就開辟了一條由秦國到蜀國的通道，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秦國的軍隊随後而至，攻打蜀國，蜀國很快被滅亡了。
第二個故事載于班固《漢書·酷吏傳·田延年傳》。說的是漢代擔任大司農職務的田延年，征用民間牛車3萬輛，用來租賃生利。每輛車租金原先為1000錢，田延年用欺詐手法增加至2000錢，共得6000萬，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萬私自吞沒。他在做這件事情時，其冤家對頭眼睛正盯着他，秘密地搜集其違法亂紀的材料。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冤家對頭的掌握之中。于是田延年貪污3000萬錢的事很快被揭發出來。大将軍霍光說：“先把他關到牢裡，然後交由大臣們公議處置他的辦法。”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又害怕受到懲處，說道：“我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
講完了這兩個故事，唐太宗感慨頗深，歎道：像蜀國國王和田延年這樣的人，在曆史上真是數不勝數啊！現今我要以蜀王為借鏡，你們也應當以田延年為前車之鑒，不學他們的樣子。
以上兩則故事，并非虛構，而是見于史書記載的真人真事。唐太宗用曆史上的這兩件事，有力地印證了主貪喪國、臣貪亡身的道理。大臣們聽了，定當驚出一身冷汗，定當深長思之，信服唐太宗所說的道理。
唐太宗在給大臣們上“反腐課”的時候，既以教育者自居，又将自己置于受教育者的地位。他說，不僅官員們不能有貪欲，作為一國之君，他自己也不能有貪欲；不但官員們要吸取田延年因貪而敗亡的教訓，他自己也要吸取蜀王因貪而亡國的教訓。他不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态，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來告誡大臣們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一位皇帝能這樣做，是難能可貴的，是罕見的。
貞觀二年唐太宗那堂“反腐課”，是講曆史教訓。貞觀四年，他給王公大臣上了一課，是從心理學的角度談反貪。唐太宗說，人要知道畏懼，知道什麼能幹，什麼不能幹。我終日孜孜以求，不但憐惜百姓，為他們憂慮，而且也希望你們長保富貴。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所以始終兢兢業業，就是因為畏懼天地（害怕做錯了事遭到天地神靈的懲罰）。你們如能像我畏懼天地那樣，小心謹慎，奉公守法，則不但百姓安甯，而且自身常得歡樂。古人說：“賢者多财損其志，愚者多财生其過。”錢财過多未必是好事（唐太宗在貞觀初年說到，珍寶乃“身外之物”），此言可為深誡。如果徇私貪濁，不但敗壞法紀，而且損害百姓。縱然事情沒有敗露，内心豈不經常忐忑不安？人老是處于恐懼狀态，惶惶不可終日，時間長了，是會得病的。因貪贓而恐懼，因恐懼而緻死，這樣的事不是沒有。大丈夫豈能因一時貪圖财物，而害及身家性命，并且使子孫後代在人前擡不起頭來？你們應當好好思量我這些話。
唐太宗給貪官們把脈把得很準，他知道貪官們心裡在想什麼。古今貪官的心理是相通的。我們不是聽說，當代一些已經敗露的貪官，他們在被“雙軌”和逮捕之前，猶如驚弓之鳥，耳聞警車之聲，即心驚肉跳，見到檢察院的人，吓得面無人色嗎？貪官們隻要伸出了貪婪之手，他們就再也不會坦然地面對世人，再也不會有一日之安甯，就要惴惴不安地度日。古今貪官都是如此。唐太宗以上一番話，是會引起在場的王公大臣們的震撼的——無論他們是廉是貪。
對官員，反貪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極為重要的。沒有反貪教育斷斷不行，僅有反貪教育也斷斷不行。教育對大部分人可能有效，對少部分人可能收效甚微，甚或根本無效，等于對牛彈琴。總有少數冥頑不靈的人，對善意的告誡置若罔聞，我行我素。他們懷有僥幸心理，或者以為自己做的事十分嚴密，天衣無縫，沒有第三人在場，神鬼不知；或者以為自己多年經營，根基深厚，下有支持者，上有保護傘，别人奈何他不得。在這種情況下，僅憑教育手段，會顯得很無奈。因此，必須依靠法制手段。教育須與法制相結合。上世紀3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要用制度防止貪污等官場和社會弊端的發生：“國家的壞人愈多，制度愈重要。制度的功用在把壞人作惡的機會，減少到最低的限度。”在反貪問題上，唐太宗是懂得法制的重要的，是懂得将教育和法制結合起來的。
貞觀時期制定的唐律，第三卷是關于官員職務犯罪的法律條文，共59條。其中《受人财物代為請求》、《監臨主司受财而枉法》、《憑官職威勢讨要财物》等條，都是懲處受賄罪或索賄罪的法律條文。如《監臨主司受财而枉法》條規定：凡監臨主司官員（指對所處置的事情握有管轄、審核、主辦權力的官員）接受賄賂後作枉法處理的，受賄值絹1尺處杖打100，每多1匹加一等，滿15匹處絞刑。受賄後未枉法處理的，值絹1尺杖打90，每多2匹加一等，30匹加處役流。……
跟明太祖時期制定的明律相比，唐律從總體上講，對官員職務犯罪的懲處要寬一些。明律規定：官員貪污銀子60兩以上者，枭首示衆，“剝皮實草”。受賄枉法者，1貫以下杖70，每多5貫加一等；20貫杖60，徒1年；45貫杖100，流2000裡；滿80貫處絞刑。監守自盜，1貫以下杖80；7貫500文杖60，徒1年；20貫杖100，流2000裡；滿40貫處斬。又規定：官吏外出，如乘坐官府的車、船、馬等，攜帶私人物品不得超過一定數量。如乘官船、官車，私載物不得超過30斤，違者治罪。輕則笞10下，重則杖70。明太祖反貪雷厲風行，對官員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懲處是極為嚴厲的，在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
唐律雖不嚴苛，但較為嚴密，依然對官員有很強的威懾作用。唐太宗又善于把對官員進行反貪教育與嚴格執行唐律結合起來，有效地遏止了官員腐敗之風，減少了貪污、賄賂這類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
(原載<人民論壇>2003年第11期)
文章選自夏裡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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