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同手足的同學——追憶石灣
原創 王春南
溫州讀書報 2019-07-27
（左王春南 右為石灣）
石灣,原名嚴儒铨，以筆名石灣行世。他是我讀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1959-1964年）時的同學。江蘇武進（現為常州市武進區）人。我是江蘇丹陽人，我們兩家相距不到十公裡。我從老家到南京，有時會在滬甯鐵路奔牛站與他不期而遇。我們之間近六十年的友誼，就是從奔牛站相逢開始的。
我們兩人都出生于1941年。他身高肩寬，方面大耳，濃眉大眼，風度儒雅。工作後外出，常被人誤認為是央視主播趙忠祥。不了解他的人，以為其人清高，實際上他對相熟、相知的人是無話不談的，待人友善、真誠。據他自己說，他在南大曆史系學習時，“身在曹營心在漢”，癡迷于文學，常被班主任老師和同學們批評，說他“專業思想不鞏固”。但他我行我素。畢業前就嶄露頭角，在《光明日報》《詩刊》上發表詩作。畢業後先後任職于中國戲曲研究院、文化部藝術局、北京京劇團、《新觀察》雜志社、《中國作家》雜志社、作家出版社。曾任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創辦了《作家文摘》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當他還沒有成名時，他的第一本書《透明的紅蘿蔔》和第一個長篇《天堂蒜薹之歌》，都是石灣幫他出的。莫言尊石灣為“老師”，我則戲稱石灣為“大師的老師”。
石灣在《莫言的第一本書》一文中回憶說,1985年，他在作家出版社提出出版一套《文學新星叢書》方案，列入第一輯的五位作者是：阿城、王兆軍、莫言、劉索拉、何立偉。總編輯從維熙采納了他的方案。石灣第一次約莫言到作家出版社來的時候，莫言還不相信自己能出一本集子，當時他正就讀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他問石灣：“石灣老師，我真的可以編一本集子出版嗎？”石灣告訴他：你完全可以編一個很像樣的集子了。一聽此言，莫言高興地笑了，眼睛眯成了一道縫。
石灣是很重感情的人，每年都要來南京，看望把他帶上文學之路的恩師、bevictor伟德官网中文系教授趙瑞蕻。趙先生謝世後，還每年來看望他的夫人楊苡先生。同時與南京的文友會面。他與文友聚首時，往往邀我同去。
石灣給我的信及電子郵件，留存至今的很多。這些函件都飽含深情。
我們兩人都寫過關于奔牛鎮的文章。2013年9月上旬，我把一千多字的短稿《難忘奔牛鎮》發給石灣，請他過目，9月16日，他給我回了一封郵件：
讀兄《難忘奔牛鎮》後，我查了一下手頭的《武進縣志》，縣志載蘇東坡“終老于晉陵城廂（今常州市區）前北岸孫氏藤花舊館”。去年秋，常州的文友曾陪我去看過藤花舊館及蘇東坡墓。關于奔牛及陳圓圓，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有不少資料，可供你參考。特附錄如下（下略）。
為回複郵件，他查閱了《武進縣志》，并在網上搜了陳圓圓的資料。郵件有好幾千字，讀了很受感動。遂将《難忘奔牛鎮》一稿作了修改，特地在文末摘錄了石灣郵件中的一段話。不久在《溫州讀書報》刊出。他寫奔牛鎮的文章則登載于《常州日報》。兩篇不起眼的短文，對我們兩人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說明我們都沒有忘記在奔牛站相遇的學友。
2010年初，我将回憶錄《序言》傳給石灣，請他指教。3月21日，他回了一封長函：
回憶錄的出版，自然要等待時機，在等待過程中，或許還能有新的資料發現，不斷充實修訂，更經得起曆史檢驗，也不是壞事。……我寫的一本名編傳記，其中主要的一篇《蕭也放悲劇實錄》，十萬字，已在大型文學刊物《江南》上全文發表。全書去年六月完稿，上海某出版公司答應出版，合同也早就簽了，說好在去年底出版，但直拖到春節前才告訴我審讀意見，要我對《蕭也牧悲劇實錄》一文作修改，删減批“左”文字。我說已公開發表，文學界反響甚好，是否可以不改？但責編作不了主，我隻得讓步，删去千餘字。未料仍未付排，說因是他們今年的重點書稿，已送剛退下來的總編再審讀一遍。又一個月過去了，不知要審到何時？現在的出版社領導，謹小慎微，都是為保烏紗帽。我對責編說了，我在位時每年要審兩千萬字的稿子，簽發六七十本書，平均每月審讀六本書，在政治、政策方面的尺度把握，我心裡是有數的。退下來之後，出版社幾乎每年都有棘手的書稿委托我代審，我在社裡也依然有發稿權，責編了好多本書，從接到書稿到出書，從未超過兩個月。我原先把書稿交給某出版公司，為的是他們在編校質量上把得嚴，文字上不會出差錯……該公司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隻有由他們處置去了，我隻是對責編說：請你們手下留情吧！去年回母校聚會，我就想了，我們學曆史的人，過去都以為，學了曆史就是搞曆史研究，從沒想到，學曆史的人，應該首先是會記錄曆史。司馬遷的著作之所以叫《史記》，就是此意吧？去年，我參加一本書的研讨會，邵燕祥就說，如今出版的文學史，竟然讀不到作家的故事，深感遺憾。由此我覺得，過去老師教我們寫曆史研究論文的那一套，未必是史家的正路。在我們的同學中間，想必有曆史研究論文或專著的人不少，但能有幾個讀者？又有多少現實意義？你能留下一本有曆史價值的回憶錄，就不虛度此生了。經曆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想，我們能把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記錄下來，就比同輩和同行們有出息。……我們把身體搞好，還有得可寫哩！
我對石灣這封長函作了較多删節，如他仍健在，想必會諒解的。
2012年初，我将草書集（繁體字本）《序言》稿傳石灣，請他批評。他于2012年1月13日複函，這封情真意切的長函，令我感佩。他寫道：
很為你出草書集而感到高興！讀了小序，更為你堅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習書精神所感動。相形之下，我就很感慚愧了。我出身書香門第，父母的字都寫得好，尤其是母親，還會作詩與對聯，對我影響很大。我伯父的字寫得更好。我五六歲時，母親就讓我臨伯父的字。因此，我曾在全鄉小學的書法比賽中得過第一名。記得在南大時，美化寝室，咱們班上的好幾個寝室牆上的“書法”，出自我手。可是，出校門之後，我再也沒有練過字。成名之後，到地方上去采風，主人請我題字，實在推辭不掉，就靠童子功蒙混過關。有一年在山西，江蘇的老作家海笑對我說，看來你小時候是練過字的，丢了實在可惜。等你退休了，到南京來，我幫你選幾個字帖，你再好好練字。可等我退了休，心一直也靜不下來。字帖我也買了，去台灣時還買了不少不用墨隻用水的練字紙，僅試過一兩回，就束之高閣了。去年《文學報》創刊三十周年、《人民政協報》搞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名人書畫展，約我參展，我也推辭不掉，都勉強寫了條幅。《文學報》還刊出了。我幾十年來字無長進，但每次外出時題字，都堅持自拟詩句或作聯。如紀念辛亥革命聯為：“天下為公；地上共和。”前年三月三，在蘭亭筆會上，我題的打油詩是：“惠風和暢三月三，詩友雅集會稽山。若問何景最難忘，曲水流觞詠新篇。”我曾寫過一篇随筆，叫《字不離文》，認為攻書法，必須兼攻詩詞歌賦。也不知道餘生我還能靜下心來攻書法否？這是一個未圓的夢！你的小序，寫得很好。我隻是覺得阿拉伯數字除公元紀年外，還是統一用漢字為好。因這是一本書法集，在書法中用阿拉伯數字看上去是很别扭的。如序中的90幾分，觀感就沒有開頭一段的十幾年那樣舒服。還有兩處小改，我都用紅色标出了（詳見附件），未知妥否，僅供參考。
我寫過一篇題為《風雨不改真君子》的千字文，登在《齊魯晚報》副刊，傳給石灣，請他指正。他在郵件中直率地說，寫得“幹枯”。此文寫的是，南大曆史系陳恭祿、王繩祖兩位教授，是教會辦的金陵大學的同學，美籍教授貝德士的高足。1949年後，兩人處境艱難，陳恭祿先生受沖擊更多、更大。“文革”初，曆史系召開大會，讨論剝奪陳恭祿先生一切權利，包括選舉權。表決時，隻有王繩祖先生一人沒有舉手，他站起來大聲說：“我反對。”我撰文，力求簡潔。曾聽人說，文學家把一句話變成十句話，哲學家把十句話變成一句話。我奉行的是，把十句話變成三句話，有時簡省過頭，文字不免幹枯，石灣說的沒有錯。石灣寫過關于朱偰先生的文章。朱先生曾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因反對拆毀南京城牆而被打成“右派”，打發到南京圖書館工作，“文革”中不堪淩辱而自盡。我聽說石灣在為重印朱先生的著作而奔走，并在繼續搜集他的資料，便于2009年10月7日，向石灣提供了如下一條材料：
2004年和2005年，我與另五位同志受某機關聘用，為其整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以來搜采的資料。我們六人将4000多萬字的資料過了一遍。我有幸讀到了朱.先生1964年寫的《抗戰後期蔣政權的專賣政策》一文，16000字。有關人員對此文有大段批語，指責朱先生“為蔣匪幫塗脂抹粉”。他的文章未獲刊發。我在審稿單上簽了意見，認為此文對研究抗戰時期經濟史很有價值，可以收入即将編輯、出版的資料彙編中。後來書出了，沒能收進去。1964年有關人員對朱偰先生文章的批語是：
本稿有不少篇幅不是史料而是分析議論。而立論基點又是放“搞專賣為解決抗戰經費”這一點上，這種議論為蔣匪幫塗脂抹粉，掩蓋了四大家族掠奪剝削的實質。還有不少地方說明作者當時如何為“生産”“消費者”設想，标榜自己是衆醉獨醒的“清官”。需要保存史料，删除上述兩個方面。有的是大段叙述，可全删。有許多是夾叙在史料中的，需要仔細删剔。
九年多以前，石灣還對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哪知2017年6月查出癌症。病情危重時，還為一位失去雙臂的女畫家寫文章，表示敬意和支持。并應《溫州讀書報》之約，寫了追懷恩師趙瑞蕻教授的文章。與病魔抗争兩年後，于2019年6月3日晚十一時離世。臨終前流着淚對夫人童心說：“我還有事沒有做完。有些事，隻有我知道，沒有來得及寫出來。”天妒英才，天不假年。友誼笃厚的朋友又走了一個，怎能不歎息、唏噓？
2019年6月10日
來源：溫州讀書報2019年第七期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