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人物】朱希祖：史學大師自稱“書囚”
原創作者：宋健 來源：善本古籍
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鹽長木橋(今富亭鄉)上水村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狀元朱昌頤族孫。曆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及中央大學(1949年後更名bevictor伟德官网)等校教授。解放前著名的史學家。
他較早地倡導開設中國史學原理及史學理論等課程，并講授中國史學概論，在中國史學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2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長，先後撰寫《南明之國本與政權》、《南明廣州殉國諸王考》、《中國最初經營台灣考》、《屈大均傳》、《明廣東東林黨傳》等數十篇論文，成為研究南明史的權威。1944年7月因肺氣腫病發，逝于重慶。
朱希祖：史學大師自稱“書囚”
在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西北郊的隆阜，有一處徽式二層小樓，青磚白牆，與樓前的綠水交相輝映。小樓原本是清代大學者戴震的藏書樓。70多年前，為躲避抗戰硝煙，另一位大學者朱希祖也看中了這個地方，将他的60箱藏書從南京運到這裡，暫時存放。書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可是朱希祖卻再也沒能看到他傾注了一生心血的這些藏書；而他，自離開南京後，也再沒能回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有我書藏。”朱元曙回憶起祖父，深情地吟起詩來。正如原詩所表達的愛國之情一樣，朱元曙改寫的詩，也寄托了祖父一生對中國文化的難舍之情。
藏書之多超過圖書館
在南京城東一個僻靜小巷的古樸院落裡，我見到了朱元曙。從南京一所中學副校長的崗位上退下來後，他就在這裡開始研究和整理祖父朱希祖與父親朱偰的著作。雖然根本沒有見過祖父，但他從小就知道，祖父是個有強烈民族精神的曆史學家。
朱希祖師承章太炎，曾留學日本。在來南京之前，他早已聞名遐迩。他不但參與制定了中國最早的注音符号，還是中國新式标點的制定者之一，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并參與發起成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作為曆史學家，他在擔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期間，制定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他還是最早在中國大學開設“史學史”課程的教授。
雖然在文史方面建樹頗豐，名号甚多，但朱希祖似乎最愛稱呼自己是“書囚”。他曾寫過一首《自嘲》詩：“不與人物接，不與山海遊。終生伏幾案，天地一書囚。”“他買書起來很厲害。”朱元曙翻出《朱希祖日記》裡的賬單，1929年2月4日這一天，朱希祖連薪金加稿費共收入458.8元，而支付給31家書店的欠債竟達527.25元！沒過幾天的2月9日，他又遭20餘家書店前來索取書債，都一一付給了。正因為此，朱希祖藏書之多，以至于大圖書館都比不了。鼎盛時期，朱希祖的藏書達25萬冊，其中他最愛那套明鈔宋本《水經注》，便以《水經注》作者郦道元之姓，将藏書室取名“郦亭”。
1934年2月，朱希祖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之聘，來南京就任史學系主任，“郦亭”也随之而來。有人回憶說朱希祖在做教授的同時，還以賣書為副業，收入頗豐。對此，朱元曙表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藏書人剔舊換新是很正常的事。祖父不但沒有靠賣書賺錢，恰恰相反，他還經常把書廉價轉讓給圖書館。”朱元曙說，祖父藏書不完全是為個人利益，更主要的是為保護和延續中國的文化。待書如此，待文物亦是如此。他重視公藏，不論人在何處，都緻力于當地文物、史迹及文獻的保護和整理。在南京，為了讓公家買下一件文物，還引起過一場不小的官司。
假古碑騙倒大學者？
1936年4月21日，南京《朝報》的一篇題為《朱教授朋分謂山窯石刻款二十五元》的報道驚動了學術界。
原來，早些時候，南京因修江南鐵路，在光華門外中和橋草場圩出土了大量梁代五铢錢範（鑄造金屬貨币的模子），據說現場還發現一方石碑，上書“謂山窯”三字，并刻有“梁普通元年三月建”。這塊石碑被一家名為經古齋的古董店老闆張熙園花30元買下，并制作拓片分送專家學者。朱希祖也得到了一張。為此，他去了工地考察，确定錢範是梁代所鑄。于是，作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的他，很希望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能買下那個石碑。在與其他委員們接洽之後，他便代為買下石碑。哪知道，這塊石碑日後被鑒定竟是假的！乃是以舊墓志蓋所僞造。
得知此事後，朱希祖立即申請引咎辭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一職，并與主席張道藩将古董商張熙園給告了。就在審查期間，這篇說朱希祖買石碑拿了25元回扣并分給朋友的新聞見諸報端，一時嘩然。
然而，清者自清。新聞見報的第三天，法院就當庭宣判張熙園詐欺取财罪，并認定“拿回扣”的事情乃是《朝報》造謠。當天，《朝報》就刊登了更正函。
據說後來，法院認為這石碑就連專家學者都未能鑒定，更不用說一個古董商了，而且他也沒必要為區區60元獎金僞造文物欺騙國家，所以将張熙園無罪釋放。
本想為國家保護一件文物，沒想到卻鬧出一場“醜聞”。深感慚愧的朱希祖幾番提出辭職，但終被挽留了下來。畢竟，朱希祖是元老級的人物，而且他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開展的一系列對南京六朝陵墓的調查，莫說當時，就是到現在，也有無人能突破的地方。
父子一起調查六朝陵墓
朱元曙說，早在上世紀30年代朱希祖就與長子朱偰一道開始對南京六朝陵墓進行調查。那是1934年春夏之間，朱希祖剛來南京。二人調查六朝陵墓，足迹所到，西至安徽太平，東至丹陽經山，南至江甯秣陵，東南至句容淳化，北至長江。舉凡史乘記載，野老傳聞，無不按圖索骥，遍加訪問。他們是對南京地面文物最早用現代 考古方法進行考古的，發現了齊宣帝永安陵、齊高帝秦安陵、齊武帝景安陵等13處六朝古墓。他們共實地調查14次，直到第5次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才加入。
之所以要調查六朝古墓，朱希祖在其日後所完成的《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杜外人之觊觎，揚先哲之耿光。彼時，日本人已占領東三省，正欲吞并中國，而維系着中國文化的六朝遺迹、石刻等，卻湮沒在荒草之中，無人問津。“愛國之情”加上“亡國之痛”，促使朱希祖父子挑起調查六朝古墓的大梁。其《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更是為後人研究六朝陵墓、石刻打下堅實基礎，大多數觀點沿用至今。
朱希祖去世後，朱偰繼續實地考察研究，有不少著述，并且對南京的文物保護做出過不朽的貢獻。
曆史學家的“苦心”
有人曾說，我們讀《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時應“深入體察先生當日恐懼華夏衣冠淪喪、悲憫中華文獻轶棄、憂慮先民文物毀壞的種種苦心”。實際上，具有濃厚民族情節的朱希祖，一生所做之事，無不有此“苦心”。
搜集古籍、整理文獻、編修國史、考察曆史遺迹、研究南明史……每一件事中都貫注了他的愛國情緒。
他做這些事情隻有兩個目的，一是傳承和發揚中國文化，二是喚醒國人的民族士氣。
雖然稱自己是“書囚”，但他卻并沒有藏身于故紙堆中，而是将自己推向了曆史前台，以一技之長，盡一份心—這份心就是前文所說的“苦心”。六七十年後，在信息傳播如此迅速、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真能體會到這份“苦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