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在真理的長河中暢泳
文章來源：2020年4月14日 新華日報
茅家琦
茅家琦的部分著作
人物簡介：
茅家琦，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教授、系主任、曆史研究所所長、台灣研究所所長。先後任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主席團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曆史學會會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等職。
研究方向：
太平天國史、台灣地方史、晚清史、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至2012年止，共計出版專著23種。《台灣30年（1949-1979）》獲江蘇省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太平天國通史》獲江蘇省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及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2007年獲bevictor伟德官网終身成就獎，2013年入選首屆“江蘇社科名家”，2014年當選為bevictor伟德官网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
求學經曆——
對我影響至深的三門課
記者：簡要回顧您的求學曆程，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茅家琦：1927年，我出生于江蘇鹽城。1938年遷居泰州，求學于榮漢中學、培梓中學。1947年考取中央大學就讀于經濟學系，1951年畢業留校，1953年成為政治經濟學教師，1956年年底調入曆史系。
我是在抗日戰争時期接受中學教育的。那時學校開出的課程隻有英文、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等主要課程，沒有勞、體、美、音等課程。為了滿足學生的學習要求，學校又開設了論理學（邏輯學）、文字學、文學史等課程。在中學時代，我得到教益的是英文、國文和論理學（邏輯學）。在當時，這是任何其他學校裡都沒有開設的課程，大大拓寬了我的知識面，尤其是論理學（邏輯學），傳授思考方式和思想方法，對我幫助很大。中學時代沒有圖書館，家裡僅有的幾本書，我都會經常翻翻，比如“四書”裡的《大學》能全部背誦，《論語》《孟子》《中庸》亦相當熟悉。
大學教育給我的最大教益主要是“經濟學概論”“西方哲學”“人生哲學”三門課。“經濟學概論”課給我的教育，不是老師的講課内容，而是講課老師吳斐丹教授指定閱讀一本英文原著的大學經濟學教材，而且規定必須以英文寫成讀書報告，上交給老師評定成績。這一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我閱讀英文專業書籍的能力。我選讀的“西方哲學”是熊偉教授開設的，“人生哲學”是宗白華教授開設的。這兩門課在提高我的思辨能力、促進我對人生問題的思考兩個方面都産生長遠的影響。
回憶求學過程，我還要提及留校工作以後孫叔平副校長的指導。1953年上半年，為了準備在秋季開學以後對大學生開設《政治經濟學》，孫先生召集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年輕教師閱讀《資本論》第一卷。他每周講一次課，課後要我們閱讀《資本論》，提出問題，再由他解答。一個學期的指導和一字一句地閱讀《資本論》第一卷，極大地提高了我的思維能力，至今受用不盡。
學術研究——
“坐下來，鑽進去”，才能出成果
記者：您學術研究第一個集中的方向是太平天國史。您當時為何選擇這一方向？
茅家琦： 1949年以後，太平天國史成為學術界一個研究熱點。1951年，南京舉辦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00周年”的一系列學術活動。我當時還是bevictor伟德官网在校學生，由系行政部門組織參觀了“太平天國曆史展覽”。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接觸太平天國曆史。我們常說，農民戰争推動曆史前進。太平天國是偉大的農民戰争，它是怎樣推動曆史前進的？有些人甚至認為，太平天國革命反而是中國曆史的倒退。仔細想來，很多曆史問題，實際上我們都沒太清楚。所以我當時就想研究太平天國史。
走上這條研究道路，首先得益于太平天國史研究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的引導。他曾在1948年、1954年兩次來南大曆史系講課。他一生在大學任教就僅僅這兩次。1951年的太平天國曆史大型展覽就是在羅先生親自主持下完成的。南京圖書館頤和路書庫藏書達70餘萬冊，其中有大量清朝道光二十年鴉片戰争以後的叢書、雜志、報紙、函牍、檔案等資料。羅先生堅持一冊一冊地翻閱，發現有關太平天國的資料就一字一字地記錄下來，總字數近一千萬。
1960年初，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青年教師希望複制這部資料，羅先生慨然答應，無償提供。這為青年教師研究太平天國曆史打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這種無私教導年輕學者的偉大精神，我至今難以忘懷。
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曆史條件下，學術研究的道路很不平坦。1959年5月在全校體育運動會上，郭影秋校長提出“六字”任務，号召全校師生：“坐下來，鑽進去。”我深深地感到這六個字真正是高校師生的基本任務，隻有“坐下來，鑽進去”，才能出成果。
1959年10月，我在《bevictor伟德官网學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史學論文：《我對太平天國革命性質的一點看法》。1961年7月，在《江海學刊》上發表了第一篇關于太平天國經濟史的論文——《太平天國的“田憑”是發給誰的?》，文章得到史學界的重視。
研究曆史，要将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聯系起來考慮。這是我轉入史學研究後的一點心得。于是，我開始關注太平天國失敗後的江南社會情況，并于1961年12月，在當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主辦的《新建設》雜志上發表了《太平天國革命後江南農村土地關系試探》一文，得到老一輩專家的認可。
1963年，我又陸續發表了幾篇有關太平天國曆史的文章。這段時期，我利用自己經過大學訓練的閱讀外文書籍的能力，閱讀了大量英國國會藍皮書，完成太平天國與英國關系的論文。
學術反思——
通古今之變，立一家之言
記者：從1964年到1978年，您的學術工作停止了14年。您在這14年中有沒有進行一些思考和寫作？
茅家琦：那段時間，我基本上停止了學術活動，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沒放棄學術，對很多問題進行了新思考。這使我堅定了兩個決心：第一，任憑風浪起，穩坐“讀書台”，專心于教學與研究；第二，對自己、對他人都必須弘揚人文精神。
确定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以後，需要總結一下過去學術研究工作的經驗教訓。我發現過去的學術研究工作有兩個問題需要考慮。一個問題是過去學術研究的面太窄——局限于一二十年的曆史。研究對象的跨度小，容易出成果。當年将這種研究方法，稱為“切香腸”。20年的實踐告訴我，這種方法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局限性。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逐漸體會到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能做到“通古今之變”才能“立一家之言”。
另一個問題是過去學術研究的思想方法“教條化”——不可能形成“真知”，沒有發展前途！《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實踐論》中寫道：“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隻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學者對曆史問題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相對真理，需要不斷地修正、補充、提高，因此，學者在曆史學的研究中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本着這樣一種認識，我在1983年2月9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中“假說”的運用》。著者的結論是否符合曆史實際，是否就是真理，一時還不能确定，從這一點看，他的結論仍然是一個假說。這個假說能不能變成真理，即是否符合曆史實際，還有待于多方面的檢驗。這種情況在曆史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
因此，後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超過前代學者，也就成為正常的現象。“假說”方法的确立，增加了我從事曆史科學研究的信心。我不僅開始重視自己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提高，也開始重視對學生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訓練。因此，在恢複“高考”以後，我主動為新同學開設《史學概論》課，講授史學理論和方法。
學術交流——
曆史學家要補上一門學問
記者：1980年、1992年您兩次到美國訪學，此外，也有過到日本等地的訪學經曆。能不能介紹一下，您跟海外學界交流的情況。
茅家琦：1980年春，我受邀訪美，兩個月期間我進一步明确：需要擴大知識面，開辟新的研究領域。
中美建交以後，1979年為了促進兩國的學術交流，在美國成立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這個交流委員會通過中國科學協會邀請大約20名學者去美國訪問，進行學術交流。受邀的學者中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隻有兩個人：羅爾綱教授和我。
在美國兩個月，主要在耶魯大學活動，随後去了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巴夫羅紐約大學、賓州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結交了衆多美國研究中國曆史的著名學者，其中包括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魏克曼教授、密歇根大學的費維恺教授等。他們都熱情地接待了我。國門初開，他們很想了解中國，我也很想了解西方，這種接觸給bevictor伟德官网與美國大學之間的學術交流帶來很大幫助。
此後，我與其他國家與地區學者的交流活動越來越多。我有兩點主要收獲：一是對全球太平天國曆史研究的情況有了全面了解。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馬敬鵬先生的幫助下，我看到了世界各地出版的太平天國曆史書籍，特别重要的是看到了著名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簡又文教授寫作的兩部巨著《太平天國全史》和《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的原稿，以及他為寫這兩部大作編譯的中外文資料底本。我發現，太平天國曆史的研究快到盡頭了，我的研究工作需要轉向。二是接觸了不少台灣學者和有關台灣的資料，深深感到我們過去對1950年以後台灣的曆史一無所知。曆史學家需要補上這門學問。
教書育人——
研究生不是“打工仔”
記者：您是從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1986年開始招收博士，這麼多年下來，也有很多學生。請您談談在教書育人方面的心得。
茅家琦：第一，重視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訓練。研究生一入學，我就為他們開講史學理論與方法課。
第二，重視擴大知識面。研究生入學以後，他們往往希望跟我進一步研究太平天國曆史。我并不鼓勵他們這樣做，總是希望他們把晚清曆史和太平天國曆史結合起來考慮并多讀一點哲學著作。
第三，重視外文學習。研究生一入學，我往往指定他們讀一本外文專業書，并要求他們翻譯成中文。如有機會，我還介紹他們的翻譯著作出版。
第四，我不願意将研究生視為自己的“打工仔”，要讓他們自己獨立地做科學研究工作。“打工仔”式的培養方式隻能培養出“切香腸”式的工人，很難培養出“通古今之變”、有思想的曆史學家。
我很高興地看到，在我培養的研究生中出現了若幹很有成就的學者兼政治家的複合型人才。
研究“五步”——
傑出的思想家引領社會實踐
記者：改革開放以後，除了在太平天國史之外，您又開辟了台灣史、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等研究的方向，這些新的方向是怎麼延展開來的？
茅家琦：1977年以來，在學術研究工作方面，我走了五步。
第一步：做好太平天國曆史研究的收尾工作。完成《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完成《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校補》；與省内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合作編寫了三卷本的《太平天國通史》。
第二步：“當代台灣”研究。與幾位研究生合作編寫并出版了《台灣30年(1949—1979)》。
第三步：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晚清以來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問題。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和幾位研究生合作寫了一部著作《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的軌迹》，1993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步：編寫體現人文精神的兩部著作《孫中山評傳》和《中國國民黨史》。
第五步：閱讀匡亞明校長主編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以後，我得到啟示：要深入地理解曆史，必須将當時起作用的思想家的思想與曆史發展的實際結合起來考慮。因此，我寫了兩本書：《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和《桑榆讀史筆記——認識論、人生論與中國近代史》。在《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書裡，圍繞人文精神與反人文精神之間的角力，思考了思想與曆史發展這一核心命題。而《桑榆讀史筆記》則是從認識論和人生論這兩個方面，結合中國近代史上的諸多案例進行思考——傑出的思想家引領社會實踐，鑄就輝煌、富強的曆史；庸俗的思想家操控社會實際，構築停滞、貧困的曆史。這就是我研究曆史的小結，也是我的基本思想。
70年感悟——
在讀書中學做人
記者：回顧70多年來的讀史和研究曆史的生活，您有什麼感悟？
茅家琦：就讀史70多年來的基本啟示，大緻可以總結以下五點：第一，曆史研究的“相對真理性”。曆史與曆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曆史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創造世界的實踐；而曆史學則是曆史學家對此前人類創造世界的實踐的認識。由于人的主觀認識能力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曆史材料掌握得不全面和綜合分析材料能力的局限，曆史學家所有的曆史研究的成果往往隻是相對真理，而不是絕對真理。
第二，曆史學家要想取得對曆史實踐比較全面、深入的認識，即向絕對真理更接近一些，就需要有明确的指導思想，而最高層次、也是最為基本的指導思想，在我看來，就應該是“實事求是”。就中國曆史研究而言，我們就必須以中國曆史實際作為研究對象，探究中國的“古今之變”，而不能以西歐曆史發展範式，演繹中國曆史實際。
第三，要準确、深入地研究曆史，還必須具備寬廣的知識結構和正确的思維方法。在這方面，蒙文通先生的教導對我很有啟發。先生說曆史學家必須“學力足”“才力夠”，用現代的話來說：“學力足”就是知識範圍淵博，而“才力夠”就是思辨能力要強。
第四，學術研究是一項艱苦的腦力勞動，必須付出巨大的精力，長期奮鬥，堅持不懈，才能取得成果。正如羅爾綱先生所說，曆史學家必須具備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
最後，提升人生哲學水平對于曆史研究來說，也是意義非凡。一方面，曆史學家研究曆史，要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作公正的、合乎理性原則的評價，首先就要求學者自己要具備合乎理性的人生觀。另一方面，學者研究曆史，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專心緻志，要擺脫一切“私欲”的幹擾。這些“私欲”，就包括人與人之間的是非糾葛以及對權力、名利、聲色犬馬的追求。
總結起來說，根本一條，就是要聯系到自己的思想生活——你自己是怎麼想的，你為什麼會這麼想？從這個思想出發，到古書裡找到一些理論，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現在做的研究跟讀書的關系。讀書特别是讀中國書，都是跟做人有直接關系的。讀書增加知識是一面，更重要的是要從讀書中領悟到做人的道理。
記者：對于整個江蘇的學術文化、經濟發展，包括對南大的學術建設發展，您有何建議、期望？
茅家琦：江蘇省也好，南大也好，關鍵問題是要關心人文社會科學。
注：本訪談整理過程中，參考《江蘇社科名家文庫·茅家琦卷》。
訪談整理：許金晶 孫海彥
茅家琦教授
來源于2016-09-20：bevictor伟德官网人力資源處 黨委教師工作部網站
茅家琦，1927年2月出生，江蘇鎮江人，國際知名曆史學家，bevictor伟德官网終生成就獎獲得者。1947年考入中央大學，1951年畢業于bevictor伟德官网經濟系，并留校任教。曆任南大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曆史研究所所長、台灣研究所所長等職務。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曆史學部委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太平天國史。
太平天國史是茅先生治史的主要領域，著有《太平天國興亡史》、《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太平天國與列強》、《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校補》、《太平天國通史》等，集中展現了茅先生在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多方面的重大成就。另外在史學理論與方法、當代台灣史、長江下遊區域現代化研究等領域也多有建樹，成果豐碩。2013年被評選為“江蘇社科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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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盛鴻：茅家琦教授的早年求學生涯
2018年春節期間，我去茅家琦教授家拜年，像以往一樣，談天說地，談古論今，談研究與寫作。這中間，我有意識地向茅先生請教、詢問了他早年的求學生涯，以便審核與修改我前幾年寫作的《茅家琦先生傳》。果然，大有收獲，不僅修訂、改正、審核了一些年代、地點的史事，而且發現，茅先生的先人與我的曾祖父，竟是幾乎同時，從鎮江逃避太平天國戰亂，遷居鹽城。隻不過，茅先生的先人是從鎮江城裡遷到鹽城城裡落戶，而我的曾祖父是從鎮江下轄的句容農村逃到鹽城的農村生根。
下面，是我重新改寫的《茅家琦先生傳》中早年求學生涯的片斷。
《從鹽城走向南京的莘莘學子》
茅家琦教授原籍江蘇鎮江。鎮江的茅氏宗祠有兩所，近代中國著名的鐵路橋梁專家茅以昇先生也出生于這裡。茅家琦教授的先人在太平天國戰亂時，從鎮江逃難，遷居鹽城。1927年，茅家琦教授出生于鹽城城裡，其父在一家銀行裡工作。
茅家琦出生的年代，戰亂不斷，蘇北經濟一片蕭條。由于茅家琦的祖父持家有方，家裡略有積蓄，在當地算得上富裕人家。茅家琦4歲便被送進私塾識字念書，聰慧過人。他在念小學時，直接進入二年級學習。1937年秋，他開始上小學六年級，就在此時，日本全面侵華戰争爆發了。
1938年初春，日本飛機開始轟炸鹽城。侵華日軍在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後，按其戰略計劃，在進行南京大屠殺的同時，分兵北上：一路由第十三師團沿津浦路進攻淮南、淮北；一路由第一零一師團從上海渡長江，攻南通、如臯、東台，直逼鹽城。其矛頭所向，是與從山東南下的日軍，夾攻軍事重鎮徐州。由于日軍進逼，鹽城居民紛紛四出逃亡。11歲的茅家琦不得不停止學業，随家人，乘船離開鹽城，投奔興化的大鄒親戚家。大鄒位于興化縣的北部，為興化的“北大門”，距興化縣城26公裡，距鹽城40公裡，地處上官河、渭水河、興鹽河交彙處。茅家琦随家人，在此居住了約1個多月。因其父此時在泰州銀行工作，不久，他全家移居泰州。
茅家琦随家人遷居泰州後不久，又遷居到離泰州不遠的姜堰鎮。兵荒馬亂之中，一個普通銀行職員的家庭，兄弟姐妹衆多，生活極為艱難，然而他的父親還是盡力送他讀書。茅家琦因颠沛流離生病，休學一年，在1939年初，入姜堰模範小學，補讀完小學的最後一學期。
1939年夏從小學畢業後，茅家琦進姜堰近郊三家莊的的榮漢學社就讀；1943年，因其父在泰州一家錢莊謀得一份工作，全家遷回泰州，茅家琦轉入泰州的培梓學社就讀。榮漢學社與培梓學社，是由一些不願為日僞政府工作的教員、回鄉大學生，自發成立的“地下中學”，實際上是兩所中學生的補習社，不是正規意義上的學校。然而學校裡的教員，不僅滿懷愛國熱情，而且學曆層次與教學水平都很高。茅家琦在這裡認真學習了國文、英文、數學三門主課，還學了一門倫理課與一門文字學課。六七十年過去，茅家琦先生依然清晰地記得許多老師的言笑與風采，如夏紹侯、李竹修、程家祥、張郁棠等，都是畢業于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的高材生，帶給他的，不隻是紮實的國文、英文、數學三門主課的根基和獨立學習、研究與工作的能力，更多的還有做人、做學問的氣節和風骨。茅家琦先生後來說：“我幾年後能夠同時被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錄取，應該說，完全得益于我中學時的這幾位老師”。
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18歲的茅家琦從培梓學社畢業，并到江蘇省教育廳補辦了畢業證書。江蘇省教育廳承認了他在榮漢學社與培梓學社等同于高中畢業的學曆。這時，他家裡經濟力量負擔不起他繼續求學，就業又一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1946年底，他才由父親的一位朋友推薦，參加中國銀行招考“檢券生”的考試，名列榜首而被錄取。茅家琦所從事的工作，在當時來說，無疑是個“金飯碗”，一般人都很羨慕。但是，對于具有強烈求知欲的青年茅家琦來說，那種環境與他是那樣的格格不入。1947年夏，茅家琦終于得到繼續求學的機會，在家人的幫助下，他同時報考了中央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經濟系。由于考試成績優異，兩所名牌大學都錄取了他。接到兩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時，茅家琦正值大病初愈，身體非常虛弱，父親不同意他去北方念書，于是，他選擇了南京中央大學。
1947年9月，茅家琦來到了古城南京。進入中央大學的茅家琦，分秒必争，在學識上取得了更加顯著的長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