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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介紹

陳紅民，山東泰安人。現為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曆史）評審委員，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1985年起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任教，曾任bevictor伟德官网中華民國史中心教授兼副主任。2006年起轉至浙江大學。

出版《函電裡的人際關系與政治》等論著、譯著20餘部（含合著），發表《九一八後的胡漢民》等論文近150篇。研究成果數次獲評省部級科研優秀成果。曾獲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4次）、韓國高等教育财團訪問學者、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3次）、台灣政治大學客座教授、威尼斯大學訪問教授等。

書的故事，人的故事——我的上書房行走

陳紅民

一

我1965年上小學，1976年高中畢業，中小學時期“完美地”與“十年文革”重合。自已的書，除各種課本之外，隻有毛語錄、毛選集了。

上大學後，開始購自己喜歡的書，因為囊中羞澀，隻能零星地買。上學前我已在工廠學徒，有微薄的工資。上大學後，斷了工資，轉而一切靠父母，自尊心已不容再向家裡開口要錢買書。記得大三時，利用暑假打工掙了些錢，事先盤算好買一套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編的《文史資料選輯》。錢剛到手，有同學相約去黃山玩，便攜女友同行，雖是窮遊，且女友費用自理，可黃山歸來，工錢已所剩無幾，硬着頭皮請父母補齊書款。

通常，讀書人之好書，與女生購置衣物相近，多多益善，書櫥裡總覺得少一本好書。

我在購書這件事上，相對理智。平時購書不多，一是沒錢買，二是無處存放，三是較早就從閱讀經曆中悟出，就讀書效果而言，“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借不着。”無論多喜歡的書，隻要買到手，就會感覺已入囊中，早讀晚讀都無妨，最後多數束之高閣。倒是借的書，到期歸還，限時讀完。想借而一時借不到的書，絕對能激起閱讀的欲望，一旦到手，會手不釋卷——最好的書都在圖書館或是朋友的手裡。

我的許多藏書是朋友贈送的，看到書櫥裡的書，首先想到的不是書的内容，而是想到贈送者及我們之間的學術交誼。

最早的贈書來自讀研究生時陪住的東京大學博士生砂山幸雄。1983-84年我們同在一間宿舍住一年，成為好友至今，他後來擔任過愛知大學副校長。砂山來中國時，帶來了一些日文、英文的專業書，都是剛改革開放的國内所沒有的，令我大開眼界。他留學結束回日本時，将許多專業書留下贈我，其中一本是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 Eastman) 教授所著《流産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的複印本。同專業的幾位師兄弟看後都說好，就以這複印本為母本，譯成中文出版。

日本朋友留下的《流産的革命》等英文複印本

獲贈圖書中，以來自台灣學界朋友的最多。專業的關系，我去台灣開會、教書十多次，得到贈書不計其數，或是學者個人新作，或者是他們多餘的複本書。台北“國史館”每出新書，免費發兩套給其研究人員，朋友常會留給我一套。逛書店購書，是在台灣必不可少的活動，“國史館”的小賣部（專賣其出版品與小禮物）、“中研院”的四分溪書店、台大與台師大附近的舊書店，誠品書店等，均是必訪之地。每次離開台灣返回前，最發愁的事，是如何将一箱箱購買與獲贈的書拖到郵局寄回（通常需要朋友開車幫助）。

有些書與人的故事永生難忘。“國史館”前纂修王正華女士，邀我去她府上，隻要是她“暫時不用”書籍，任意挑選取走。那天下午，在新店”國史館”工作完畢，侯坤宏先生開車載我去選書，大概選了七八箱專業相關的書，裝入她事先精心備好的紙箱，再匆忙趕在郵局下班前寄出。前幾年，勤勉敬業的王正華在辦公室崗位上逝世。睹書思人，不勝懷念。

2000年，受“中正文教基金會”邀請赴台訪問一個月，國民黨黨史館負責人帶我到原“黨史會”書庫，以成本價任我挑書：“隻要你願意，随便拿”。那是我首次裝箱打包書，笨手笨腳極狼狽，基金會秘書楊小姐見狀，直接讓我靠邊，她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十幾箱書封箱搞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張力研究員每次來大陸，都背不少書籍來分送，通常一見面就從雙肩包掏出幾本書來。建議他郵寄，他說怕海關查收了，還是自己背比較踏實。更有甚者，2017年，張力兄拖着病體，幫我從台北背來了一尊重達近20斤的蔣介石半身銅像。

張力研究員移交銅像

2007年，我在政治大學曆史系擔任客座教授半年，與系裡上下從教授到助教都結下友誼。回杭州一年後，助教來電郵問我，她們系圖書館空間有限，要處理一批複本書，贈送給學術單位，隻需出郵費就能寄到杭州，要不要？這等好事，怎能不要？！很快大大小小50箱書就寄來了。又過幾年，助教再次詢問，系上又要處理複本書了，要不要？當然還是要。但是這次很不幸，書到杭州被海關扣下，費盡周折，仍被退回，寄回的郵費仍要我出（否則，直接拉造紙廠化為紙漿）。書被海關查扣，與其鬥智鬥勇的故事不少，費時費力，基本以失敗告終，一腔心酸有機會再表。

二

擁有間書房，一度是遙不可及之夢想。婚後還是長期蝸居在内人家提供的兩間陋室，家裡除了一個簡易的竹書架外，沒有可以放書的地方。一般的書就裝紙箱置于床下，師友贈書是嘔心瀝血之作，放在難見天日的床下，實在愧對。條件改善後，先将師友們贈書在書櫥中擺放整齊，鄭重一拜，總算是對得起它們了。

1998年，内人單位分配二居室的房子，房間一大一小，大的那間将陽台打通，約有20平方米，光線也好，左鄰右舍都選做卧室。内人大度地說，家裡最值錢的東西就你這堆書了，你在家時間又長，大的做書房吧。我們又咬牙買了挺貴的實木書櫥，沿兩邊牆排開，書房挺有點氣勢。

疫情期間，“仿秋齋”成為網課直播間

對我個人來說，這間書房，是夢寐已久的天堂，滿足了閱讀、寫作、胡思亂想、與師友對話（通過研讀他們的論著）的所有需要。有了寬大舒适的書房後，文章未必就寫得更多更好，但有了一方淨土，無論俗務多麼狼狽，隻要走進書房，坐在書桌前，心境就能平靜下來。

裝修完成，我們邀請導師茅家琦教授、張憲文教授到寒舍小聚。茅老師誇獎說，這是南大曆史系最大的書房！那時南大教師住房條件尚待改善，學校分房不是以面積而是以幾室來衡量，宿舍最大的房間不過15平方，自然不可能有近20平方的書房（現在，南大許多教授購置了别墅，書房之大與典雅，令人羨慕）

這麼好的書房，應該有個“堂”、“齋”、“室”之類的雅号（讀書人的通病啊）。搜腸刮肚，想到“仿秋齋”三個字，因秋天裡農人收獲，天高雲淡，從容不迫，是最令我向往的季節，也是為人為學追求的意境。

1999年南京市舉辦“書房大獎賽”，“仿秋齋”報名參加了。結果，一等獎是位全國知名的女作家，二等獎歸了我的朋友，作家葉兆言，“仿秋齋”得了三等獎。那位女作家的書房，隻有一個與寫字台連在一起的書櫥，陳設氣勢絕對比不上“仿秋齋”。但轉念又想，書房評比，重要的不是比外在的面積與陳設，而是比利用書房創造出的價值與社會影響，這個核心得分點上，自歎弗如。

個人的部分著述（含合著）

三

2006年，調到浙江大學教書，家仍在南京，開始“雙城記”的兩地通勤生活。所有的書也分在三處存放：南京的“仿秋齋”是根據地與老營，杭州的辦公室與家裡，則是近期要用的書或購置、收集的資料。書分兩地，自然有不便之處，有時備課、寫文章需查實資料，書卻在另一處，着急！有段時間趕寫書稿，我幹脆就将一部必備書放在電腦包裡，随身攜帶。書稿難産，那部厚厚的書就随我在南京、杭州之間旅行了大概有近一年的時間，高鐵坐了近20趟。

與“仿秋齋”井井有條不同的是，杭州兩處的書，極其淩亂，胡亂地放置，尤其是辦公室，不僅書櫥放滿，辦公桌與茶幾也全被書占領。實在看不下去，就請學生幫助來清理一次，但不久，又淩亂如故。許多書因無處展放，始終留在紙箱中，箱子堆到了書櫥前面，導緻書櫥都難開。好在，基本記得哪本書在哪個箱子裡，堆在哪個角落，臨到用時雖需東搬西翻，“衆裡尋他千百度”，但大抵最後總能找到，自嘲是能“亂中取勝”。

我以為，書隻有共享，讓需要的人能找到、利用，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價值。“學術乃天下公器”。我多次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每次找到他們館藏的寶貝，兩任館長都非常樂意讓我利用、整理與出版。鄭炯文館長說，圖書館的書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藏的。誠哉斯言。我獲贈的書，多數直接交給了曆史系的資料室。五年前，浙大蔣研中心與校圖書館共建了“蔣介石文獻特藏室”，我把部分個人圖書轉入，供師生閱覽。師友相贈的圖書，轉用于學校師生，正是傳播他們的雅意，将學術發揚光大。

與哈佛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第一排左二）等合影

台灣朋友參觀“蔣介石文獻特藏室”

與學生在斯坦福看《蔣介石日記》

2020年，浙江大學古籍新館落成，即将開館，共建的“蔣介石文獻特藏室”将移入新館，未來的特藏室将是集收藏、閱覽、上課與小型學術會議諸功能于一體的獨立空間，我對這間特藏室充滿了期待。那些深藏在辦公室箱子裡的書，也将重見天日，上架閱覽，成為公共資源，書盡其用。換個角度，圖書館也将變成個人日常閱讀、寫作、交流與胡思亂想的地方，還多了上課授業的功能，一個2.0版的“仿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