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冬權，1955年出生，1982年1月畢業于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曾任中央檔案館館長、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此文被《新華文摘》轉載，這是作者的文章第二次被《新華文摘》轉載并在封面列出标題。
立碑紀念的“世界記憶”
——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見證
楊冬權
國家檔案局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 ：“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這一問題在涉及中日曆史研究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事實的問題需要以事實來澄清。就抗日戰争史研究而言，想要認真審視和整理至今仍刻印在中國大地上的“斑斑傷痕”，就迫切需要做好基礎文獻、檔案、資料的搜集、保護與整理工作。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等确鑿證據和翔實資料的整理出版、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并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等工作，已讓世界感受到中國在堅持道義控訴之外，對曆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正在搶救式同步進行，這有利于打破西方學者在史料上對日本的依賴。東北師大韓東育教授指出 ：中國學術界還應在大量占有和搶救日本乃至國際社會的紙質資料、口述史料上下大功夫，并在此基礎上，運用當下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加強相關資料的信息化建設，構建方便快捷、資源共享的信息化平台，對于一些日本學者的強盜邏輯和詭辯邏輯，應通過科學論證進行有力駁斥，在國際社會傳播中國學術界的聲音。
2018 年 12 月，在第五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夕，舉世聞名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号門入口處，立起一塊新的紀念碑，兩米多高的方形石碑上，刻着三排綠色的碑文 ：
世界記憶名錄
南京大屠殺檔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2 月 8 日上午，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代表、89 歲的夏淑琴女士，為紀念碑揭幕。
這是中國第一塊镌刻着“世界記憶名錄”字樣的、專門為紀念檔案文獻成為世界記憶而樹立的紀念碑。
南京大屠殺檔案，也因此而成為被申報單位立碑紀念的“世界記憶”。
作為當時申報單位——國家檔案局的負責人，我經曆了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産的全過程，并有幸參與其中且主持其事。雖然幾年過去了，但今天回憶起來，往事仍曆曆在目。
針鋒相對的突然改報
2014 年年初，日本首相及其他日本右翼分子，接連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等侵華罪行的惡劣言論，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我們利用真實曆史檔案反擊日本右翼言論的要求迫在眉睫。
2 月 26 日臨近中午，國家檔案局有關業務司的司長急火火地走進我的辦公室，向我報告說 ：他上午去參加了一個多部委協調會，與會人員建議國家檔案局把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檔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今年的世界記憶名錄。現在需要國家檔案局盡快做出決策。當時，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有：第一，這兩項檔案政治性很強，外交上比較敏感，申報後必然會遭到日本的全力阻撓，而日本人此前多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領導人，現在也對該組織有大筆捐款，日本在該組織中的影響根深蒂固。在日本的阻撓下，這兩項檔案很有可能申報不成功，那樣，不但會在國際上給我國帶來不利的政治影響，而且我國也會白白浪費兩個寶貴的兩年一次的申報名額 ；第二，此前我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關于明代兩張星圖的申報材料 ；第三，今年申報的截止日期是 3 月 31 日，現在隻剩 32 天，時間太短，準備重新申報可能來不及。
世界記憶名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2 年啟動的一項文獻遺産保護項目。凡符合世界意義、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确認的文獻遺産，包括文件、手稿、古籍善本等，都可列入。每兩年由各國申報一次，每次可申報兩個項目。
1995 年，中國成立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牽頭單位是國家檔案局。在此次申報前，已成功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中國文獻有 ：
1997 年 ：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
1999 年 ：清代内閣秘本檔案有關 17世紀在華西洋傳教士活動的檔案 ；
2003 年 ：東巴古籍文獻 ；
2005 年 ：清代科舉大金榜 ；
2007 年 ：“樣式雷”建築圖檔 ；
2011 年 ：《黃帝内經》（1339 年胡氏古林書堂印刷出版）、《本草綱目》（1593年金陵版）；
2013 年 ：僑批檔案（專指海外華僑通過海内外民間機構彙寄至國内的彙款暨家書——編者加 )、元代西藏官方檔案。
這些項目的申報過程都比較順利，從未遇到過改變原定申報計劃或者申報後将會遭遇外國的強勁阻撓等問題。現在，我們面臨的嚴峻形勢是 ：如果兩個項目申報全部失敗，我們将如何向國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曆史交待？對于我個人而言，這是一個有着很大政治風險的決策。我對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罪行極為反感，并正在計劃用公布日本戰犯筆供的方式反擊日本右翼言論，我在實際工作中切實認識到了檔案在對日外交鬥争中的重大作用，看到了“檔案人”為維護國家利益立新功的重要時機，也感受到了檔案部門所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于是，我當即拍闆決定 ：針對日本的無恥挑釁，我們應無條件服從對日鬥争大局，改變申報計劃，全力以赴地重新組織力量、準備申報材料，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将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把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其實最早是由外國人提出的。2008 年 8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委員會主席卡門·帕拉迪女士在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時說，南京大屠殺檔案理應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對其加以保護。
之後，南京市有關部門于 2009 年成立了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工作領導小組，确定把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等三個單位的五組相關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世界記憶名錄，分為世界、各大洲、國家三個層面。2011 年，在我主持下，這五組南京大屠殺檔案被評為第三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從而為進一步申報世界記憶打下了基礎、做好了準備。就這樣，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工作的啟動按鈕正式按下了。自此，申報工作進入緊張的實際操作階段。
空前緊急的突擊申報
随即，國家檔案局相關工作人員召開緊急會議，通報了新的形勢和新的改變，大家統一思想。會議研究決定，在原有準備申報的三個檔案館基礎上，再擴大其他幾個檔案館，把相關檔案也一起聯合申報 ；立即通知有關檔案館，派出得力人員，攜帶相關檔案複制件即刻來京，集中準備申報材料。
我向上級領導部門報告了我們改變申報的緣由以及申報後可能會遇到的外交阻撓和不利前景，得到了上級的批準和大力支持。從此，申報工作不斷得到上級領導部門的明确指示和強有力支持，我們工作起來更有底氣和力量了。
這次申報，我直接參與指揮了每一場戰鬥。
當相關工作人員到京集中後，我提出各單位遴選檔案和起草申報材料的原則、重點和要求，強調遴選申報的檔案，必須真實、準确、權威、有說服力，能夠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和專家的質疑，必須能證實主題、突出主題，切中要害，甯缺毋濫。此後每次的工作進展通報會或協調會，我也盡可能參加，以掌握動态，掌握進度，提出意見，進行督促。3 月中旬，申報表起草、審批時，我們反複琢磨，多次修改，為每組檔案找重點、找亮點，去蛇足、點龍睛 ；看每組檔案的介紹有無不符合檔案實際之處，有無各種混亂或錯誤之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對《程瑞芳日記》的點評和修改。
程瑞芳女士，1924 年起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即金陵女大任舍監，管理學校宿舍。1937 年 12 月，日軍即将攻破南京城前夕，金陵女大成立三人緊急委員會，負責留守學校。62 歲的程瑞芳與陳斐然及美籍人士明妮·魏特琳女士，共同肩負起這一艱難而又危險的責任。日軍攻陷南京後，拉貝和魏特琳等國際友人在南京建立了一塊國際安全區，程瑞芳在安全區金陵女大難民所任衛生組組長，協助國際友人，在日軍的槍口與刺刀下救護中國難民。她親身經曆、親眼目睹了日軍對難民的兇殘暴行，也聽聞了日軍在南京城燒殺淫劫等無恥罪狀。每當夜晚來臨，在惶恐與悲憤中，她默默地在日記裡記錄下自己當時的所見所聞。
64 年 後 的 2001 年 12 月， 中 國 第 二曆史檔案館在整理金陵女大零散檔案 時，發現了這本《首都淪陷金校留守日 記》。經考證，日記的作者就是程瑞芳。
日記的時間，自 1937 年 12 月 8 日， 即南京淪陷前 5 天，至 1938 年 3 月 1 日， 逐日記錄下她目擊耳聞的日軍在南京城 及安全區内的各種無恥罪行和中國人民 的苦難生活，記錄了她在日軍大屠殺恐 怖下的真實心路曆程。
在日軍破城的 1937 年 12 月 13 日， 程瑞芳寫道 ：“下午 2 時，日兵由水西門 進城了。”“今晚有人跑到學校裡，來的 不少。因日兵跑到他們這裡要他們走， 因為（日）兵要睡。這些跑出來的人都 是空手，被卧日兵要用，這些人也駭死 了。”“我心酸了。”“真是凄慘，不知明 天還要鬧出什麼事來呢？”
14 日的日記寫道 ：“今日來的人更 多，都是安全區内逃來的，因日兵白日跑 到他們家裡抄錢、強奸。街上刺死的人 不少，安全區内都是如此，外邊更不少， 沒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17 日的日記寫道 ：“現在 12 點鐘， 坐此寫日記不能睡，因今晚嘗過亡國奴 的味道。”接着，她叙述了晚上日軍在安 全區内的種種暴行，她為此而氣憤到不 能入睡。她繼續寫道 ：“這種亡國奴的苦 真難受，不是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殺！” 她又寫道 ：日軍“今晚拖去 11 個姑娘， 不知托（拖）到何處受用。我要哭了。 這些姑娘将來如何”？“每日晚上外面四處燒，下關一帶死的人不少。中國人 為何要做（遭）這種罪？今日一天有（日） 兵到南山房幾次。不寫了，想起中國人 民不能不心酸，死後真苦。”
18 日的日記寫道 ：“真不得了，這 些（日兵）猖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 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簡 直沒有人道。”
19 日的日記寫道 ：“今日白天有兩 （日）兵到五百戶，房門口站一（日）兵， 裡面一（日）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 輕女子強奸。”“說到這裡，我不能不流淚。”
類似這樣的記載，日記裡還有很多。
看完日記，我立刻想到了另一本日 記——《安妮日記》。那是猶太人安妮· 弗蘭克寫的日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安妮一家移居荷蘭。德軍占領荷蘭後， 為了躲避德軍對猶太人的搜捕，她與家 人躲進一個秘密的小屋。在這裡，她寫 下了自己的日記，記錄了長達 25 個月充 滿恐怖的密室藏匿生活，成為德軍占領 下的人民苦難生活的目擊報道。
于是，我在修改關于《程瑞芳日記》 的介紹時，把它評價為“東方的《安妮 日記”或“中國的《安妮日記》”。因為 我覺得 ：第一，安妮和程瑞芳都同樣是 女性 ；第二，她們都同樣生活在法西斯 戰争的恐怖中 ；第三，她們都同樣用日 記這種形式，記下自己的親曆見聞和心 路曆程 ；第四，她們都同樣有着強烈的 悲憫情懷 ：安妮在聽到被送去集中營的 猶太人被集體毒死時寫道“心裡好難過， 忍不住熱淚盈眶”；程瑞芳在看到日軍對 中國人民尤其是對婦女的暴行後，不僅多次感到“難受”，甚至還想到過“自殺”；第五，最為重要的是，就在 5 年前的 2009 年，《安妮日記》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将《程瑞芳日記》與《安妮日記》相類比，也是想以此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和評委們表明，包括中國的《程瑞芳日記》在内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同樣應當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應當被世界曆史所銘記。“東方的《安妮日記》”這一評價，給《程瑞芳日記》點了睛，找到了能夠點亮它的那根火柴。
對于申報的其他南京大屠殺檔案，我也一一給予了指導與修改意見，在申報表中，我特别強調：這些檔案的作者，不但有當時的中國人，而且還有當時的日本士兵和外國人士，具有世界性，是名副其實的世界記憶。這些檔案曆史線索清楚，記錄真實可信，材料互補互證，可以構成完整的證據鍊。其中有些檔案，如日軍自拍的照片，在流傳過程中也充滿了傳奇色彩。今天，我們把它們申報世界記憶，不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仇恨、加深仇恨，而是為了提醒人們 ：不忘過去，以史為鑒，不要重蹈曆史覆轍 ；為了警示人們 ：珍惜和平，不要戰争。
經過反複修改打磨，并報上級批準後，我們如期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即申報截止日的當天下午，以國家檔案局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秘書處，遞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提名表。南京大屠殺檔案，由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遼甯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7 個單位聯合申報，共有 11 組檔案。其中包括 ：
《程瑞芳日記》；
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及之後不久，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狀況的紀錄電影 ；
日軍士兵在攻占南京前後拍攝的、被南京華東照相館學徒工羅瑾偷偷加洗并保存起來，後被吳旋保存并在戰後上交給國民政府作為日軍頭号罪證的照片；
日軍占領南京時一個外國人的目擊記錄；
大屠殺發生後，南京慈善機構掩埋屍體的登記表、統計表、墳墓照片等 ；
日軍占領南京後，統治南京的相關機構救濟難民時的市民呈文中，反映南京大屠殺的呈文 ；
1946 年 10 月 19 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的證詞、詢問筆錄、被救治的照片等 ；
1946 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的“南京大屠殺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表”；
1946 年，金陵大學曆史系教授貝德士提供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證詞；
1947 年 3 月 10 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首犯谷壽夫的判決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構審判日本戰犯時，當年負責在南京處理屍體的戰犯所寫下的親筆自供和畫出的運屍地圖。
這些檔案，共同反映出 1937 年 12月 13 日至 1938 年 3 月 1 日期間，日軍在南京對中國人民大肆殺戮、奸污婦女、搶劫财物等滔天罪行和無恥行徑。
中日之間的公開較量
2014 年 6 月上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官網上公布了各國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名單，其中包括中國申報的兩項。
6 月 10 日，外交部召開記者發布會，當外國記者問到這一問題時，外交部發言人證實，中國政府已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将南京大屠殺及日軍強征“慰安婦”的相關檔案和文獻，作為世界記憶申報。發言人還說，中國一直積極參與世界記憶名錄的申報工作，目前已有 9 項文獻遺産列入名錄。中方此次申報的相關曆史檔案，真實、珍貴，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并符合有關申報标準。
消息得到證實後，日本的敏感神經被觸碰到，開始了它的無理反對和瘋狂阻撓。
同樣在 6 月 10 日，日本内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召開記者發布會，針對中國兩項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他聲稱，日本政府将會提出抗議，并要求撤銷這一申報。
據我所知，日本外務省還給中國外交部發出過照會，要求中國撤回這一申報。
在中國此前的曆次申報中，從未有哪項申報曾引起外國政府如此強烈的反對。日本有什麼理由抗議呢？又有什麼資格抗議呢？難道加害者犯罪後，還不讓受害者留下記憶、保存記憶嗎？日本是在害怕各國人民知道它們所犯的曆史罪行而要有意掩蓋這些罪行嗎？日本在外交舞台上的這些公開行徑，不正表明日本沒有正視自己的曆史罪行、不願反省自己的醜惡曆史嗎？它企圖禁天下人之聲，掩天下人耳目，何其狂妄無恥，不自量力！
針對日方的抗議，6 月 11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另一次記者會上鄭重表示 ：中國不會撤回申請。發言人強調 ：我們不接受對方的無理交涉，也不會撤回有關申報。
外交部發言人的這番話，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代表了我們申報單位的共同态度。我們對日方的抗議，直接采取了“無視”态度，以“不搭理它”“我該幹嘛還幹嘛”的姿态，對其表示蔑視。當然，我從日本政府的公開反對中，也看到了我們這次申報的關系重大，更感到責任重大和“壓力山大”。我不禁暗中為自己參與的這項工作居然對日本政府産生這麼大影響、能夠直接同日本政府“杠上了”而充滿自豪和鬥志，這更加堅定了我們同日本“杠到底”的決心和意志。
中日之間的暗中較量
就在日本政府公開出面阻撓後不久，我國駐巴黎某機構就獲悉，日本右翼團體派人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活動，企圖阻止中國申報成功。後來，日本右翼組織又多次以學術團體、史學專家的名義，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專家、評委們寫信，對中國申報的檔案進行無恥污蔑和無理質疑。
對此，我們也針鋒相對，積極地配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專家的工作，并有針對性地對日本的誣告信做“消毒工作”，以抵消日本阻撓對我方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比如，我們在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咨詢委員會有關專家來中國為“世界記憶工作坊”授課時，專門安排他們順便到附近的有關單位去參觀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征“慰安婦”的遺址、實物和檔案，讓他們了解事實真相，增加對這些檔案的直接認識與印象。這些專家中，有的後來對我們給予了關鍵性的支持。
又比如，2014 年夏天，我專門到波蘭國家檔案館去訪問，該館館長也是世界記憶項目的咨詢專家之一。在同他會談時，我特意提出了一個請求，請他安排我參觀威斯康辛集中營。因為這個地方，早在 1979 年就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了。在參觀了德國法西斯當年對猶太人的各種滅絕人性的暴行展覽後，我對這位館長說 ：威斯康辛集中營也是人類的記憶之一，盡管它是一種慘酷的記憶。它成為世界文化遺産，對教育全世界的人們不忘過去、反對戰争和迫害、珍惜和平、防止曆史重演都有好處。二戰中，在歐洲，有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戰争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中國，則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戰争和對中國人民的大屠殺。目前，中國也在争取把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我們希望得到波蘭人民的大力支持。該館館長當即表示，一定全力支持。
波蘭國家檔案館誠懇和熱情的态度，讓我相信他們不會讓人失望。果然，他們沒有食言。當這位館長應我之邀回訪中國時，給我帶來了一份材料。這是日本一個右翼團體寄給他和其他世界記憶評委及專家的一封告狀信，污蔑中國的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檔案“不真實”，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捏造的”。信中列舉了好多條理由。這些理由非常荒唐，比如：信中說，日軍在南京殺人的照片“不真實”。因為日軍進城是在 12 月，正值冬天，但有一張照片上，殺人的日軍卻穿着單衣。其實，上述《程瑞芳日記》中就明确記載着，日軍攻打南京時，天特别暖。她在 12 月 12 日寫道 ：“近兩星期，天氣特暖，雖為難民好，也為敵人助戰。”既然“天氣特暖”，那麼，殺氣騰騰的日軍士兵穿單衣，也就完全可以解釋了。
再比如 ：信中說，中國拿不出日軍在南京大肆殺人的檔案來。其實，在中央檔案館所藏的日本戰犯親筆供詞中，好些戰犯都不約而同地供稱 ：在日本宣布投降時，部隊接到上級指令，緊急銷毀了部隊中“軍功簿”之類的殺人檔案以及其他檔案，毀滅了證據。殺人者把殺人證據銷毀了，然後讓被殺者拿出證據，這就是日本右翼的無恥和可恨！
最為荒唐的是 ：信中說，中國說日軍進城後大肆強奸婦女，按理被奸婦女會懷孕生小孩，導緻第二年南京人口明顯增長。但從人口統計數字看，南京第二年的人口并沒有異常增長。這真是一種混賬邏輯，無恥之極！須知，日軍是連老婦、孕婦、女童都不放過的！還有的日軍在強奸後就将婦女殘忍殺害！更何況，事實上，當年南京有些婦女被強奸後自盡身亡，因為她們不能忍受這莫大的恥辱 ；有些婦女被強奸不幸懷孕後，采取各種辦法進行堕胎，因為她們絕不願生下加害者的孩子。日本右翼分子，能理解中國婦女的這種剛烈嗎？！
這封信，是我當時最希望得到的東西——日本右翼分子阻撓的确切證據。它是這位波蘭朋友送給我的最好禮物，真是雪中送炭！從中我體會到了這位朋友以及以他為代表的世界上所有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們對我們的支持。
恰好也在此時，我國駐巴黎的有關機構也獲取了日本其他右翼分子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專家的誣告信，并建議我們也組織國内外的知名社會科學專家，聯名寫信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相關專家，有針對性地“消毒”。
懷着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憤恨和輕蔑，我很快起草好了聯名信，又請我的bevictor伟德官网的老師和同學幫助聯系專家，結果，共有 220 多位國内外知名社科專家在這封信上簽了名。信中我重點介紹了南京大屠殺檔案的内容、形成過程、真實性、可靠性，和它們分别從哪些方面記錄了日軍的具體罪行 ；堅定地表達了專家們支持把這些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鮮明立場。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這次世界記憶項目的最後一次會議即将召開前，我國駐巴黎有關機構又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獲悉，日本又一次發動 1500 多名專家，聯名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專家寫信，呼籲不要把中國申報的兩個項目列入世界記憶名錄。該機構同時建
議國内動員和組織更多的專家，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們再寫一封支持列入的聯名信，以壓過日本的反對聲浪，并于第二日中午 12 點傳真到巴黎。
散會後回到辦公室，已經是下午 6點鐘了，在僅有的十幾個小時内，我如何去征集全國幾千人的親筆簽名呢？于是，我果斷決定，主要依靠檔案部門自己的力量，請各省市檔案局幫忙，分頭征集簽名。我用電話來指揮戰鬥，一個一個地給 31 個省和 16 個計劃單列市的檔案局局長打電話，告訴他們這件事，要他們明早一上班，就召集副研究館員以上職稱的人員開會，先宣讀聯名信，然後征集自願簽名，并請自願簽名者親筆寫下自己的姓名、單位、職稱等，随即傳真給我局，務必上午傳完，自願的人數越多越好，傳來的時間越快越好。我特别告訴他們，此事關系到我國的國際形象，是一場刻不容緩的戰鬥，一定要認真辦好！
打完電話，我又連夜起草了一封聯名信，傳真到各省。
這不啻是一次火線動員。第二天上午 11 點多，國家檔案局共收到近 2300位專家的簽名，比日本聯名信的人數多了六七百人。我聽後，心裡直感謝和佩服檔案工作者的愛國熱情和行動能力。除了檔案專家外，我們還征集到一些曆史、方志等方面的專家簽名。
黯淡前景中的再堅持
2014 年 12 月，我們收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初審委員會對我們申報的兩個項目的初評意見。
對南京大屠殺檔案，專家認為史料沒有問題，但需進一步作出一些具體的說明；因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争議性，建議慎重考慮是否繼續申報。對“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專家認為，由于這個問題還涉及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建議按照規則，同其他有關國家聯合申報。
對南京大屠殺檔案，國家檔案局決定繼續申報，針對專家提出的具體問題，逐一進行進一步說明和修改，使之更加完善。對“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決定與同樣有“慰安婦”檔案的韓國和馬來西亞共同申報。因為剛好這時國家檔案局在北京舉辦一個國際會議，韓國和馬來西亞都有人員來參加。會議期間，我先同韓國國家檔案館館長會談，請他們和我們聯合申報。這位館長剛到檔案館工作，對館藏還不太熟悉，但他表示非常支持，說回去就推動這件事。接着，我又同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副館長會談，他表示，回去報告館長，一定大力支持。但結果，韓國的回複是 ：“慰安婦”檔案并沒有被保存在國家檔案館而是在一個婦女組織那裡，館長做不了她們的主，故此次不能和我國聯合申報。馬來西亞方面因為檔案館沒有找到當年日軍“慰安婦”的檔案，因而也無法聯合申報。
這樣，我們申報世界記憶的兩個項目，前景就比較黯淡了。南京大屠殺檔案如繼續申報，雖有希望，但勝算不大；“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如繼續申報，則毫無希望，肯定不會獲批。這兩個項目如果繼續申報，有可能一個也成功不了。那時候，我們幾個申報單位就将承擔很大的政治責任，以及輿論的巨大壓力。
面對這一不利局面，雖然國家檔案局沒有退意，但一直以來積極指導、支持、協同我們申報的其他兩個部委的具體負責人，卻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現在應該借着國際專家的建議，中途退出申報，免緻申報失敗，不然今後日本将更為嚣張。
2015 年 1 月中旬，我因心髒病住進了醫院。住院之前，我讓分管副局長在三個單位的工作協調會上，一定争取說服其他兩家堅持繼續申報，而不能中途撤回。21 日下午，我做完心髒介入手術的第二天，副局長緊急來醫院報告協調會的結果，說沒能說服另外兩家，他們都一緻建議 ：趁着這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來信，主動撤回申請。我聽後，決 定提前出院。
我的看法和他們不一樣。我分析 ： 南京大屠殺檔案雖然不一定能獲批準， 但還有着較好的基礎，并沒有完全失去 希望，還值得繼續努力。“慰安婦——日 軍性奴隸”檔案雖然不會獲得批準，但 以中國的國際影響看，我們申報兩個項 目，在日本的壓力下，有可能會批準一 個、擱置一個。如果南京大屠殺檔案獲 得批準，則我們的主要目的就達到了， 對日本的打擊就很大了。“慰安婦”檔 案這次不批，是因為要同其他國家聯合 申報，這是申報規則所規定的。如果這 次兩個項目全部中途撤回，則正好遂了 幾個月前日本“要求撤回”的心願，不 但會讓日本今後更加嚣張，而且我們也 無法向各方面交待。作為申報單位的負 責人，我主張繼續申報。
于是，我起草了國家檔案局給兩個 兄弟部委發的正式公函，簡要分析了繼 續申報的利弊和前景，明确告知 ：國家 檔案局主張繼續申報，而絕不中途撤回； 并要求他們以公函告知他們部的正式意 見。我特地寫明 ：我們将把我們三家的 意見共同報告中央。
幾天後，兩個部委都正式回了函， 其中一個部委表示，對國家檔案局繼續 申報的意見不持異議 ；另一個部委仍然 堅持他們原來的意見，建議中途撤回， 不再繼續申報。
于是，我就根據我們三個單位中兩 個單位的意見，向中央報告了目前的申 報形勢、前景和堅持繼續申報的意見。 在獲得中央同意後，國家檔案局又向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補充作了申報材料的修 改和說明，決定繼續申報。
申報成功——南京大屠殺檔案 終于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2015 年 10 月 4 日至 6 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咨詢委員會 第 12 次會議，在阿聯酋首都阿布紮比 召開。會議期間，14 位國際咨詢委員對 近 90 項世界記憶名錄候選項目進行了讨 論，其後，将建議名單提交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總幹事。9 日晚間，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在官網上公布了 2015 年入選世界 記憶名錄的項目名單，共計 47 個項目入 選，入選項目隻占候選項目的一半略多， 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其中。 另一項目“慰安婦”檔案，則建議按照 規則，以後同其他各相關國家聯合申報。
消息傳來，不久前已經退出領導崗 位的我，備感欣慰，興奮百倍。正義終 于勝利！我們的主要目的終于達到了！ 我心裡的一塊石頭也終于落了地！
但日本卻喪心病狂地繼續對此結果 加以反對。10 月 10 日淩晨，日本外務 省發表談話，稱中國有關檔案申請入遺， 是基于單方面的主張，并指責本應公平 中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列入這一 行為存在問題，表示感到非常遺憾。
之後，日本又喪失理智地采取了兩 項反對措施 ： 第一項，提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重 新審議已經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南京大屠殺檔案。世界記憶工程史上從未有過 這樣的先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此根 本未予理睬，在下一次的有關會議上， 根本就沒有把日本的這一提議列入議 程，更不用說讨論研究了。日本吃了個“閉 門羹”，讨了個“極沒趣”。
第二項，拒絕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交納會費。日本以為它财大氣粗，用金 錢作為要挾，就可以讓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供它驅使。但這一次，這招不好使。 按規則，不交會費就應退出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這是日本更不願意接受的。于 是，在拒交了兩年會費後，日本不得不 選擇繼續交納會費。
這兩項極端措施，讓日本在全世界 面前失去了起碼的外交禮儀，丢盡了顔 面 ；也讓日本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内失 去了威信，丢掉了朋友。真是“偷雞不 成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
勝利的消息傳回國内後，媒體紛紛 發布消息、報道、評論和采訪。以前的 中國文獻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從未像這 次這樣反響熱烈，成為輿論的熱點和媒 體報道的重點。當一些媒體采訪我時， 我說 ：“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列入世界記 憶名錄，把日本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 過去，日本經常否認南京大屠殺，但現 在，南京大屠殺檔案已經成為世界記憶、 人類記憶，它在日本的臉上刺上了一個 字，讓它永遠也抹不掉、洗不去！”
現在來看，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 界記憶名錄，讓日本在同中國的外交鬥 争中落了下風。此後，它再沒有對中國 進行過否認曆史問題的主動挑釁，證明 日本同中國的外交鬥争，在曆史文獻這 個戰場已經落敗，不敢再主動發起進攻。
再來仔細盤點，南京大屠殺檔案在 中國的各項世界記憶文獻中，創造了多 個“中國之最”或“中國唯一”：
它是中國申報用時最短的一組文獻；
它是中國聯合申報單位最多的一組 文獻 ；
它是中國唯一在申報後遇到外國政 府公開反對的一組文獻 ；
它是中國在申報後遇到阻撓最多、 反對最大的一組文獻 ；
它是中國申報過程中波瀾最多、險 情最大的一組文獻 ；
它是中國申報成功後，媒體報道最 多、社會反響最為熱烈的一組文獻 ；
它是申報過程最讓人刻骨銘心、永 世難忘的一組文獻 ；
它是我國最早被申報單位立碑紀念 的一組文獻 ；
它是捍衛中國國家利益最為有力的 一組文獻。
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 錄，不但是中國世界記憶工作曆史上最 為耀眼的一項工作，而且也是中國檔案 史上和文獻史上的閃光一頁。因為它表 明 ：檔案、文獻，同國家利益緊密相關， 不但是維護國家曆史的重要憑證，而且 是開展國際鬥争、捍衛國家利益的銳利 武器。
國家檔案，是國之大者、國之重器！ 豈可忽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