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四大古都中，沒有哪一座古都能夠像南京一樣，同時兼備美麗的山川、滄桑的曆史、燦爛的文化，以及在中國近代百年史上非同尋常的地位。誠如當代著名史學家朱偰所言：“此四都之中，文學之昌盛，人物之俊彥，山川之靈秀，氣象之宏偉，以及與民族患難相共、休戚相關之密切，尤以金陵為最。”
千百年來，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十朝都會”，鐘靈毓秀，人文荟萃，載沉載浮，佳作疊出。南京在為世人提供創作舞台的同時，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清初文人餘懷《闆橋雜記》寫道：“金陵古稱佳麗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風流，甲于海内。”
南京内有中國“詩國”之稱，外有世界“文學之都”之美譽。“詩國”也好，“文學之都”也罷，均與南京山川形勝的滋養密不可分。牛首山作為南京山水城林的傑出代表之一，在南京乃至中國的文化曆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牛首山，一名牛頭山、牛山、天阙山、仙窟山、佛窟山。位于南京城南約13公裡處，占地面積約500萬平方米，跨今江甯和雨花台兩區（主體部分在江甯區境内）。牛首山與祖堂山、獻花岩一脈相通，最高峰約243米。曆史上因其南北雙峰對峙，宛如牛頭上的一對犄角，故名牛首山。
牛首山形成于距今一億年前左右。1927年，地質學家翁文灏在《中國東部中生代以來之地殼運動及火山活動》（《中國地質學會志》1927年1月第6期）一文中指出，在侏羅紀末、白垩紀初，以河北燕山為中心的地殼運動——燕山運動，初步奠定了中國東部的現代地貌，形成了甯鎮山脈。牛首山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在上億年的地質和曆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生态、曆史、宗教和文化内涵。
一、生态牛首
牛首山四季樹木長青，終年鳥語花香。既是各種天然植物的家園，也是各種野生動物的樂園。
明朝都穆《遊牛首山記》稱贊：“金陵多佳山，牛首為最。”明代鐘繼英《遊牛首山記》寫道：“金陵名勝甲江南，而世傳牛首山為最。”明太祖朱元璋曾經春天到牛首山狩獵，并寫下《春望牛首》詩：“遙岑峙立勢蒼然，春聽莺啼景物鮮。疊嶂倚天江月外，三山映帶石城邊。”贊美牛首山的自然之美。
在明朝畫家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冊》中，“牛首山”赫然名列其中。明代嘉靖至天啟年間，朱之蕃撰文、陸壽柏繪圖的《金陵四十景圖像詩詠》中，牛首山的景點占3處，即第十二景“牛首煙巒”、第三十七景“祖堂佛迹”、第三十八景“花岩星槎”，作者在第十二景“牛首煙巒”上寫道：“台殿層疊，有若畫屏，朝夕煙岚，極為奇勝。遊覽者忘倦，即寒暑無間也。” 清朝康熙七年（1668）出版的江甯知府陳開虞纂修《康熙江甯府志》中，收錄了“金陵八家”之一高岑應邀繪制的《金陵四十景圖》，牛首山的景點同樣有3處，即第三景“牛首山”、第二十七景“獻花岩”、第二十九景“幽栖寺”。宣統二年（1910）出版的清末文人徐藻繪制的《金陵四十八景》中，與牛首山相關的景點仍有3處，即第十二景“牛首煙岚”、第三十五景“祖堂振錫”、第四十五景“獻花清興”。民國年間徐壽卿編、韻生繪《金陵四十八景全圖》中，與牛首山相關的景點有三處，即第十二景“牛首煙岚”、第十三景“花岩清興” 、第三十五景“石室餘青”。新中國成立後，牛首山在1995年被列為江蘇省省級森林公園。進入21世紀，南京多次舉辦金陵著名景點的評選活動。2005年 5月，《金陵晚報》社組織評出“金陵新四十八景”，“牛首山”名列其中。2012年，中國南京市委宣傳部又組織了“新金陵48景”的評選，“牛首煙岚”再次入選。
今天的牛首山，生态環境優良，已經成為南京的天然氧吧和城市綠肺，是休閑尋芳的勝地。
二、人文牛首
牛首山正是因其自然之美，自六朝以來，便成為世人踏青賞春的勝地。千百年來，牛首山的人文氣息層層積澱，為“春牛首”踏青習俗的綿延不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牛首山早在公元317年東晉建國之初就已經遐迩聞名。史載，東晉立都建康（今南京），晉元帝司馬睿打算在建康都城正南門宣陽門外立雙阙，以壯國威。丞相王導認為國家草創，财力薄弱，不宜大興土木；他遙指正對宣陽門的牛首山雙峰，對晉元帝說：“此天阙也，豈煩改作！”晉元帝因此打消了建阙的念頭。牛首山因此得名天阙山。
到明代，牛首山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相傳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大一統的大明王朝後，登城眺望，“白下有山皆繞郭”（明朝高啟語），唯獨牛首山“背主南望”，昂然屹立。朱元璋為顯示其帝王的威嚴，竟然上演了一場杖打牛首的鬧劇（明朝楊儀《明良記》）。也正是在明代，由于玄武湖、紫金山成為皇家檔案庫和明孝陵以及功臣墓所在地，莫愁湖等成為徐達私家花園，由此促使春遊牛首山演變成南京的一項歲時民俗。明朝文人盛時泰撰寫的《牛首山志》《獻花岩志》為我們留下了明代牛首山的盛況。
清代，“春牛首，秋栖霞”這一民諺出現在典籍中。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刻的馬曰璐編的《攝山遊草》詩集中，有詩人陳章（1696—1760）所作序言，其中有“昔人有雲：‘春牛首，秋栖霞’，謂兩地作遊，必須其時也”之語，這是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春牛首，秋栖霞” 民諺的最早史料記載。“春牛首”踏青習俗濫觞于六朝，興盛于明代，一直延續至今，它開啟了現代休閑文化的先河，是我國旅遊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南京人春遊、郊遊的重要源頭，現已成為南京歲時民俗文化的一張具有代表性的名片。
三、禅境牛首
天下名山僧占多。自六朝時期起，牛首山就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南朝劉宋年間，高僧辟支曾在牛首山西峰的一個山洞裡修行，這個山洞後被稱作“辟支洞”。傳說辟支在這裡“成佛升天”，因而這個洞又被稱為“仙窟洞”，牛首山因此又名仙窟山。梁朝時期，在這裡建有佛窟寺，所以又名佛窟山。唐朝時期，在佛窟寺中，收藏有大量的佛教典籍。法融禅師（594—657）在幽栖寺開宗立教，創立佛教牛頭宗（南宗），佛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法融被認為是南宗第一祖師，又稱牛頭禅祖師。唐代宗時，命人在佛窟寺舊址上建七級寶塔，這就是弘覺寺塔的前身。
南唐帝王崇佛，在牛首山廣建佛寺，一時間，香火旺盛，佛寺林立，僧侶雲集。當時法眼宗創始人文益《牛頭庵頌》寫道：“國城南，祖師庵。庵舊址，依雲岚。獸馴淑，人相參。忽有心，終不堪。”
南宋時期，在牛首山建有辟支佛塔，以紀念南朝高僧辟支。
明朝的牛首山，為佛教聖地。牛首山弘覺寺為大報恩寺統轄的次大寺，下轄外承恩寺、通善寺、圓通寺、佑聖庵、資福寺、靜明寺。時人陳沂《獻花岩志》自序中寫道：“……故金陵稱叢林者必曰牛首、獻花岩、祖堂，而地實相連。”明朝萬曆年間，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後（封号慈聖皇太後）賞賜牛首山弘覺寺大殿正綠色團花小鳳織錦寶幡，提升了牛首山的地位和影響。
清朝時期，牛首山仍然有弘覺寺（因避乾隆皇帝弘曆名諱，改名宏覺寺）、幽栖寺、弘覺寺塔（宏覺寺塔）、辟支佛塔、獻花岩、兜率岩、舍身岩、文殊洞、辟支洞等佛教勝迹。
民國年間，牛首山一度作為軍事禁區，同時開辟了牛首山林場，佛教遺存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是，在日軍占領南京期間，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文革”時期，牛首山及其寺廟兩度遭到大規模的損毀，雙峰隻剩下一個，寺廟蕩然無存。直到21世紀，才陸續恢複舊觀。
今天的牛首山，自新世紀以來，陸續興建了佛頂寺、佛頂宮、佛頂塔，以及由12頭形态各異的聖象背馱經幢圍合而成聖象廣場。2015年10月27日，在大報恩寺地宮中出土的釋迦摩尼佛頂骨舍利被迎請到牛首山，供奉在佛頂宮中，牛首山成為世人禮佛祈福的勝地。
四、勝迹牛首
牛首山不僅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平民百姓休閑尋訪、踏春賞景、生前禮佛的場所和訪古探幽的勝地，而且因其天然形勝，長期以來一直被世人選為死後的長眠之地。
南唐時期，以牛首山南的祖堂山西南麓作為皇家陵寝所在地。南唐先主李昪、中主李璟以及疑似後主的寵妃大周後均埋葬在這裡。1950年5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和南京博物院聯合組織的調查團發現了二陵。從1950年8月至1951年1月，由南京博物院進行了系統發掘。1988年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在二陵附近又發現了疑似李後主寵妃大周後的墓葬。
南宋時期，牛首山一度成為嶽飛抗擊金兵的戰場。在牛首山東北麓，嶽飛抗擊金兵砌築的故壘至今猶存，長約400米，寬約1.5米。
明朝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萬裡梯航，宣撫海外，宣德八年（1433）他在印度古裡去世，後來歸葬牛首山。1985年為紀念鄭和首航西洋580周年，由江甯縣文教局重建鄭和墓。在鄭和墓旁，還加築了陳列室一座，展覽陳列有關文物。随同鄭和下西洋的副使洪保墓于2010年在祖堂山南麓被發現并得到保護和展示。明朝兵部尚書王以旂死後也埋葬在牛首山。
民國時期，兩江師範學堂監督（相當于校長）——“清道人”李瑞清也安葬在牛首山，在他的墓地建有玉梅花庵。
新中國成立後，1964年去世的南京博物院首任院長曾昭燏也安葬在牛首山。
牛首山自古以來積澱下來的陵墓文化，尤其是鄭和墓和洪保墓，是“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證，不僅在南京曆史上，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鑒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回眸牛首山一億年的生命曆程，尤其是自東晉時期成為建康都城的國門之後1700年的發展史，她展現給世人的形象既是生态符号和曆史符号，更是宗教符号和文化符号，自然、曆史、文化與宗教等要素在此交融碰撞，形成天人合一的仙境，也成為古都南京一張曆久彌新的名片。
（作者：盧海鳴）
盧海鳴，男，1964年9月出生，中共黨員，bevictor伟德官网史學博士，編審，南京出版傳媒集團總經理、黨委副書記兼南京出版社社長。南京城市文化研究會會長。
發表的作品有《六朝都城》《世界文化懸案揭秘》《栖霞風物》《雨花風物》《南京的六朝石刻》《南京民國建築》《南京民國官府史話》《南京城名的故事》《南京民國建築的故事》《金陵物語》《南京曆代名号》《南京曆代運河》《老風景畫·南京舊影》等。
2004年，先後被 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授予“南京市‘十佳’編輯、記者”光榮稱号，被江蘇省新聞出版局、江蘇省版協授予“江蘇省優秀出版工作者”光榮稱号。2006年，被 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評為“五個一批人才”。2012年，被江蘇省新聞出版行業人才工作領導小組評為“江蘇省新聞出版領軍人物”。
2013年，被江蘇省人民政府評為“333人才”（第二層次）。2016年被江蘇省委宣傳部等評為“四名人才”。2018年，入選“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19年，入選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