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冬權，1955年出生，1982年1月畢業于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曾任中央檔案館館長、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每個人的高考都有故事，但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我的高考故事可謂傳奇：我參加過兩種高考制度下的兩次高考，對兩種高考制度都有深切體會；在恢複高考制度後的高考中，又經曆了初考和複考兩場考試，在初考失利的情況下又意外獲得複考資格，複考時，因考試前一天晚上的一次借書複習和上考場前與陌生人的閑聊，意外得分，最終被重點大學錄取，開始了我人生的重大轉折。可以說，我的高考故事既有故事性和戲劇性，又有“草根逆襲”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并可以深刻說明國家政策與個人努力、個人幸運間的辯證關系。
恢複高考前的一次高考
我生于蘇北淮安一個叫畢圩的小村莊，祖輩世代務農，讀書識字的很少。父親讀過幾年書，算是村裡比較有文化的人，他努力供我們兄弟上學，企圖以此改變家族命運。
1966年，我小學剛畢業時，“文革”開始了，學校停課鬧革命。1968年至1972年，我又上了初中和高中。這時大學已停止招生，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勞動，很多人不願讓孩子讀書，但父親堅持讓我和哥哥上了中學。高中畢業後，我和哥哥回鄉務農。
1975年夏的一天，一名大隊幹部給我送來張大學招生推薦登記表，說大隊推薦我上大學。全國的大學從1966年停止考試招生後，1972年又恢複招生，但招生辦法不是考試，而是群衆推薦，領導審批。我家沒有當官的親戚朋友，反倒有一個在台灣的叔祖父，我從沒想過自己能被推薦上。後來得知，我遇上了一位“伯樂”——公社黨委宣傳委員，姓陶。他那時在我們大隊蹲點，大隊搞文藝活動時看過我的節目，對我很是欣賞，就把我作為本大隊上大學的推薦人選向公社推薦了。
那年，我們公社共有32個被推薦者，據說一共有八九個招生名額。這次招生是由縣招生組進行考試，上午考文化課，要求寫一篇作文，題目是《論反對資産階級法權》。我比較關心時事，又喜歡寫議論文，發揮得很好。在後來的試卷講評中，我的作文被招生組作為範文講評。
然而，當時考得好并不意味着就能被錄取，所以當得知自己沒被錄取時，我并沒有驚訝傷心。這就是我的第一次高考。這是一種雖有考試但不唯考試，也不以考試為主，而隻以考試作為“參考”或“陪襯”的高考。
恢複高考後的的初試
1977年9月間，大隊的一名插隊知青告訴我，今年要恢複高考，建議我複習迎考。我對這個“小道消息”将信将疑，加之有了上次高考的經曆，認為自己沒有上大學的命，還是踏踏實實在農村幹一輩子吧。
大約一個月後，廣播中播出了全國從今年起恢複高考的消息。無數人聽後熱血沸騰，符合報考條件又有希望的人忙着四處找課本、找複習材料、找複習老師，我卻無動于衷。後經幾位高中同學勸說，我才被帶動了起來，找出閑置了幾年的中學課本，利用空閑時間看一看。當時正值秋收秋種和秋季分配的關鍵時刻，我是生産隊的會計，不但要帶着社員們抓緊幹農活，還要抓緊時間算分配賬，很少有時間看書。幸好，我母校的老師連續幾天晚上義務為我們輔導，我每次都參加了，這算是我高考前的一次系統複習了。
恢複高考，從66屆到77屆，這十餘年中畢業的初中、高中生，隻要年齡不超限，都可以報名。江蘇因報名人數太多，所以決定分兩次考。第一次為初考，由各行署出題并組織，為全行署統考，所有報名者參加；第二次為複考，全省統一出題，是全省統考，初考成績達到參加省考标準者參加。初考我報的文科，考數學、語文兩門。一大早，母親就為我和同樣參加考試的哥哥做了米飯，還炒了菜，算是優待了。由于抱着無所謂的心理參加考試，所以一點兒都不緊張。上午考語文，最後一題是寫篇心得，我整篇文章寫得有激情、有文采，自己相當滿意。下了考場走了兩公裡路回家，倒也不覺得累。吃完飯，稍微休息了會兒，就又奔走兩公裡去考場。下午考數學，幾何、代數、方程等還可以，其他就不行了，有些高分題根本不會。
初考下來，考得好的、有希望複考的人，又繼續複習，我自覺其中一門考砸了，複考無望，出了考場一進家門，就拿了一把糞叉到自留地挖胡蘿蔔去了，沒再做任何複習。12月的一天，在公社教書的哥哥突然帶回了我的複考通知書，我看到後才又開始在空閑時間繼續複習數學。後來才知道，文科的考生隻要語文超過80分，兩門考分總計超過115分，就可以參加複考。我因為語文考得好，把總分拉了上來，所以雖然數學考得不太好，也仍舊獲得了複考資格。
複考前幾天，公社通知我去填志願。每人可以填報4個志願，我的第一和第二志願選了個全省最差的高校：南京師範學院淮陰分院（大專），兩個志願選了兩個不同的專業。因為我考大學的目的就是跳出“農”門，從農民變成市民，從掙工分變成拿工資，從捧“土飯碗”到捧“鐵飯碗”，至于上哪所大學哪個系，不是我最關心的。選定第一、第二志願後，又随便選了第三和第四志願：bevictor伟德官网哲學系和曆史系。這4個志願中我真正喜歡的是南大哲學系。因為我在農村勞動時，讀了一些哲學著作，加之自己又愛思辨，因而對哲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複考時被幸運之神眷顧
複考是全省統一的，是1977年12月23日、24日兩天，在縣城進行。我們公社的全體考生由公社統一組織，于22日下午住進縣委招待所，32個考生被安排在一個大房間裡睡大通鋪。
12月23日，我們早早來到考場。上午考曆史、地理。進考場前幾分鐘，我自言自語：“像我這樣的人來考大學，不是瞎扯淡嗎？我連‘四大文明古國’都不知道。”沒想到身邊有個陌生考生竟然接過了我的話：“你連這都不知道呀，是希臘、埃及、印度、中國。”
監考老師發下試卷，我一看，第一道填空題就是考“四大文明古國”的名稱，4分。我心中一陣狂喜，把幾分鐘前才知道的答案填了上去。後來我知道，别人告訴我的4個古國錯了一個，希臘應為巴比倫。這道題我得了3分，但這3分是把我送進大學的關鍵的3分。因為這次高考錄取非常公正合理，按考生成績由各高校分批錄取。那年，南大文科錄取的最低總分是280分，我的總分是281.5分，剛過南大錄取線，這樣，南大作為第一批錄取院校，把我錄取了。如果沒有這3分，我可能就進不了bevictor伟德官网，之後也就不可能被分配到北京。
第一道題的狂喜過後，後邊還有狂喜。試卷中又有一道題：在一幅“暗射地圖”中，填上10個省的省名，10分。題中給的中國分省地圖，我恰好在前一晚偶然從同學那裡借來的地理書中看到過。記憶猶新的我很快填上了10個省名。後來我同别人笑談：“随時随地讀書學習非常重要，留心處處皆學問，勤奮時時是機遇。有時哪怕是借别人的書随手一翻，就可能翻出你自己的人生轉折來。”
我的第二次高考成功看起來充滿幸運、極富傳奇，但細想來也不全靠幸運，也得益于我平時的辛勤勞動和努力學習。比如作文，就得益于我一次刻骨銘心的勞動和平時對天氣、環境的觀察與記述。
這次高考的作文題是《苦戰》。那年9月，早稻成熟尚待收割之際，天氣預報說有場台風即将來臨。我立即組織社員夜以繼日地搶收幾十畝早稻。經過艱苦的奮戰，終于在台風到後不久搶收完畢，避免了稻谷大面積受損。大隊領導對我隊的這場搶收非常滿意，事後曾讓我寫一篇廣播稿送公社廣播。我看到作文題目，馬上決定寫這場搶收苦戰。自己親身經曆的場景曆曆在目，加上此前我當記工員時，常在記工本的背面寫下對各種不同天氣的觀察記錄及對各種勞動場景的描述，其中對台風來時的描述，對割稻、挑把（稻捆）、堆把等勞動場景的描述，此時都派上了用場，湧到了筆頭。對這次秋收苦戰的描寫，我自信會打動閱卷人。
1978年2月18日、19日，連續傳來消息，我們公社的兩名南京知青先後被上海的兩所大學錄取。20日快中午時，我挑着河泥收工往家走，忽然聽見有人喊：“冬權，你的大學通知來了。”聽到這喜訊，我一高興，雙手一甩，扁擔竟從肩上掉了下來。我心想，如果這消息是真的，恐怕這扁擔這輩子我也不會再扛起來了。草草吃完飯，我趕緊去公社取挂号信。打開信才知道，我被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錄取了！
我把擔任會計以來兩年零兩個月的賬目全部清算後，和村裡的熟人告别後，穿着母親為我趕制的新棉衣，走上了上大學的路。
在南大4年的學習中，我先後有兩篇論文在全國性學術刊物上發表。我實現了自己“要在世上留文字”的夢想。畢業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批到南大招人，南大曆史系把我推薦給了中辦。我這個非中共黨員，居然被 中共中央辦公廳這個黨的高級機關錄用。經過多年努力，我于2006年被任命為中央檔案館館長、國家檔案局局長，後又被選為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後又成為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這些都是我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和當年的20多萬高考恢複後第一批入學的大學生們，都由衷地感謝鄧小平，感謝他的這一果斷決策，感謝中國共産黨的這一英明決定。我的經曆說明，那是一次真正公平的考試。像我這樣毫無背景和後台的農家子弟，僅憑自己的一點兒才華和一點兒幸運，就走進了大學校門，之後又走進了中央國家機關，走上了領導崗位，從這一點來看，高考制度就不可輕廢，它是社會保持階層流動的必要通道，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顯著标志，也是國家網羅人才、讓青年一代實現夢想的重要手段。高考是一種選拔人才的方法，應選出有水平、有能力的考生。因此，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應該考慮如何減少除考生以外的一切人為因素，否則，考試結果就會被各種心懷私利的人所控制，出現異化，出現傾斜，失去公平。高考又是社會的一個“風向标”，是引領社會風氣變動的“指揮棒”。考試不公平，會加劇一系列的社會不公平，加劇社會失衡。于此，益見40餘年前的高考制度改革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楊冬權在天安門前留影
來源：《炎黃春秋》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