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海康，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78級
文章來源：日知錄新說
柳暗花明憶青春
應海康
一、年少記憶
我于1957年出生在湖北武昌。父母都是軍人，供職于武昌高級軍械學校（簡稱“武高”），父親擔任行政職務，母親先是任蘇聯顧問的翻譯，在中蘇交惡、蘇聯專家撤走後，轉任學校的外語教員。我對于自己年幼時的武昌記憶很模糊，印象中夏天極熱，夜晚難以入眠，一絲風沒有，觸摸到任何東西都覺得燙手。高溫下食物極易變質，床下七八個西瓜，接連取出三個切開，全是壞的，直切到第四個才勉強可吃。吃到嘴裡還熱熱沙沙的，像在溫水裡浸過。
我家在一個矮小山包下，後來才知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楚望台”，不遠處還有一座“首義門”。小山上有個高炮連駐地，每周那兒放電影，銀幕懸挂的位置正對我家後門，這讓我有機會觀看了不少影片，隻不過看個熱鬧而已，有時看着看着還睡着了，記憶中沒留下多少電影的印象。
年至四歲，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因為是部隊家屬，基本食物有保障，我沒餓着，但吃得并不好。曾經有一次家裡為給我們補充營養，買了一對長毛兔。買回來僅一兩天，神奇的事就發生了，這對長毛兔居然生出了八隻小兔，毛色灰黑相間，像絨球一樣滿屋子亂跑，可愛之極，可能因為有這個意外，父母一直沒忍心宰殺這對兔子。
過了不久，我患痢疾住院，全家在周日去醫院看我，回家後發現裝兔子的鐵絲籠空空如也，大小兔子一隻不剩，被人偷走。我出院回家後得知此事，傷心了好一陣子，腦海中第一次有了這個世界還有壞人的印象。
1962年，武高與哈軍工炮兵系合并，在南京組建了炮兵工程學院（簡稱“炮工”），父母先期赴南京，奶奶随後帶我和妹妹從漢口登船赴南京。
那是我第一次坐輪船，很新鮮，很興奮。上船時，我一隻手拿了個黑面（大麥面）饅頭，一手拿了個鹹鴨蛋，這種饅頭現在号稱“健康食品”，但當時是不招人待見的雜糧，顔色深褐，其中摻了少量白面粉，口感粗澀，還微微有股子酸味。現在市面上的雜糧店、饅頭鋪常見有大麥面粉及蒸好的大麥面饅頭賣，那顔色一看就是摻了大量白面粉，雜糧比例不超過三分之一。曾經在雜糧店見一顧客問店主大麥粉裡是否摻了面粉，看到店主信誓旦旦地保證絕對沒摻面粉，我就想笑。
船靠南京下關碼頭，部隊有車來接家屬和行李。我坐在車上的行李堆中，晃晃悠悠睡着了。醒來已到新家，母親給了我一塊月餅吃，我頓時覺得南京比武漢好，還有月餅吃，雖然那是一角八分一塊的蘇式椒鹽月餅，但比黑面饅頭強多了。在那個物質匮乏的年代，兒時的記憶多與食物相關，直到現在，我對月餅仍有着揮之不去的情結，再多的月餅都不會被浪費。
炮兵工程學院位于鐘山南麓的孝陵衛，占地約一平方公裡，樹木蓊郁，環境清幽。植被之盛，據說為當時南京各單位之冠。随處可見成片的松林、竹林，無論是教學區還是宿舍區，到處植有成排高大的白楊樹及其他樹種，尤其是靠老甯杭公路一側圍牆邊栽種的桃樹，綿延近一裡。每當桃花盛開時，乘車由高處沿路而下，一片花海，恍如桃花源境：“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缤紛”。
院内還有五六處魚塘，不禁垂釣。夏夜暴雨前，重一兩斤的甲魚往往爬到塘邊路上，俯拾可得；暴雨過後，魚塘淹水，大小魚蝦随水溢出，有在家門口即可捉到幾斤重者。我們一群小夥伴，各持臉盆，用泥、石、樹枝臨時築成小壩橫截房屋附近一段水溝，将水戽幹，往往收獲頗豐。
院内住宅區分布疏闊，其間有大片空地相隔，種植了小麥、大豆等。麥子長成，我們在麥田裡踩出蜿蜒曲折的小徑，把它當作“青紗帳”，或是稱之為《地道戰》的“地道”，匍匐穿行其間，捉迷藏，極惬意。夏夜常見螢火飛舞，忽明忽暗，四野宛如仙境。夏日蛙聲一片，入秋蟲鳴唧唧，一派田園景象。少年遊戲甚多，釣魚、摸蝦，打鳥、掏鳥窩、粘知了，打彈弓仗，摸桃摘果，捅馬蜂窩，打泥巴仗……玩得不亦樂乎！從幼兒園到小學三年級，充滿童趣，無憂無慮。
平靜的生活在1966年被徹底打破。那場史無前例、觸及靈魂的大革命風暴，改變了無數家庭的命運，一夜之間，幾乎以往所有的正常觀念和秩序被颠覆，令人無法想象。“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昔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人生起起落落，應接不睱。所有人都在紅色的海洋中載沉載浮，作為紫金山小學三年級的我，除了造自己的反，燒了心愛的《水浒傳》小人書，更多的是做個無奈的旁觀者和被動的參與者。好奇、興奮、震驚、恐懼、悲傷……各種情感如過山車一般在歲月中交替體驗。
随着社會日益陷入無政府狀态，小學教學也基本癱瘓，一切讓位于革命運動。先是“停課鬧革命”，學校組織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後來雖然又“複課鬧革命”，上學也隻是虛應故事。學習壓力減小了，屬于自由支配的時間更多了。
那時我還沒有對人生及未來命運做成熟思考的能力，但畸形動蕩的年代所産生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對心靈的沖擊是巨大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重構在苦悶和彷徨中潛移默化地進行，對人性的極度壓抑，對強制進行的單調、乏味、空洞的思想灌輸的本能抵觸，激發了強烈的求知欲望，讀書成為最大的樂趣。我閱讀每一本能夠到手的中外文學作品，兼及政治、文化、軍事、科普類書籍。到了小學五、六年級，我的閱讀興趣逐漸集中到了中國古代文學與曆史上，記得從朋友處覓得一套豎排繁體字版的《水浒傳》，雖然書中多處頁碼被破除“四舊”撕掉了，我還是如獲至寶。
為了讓閱讀的快感能持續更長時間，我給自己訂的計劃是每天隻讀四回，晚上8點上床，擁被而坐，捧書細讀。天寒凍手，看一段就把手放在被子裡焐一下，遇精彩處更是反複回看。古人說“雪夜閉門讀禁書”是人生一樂，我深有感觸。好書不厭百回讀，中青社出版的姚雪垠著曆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大32開彩色插圖本，小32開黑白插圖本我都分别看過幾遍，熟到該書在“文革”後期修訂出版，我一看就知道哪一處是修改過的，無需對照。
我為了借書可謂費盡心機，我幾次看到比我年長幾歲的孩子看《三國演義》連環畫，商借無果，我發小家中就有，每次商借都疙疙瘩瘩，不太痛快。我發現他家中養了貓，就提議用我打的鳥喂貓，條件是他用小人書來換，終于如願以償。
在閱讀的衆多書籍中有本不太為人所知的小說，是由童恩正先生寫的《古峽迷霧》，對我未來的人生和職業選擇産生了重要影響。書中描寫了一位考古學家經過艱難曲折的曆程，終于在三峽的山洞中找到了秦滅巴蜀後，巴人最後的歸宿地，從而破解了曆史上的巴人失蹤之謎。
這本薄薄的小書我前後看過近十遍，極大地激發了我對考古學的興趣。與現在考古學成為顯學不同，在那個年代，考古學的專業書籍非常稀少，1972年，自“文革”初停刊的《文物》《考古》《考古學報》複刊，我多方收集和訂閱那幾年出版的這三種雜志，把它們當作自學的入門讀物反複閱讀，雖然不是系統學習，但還是積累了不少考古與文物的相關專業知識。
1974年，經南京博物院魏彩萍老師介紹，我認識了時任南博考古部門的負責人趙青芳先生，他後來擔任了博物院副院長。趙先生16歲即随其姐夫——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先生參加了浚縣辛村、輝縣琉璃閣、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是中國考古界第一代學人。趙先生不善言辭，樸實敦厚，貌似尋常人，實則古道熱腸，長者風範。對我不時的造訪，趙先生從無不悅之色，對我請益的各種問題總是不厭其煩地解答，閑談時更縷述考古界逸聞轶事，令我感到興味無窮。
海康自幼喜歡文物考古，成年後夢想成真，真的進入了這一行當
趙先生曆經政治運動洗禮，行事謹小慎微，即使在家說話，也時常壓低嗓音。對我提出借參考書的要求，他有所猶豫，但最終還是去圖書室幫我借了，其中有彭信威的《中國貨币史》，民國版衛聚賢的《古錢》，博物院僅有的一套《商周彜器通考》，甚至線裝的《制錢通考》，這些書在當時的珍稀程度遠勝于現在的奢侈品。對我這樣的初學者的幫助可謂是雪中送炭。在當時的環境中，趙先生和我都知道今後從事考古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先生始終鼓勵我：“學吧！你年輕，以後總是有用的。”他的煦煦長者之風，對我的諄諄教誨，我終身銘記。
1975年夏，我從紫金山中學高中畢業，前途隻有兩種選擇：留城分配工作，或下鄉當知青。我作為長子是可以留城的，但妹妹隻比我小兩歲，我如果留城，她就必須下鄉。當時也不可能預知1977年她高中畢業時正逢恢複高考，她先我順利地考上了大學。
父母雖沒有明說一定要我先下鄉，但從态度上我能感覺到他們對女孩下鄉的憂慮，再說當年留城的分配方案也出來了，都是些大小集體單位，包括菜場、商場、飯店，我個人覺得與其幹這種工作，與下鄉滾一身泥巴也好不了多少。于是在1976年3月，我正式落戶到南京馬群公社大莊大隊知青點。
二、淪為小工
炮兵工程學院于1966年由軍隊院校轉為地方院校，更名“華東工程學院”，簡稱“華工”。華工與馬群公社合辦了個知青點，馬群公社同意接納我們及未來幾屆下鄉的華工子弟，交換條件是借助華工的資金、設備、技術打造屬于公社自己的社隊企業。而名曰“知青點”，實則摻入相當數量的當地農村青年（回鄉知青），使得這個知青點有别于單純由城裡下鄉知青組成的普通知青點。這個“創舉”，動機一目了然，是以我們為人質，要挾華工在培訓自己子弟的同時，也要培養公社農民，一旦時機成熟，即接管、控制知青點，以作為向華工提出種種訴求的籌碼。因此切不可低估農民的智慧，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郊區的農民。
由于知青點房舍均未開建，除了留下少數人散住在農民家外，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還留在城裡，由知青點委托華工安排到各下屬單位當臨時工。這樣，我們成了最早的“農民工”。
我和另三位同伴分在土木組（今稱“基建處”），沒有固定工作崗位，上班時間準時到，臨時指派當天的活，也就是看守工地，搬運建築材料，紮鋼筋，澆制水泥闆……做的最多，也是我們最喜歡幹的是随車裝卸建築材料。當時國家從日本進口了一批八噸卡車，全車漆成綠色，車頭扁圓，有人給它起了個形象的名字——大青蛙，非常惹眼。華工也買了一輛，開車的張師傅參加過抗美援朝，車技好，脾氣爆，煙不離口，開起車來又快又穩，坐在車上有風馳電掣之感。特别是空載時，我們或站或坐卧于車廂内，有如兜風一般。我們常去上元門拖沙；上湯山裝石料。每當車子裝沙子及細碎石料時，喜歡惡作劇的夥伴李少鋒可逮到機會了，沿途的行人常被他抛下的砂石弄得灰頭土臉，沒等行人回過神來，“大青蛙”已絕塵而去。一次途經馬群街，李少鋒将一塊有嬰兒拳頭大小的石子扔向人群，巧巧落在一位去菜場買菜的老者手挽的空菜籃中，老人聽到聲響望向菜籃，好奇地撿起這天外來石仔細端詳，困惑地擡起頭觀察四周，不明所以地搖頭。見此情形，李少鋒樂不可支。因屢屢得手，膽子越來越大，李少鋒開始專挑衣着光鮮、年輕貌美的女孩下手，差點惹出事端。
一日我們剛從上元門裝了一車黃沙，車經軍區大院門口的黃埔路，行到中段，隻見一側有兩位年輕漂亮、穿着入時的女孩，正騎着新的26女式自行車，迎面騎來。李少鋒捧起一大把沙子使勁戽了過去，撒得女孩滿頭滿身都是，沙粒還打得自行車輪子噼裡啪啦響。女孩當時懵了，停車察看，并迅速鎖定了我們那輛車為元兇。由于我們的卡車速度快，已經開出一段距離，到了轉彎路口，正常她們騎車是趕不上的。偏巧當時路口亮起了紅燈，卡車停了下來，與事發處不過兩百米距離。
倆女孩調轉自行車就追了過來。李少鋒大驚失色，臉都白了，我們另仨人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自行車漸行漸近，已能清楚看到兩張白皙臉龐的憤怒表情了，平生第一次感覺時間過得真慢。千鈞一發，紅燈轉綠，卡車開動，拉開了與自行車的距離。兩位女孩追不上了，氣得破口大罵：“臭流氓！”類似這樣的無聊事情，當時還有很多。
我們做小工前後有幾個月時間，雖然經常幹重體力活，但總的節奏比較輕松，仗着年輕體力好，累了，睡一覺就能緩過來，但有一次挑戰生理極限的活令人難忘。一次我們四人随“大青蛙”去南京水泥廠裝水泥，裝車是由水泥廠負責，無需我們動手，我們管卸車，并将水泥搬入倉庫碼放好。
“大青蛙”緊靠倉庫門停好，我們四人卸車。八噸水泥，紙袋包裝，一袋50公斤。我們幹了近一小時，累得直不起腰了，而天已漸漸黑下來，水泥才卸了一半。随車押送的夏科長本來一直悠閑地坐在駕駛室抽煙養神，這時也着急了，催促我們加快速度。他是武漢人，鄉音未改，對我們喊：“好好幹，好好幹！幹好了明天請你們吃小籠包子！”我們又累又餓，夏科長用小籠包子來吊我們的胃口。其實最想早幹完活的是我們，同樣重量的水泥袋，越卸越覺得更重了似的。等最後幹完了活，我們每個人都灰頭土臉，頭發呈灰褐色的霧凇狀，沾滿泥灰的臉被汗水沖出一道道溝壑，回到家已是晚八點多鐘。
而夏科長承諾請我們吃的小籠包子，我們始終沒吃上，我們開玩笑問過他幾次，他總是爽快地說：“明天，就是明天。”一晃幾十年過去，後來再沒見着夏科長，一次發小聚會，說起夏科長還“欠我們一頓小籠包子”呢！一問，同伴說他早過世了，好像沒活過60歲。這麼樂呵的人，居然享壽不永，讓人唏噓不已。不過我一直相信他要請我們吃小籠包子，确實是真心實意的。
知青點集體宿舍建好後，我去住了約一個半月，這是我下鄉近三年中真正體驗知青生活的日子，也終于找到了自己身份的真實定位。在華工做臨時工時，吃住在家，按時上下班，業餘時間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感覺和城市職工沒什麼兩樣。可當我們幾個人拖着一闆車南瓜去華工販賣時，感覺就不一樣了。之前誰都沒有在大庭廣衆之前叫賣的經曆，我們把闆車停在華工2号路的轉盤處，那是很多人下班的必經之路。因為那裡從不允許擺攤設點，所以很快引起行人的好奇，我們就學電影《小兵張嘎》裡賣西瓜的吆喝方式：“南瓜，南瓜，又新鮮又便宜的南瓜，快來買啊！”先是有一人停下問價，很快就聚攏來了一群人，我們賣的南瓜的确比公家菜場新鮮，開的價比自由市場還便宜，于是人們紛紛購買，其中有人認出了我們，問：“你們不是院裡的孩子嗎？”我們隻好作一番解釋。人們紛紛議論，也很同情，說這些孩子不容易，大家都來買吧，讓他們早點回去。于是在很短的時間裡，一車南瓜賣的一個不剩。此情此景，令我們在心裡感動之餘，也意識到了彼此身份上的差異，不禁感慨自己已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
還有一次在家門口掏糞的經曆也特别令人難忘。
華工住宅區以居住戶數命名，我家住的“200戶”都是二層樓。樓後均建有水泥化糞池。當時農村化肥稀缺，多依靠有機肥，人畜糞便都是有機肥的首選。由于華工門禁較嚴，加之自己的農場也有需求，“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允許外人進來掏糞。于是我們的生産隊就以知青點的名義，堂而皇之地進院掏糞了。當掏到我家門口前的化糞池時，來往經過的鄰居們都紛紛和我打招呼，令我心中惴惴不安，而更有人驚呼：“海康，你怎麼曬得這麼黑呀！”
我自從到了知青點就從未照過鏡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黑，從他們對我上下打量的眼神，能看出我當時那副形象，除了曬黑的皮膚外，卷起的褲腳上濺滿的點點糞水和汗水濕透的衣衫，确實有些不堪。雖然沒有自慚形穢，但看到他們同情的眼神，我心裡還是有種莫名的失落感。
知青點的居住環境不好，一間大房間住十幾人，睡的是木架子支起的木闆床，窗戶沒有紗窗。六月份是黃梅天，室内又悶又潮，空氣渾濁。幹了一天活，出一身汗也無法洗澡，燈光昏暗，晚上無法看書。蚊蚋奇多，在黃昏的燈光下麕集成群，看上去像一團一團的霧。白天蚊帳都不敢收起來，晚上更是早早上床，把蚊帳仔細掖好，我們開玩笑說，這蚊子能把床“擡”起來。關燈入睡，能聽到蚊群飛動發出的沉悶嗡嗡聲，此起彼伏，令人煩躁不已。以至于後來上大學時，古漢語考試，在要求翻譯的古文章節中看到“聚蚊成雷，群輕折軸”句子，立刻就聯想起知青生活的那一幕，從而不假思索地寫出準确譯文。
一天晚上我突發奇想，有了一個收拾蚊子的辦法：在臉盆内壁塗上肥皂水，利用肥皂水的粘性去粘蚊子，我把這一主意和大夥一說，大家紛紛叫好，立刻行動，幾個人手持塗抹肥皂的臉盆，來回在蚊子密集處兜剿，一會兒功夫，臉盆裡面迅速變成黑色，居然真的粘着許多蚊子，當晚大家都踏實地睡了一覺。可是沒過兩天，蚊子們卷土重來，聲勢依舊。我們徒喚奈何，隻好放棄追剿，學會與蚊子共處。
知青點有食堂，由知青自己當廚和管理，花錢不多，吃得很差，僅能飽腹。早餐饅頭稀飯就鹹菜，中晚飯一般隻有一個素菜，主食是幹飯、饅頭。除了葷油炒菜，很難吃上葷菜，幹一天活下來，食欲特别旺盛，肚子裡沒有油水，明明吃飽了，卻仍有饑餓感，于是人變得很饞。
某日午餐，一菜一湯，實在提不起食欲，便學他人，上菜地摘幾隻青椒，在炒菜鍋裡幹煸一下，滴點醬油，吃起來便覺得是道開胃的菜。臨時來幫廚的人與我打小關系比較好，看左近無人，示意我把飯勺遞給他，我傻乎乎地問要勺子幹嘛，弄得他很緊張，說：“你别管，給我！”他在盛放炒菜用的葷油罐裡挖了一大勺豬油，快速插到我飯碗裡，接着又舀進一勺熱湯澆在飯裡，手指豎在嘴唇上示意别作聲。于是我美滋滋地端碗回宿舍，看着一朵朵油花從碗底滲出來，那心情真可用“心花怒放”來形容。
在知青點有項經常從事的工作是采砂，大莊大隊在靠近麒麟門附近的白龍山的砂場，赭紅色砂岩很軟，用工具很容易擊碎成粉狀，建築标準不高的房子可用作江河砂的代用品。因長期挖砂，小山邊上形成了一個斷崖，因我對考古有興趣，平時養成了觀察地層的習慣。我發現在砂場斷崖正上方的黃土層中，有砌得很整齊的磚塊，中間有方孔狀已被淤土填滿的空隙，正是書中描述的六朝墓葬中常見的排水道。
根據目測，我判斷與這個排水道相對應的墓葬應該在距地表及斷崖非常近的位置，很容易就能挖掘到。有這麼個唾手可得的考古實踐機會太難得了，不能輕易放過。我盤算了一下，知青點加上我有七八個壯勞力，順着排水道的方向縱向開條深溝，半天就能挖到墓頂，即使墓已坍塌，最多兩天即能發現墓室位置，屆時再通知博物院來人接手清理，我可以見證整個發掘過程，獲得知識和經驗。
我把我的發現和計劃告訴了知青點的同伴，他們立刻來了精神，恨不得明天就直奔白龍山。唯一的障礙就是要說服知青點的領導同意。公社派到知青點的是一王姓隊長，複員軍人，瘦削的中等個，兩腮無肉，小眼睛，煙瘾大，平常總陰着臉，話不多，給人高深莫測之感，不是個遇事好通融的人。這時我想起趙青芳先生曾說起過，農村很多農戶用挖出的墓磚蓋豬舍，我們知青點正要蓋豬圈，如果我們以此為理由可能更容易說服王隊長。
計議已定，第二天采砂時，利用休息間隙，等王隊長抽完第一支煙，很享受地點燃第二支煙時，我就告訴他我的發現，并現場指給他看，把我的想法包裝得自認為很美好，完全是從為知青點建設做貢獻的角度出發。隻見他用鐵鍬杵在下巴上，微側着頭，嘴角叼着煙，小眼眯縫着，貌似很專注地聽我陳述。我說了挺長時間，他居然耐心聽完了，中間也沒打斷我，我暗自高興，以為肯定說服他了，畢竟這對他隻是職權範圍内能做主的很小的事情，隻見他盯着我看了一會兒，突然用帶江甯口音的南京話對我大吼一句：“你（lǐ）發瘋喽！”說完氣哼哼提着鐵鍬喊：“幹活幹活！省得你們閑得沒事，瞎想八想！”
我和在場的夥伴面面相觑，苦笑着拿起工具繼續幹活去了。我的第一次考古實踐就這麼流産了。後來王隊長的這句話成為我們知青間互相調侃時的口頭禅，當我們要表達對對方意見和行為的強烈否定時，會模仿王隊長的江甯土話腔調，向對方叫喊：“你發瘋喽！”
應海康（前排左一）一直鐘愛考古，後來剛上大學時，與考古專業的同學混在一起出去實習
三、鍛工兩年
随着知青點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次開展，建廠的準備工作也提上了日程，知青點要求華工接收了幾十位知青和農村青年分别到華工實習工廠的各個車間學徒，涉及到車、鉗、銑、刨、鑄造，鍛造，電焊等各工種，由王隊長一句話：“你個子大，有勁，去幹鍛工吧！”
就這樣，我和另外三位同伴在1976年底就到了華工實習工廠三車間鍛工班正式成為學徒，此後近兩年，我就在鍛工班幹,一直到考上大學為止。
對于實習工廠我不陌生，家父曾在這家廠當過廠長，但我從未想過會以知青身份來廠裡當學徒，還是幹的鐵匠。之前對于鐵匠的印象都來自文藝作品。在徐懷中的小說《我們播種愛情》中有一句描述西藏地區傳統上對鐵匠歧視的話：“鐵匠的骨頭都是黑的。”感覺鐵匠不是個好營生，否則天下三百六十行，怎麼單挑鐵匠說事？果然，初到鍛工班，一位張師傅給我們做了簡短的緻辭，用憶苦思甜的口吻說：“舊社會有三苦：撐船、打鐵、磨豆腐，他們看不起我們鐵匠，叫我們是‘鐵匠鬼子’，隻有到了新社會……”他講得很投入，但旁邊圍觀的幾位年輕師傅卻不時擠眉弄眼，嘴邊挂着略帶不屑的微笑，可能他們剛剛分配到鍛工班時，張師傅也是說的同一套話。
後來我發現，雖然鐵匠們常以這種方式自嘲，但恰恰不是出于自卑，現實中反而是以最正宗的無産階級自居，有以吃苦為榮的職業自豪感，顯出那個特殊時代造就的精神風貌。真實的情況僅從兩點即可看出這種自豪感的虛幻：鍛工的工作服是我看到的各工種的工作服中最髒的；鍛工班十二位正式職工中有兩位身份特殊的人物——一位是老夏，華工六五級大學生，“文革”中不知什麼原因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刑後發配到鍛工班“勞動改造”；另一位是老張，廠供銷科幹部，因為“生活作風”問題下放到鍛工班“勞動”。這種處置方式固然可以解讀為讓有問題的人到産業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産階級群體來接受思想改造的洗禮，但從一般人的角度直觀看，就是因為鐵匠活又髒又累，是最适合懲罰性質的重體力勞動。雖然那時鐵匠們的“主人翁”意識是虛幻的，但“主人翁”的情懷是真實的，他們待人誠懇，純樸熱情，有包容度，有同情心，對自己群體中的人，不管他們是什麼身份，一視同仁，這種人情味在那個肅殺的年代是很可貴的。
入門學藝的基本功訓練頗有儀式感。依照師傅吩咐，我們在車間門口埋了一根長1米多、直徑約30公分的木樁，模拟鐵坫，張師傅先給我們演示運錘的動作要領：掄錘下擊時，錘面要與坫面齊平。然後我們手持8磅的鐵錘開始輪流試練。打樁持續了三天，直到把樹樁打的支離破碎，僅剩一半高度的時候方才結束。
之後就開始了正式學藝。鍛工分模鍛和自由鍛，前者加工成批量的标準件，後者加工非标準件。自由鍛更接近于傳統的手工鍛造工藝，帶我們的是王林師傅，河北人，鍛工班中資格最老，1948年即進入東北軍械修理所，退休後還享受離休待遇，在工人群體中還是極少見的。他身形魁梧，近一米八的個頭，單就形象言很符合一般人對鐵匠的認識。王師傅走路有些拖腳，動作遲緩，目光有些呆滞，總給人精神不振，反應遲鈍的感覺。沒事的時候也不搭理人，心不在焉的樣子，要麼就是打瞌睡，唯獨到了幹活的時候，王師傅完全變身為另一個人，隻見他精神抖擻，目光銳利，動作敏捷，左手用夾鉗夾持燒紅的鍛件，右手持小錘，我和另一夥伴各持大錘面向王師傅分立于鐵坫兩側，王師傅用小錘點擊到鍛件的哪一部位，我和夥伴的大錘就分别錘擊到那一部位。他有一個習慣動作就是點擊完鍛件後在鐵坫上敲擊一下，似乎是在催促我們加快節奏，他點擊的速度有時相當快，我們倆輪流擊錘，上下翻飛，時常都跟不上王師傅的節奏。這時我們就領教了鐵匠的暴脾氣，他臉漲得通紅，暴怒般吼叫：“幹啥吃的？快快快！打打打！”我從小沒被人這樣大聲呵斥過，頓時驚慌，手忙腳亂，又絲毫不敢松懈，咬緊牙關，運動全身的肌肉，卯足了勁，狠命跟上節奏。一輪猛擊下來。終于聽到王師傅的小錘在鐵坫上敲擊了兩下，示意我們停錘。我和夥伴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氣。緊張和壓力，頓時松懈。冷汗熱汗出了一身，我們二人互望一眼，滿滿的沮喪和無奈。幾分鐘鍛件重新加熱後，前面的過程又重新來過一遍……根據鍛件的工藝複雜程度，這個過程重複三四遍是常事。一個活幹下來，除了累就是被王師傅的吼叫聲震蕩得耳膜嗡嗡響。感覺到自尊心頗受挫傷，我和夥伴悶悶不樂，彼此無話，各自去休息。而王師傅活一結束，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一人向隅，重又恢複了那種木讷的狀态。
有了幾次幹活的經驗，我們都打起精神對待王師傅，一切看他臉色，聽他吩咐，就這樣也不行。有幾次王師傅一上班，坐在椅子上發呆，不知道心裡在想什麼，我們也不吭氣，站他旁邊等待。過了好一陣，他好像突然從夢中醒來，看我們空等着啥也不幹，一下急了：“你們都站着幹什麼！趕快生爐子幹活啊！”我們趕緊打開鼓風機，生火，加煤……有了這次教訓，我們變得特别勤快，一上班，先點爐子，作各項準備工作，誰承想他“夢遊”回來，又是一番疾言厲色：“誰讓你們生爐子的！今天這邊不幹！”弄得我們哭笑不得。這種無所适從的狀态經過一兩個月的曆練，随着對鍛造工藝流程和對王師傅性格的了解才逐漸改善。
王林師傅的性格在鐵匠這個職業中具有普遍性，“趁熱打鐵”的工藝特點造就了“鐵匠鬼子”的燥脾氣，大嗓門，都是特定情境下的表現方式，而一旦活幹完了，便是一副若無其事、人畜無害的樣子。相處時間長了，王師傅的另一面也展現出來，他在生活中其實是一個很随和、憨厚，甚至有幾分天真的人。他怕老婆，常說的話是：“我老婆說的”如何如何。有一次上班，我們感覺他身上有哪兒不對勁，仔細端詳一番，原來他一隻腳穿着軍綠色膠鞋，另一隻穿着高幫藍色回力鞋。我問是不是急着上班把鞋穿錯了，王師傅略顯不好意思，回答：“這是我兒子的鞋，兩雙鞋各有一隻壞了，我老婆說這兩隻是好的，就讓我穿了。”引得我和夥伴們好一陣樂。王師傅心情好的時候，我們可以随意和他開玩笑，他也從不生氣。他喜歡剃個平頭，我們有時順手摸摸他的頭，他也樂呵呵的。
王師傅文化不高，認識的字可能還是在掃盲班學的，但他空閑時卻經常喜歡拿個樹枝或鐵絲，在鍛工車間的泥灰地上寫字作消遣，寫完還左右端詳一番，似乎在欣賞書法，頗為自得。王師傅也有“鐵匠鬼子”群體時常表現出來較粗俗一面，常爆粗口，說黃色段子。這與鐵匠曆來居于社會底層，單調、繁重的體力勞動需要精神的調劑，文化水平低又限制了他們的更高追求，隻能趨向于低級趣味。
1977年，曆史進入新的轉折。“文革”已結束，百廢待興。鍛工班居然迎來了史上最紅火的時候。本來因為實習工廠的性質就沒有固定的産品和生産任務，何況鍛工班隻是華工實習工廠三車間下屬的一個班組，更無義務去改變因循的狀況。而此時鍛工班班長朱明友師傅想大幹一番事業。朱師傅是東北人，七級工，為人精明但不失爽直，做人原則性強卻不失随和，心裡盛得下事，有話說在明處，做事雷厲風行，幹活身先士卒，不走歪門邪道。所以在鍛工班鎮得住，有威信。
實習工廠産能閑置，一般人熟視無睹，朱師傅卻要出這個頭。他聽說南京汽車制造廠的鍛造廠因援外任務緊，産能不足，就主動前去聯系，表示願意承接南汽鍛造廠的汽車配件花鍵軸、套筒扳手毛坯的加工業務，一時間鍛工班成了實習工廠最繁忙的班組。反射爐烈焰飛騰，汽錘轟鳴，完全是那個年代撥亂反正的步伐節奏。朱師傅的這番作為得風氣之先，不僅在實習工廠，即使在整個華工範圍内也變得非常搶眼，鍛工班成了“抓革命，促生産”的典型，朱師傅作為先進代表出席了江蘇省“第一屆工業大學大慶會議”，鍛工班在1977年、1978年兩次被授予華東工程學院“大幹社會主義鍛工班”的榮譽稱号，鍛工班全體人員的合影和事迹介紹貼在華工主要幹道二号路的宣傳櫥窗裡展示，一時風頭無兩。雖然我們除了辛苦和汗水，沒得到任何物質獎勵，但還是感到與有榮焉。朱師傅也一戰成名，為最後一直升到實習工廠副廠長鋪平了道路，當然這是後話。
四、火熱迎考
正當我在鍛工班熱火朝天地大幹快上時，聽到一個将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消息。一天，我和發小姚曉明在去工廠的路上，他鄭重地對我說：“據可靠消息，國家可能要恢複高考了。你也應該預做準備。”我沒當回事，因為高考、上大學，在我的記憶中是非常遙遠的事。1970年大學恢複招生，隻是在工農兵中通過基層推薦，象征性地考試錄取，記得有部電影《決裂》說的就是與這“新生事物”有關的故事，其中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鏡頭，在“代表資産階級教育路線複辟”的招生負責人質疑一位鐵匠江大年文化水平低，不具備上大學資格時，“代表正确政治路線”的負責人高舉起江大年的手臂，向大家展示了江大年手掌上厚厚的老繭，铿锵有力地說：“就憑他手上的老繭，就有上大學的資格！”我以為恢複高考，與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無大區别，戲稱：“你我憑鐵匠身份和一手老繭，是不是有機會上大學？”事實證明，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誤判，等其後得知恢複高考的确切消息時，已錯失了幾個月的複習時間。倒是硬着頭皮參加了1977年高考，結果連第一輪江蘇省組織的初試都沒有通過，數學以8分的成績考的分外紮眼，有朋友笑我：“你怎麼和白卷英雄張鐵生的數學成績一樣高呢？”
初戰失利，意料中事，未影響我繼續努力的情緒。我最大的短闆是數學，用力多而收效甚微。其他幾門文科考試科目，語、政、史、地，我充滿自信，但也面對複習資料缺乏的問題。當時沒有統編教材，缺乏對考試範圍内容的清晰界定，各地各單位往往是憑經驗分别編了許多複習資料，内容紛雜。我所在華工是工科院校，文科的複習資料奇缺，都是通過親戚、朋友四處搜羅，有些資料甚至是用發黑的粗紙油印的，到手的所有複習資料沒有一本是南京地區相關單位編纂的。
相較于資料有限，複習時間少更是問題。趕巧的是複習迎考的時間與朱明友師傅帶領鍛工班大幹社會主義的時間相重合，時間緊，任務重，人手少，自由鍛沒有要緊活幹時，我們全都被抽調到模鍛幫忙。
分配給我的工作是加料，送料，反射爐生火後，我一次性将百把件幾斤重的45号鋼料填入爐膛，待目測爐内溫度已達1300度時，因爐内各部位的鋼料受熱程度不均，我必須像炒栗子一樣，用拇指粗、三米多長的鐵鈎不斷地在爐膛内上下左右翻動，先燒透的料及時用鐵鈎鈎出，通過傳送帶傳送給汽錘鍛造。要把握送料節奏，還要留意爐溫變化，注意爐中鋼料的受熱狀态，及時與燒爐工打招呼以控制爐溫。南汽每來一批料，加工周期約10~15天，每天都是滿負荷運轉。每當我上班走到車間門口，看到幾噸的鋼料堆成小山一樣，頭皮都發麻，知道這半個月是閑不住了。
1978年夏，是我在南京所經曆的最難忘的一個夏天，不僅因為氣溫高，持續時間長，也因為鍛工班迎來了南汽外協任務最繁重的時刻，這時距7月20日的高考隻有不到一個月了。烈火和酷暑的雙重考驗到了，有了這番經曆我才算明白為什麼打鐵會被民間視為各行業中最苦的行當之一。為及時交貨，鍛工班全員上崗，兩台汽錘同時開動，我供料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反射爐噴出一米多長的火舌，雖然爐口裝有厚鐵皮制作的防熱罩，但站在爐前兩三米開外，仍然有令人窒息的熱輻射撲面而來，廠房内本已很高的氣溫由此進一步加熱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兩台直徑70公分的大功率落地電扇斜放在我身後兩側1.5米左右的位置，持續吹送，風力之大，連汗濕貼身的工作服都吹得鼓脹起來。即使如此，在熱浪翻滾中也絲毫感受不到涼爽，隻能逼退一點反射爐的熱浪。鐵鈎伸進爐中，扒不了幾塊料就在高溫下發白、變軟。稍一用力，彎鈎就變成直棍，抽出來在反射爐壁上兌彎複位，扔進盛滿冷水的鐵槽中，随手再抽出一把爐鈎繼續扒料，熱力所及，連護目的墨鏡都被炙烤得滾燙。與平常出汗的感覺不同，真正置身于極端高熱的環境中是感覺不到出汗的，直到一天活幹下來，脫下當天新換的工作服，看到背面結滿白色的鹽霜時，才會意識到出了多少汗。
和我一起承擔供料活的是因犯了“生活”錯誤而被廠供銷科下放到鍛工“勞動鍛煉”的老張。他是上海人，皮膚白皙，面龐清秀，年齡不到40，有潔癖，總是把自己收拾得幹幹淨淨，勞動布的工作服一天一換，不像我經常是穿了幾天，自己都覺得髒了才洗。從他幹活時略顯笨拙的動作就知道他很久沒從事強體力勞動，讓他幹這種又髒又累的活也真是難為他了。他幹活時比較講究，脖子上還圍塊白毛巾，半天下來毛巾就變黑了，臉也被烤的通紅。可就是在這最苦最累的關鍵時候，老張知道我已臨近高考，每天幹活都提前來接我的手，并示意我去更衣室休息看書，到了該我替換他的時間，老張直接搖頭拒絕。老張的深情厚意，讓我感念至今！
一直苦熬到了考前一周，由于當年國家規定考生可以有7天假期準備應考，才終于赢得寶貴的喘息和沖刺時間。
我們屬于馬群公社的知青，考場設在馬群中學，位置就在甯杭公路的北側，考場距公路僅20多米，路上車來車往，噪音雜沓，塵土飛揚。考試前一天允許考生參觀考場，我所在的文科考場被安排在校園最靠近公路的教學樓，所有南北面的窗戶全部敞開用來通風，考場内的課桌椅是所有考場中最破舊的。可能是考生太多，又是每人一桌一椅，實在不敷使用，隻好把以往淘汰的存放在倉庫裡的舊桌椅揀出勉強能用的來應付局面。當我找到座位時，一看就傻了，我的課桌不僅是教室裡最破舊的，桌面凹凸不平且不說，用三塊木闆拼成的桌面有兩條長十餘公分的縫隙，縫隙最寬處達三公分，用最大号的墊紙闆也遮蓋不住，且塑料墊闆薄軟，寫字一用力，空洞處必凹陷，影響書寫效果。這還沒完，我坐到方凳上，雙肘置于桌面模拟書寫的動作，桌子竟然會前後左右搖晃起來，左右擺幅竟達十幾公分。回家後思忖得找塊尺寸、厚度足夠大的墊闆。無意中從陽台的雜物堆裡發現了一塊可能是過去家裡做家具時用剩下的三合闆，面積有一半課桌面大小。足以覆蓋破損的那部分桌面，巧的是闆子邊緣還留了塊刀把形的凸面，正好可以當拎着的抓手。至于桌子搖晃的問題沒法解決，隻有盡可能小心翼翼地維持平衡了。相信共和國高考史上，于考場中正襟危坐，始終維持着端莊凝重考姿的人，我肯定是這極少數人中的一個。
華工專門為在馬群公社考場考試的院子弟派了一輛能乘坐數十人的大客車，考試的三天内定時免費接收，大大方便了我們，節省了許多時間和體力。當我很誇張地拎着自備的考試“神器”上車時，頓時引起衆人的好奇，紛紛詢問是何用途。一番解釋後衆人皆笑，有效緩和了考前的緊張氣氛。進考場時，監考人員也覺得不可思議，頗為狐疑地把這塊三合闆翻來覆去檢查了一番，确認木闆非作弊工具，并将其放在我的考試桌面進行比對勘驗過後，方才無話。可惜這塊為我高考立下汗馬功勞的特殊墊闆，共和國高考曆史的重要見證物，由于我缺乏像我班周連春同學那種對現代文物的保護意識，考後随手就将它丢棄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至少我應該把當年使用這塊墊闆的緣起及考試時間、地點、過程、成績都簡單地記述在上面，傳給我那不肯下苦功學習的女兒，也是個勵志教育的好物件啊！
曆時三天的考試很順利，雖然高溫近40度，但由于考試時心無旁骛，感覺到汗流浃背已是交完卷走出考場之後。那課桌也争氣，堅持到了最後考完也沒散架。我自我感覺考試良好，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水平，特别是最擔心的數學，前面的五道計算題全部做出來了，後面的應用題琢磨了半天，沒摸到門徑，隻好放棄，交卷時挺輕松，覺得這麼難的題目，我做不出來估計别人也做不出來。曆史考試出了點小意外，名詞解釋中的“官渡之戰”，在我拿到的所有曆史複習資料中都沒有，而我根據小說《三國演義》對官渡之戰的描寫做出了正确答案，唯獨不知道年代，這肯定要扣分的。我這人視力較好，彷徨之下，無意中看到我前座位的考生試卷上清楚地寫着“公元200年”，字體還寫得特别大，再用眼角餘光掃了下鄰座的試卷，也清楚地寫着“公元200年”字樣，我想這肯定不是偶然，他們的複習資料可能有我沒有的版本，隻要補上這個年代，名詞解釋就必是滿分。但這時心裡又糾結起來，以往在中小學，平常都是别人抄我的作業，考試時都是别人抄我的答案，現在讓我抄别人的答案，内心頗有不甘。于是在這關鍵時刻，我居然守身如玉，毅然決然地沒有把這個年代寫入答案。考完回家對母親言及此事，母親大笑，說你怎麼這麼傻，說你又沒有作弊，無意中看到了正确答案還不寫上。“這不是普通考試，是可能影響你一生命運的考試，要寸土必争啊！”這件事對我印象太深刻，之後也無數次追問自己當時這麼做是不是迹近迂腐？明明自己已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高考就是生存之戰，卻還固執“暗室無欺”的道德底線，對欤？錯欤？
在期待中終于等來了發榜時刻，總分隻有346分，數學分數比我預想的還低，五道計算題隻對了四道半，計得23.5分，出乎意料的是文科生中數學考的比我好的比比皆是，這讓我預感這次考中有點懸了。考前我還信心滿滿，隻填了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兩個報考志願，别的一概不考慮！待兩所學校的錄取線公布後，與我總分相差幾十分，心裡一時涼透了，充滿了無以言表的挫折感。“心事浩茫連廣宇”，未來前途在何方？十分煎熬！
然而，運氣不期然而降臨。11月間，峰回路轉，柳暗花明。有一天突然有消息說，南京一些高校計劃在1978年高考落榜生中擴招一批學制三年的專科生。我能否擠上這一年的這趟至關重要的末班車？心中既有絕處逢生之慨，又生忐忑不安之盼。12月上旬，終于收到了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專科班的錄取通知書，12月15日正式報到！
報到之前，我揣了兩包“大前門”香煙去和共同戰鬥了兩年的鐵匠師傅們告别，所有人都真誠地祝賀我，朱師傅臉上也笑開了花，頗有幾分自豪地說：“我們鍛工也出了大學生！”王林師傅沒說什麼，就是憨憨地笑。
曾在工廠與我朝夕相處、也甘願幫我多幹活讓我有更多時間複習的陸自發師兄，平日極喜開玩笑，那天話反倒不多了，臨别時嘴唇哆嗦了幾下，說：“小應，混好了别忘了我們這些鐵匠鬼子！”走筆至此，當年的情景曆曆在目，同樣，淚水也不禁盈滿眼眶。
應海康（前排左三）終于考上了大學，這是與同班同學在南京中山陵
五、大學闖關
大學生涯是從走讀開始的。每天6:30分起床，早飯因為學生食堂不賣飯菜票給走讀生，還要自帶中飯。7：00出發走一公裡到小衛街去趕5路公交車，到中山門再轉6路，這一時段正是上班的早高峰，我随身的書包加上飯盒顯得鼓鼓囊囊的。車一進站須奮力向前，經常被擠得前仰後合。到校後先把飯盒放到食堂專為走讀生準備的蒸飯籠屜，再趕到教室上課。午飯時間即到學生食堂放置的籠屜中取自己的飯盒。雖然學生食堂不賣飯票給走讀生，但允許走讀生在食堂内用餐，可能是考慮天寒地凍，讓走讀生露天用餐于心不忍，也避免走讀生三三兩兩如流浪漢一般在校園遊蕩有礙觀瞻。吃完中午飯即于教室休息，或讀書或憑桌小憩。如果沒有桌子，就扒在平闆的扶手椅上打個盹對付一下。走讀約半年後，也允許我們在食堂購買飯票就餐。一年多後，也給包括我在内的幾位家離校較遠的走讀生安排了宿舍。
由于專科班入學時間晚，第一學年的上學期臨近結束，實際授課時間不過一月有餘，所以學校取消了專科班的期末考試，一律以“及格”為期終成績。所以專科班學制三年，實際在讀的時間隻有兩年半，這也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吧！
按照專科學制的規定，1981年暑假即為正常畢業的時間，誰也沒有想到在第二學期臨近結束時，命運又給了我們一個選擇的機會。記得是1980年7月中旬，暑假前一兩天，突然有傳聞，稱學校決定将78級700餘名專科生全數轉為本科，這讓我們無比驚喜與期待。正當我們望眼欲穿，期待進一步的消息之際，僅隔一天，又傳來确切消息：這一方案被否決了，改為有條件的專科轉本科方案，即通過考試，擇優錄取，錄取率為10%。按照常理，這麼重要的事，應該有正式的公示和通知吧？但我們從未看到過這樣的告示，我們所知道的都是通過非正常渠道，如班上的南大子弟傳遞過來的消息。至于考試的科目、複習範圍、準确的考試時間一概不知，隻有一個籠統的說法：下學期開學後考試，這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罕見的特例。既要考試，又不知道具體科目，各人就要按自己的理解開始了複習。我的推測是中外通史、英語必考，我的英語是弱項，對英語的恐懼僅次于數學，所以把大部分的複習時間花在了英語上。
複習期間，我與班上同學，曆史系邱樹森老師的公子邱禹保持了聯系。約八月初，邱禹告知系裡确定讓呂作夑、孟淑慶兩位老師負責中國史考試拟卷，瞿季木老師負責世界史的拟卷。三位老師均未曾給我們授過課，這種安排應該是基于公平的考慮，讓所有考生都無法預知老師出題的重點和偏好。但邱禹特意提醒我，呂作夑老師對中央集權制相關的學術課題很有興趣和心得，沒準考試中會出相關考題。
我趕緊把胡如雷先生的著作《中國封建社會形态研究》拿到手邊，其中對中央集權制度有大篇幅的論述，足以應付考試的需要。可惜我始終未對邱禹給的提醒給予足夠重視，自以為是地認為以往的教學中從未對中央集權制度有專門講述，考試肯定不會出教學大綱的範圍，過于抽象或有争議的理論問題一般不會出現在常規的考試之中。所以複習期間我許多次想讀一下胡如雷先生的著作，最後一刻都抱着一絲僥幸打消了念頭。
8月中旬，邱禹告訴了我最終的考試科目和方式：隻考兩門，中國通史、世界通史，英語不單獨出卷，僅有一段短文翻譯，作為世界史考卷的一部分，分數僅占20分，且允許查字典。這時距預估的考試時間已不足20天，複習才算走上正軌，對這次考試，我投入的精力和專注程度均有過于高考。因時間緊，競争者均在同一起跑線上，名額少，并無勝出的把握，但出于自尊心，絕不能考得太差，贻笑于人。
9月1日開學，正式通知下達，考試時間定在開學一周後，印象中是9月7日。但同時又規定了新的參試資格，必須平時各科成績平均達75分以上才有資格參加專升本考試，這一下班級有好幾位同學在經過一個暑假的苦讀後，卻被取消了資格，無緣人生的一場重要決賽。這事不提前通知，是很不恰當的，傷了一些同學的自尊心。
7号的考試分兩場，上、下午各考一門，上午考中國史，試卷前一部分是名詞解釋，我做得非常順手。待看到問答題就有點懵了，三道問答題可自由選擇兩道，第一道題就是“中央集權制的起源和曆史作用”（大意），第二道題是我極拿手的，題目現在倒是忘了。第三道題是“國内史學界對義和團運動有哪三種學術觀點，你同意哪一種觀點，并陳述理由”（大意）。第一道題是失了先機，疏于關注，肯定是無法選的，第三道題也非我所長，我對近代史沒有興趣，哪知道與義和團運動有關的三種學術觀點？但形格勢禁，隻能硬着頭皮做。也算是急中生智，以常理推測，三種觀點無非是全面肯定，全面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大方向既定，就可以自由鋪陳了，我以第三種觀點持論，侃侃而談，簡直講得自己都信了！總算沒有考砸。但從答題的總體效果看仍不理想，尤其是上半題過于取巧，三種學術觀點的代表人物及其持論的基本依據均付諸阙如，識者一望即知是蒙的，這道30分題最多也隻能給三分之二的分數。走出考場，心中頗為黯淡，邱禹的提醒終于變成現實，舉手之勞便可占得先機，卻與幸運擦肩而過，徒喚奈何。正想與陸續走出考場的同學讨論問答題的得失，他們卻不約而同地問起名詞解釋中的“踐土之盟”的正确答案。我肯定地告訴他們《辭海·曆史分冊》中有，因為我對《曆史分冊》中的辭條爛熟于胸，一看到“踐土之盟”名詞解釋，腦海中瞬間出現的就是《辭海》中的辭條，連字體大小及格式都有如照片般清晰，但同學都衆口一辭，說《辭海》中絕無此條目。我們分别拿出《辭海》翻找，果然沒有“踐土之盟”這一辭條，後來才得知全班考試中隻有我一人做出了這道題。出題的孟淑慶老師後來在一次授課課間休息時特地問班上同學：做出“踐土之盟”的同學是哪位，我想見見。同學趕忙喚我上前，孟老師笑眯眯地對我說：“你功底不錯，好好努力啊！”殷殷之意，溢于言表，令人感懷！
專升本考試成績揭曉，專科班共四十人，按10%的錄取率，衣志強、我、鄭會欣、高華轉入了本科班。其中高華非常幸運，他在考前一日正好看了《光明日報》學術版整版刊載的一篇專門論述“中央集權制”的學術文章，現學現賣，一發而中，他和第五名的王玮據說分數僅差3分，如果不是他碰巧讀到了那篇文章，鹿死誰手還真不好說。幸運的還有一位在另一文科專科班的朋友，平時彼此看着面善，見面都打招呼，專轉本考試之後曾在校園中相遇，他先向我表示祝賀，說他考的成績不理想，沒考上，言下怏怏，我也隻能安慰他幾句。而事隔一個月，與他又在路上不期而遇，他老遠就神采飛揚地和我打招呼，和上次見面判若兩人，第一句話就是：“我也轉本科了！”興奮之情，溢于言表。我奇怪他上次明明說他名落孫山，怎麼還會鹹魚翻身？經他細說，才知道專升本除憑考試成績外，還有一條規定，平時考試成績平均分數90分以上者可以免試直升本科，我這位朋友壓根兒就忘了他的平時成績是具備免試資格的。事後系裡不知怎麼也發現了他的成績讓他具有免試資格，但專轉本工作已經完成，又不能把憑考試成績錄取的人拉下來，無奈之下，最後由系裡向學校說明情況，又由學校特批了一個專升本名額給我這位朋友，結局可謂是皆大歡喜。造化弄人，許多事确非人力可及！
轉入本科後，專科班要好的同學都開玩笑說，你考上了要請兄弟們喝酒。我知道他們沒考上，心裡多少有些失落，特别是那幾位因平時成績沒達标，未能參加考試的同學。心情郁悶是肯定的，但他們都沒有因此而對我有負面的情緒，非常有風度地對我表示祝賀，說我考上他們是“服氣的”。
其實專科班同學很多人的成績是很好的，各有所長，從畢業後到退休，許多人的學術成就遠超于我，這就是證明。雖然我考上是努力的結果，也有臨場發揮碰運氣的成分。為了表示對同學們擡愛的感激之情，我在四川酒家花了三十幾元擺了兩桌宴請同學，因不好意思向家裡多要錢，向施建剛同學借了八元還是十二元記不清了，最後大家是酒足飯飽，盡歡而散。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舉債。
考上本科，自感人生目标的實現已超乎預期，可謂“慮不及此”，于願足矣，沒有更多的追求，學習的節奏也就放緩了。第四學年的上半學期，班上大部分同學都已把該修的學分修得差不多了，沒有什麼課程壓力，普遍很輕松，我卻把沒有修滿的20個學分全部壓到了這個學期，1981年國慶假期後的一個晚上，我和宋黎明同學結伴去文革樓教室晚自習，邊走邊聊着輕松的話題。
那時小宋正準備報考王繩祖先生的國際關系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話題很自然地轉到這上面來，他說已經着手複習了，一副很自信的樣子。接着我的話頭，小宋突然問我：“你的基礎也不錯，為什麼不考研究生？”我說我比你們多考了一次，已經所得過望，也有點累了，反正畢業分配基本上哪來哪去，留南京應該沒問題，歇歇腳再說。小宋倒認真了起來，分析了我面臨分配的可能情況：固然你留南京的可能性很大，但你既非黨員，又非班幹部，還是外來戶（指我是兩年後再轉入本科班的），留南京的名額有限，争的人必多，不一定輪到你。而你考研究生，鐵定是能留南京的，把主動權抓到自己手上，才是最可靠的。命運的改變往往就在一念之間，小宋這番話一下點醒了我，從那一刻起，我又下了考研的決心。至于考研專業的選擇，我的興趣是在先秦史，本系招收的研究生專業與我興趣相近的隻有劉毓璜先生的“先秦思想史”，倒也是可以接受的選擇。
考研面臨的困難是時間緊迫，為修滿學分，我用去整個學期的時間。1949年以來曆年的考研時間都在一二月份，本來我是沒有複習備考時間的，但唯獨1982年的研究生考試時間改到了四月初，命運又一次垂青了我。
1982年的春節是1月25日，放寒假即已臨近春節。對門鄰居康金龍送了幅挂曆給我，挂曆上印的是南京博物院藏的明代錦衣衛畫師殷偕的《鷹擊天鵝圖》，很有氣勢。我當時覺得要再戰江湖，畫中寓意極佳。後來到南京博物院工作，也是一年春節，我和同事湯高峰共同策劃《明清書畫展》，我指名要展出這幅畫，本來書畫非我所長，小湯奇怪我為什麼獨獨青睐這幅畫，我道出原委，小湯立刻說把這幅畫挂在展廳入口處的中心展櫃的正中位置，說希望這幅畫為所有人帶來好運。
大年初四，我把應試科目需用的各種參考書搜羅整理了出來，正式開始複習備考，這時距正式考研的時間隻有整整兩個月。與專科轉本科考試情形相似，這又是一場遭遇戰，拼的就是鬥志、毅力和實力，再加上一點運氣。戰勝不可預期，但可以一戰的自信還是有的。得益于專科轉本科考試時曾對中國古代史狠下了些功夫，基本不用再花太多時間和精力從事，我把複習的重點放在先秦諸子典籍和令人頭痛的英語上。我先着手把先秦諸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論，分門别類加以整理、歸納，羅列抄寫在橫格信紙上，完成後竟積成厚厚一沓，足有幾十頁，每天都抽出固定時間熟讀，之後是反複背誦。那時年輕，記憶力好，大段的文字也能在較短的時間内背誦下來。
我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英語上，我預感考研成功與否最大的變數就是英語。好在對英語我并沒有對數學一樣的恐懼和抗拒。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在緊張的複習中度過，生活千篇一律，如同機器一樣重複着相同的動作，沒有任何娛樂，每天複習到晚間11點左右。其間我的情緒也在各種不利消息的影響下産生過短暫的波動，如劉毓璜先生本年度隻招收一名研究生，據說竟有11人報考，報考的人數多倒也罷了，還是強手如雲……
這些消息令人壓力倍增，但其時已無退路，隻能硬着頭皮，鼓勇而前。臨考前一天是4月2日，我和宋黎明一緻決定不能再複習了，到這個關口，複習已傾盡全力，沒複習到的一天時間也改變不了什麼，不如徹底放松一下，于是我們決定把這兩個月想看而沒看到的電影都去補看一下。先從市中心影院正在放映的第一輪電影看起，再在報紙上找地點較偏的電影院放映的第二輪電影。記得那天至少看了三部電影，最遠跑到了下關電影院，着實過了把看電影的瘾。
4月3日是考研的第一天，考場設在文革樓東面一樓的階梯教室。班上幾位考研的同學結伴同行，提前到了距考點僅一步之遙的圖書館門口。據陳紅民同學回憶，那天南大圖書館門口櫻花盛開，麗日晴空下，燦若雲霞，我對此卻沒有很深的印象，因為上午第一場考試就是英語，自古兵家慎于初戰，而英語是考研各科目中我最沒把握的，表面雖然故作鎮定，實則心下惴惴，面對美景竟然無心觀賞。可見我的心态，不如人家陳紅民同學來得輕松——陳同學後來連上碩、博，後來又成為著名民國史學者……
進入考場，拿到封于牛皮紙信封内的試卷，第一次因緊張竟然沒有撕開，定了定神，才決然地将封口撕開。我平時應考的心理素質尚可，再緊張，隻要拿到試卷心就定下來了。答卷的過程還算平順，到最後英譯中的短文時，要求可在兩段短文中自選一段進行翻譯，粗看下來，兩段短文都有不少生詞，其中一段短文内容大緻講的是核輻射的危害，與自然科學相關的生詞更多，所以立刻就決定放棄。另一段短文雖然也有不少生詞，但幸運的是我猜出了幾個對理解整篇短文大意的至關重要的關鍵詞，如“tobacco”一詞雖不識，但相關聯出現的詞彙有“cigarette”，因為我平時吸煙，又收藏煙标，所以對與香煙有關的信息較熟悉，雖然不喜英語，單詞常記了忘，忘了再記。但“cigarette”是“卷煙”，不是“cigar”（雪茄）卻是一遍就記住了。再由卷煙想到“tobacco”的讀音與吳晗文章中介紹煙草先是由西方傳入日本，于明代由日本再傳入中國，稱“淡巴菰”，顯然日本是音譯西方人對煙草的稱呼。
應海康（後排站立吸煙者）上學時愛抽煙，沒想到這也曾給他後來的考試“加分”了！
弄清了這兩個關鍵詞，整篇文字即可推測其主旨是說吸煙與健康的關系。還有一段話的翻譯卡在一個生詞“plus”上，後面聯綴了“health warnings on packages”，我認識是“健康警告”和“盒子”的意思，我馬上聯想到有人說過國外在香煙盒上要求印上“吸煙危害健康”一類的文字，當時國内香煙包裝還沒有要求印上此類文字，這樣猜“plus”應該表示“印上”“加上”，整段話的意思就知是在煙盒上印上健康警告。“tobacco”在短文中出現三次，“cigarette”出現六次，再加上正确翻譯出了那一段話，為我赢得了至關重要的分數，而這居然得益于吸煙這個不良嗜好。同學陳紅民的英語考分比我高近20分，但可能是因為不吸煙的緣故，他誤把“卷煙”翻成了“雪茄”，憑空失了幾分。
第二天的專業課考試很順利，一掃前一日的沉悶，可謂落筆酣暢，尤其是“先秦思想史”考試，在問答題的答卷中每叙述一個觀點，必附上大段已了然于胸的引文，自覺考出了氣勢。
考完後，我盤點了一下各科成績，最沒把握的是英語，預估的分數是50分左右。等待發榜的過程十分煎熬，既希望盡快看到結果，又擔心等來的是壞消息。英語、政治的閱卷情況無人知曉，兩門專業課的試卷則是劉毓璜先生親拟批改，我找到了劉先生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陳效鴻，他畢業後留系任教，我們稱之為大師兄。他為人熱情随和，告訴我，他看到劉先生閱卷，但試卷裝訂成冊，凡與考生有關的信息都封緘了起來，即使劉先生也無從知曉是誰的考卷。但劉先生言及有一份專業課的試卷，他非常滿意，說這個人功底不錯，答題時竟能引用大段原文，我聽了大喜過望，很自信地告訴大師兄：“那份卷子就是敝人的！”後來當我成為劉先生的學生後，曾用一個暑假的時間幫劉先生校對其著作《先秦諸子初探》，其中有些引文一時找不到出處，我将這些引文抄寫羅列後就教于劉先生，劉先生随口即将引文的出處一一報出，我一向自诩記憶力多麼了不得呢，而在劉先生面前，我方悟到自己那點水平，實屬小兒科了。劉先生說，他那部著作的所有引文，都是憑記憶寫出來的！前輩學人的深厚學養，真是我輩後學難以企及的，這也可能是劉先生對我的試卷印象頗佳的原因。
考研分數公布後，不出所料，專業課分數都高于我的預估，隻有英語分數我估算的最為精準，51分。在同專業的考生中，我雖總分、專業課分數第一，但因為英語不及格，排在了錄取的第二檔。當時的排位标準：所考各科均及格者為第一檔，一門不及格者為第二檔，以此類推。錄取考生應在第一、二檔中選取。還規定，錄取的考生在教育部統一命題的考試中雖不及格，必須達到當年教育部确定的最低錄取分數線。1982年教育部規定的英語最低錄取分數線是50分，我僅以比這标準高1分的成績僥幸過關，真是喜不自禁，而又不免後怕：如果不是那段英譯中短文讓我蒙對了部分單詞，得以攢夠了那寶貴的幾分，其他科目考得再好也會功虧一篑。
憑成績我已名列前茅，赢面頗大。但聽說其他同專業考生有全部及格、排第一檔的，不知會如何取舍。最終的結果公布前，我心裡還是不踏實。一日去系辦公室有事，正好在三樓樓梯口碰到行色匆匆的邱樹森老師。因為與邱禹的關系，我與邱老師很熟，那時邱老師已是系裡的負責人之一，應該知道些錄取情況，還沒等我開口，邱老師就知道我想問什麼，邊走邊笑着對我說：“放心吧！你肯定沒問題了。回家向父母報個喜吧！”聞聽此言，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難以形容，愣神半天，竟忘了向給我提前透露這個喜訊的邱老師道聲謝。這一情景被定格在了我腦海中，永生難忘！
應海康1985年獲得的碩士畢業證
我在那個年代，從18歲到28歲的青春年華，從一個知青、農民工、鐵匠到考入大學專科、本科、碩士，人生随着時代的軌迹發生了巨大逆轉。我自覺在同輩中是個幸運者，總是在迷茫中能走出困境。因此，我常懷感恩之心。如今韶華已逝，漸入晚境，回首往事，感慨萬千！我始終記得畢業時恩師劉毓璜先生對我的臨别贈言：“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凡事要看開些，不要太糾纏于過去，遇有難處，咬咬牙就挺過去了。隻要你肯努力，沒有做不成的事。”雖然在此後的人生中我也曾遭遇溝溝坎坎，但我從不抱怨，坦然面對，盡人事，從天命。
謹寫下這些粗疏文字，紀念我人生旅途中的難忘歲月，深深感謝那些曾經在困難時教導并扶持我的師長、朋友、同學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