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蟲病防治與政治隐喻

血吸蟲病防治與政治隐喻

——Miriam Gross,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讀書報告

幹霖

對于醫療史的曆史學解讀從來不僅限于醫療學科本身的發展曆程。醫學手段在治療身體的同時，也成為了文化與政治隐喻的載體，對疾病的醫治象征了一種技術性的統治，深刻影響了政治的表現和社會的反應。就當代中國史研究而言，醫療社會史因其資料的豐富性與題材的相對開放性，伴随着新史學的發展正逐漸受到國内外學者的重視。米裡亞姆·格羅斯（Miriam Gross）教授的作品《送瘟神：毛主席的驅蟲運動（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以下簡稱《送瘟神》，引用僅标注頁碼。）便聚焦于血吸蟲病這一困擾中國已久的公共衛生問題，選取上海市區、青浦縣、餘江縣作為典型案例，依托實地考察和大量文獻資料，分析建國以來至70年代末中共采取的防治舉措，對中央與地方的決策和行為抽絲剝繭，考察這一運動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展示了血吸蟲病防治運動（以下簡稱血防運動）與政治結合，化身為一種政治隐喻的路徑，并總結出了一套在資源投入有限的條件下應對感染病的普适模式。在今天的後疫情時代，她的觀點或許能夠為我們帶來對當前局面的新的思考。

米裡亞姆·格羅斯，中文名高敏，于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獲得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目前任俄克拉荷馬大學人文科學學院與國際與地區研究學院聯合聘任教授，研究範圍涉及1600年來的東亞、晚清和近代中國的公共衛生史、科學傳播史、旅遊文化史等。《送瘟神》此書便脫胎于其博士論文。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當代中國研究項目和複旦大學的支持下，她搜集了大量有關血防運動的檔案、報刊、回憶錄、采訪、照片等資料，實地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從多個維度深入探尋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的始末。國内外不乏關于中國血吸蟲病的專門研究，但國内的成果多将注意力放在社會動員和成功經驗方面，缺少對于全局的反思。本書依據詳實的史料，詳細分析了血防運動在各個時期的方式變化和不同結果，将中央與地方；醫療、科技與社會、政治相結合，勾勒出運動從屢屢受挫到取得顯著成就的成功路徑，打破了大衆關于血防運動取得了“完全成功”的單一片面印象。而作為海外學者，作者也敏銳地把中國的血防運動放在全球公共衛生運動的大環境下進行解讀，歸納可供他國借鑒的成功經驗，充分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史學素養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楊念群先生在分析晚清以來“東亞病夫”的稱謂時指出：治病由單純的醫療行為變成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聚焦的對象後，個體的治病行為也由此變成了群體政治運動的組成部分¹。這一将醫療問題政治化的邏輯同樣适用于對血防運動的研究。本文将簡要概括全書内容，重點梳理和分析作者認為該運動在政治隐喻的作用之下由衛生運動演變為政治運動、并在更深層次重構“科學”“迷信”等抽象概念的邏輯，借此理解防治背後的醫療與政治的互動和博弈。

1. 主要内容介紹

全書一共分為四部分，從血吸蟲病進入中共中央視野開始落筆，随後深入分析地方對于血防運動的回應,最後從現象抽象出結構，指出了血防運動背後的政治邏輯與裨益。

第一部分從宏觀角度介紹了血吸蟲病得到中央關注的源起、又是如何在毛澤東與公共衛生部對運動的直接領導權之争中上升成為衛生工作的第一優先事項，并簡要概括了整個運動的發展形勢。血吸蟲病直接與國家機器相聯系是從1949年5月，在松江和青莆進行水域訓練的解放軍遭到感染開始。特殊的病患身份使得血吸蟲病首先作為軍事問題進入領導人眼中。随着中央對地方控制的落實，血吸蟲病對疫區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負面影響也逐漸暴露出來：1953年，松江縣的适齡青年因患血吸蟲病而無法服兵役的比例高達73.6%（頁16）；作為農業大國，血吸蟲病造成的勞動力減少、疫區大量土地抛荒等負面影響對新中國經濟狀況的打擊更甚；而人民群衆的生活狀況和健康水平又直接關系其政治積極性。1949-1955年，公共衛生部迅速開展血吸蟲病防治模式探索和試點工作，并與50年代的愛國衛生運動相結合，一系列行動綜合體現了中國共産黨急需改換國家落後面貌、彰顯制度優勢的現實需要，這也使血防運動帶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血吸蟲防治又是如何在衆多地方衛生健康問題中躍居第一優先級呢？除去領導人對感染狀況的個體體驗以外，這同樣與他們對此寄予的政治期望有關。在地方上，血防運動有利于整合鄉村力量，為農業集體化提供動力；在中央，毛主席則借此向公共衛生部發難，批評他們存在忽視農村地區、缺乏中醫參與、未能與黨的路線保持一緻等問題。1955年11月以後，防治運動轉而由毛主席直接掌舵，以期通過中共及個人的直接領導，開拓一種新的衛生事業運行模式，同時确立黨在專業技術領域的絕對權威（頁30）。

随後，作者将目光下移至地方，第二部分圍繞血防運動在基層遭到的抵觸，指出了運動在權力結構與經濟方面潛在的阻礙。基層幹部對血防運動的支持程度是決定運動能否成功的先決條件，他們需要承擔示範、組織、激勵、監督、與村民建立和諧關系等多重職能，是動員群衆的主力軍。但如果地方在運動中表現得過于強勢，必定會對中央權力造成挑戰，加之資源配給有限，種種因素都削弱了基層的積極性。面對初期的窘境，中央選擇改變組織架構，建立領導小組，在地方開展工作。然而由基層幹部負責的防治站與由省健康部指導的領導小組隸屬于兩個體系，互相挑戰對方的權威，因此在結構上産生了沖突。如果說權力結構的缺陷尚顯得對民間社會影響有限，經濟考量則成為了更有力的因素：由于血防運動的資源消耗以及對勞動力的分散，基層幹部經過利益權衡，往往會優先考慮短期的經濟利益；50年代初，巨大的治療費用缺口使得村民對于運動望而卻步；低微的醫治收入與國家補貼同樣困擾着醫務人員，尤其是中醫。血防運動的開展同時是一場利益的博弈，運動一開始的碰壁正反映了地方各股力量對種種因素的權衡。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推動運動前進的三股力量：教育、預防、治療。為了促進科學與廣大群衆相結合、以科學的态度對待血吸蟲病，群衆教育作為血防運動的重要一環在基層發揮作用。圖文、電影、講座、展覽會……種種教育手段看似考慮周全，絕大部分都與農村的文化水平不相适應。作者認為，群衆教育的作用其實在于為村民提供理解血吸蟲病的語境，從而為預防和治療手段發揮作用提供前提條件。就預防而言，雖然國家确立了“預防為主”的方針，血吸蟲病的預防在執行中也得到了較多的人力财力投入，“預防”作為一項政治任務被強加在群衆身上，作為一項衛生工作的概念本身卻始終未能被理解。加上預防措施與鄉村傳統觀念屢相沖突，又在實際操作中産生了理解偏差，被模糊、歪曲，并沒有發揮出預期的作用。作者通過案例分析指出，治療才是三者中間實際上最有效的環節。然而由于技術力量的匮乏、藥物使用的風險、住院條件的有限等，它也長期為村民所恐懼和抵觸，直到“文革”前期，政治熱情消解了前文所提到的各種阻力，治療成為最有效的防治方法。三股力量同時發力，将運動帶向高潮。

第四部分創新性地從概念與結構入手，闡釋了公共衛生運動與政治隐喻結合帶來的對“科學”、“迷信”的觀念重構，提出了“科學整合（scientific consolidation）”和“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兩個關鍵概念，分析科學技術的普及如何改變從中央到地方的治理結構，塑造一批“又紅又專”的基層幹部。“文革”時期，由于原先的官僚機器被打碎，重建中央與地方的信息專遞和事務處理機制顯得尤為緊迫——這正是通過科學整合實現的。農村幹部負責收集地方情況并向上彙報，他們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被納入黨制定目标和推進運動的過程中，不需要武力或官僚制度從中協助，便能實現科學的信息整合。不論我們如何理解科學，基層幹部在具體的工作中必須采用科學方式這點毋庸置疑。高級幹部和知青的下放客觀上促進了知識向農村傳播，鄉村青年在接受培訓、掌握科學工具後将其運用在工作中。“科學管理”不光是他們落實工作的工具，更成為了他們政治表演的憑借。幹部們通過一系列實驗、數據表演出工作的科學性，既順應了科學整合的需要，事實上也促進了科學手段的推廣和防治效果的提升。而這些因素直接導向“文革”期間血防運動的高潮。

最後的結論章中，作者在橫向上将中國的血防運動與WHO的瘧疾防治運動對比分析，一成一敗，昭示了毛時代堅持長期防治的正确性和特殊時期建立特殊防治結構的有效性。縱向上則叙述至改革開放時期的血防運動轉向和2003年“非典”爆發以後運動的複蘇，為曆史回顧劃上了句号。但血吸蟲病防治依然處于進行時，過去的防治模式也仍具有現實的啟發性。

2. 血防運動的政治化路徑：發動、動員與再造的政治

根據作者的梳理，血防運動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一共産生了三次高潮：“大躍進”時期、“文革”時期、1990年中國加入世界銀行，前兩次高潮是重點論述的對象。僅是根據時段猜測，我們很容易将衛生事業和政治運動相聯系起來。而考察長時段的血防運動，它從發動到結果都與政治的隐喻密不可分。血防運動無時無刻不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蘊含了中央與基層的複雜的政治想象。

從運動的發動來看，如本書第一部分所言，在國家的考慮中，病人首先被視作兵源與農業生産勞動力而納入治療的範圍，而不是作為一個生而擁有生命健康權利的自然人。更重要的是，血吸蟲病在層層的信息傳導中被抽象化，在領導人眼中不再是單純的衛生問題，而是一個軍事、經濟問題，最後被政治化為意識形态層面的鬥争對象。防治運動變成“對一切落後事務的鬥争的象征”（頁18），開展血防運動成為中共鞏固執政正當性、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然選擇。這一點在地方對血防運動認知的重構中也體現了出來：在動員群衆的過程中，幹部有意識地運用了“長征”、“鬥争”、“反抗”等話語，将血吸蟲病防治塑造為一場對抗敵人的政治軍事行動（頁110）。而在領導層内部，血防運動掌舵人的變更同樣與政治運動和政治觀念密不可分。1955年底，毛主席從公共衛生部手中奪取了血防運動的直接指揮權，并将其上升為衛生健康部門工作的第一優先事項。權力的變更不僅暗含政治精英對職能精英施行打壓的階級鬥争隐喻，也與毛和公共衛生部的觀念分歧有關。後者主要由接受西方醫學教育的專職人員組成，在運動路線上采取西醫主導、重在治療的模式，由于技術和醫療水平的限制，難以深入廣大鄉村地區解決問題，這與毛對社會主義的構想和複興傳統中醫的願望是背道而馳的。由他直接領導的血防運動，從一開始便充滿錯綜複雜的權力考量。

不同于當前醫療事業的高度專門化，毛時代開展的血防運動高度依賴基層政治領導的支持，這使得血防運動在地方的開展也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反右運動和“文革”爆發後，地方政府的權威被大大削弱，權力空缺變相将地方管理的重任加在了鄉村幹部的身上。特定的政治身份而非專業技能賦予他們在這場運動中以主動權，相反，具有專業技能的醫務工作人員如果不能獲得這種政治身份的認可，便會被簡單地異化為治療血吸蟲病的工具，在運動中被邊緣化、落到被動地位，難以最大化發揮作用。

地方開展防治運動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大規模且長期的群衆動員。這是中共對革命時期成功經驗的沿用，動員方法本身即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政治特色，也是區别于同期WHO防治瘧疾措施的重要方面之一。然而最初的動員情況并不如主流宣傳的那般有效。在《送瘟神》第三章中，作者精确考察了50年代三個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通過詳實的數據揭示了接受專業治療所要面臨的經濟困窘。客觀的治療費用缺口和國家急于在短時間内消滅血吸蟲病的激進構想産生了現實矛盾，導緻人民對政府和醫務人員的工作産生懷疑情緒。直到1966年以後治療完全免費化，群衆的懷疑才得以平息，但這也僅此而已，尚不能夠調動群衆投身于防治運動的積極性。作者在本書第五章對動員情況進行了進一步追蹤并得出結論：削弱動員效果的最大阻礙正是地方幹部和群衆将農業生産放在首位的觀念（頁143）。一旦血防運動的預防措施（如集中處理糞肥）、治療方案（如長期卧床接受治療影響村民參與生産勞動）與農業生産相沖突，血防運動就會遭到地方抗拒，更談不上有力的動員。影響運動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單純的政治動員很難打破現實利益的訴求。隻有“文革”爆發之後，革命邏輯主導下的政治鬥争裹挾而起的巨大政治熱情消解了群衆當中的抵觸心理，才使得群衆動員有力地發揮了作用——這種導向本身也是政治運動所具有的典型特點。

而當我們将目光放在來自地方的抵抗本身時會發現，即使來自經濟方面的阻礙不可忽視，這種抵觸心理的形成在當時的語境下難免與政治相勾連。在權力結構内部的鬥争以外，民間對血防運動的認知也充滿了政治隐喻。此處作者重點考察了餘江縣的血防運動動員情況。位于革命聖地——江西省的農村腹地，餘江縣在具體的防治規劃方面更大程度受到革命邏輯的影響（尤其和上海相比較）。盡管知曉藥物滅殺的高效和簡便，江西省五人領導小組在1957年仍然堅持埋殺釘螺的方法要優于藥殺。²原因顯而易見，掩埋釘螺的巨大工作量隻有在高度集體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大量的人力投入可以彰顯人民群衆消滅血吸蟲病的堅定意志；忽視化學藥物的作用是在試圖降低西醫在運動中所占的權重。比起防疫，埋殺釘螺更像是一場政治表演，盡管在實效層面，投入和産出的不對稱反而加深了村民對于運動的懷疑。運動的另一個政治隐喻來自于它的區分和規訓功能——這是地方在執行過程中所擅自賦予防治工作的。在文革的前半期，餘江縣幹部有意将血吸蟲病防治的髒活累活分配給“黑五類”，期望以此對他們加以政治規訓和改造，增強對血防運動的認同和支持。然而這種做法也導緻民間形成了對血防工作的刻闆印象，将其視為“對政治錯誤分子的懲罰”³，無形中強化了社會的抵觸。革命邏輯就像一把雙刃劍，政治化的路徑為血防提供了新的發力點，同時也帶來了新問題。

1958年夏，毛主席讀到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喜訊，激動寫就《送瘟神》詩二首。雖然“瘟神”事實上依舊陰魂不散，這并不影響餘江縣作為毛主席親自樹立的“第一面血防紅旗”，從此開始發揮示範作用。餘江縣血吸蟲病防治運動被再造為一根政治标杆，所謂的“完全成功”難免帶有渲染的誇張色彩，因為作為主席親自樹立的典範，它必須始終是成功的。餘江縣的防治工作從此直接受到中央的持續關注和政治壓力；同時，在這場運動中建功立業的人員也獲得了表彰和升遷的機遇，從而“增強了血防在餘江地域社會中的政治分量, 使餘江縣域政治的‘血防’色彩得以形成且長期保留。”⁴餘江縣在政治邏輯導向下實現的防治成果再次被政治化，并以此為中心，向全國傳遞了一個再造的政治隐喻。

3. 觀念的革命與“科學”的傳播

毛主席與衛生部的沖突屢次圍繞中西醫和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問題展開，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是通過否定舊有權威，确立黨在“科學”領域的正确性和權威性。那麼“科學”概念本身該如何界定，才有利于實現這一政治目的？本書第四部分的第七章重點探讨了影響血防運動全過程中兩個對立的概念——科學與迷信。在防治過程中，西醫承擔了主要的科研和科教任務，代表了“科學”的一面；廣大農村地區對于“風水”、“瘟神”的迷信則嚴重阻礙了預防和治療工作。掌舵的毛主席面臨兩種選擇：站在“科學”的一側，依托現代科學解決血吸蟲問題；或是站在“迷信”一側，順應廣大群衆的傳統慣性推進運動。但是選擇本身也帶來了一個政治隐患：選擇任何一方，都意味着賦予其政治上的權威。若外來的觀念構成霸權、營造統治空間，将會對黨的權威産生巨大挑戰。于是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徑：發動一場觀念的革命，對“科學”和“迷信”進行重新界定與改造，複合并用，以全新的理念指導公共衛生事業，杜絕可能撼動中共絕對權威的觀念的存在（頁182）。毛主席所設想的科學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結合了的“草根（grassroot）科學”（頁205），它不要求嚴格的實驗規範和數據測算，而是群衆的、現實的和問題導向的，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在與西醫的鬥争中，毛嚴厲批評他們存在過度迷信西方醫學理論知識、将中醫貶斥為“僞科學”、沒有堅持黨的領導等錯誤；原本代表“科學”的西醫被蒙上了“迷信”的落後色彩。針對傳統文化，毛主張“破舊迎新”，堅決反對迷信，打碎舊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開辟道路。民間信仰在運動中被重新賦予意義：寺廟改建為病房、原來的墓地劃為公廁用地、春節、清明節等傳統節日中增添了大掃除活動，從載體到内容的變化反映出“迷信”一步步從生活中被移除。而在血防運動過程中，中共發揚了群衆觀點和群衆路線的優良傳統，通過對病人人性化的關懷、培養運動積極分子、提升合作化參與度等方式鞏固了在基層的權威，提高了防治運動的支持程度，從觀念到行動合理合法地介入了地方開展的血防運動。

然而，在原先的西醫人才被打壓的同時，他們所使用的現代科學技術也勢不可擋地向農村地區傳播，與政治運動相結合，塑造了一批政治忠誠度和專業技能兼備的“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基層幹部。在這點上，《送瘟神》與《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的立論類似，方小平在後一本書中指出，毛時代的赤腳醫生制度客觀上促進了西醫在鄉村地區的傳播與被接受。⁵在方的研究基礎上，本書作者進一步構建了基層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一個金字塔結構（頁225）：最上層是西醫，他們參與預防和治療環節，但更重要的是負責藥物研發以及培養新一代具備專業知識的青年——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後來都成為了赤腳醫生；中間一層由中醫和接受過訓練的護士構成；最下層則是廣大基層工作者（包括赤腳醫生），他們作為金字塔的基石，在向上級傳達地方聲音和普及公共衛生知識、組織社會動員等具體執行的任務上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革”期間的血防運動能夠達到高潮，和這一科學工作結構的建立無疑有着密切關系。

血防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現代社會，成功的背後必然暗含科學的邏輯或者結構。雖然毛在運動之初試圖否定西醫、否定已往的“科學”概念，建立起科學社會主義中的新的“科學”之意義，在實踐過程中，血防運動與狹義和廣義的科學都有着無法割舍的密切聯系。無論是科學工具在防治中的運用、科學對基層教育的深刻影響，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搜集機制的建立，都将血防運動導向了成功。盡管毛試圖通過政治鬥争來反對舊精英的權威，在公共衛生層面，為了實現科學知識的普及，運動的開展不可避免地在某些程度上表現出精英主義的傾向。培養廣大“又紅又專”的基層幹部反過來以舊精英從事的科學教育為基礎，科學得到傳播，防治系統的金字塔結構也在這個語境下被颠倒，呈現出在毛時代政治影響下特殊的對立與統一。

4. 評價與反思

《送瘟神》僅用二百餘頁的篇幅，鋪開了一幅中國50-70年代血吸蟲防治運動波瀾壯闊的畫卷。多樣而詳細的資料有力地支撐起全書的論證，第四部分結合組織社會學和管理學原理，從觀念與結構入手的創新性解讀更是深化了本書的立論。在國内對血防問題已有相當多讨論的前提下，本書仍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米裡亞姆站在體制外部，能夠更加客觀地對運動的政治化色彩予以分析解讀，通過分析預防和動員的受挫和轉向，打破了讀者的固有印象；此外，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外對比的全球視野将中國的血防運動放入國際背景中，通過比較突出了中國防治措施的特殊性。此外，作者也注意到了血防運動初期他國防治經驗輸入中國的情況：接受了西方訓練的公共衛生部沿用美國的防治方法，以治療為重點，相對忽視預防；蘇聯未像中國這樣飽受血吸蟲病困擾，缺乏防治經驗，其公共衛生的實踐模式也通過實踐證明并不完全适合于國内的疫情防治。更加突出的是，作者敏銳地注意到長期以來被國内研究所低估甚至忽視的一個因素：與日本專家的合作。50年代初，以小宮義孝為首的日本專家代表團通過實地考察，提出了一份以集體合作為基礎、重在預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工作方案，與毛的政治設想不謀而合，深刻影響了血防運動的開展。将本書與國内研究進行對照閱讀，将大大豐富我們對于血防的全面認知。

比起單純的醫療手段研究，《送瘟神》更傾向于展現血防運動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的情景與防治運動在基層帶來的實際影響。因此，它更像是一部關于政治史和社會史的作品。誠然在相當長的時段中，政治強勢地融入了中國當代社會的重重空間，如果貿然脫離政治隐喻的叙事，便難以理解各項集體運動得以發動的多重動機。但是本書也有過于強調政治領導對衛生運動影響的嫌疑。如論及“文革”期間運動走向高潮的原因時，作者主要歸結于政治熱情、專業人才下放培養了基層人才、治療手段的普及，這些因素歸根結底都是大環境政治運動的産物。這一論斷偏重政治帶來的影響，相對忽視了地方民間的傳統慣性。楊念群在《再造“病人”》中論及赤腳醫生制度時指出，赤腳醫生的成功實踐是制度與人情道德雙重規訓的結果。⁶中國的鄉村社會是一個道德與禮治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情社會”，在政治動機以外，村民對于醫療工作者的奉獻普遍存有報恩心态。醫生和病人之間建立起私人聯系紐帶，在情感上拉近了距離，消弭了運動開展所面臨的隔閡。當然，作者也并非沒有意識到地方非政治化的因素。比如她認為在不得不就醫的情況下，村民多選擇自己更熟悉的、相對風險小的中醫，這并不是為了響應毛主席号召，更多的是傳統的延續與現實的考慮。當我們将政治因素納入醫療史研究時，也要警惕把醫務工作歸于政治支配對象的傾向。否則便落入傳統政治史研究之窠臼，即使研究新題材、采用新方法，本質上仍是“舊史學”的延續。

本書的立論大緻遵循兩條線索：領導層發動血防運動和權力的分配；地方的具體執行階段。在分析運動如何在基層鋪開的部分裡，作者又分為了幹部和群衆從抵觸到積極參與的态度轉變；預防、治療、教育三股力量的消長；防治結構的變化幾個論點。這種非線性的叙述一方面有利于我們理解血防運動中錯綜複雜的影響力量，另一方面，各個部分的交錯重合也對全書邏輯的貫通造成影響。本文第二部分的解讀建立在對于《送瘟神》前三部分的綜合解讀之上，在整理過程中，筆者也注意到了一些叙述的重複。又如第四部分提到血防防治模式與方法的實踐在初期産生了偏差，導緻地方阻力增大，這一結果主要與第二部分論述相關。如此将因果割裂，難免會擾亂讀者思路。

此外，作為海外學者，作者對于中國文化的有限理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她對于運動的解讀。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對“人情社會”傳統的忽視以外，文化的隔閡在語言中也體現了出來。如在列舉滅螺措施時，作者提到了江西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利用茶葉清除釘螺的做法。“茶餅（brick tea）”被翻譯為“teacake”（第131頁），中文的歧義導緻了翻譯的錯誤，可能影響讀者的理解。但瑕不掩瑜，總體來說，《送瘟神》仍然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作者對于“科學”的獨到理解和兩個相關概念的提出尤其具有啟發性。防疫題材與現代科學觀念的結合又與當前全球新冠疫情形成了巧合般的呼應，也使得本書的立論更具現實意義，引發了讀者對于過去、現在和未來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