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元末元麗關系之中的力量博弈 ——讀《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有感

淺析元末元麗關系之中的力量博弈

 ——讀《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有感

楊沐熹

對于整個“蒙古時代史”而言，由于筆者個人的地緣偏好和對于區域研究的興趣，元麗關系始終是筆者相對關注和好奇的課題。在本階段的課程學習和參考文獻閱讀過程中，美國學者魯大維所著的《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一書¹激發了筆者濃厚的興趣。本書主要探讨的四個主題——東北亞區域視角研究、蒙古治下大融合及其影響、個人與家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沖突、元麗關系的動态變化，貫穿全書，清楚地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在大元兀魯思統治後期的東北亞動态時局圖。作為驸馬國和蒙古帝國在東北亞最忠心的附屬國，高麗國是如何被影響、也影響着蒙古帝國的内政？面對大元兀魯思力量的動态變化，高麗國又作出了什麼樣的反應？通過閱讀本書，筆者的許多疑問得到了解答。由此，筆者以元麗關系的演變過程為主體于此歸納整理，提出一點自己的閱後思考。

對于“元麗關系”這一課題，魯大維主要是以元末王氏朝鮮國王恭愍王、元朝末帝妥懽帖睦爾及其皇後——出身于高麗的奇皇後之間的關系為切入點展開論述元朝衰落時期元麗關系的變動。在筆者的固有印象中，“元麗關系”的概念還停留在13世紀前期，蒙古六侵高麗時二者不對等的角力過程。在蒙古還沒有完全轉變為“大元兀魯思”的時期，二者的關系更像是一個普遍的、稍強的大型政權與稍弱的小型政權會存在的單純的力量博弈，且其中還有可供選擇的“第三方”即南宋從中平衡；但是到了以蒙古這一遊牧民族為主導的政權完成大一統、成為具有唯一正确性的中央政權後，元麗關系顯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簡單來講，就是高麗政權的地位從具有獨立自主權變為了“具有一定自主權”的半獨立狀态，打破了中朝關系史中長久存在的宗藩體制之限制。更遑論在此之後元麗關系又加入了姻親這一親緣關系的聯系或者說是限制，即高麗由于迎娶蒙古公主成為“驸馬國”的高貴存在、高麗貴族也多與蒙古聯姻²等現象，讓元麗關系逐漸演變成了“蒙古帝國将高麗視為附屬國的精英表率、高麗将自己視為蒙古帝國的分支”的情況。

事實上，結合史實我們可以得知，元所謂的“國祚”是非常短的。經曆了兩都之戰的元朝已經元氣大傷、大權疊更，在順帝上位之前，這個龐大的帝國就已經頹勢初顯。而高麗國從14世紀30年代開始，也由于種種原因進入了國君頻更的怪圈。在此之前，高麗和蒙古帝國雖然關系緊密，但這種“始終保持謙卑、立志做好蒙古帝國的标杆”的臣屬下國态度正緣于蒙古帝國國力之強盛、二者實力懸殊的現狀。筆者認為，針對恭愍王的探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作為朝鮮政局穩定後的首位新君，其成長經曆和執政經曆都讓他得以窺見強盛的大元兀魯思的衰落，是帶領高麗在面臨大元兀魯思之崩塌之時走回獨立的關鍵人物。而妥懽帖睦爾雖為元朝末帝，但是其在位時間長達三十年，對于元麗關系的影響不可不謂深遠。

但是筆者始終認為，元麗關系這種“更進一步”的進展，實質既是短暫又偶然的曆史巧合，也帶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其偶然性在于妥懽帖睦爾的個人因素帶來的另一重要人物之登場——奇皇後。若非身出蒙古族的第一皇後逝世，奇皇後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正式走入權力的中心；更偏激一點，若非妥懽帖睦爾深受儒學影響，對于溫柔善良類型異性的個人偏好，奇皇後也不會被關注和寵幸。奇皇後本人的性格更是另一重偶然因素——面臨同樣的情景，為什麼這個被寵的高麗新後成為了大元武則天而不是大元趙飛燕？正是諸如此類的偶然因素，讓元麗關系的轉變注定隻是昙花一現式的繁榮。

但是其實元麗關系的變化又是具有相當的曆史必然性的。首先，高麗長久作為蒙古帝國附屬國之中的标杆，其存在甚至得到了漢人的認可和肯定，在大元兀魯思統治的近百年中，已經積累了相當的政治力量。高麗貴族成批進入大都，其王室成員更将在大都擔任大汗的怯薛、在大都接受地道的蒙古式基礎教育。作為大汗護衛，他們更多被認為是家臣式的存在，在蒙古帝國也是毫無疑問的上層核心；顯然恭愍王正是這一制度的受益者，他也因此更有機會窺見更多日落西山之迹象。此外，奇皇後權柄之強盛也緣于蒙古帝國女性政治地位較高的傳統³。因此，在本時段高麗的特殊地位進一步加強的種種措施，都是有迹可循、可被解釋的。

除了恭愍王、妥懽帖睦爾和奇皇後，本時段的元麗關系同樣還有其他第四方、第五方的存在。一是高麗内政之混亂，武将強勢的權柄對于恭愍王王權的威脅依然沒有消除，奇皇後家族同樣氣焰嚣張；二是崛起的南方起義軍，顯然取代南宋在早期元麗關系的角色，成為高麗提前下注、準備下船的另一選擇。比如本書中提到的，讓筆者驚訝的史實：明朝創始人朱元璋與恭愍王在13世紀50年代已有往來，恭愍王在政變失敗後流亡福州，居然撈到了官方承認的封号——“定命于此而能複安于大東，故賜号安東”。

不過正如作者在緒論和結尾都反複強調的，元麗關系變化的悲劇還有另一重要因素：即“小群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沖突。奇皇後扶植高麗如此，後來和恭愍王的反目如此⁴，恭愍王自身政變失敗亦使如此。事實上，筆者始終認為元麗關系的本質依然沒有跳脫出宗藩關系廣義上的屏障——小國即使謙恭臣服，依然保有着自主獨立和擺脫強權控制的野望；而本時段元麗關系變化的最根本原因，其實就是大元兀魯思的力量衰落。即使二者關系已經比之前更加緊密，即使已經有更強烈的血緣親族之羁絆，高麗依然堅持以本國利益為先。細細思考，這或許也是一種小群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沖突。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同樣不能說元麗關系這種短暫的親密之中，高麗完全“心懷鬼胎”。在紅巾軍威脅帝國的核心中央地帶、橫掃山東之時，高麗同樣派出援軍、堅持抗争；在元朝傾覆之際，妥懽帖睦爾選擇的後撤路線之一就是前往高麗的仁川蟄伏休息。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盡管高麗想要擺脫大元控制的意願比較強烈，但是二者長久以來家臣式的關系依舊在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盡管在此之前蒙古已經開始懷疑高麗的忠誠，決定更換高麗國君；高麗開始提出反抗，發動反奇政變等等。

在梳理完本書中對于元麗關系變化的論述過程後，筆者還想談談對于本書的整體感想。相對于筆者讀過的、也是作者的偶像，日本學者杉山正明的一系列蒙古研究，魯大維的關注點已經較論述草原帝國的内亞性更進一步，在堅持全球史視野的同時堅持局部的區域研究視野，照樣提出了精彩的問題視角。與杉山正明“欲想研究蒙古帝國必先從唐開始”的叙述相比，魯大維顯然更為幹脆：并沒有為了論述元朝後期的政治動亂就從建立初期的“禍根”開始分析，而是簡潔明了地解釋後便重點論述後期的變化和影響。此外，盡管兩人的論著中都夾雜着海外漢學獨特的叙事風，但是相對于杉山正明偶爾會出現的文學性、主觀性的個人色彩，魯大維顯然将重點更多放在“講好故事”，不甚突出的個人色彩顯然帶來了更好的閱讀體驗。

在筆者心中，本書的另一亮點在于探讨話題的新穎。針對本朝，學界關注更多的是元朝崛起及前期的“光輝曆程”：黃金家族如何一統歐亞大陸、草原民族首次入主中原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之類，即使是關注元朝後期的學者，也會更多将視線集中于南方起義軍的抗争和朝代的更疊，很少有人注意到帝國治下相對穩定的東北亞區域的崩塌過程。日本學界甚至有人提出“後忽必烈時代的政治史研究還處于冷清孤寂的狀态”的觀點。由此來看，哪怕是學界對于元朝後半期的認知都是懵懂無知的，更何況筆者這樣的廣大曆史學愛好者和群衆。此外，本書作者的寫作功力十分優秀，史料援引來源廣泛、種類數量豐富的同時又保證了語言的簡單曉暢，夾雜以精妙的叙事，可讀性極高，甚至在豆瓣的書評區還有人指出“學術著作不應如此通俗”。不過對于筆者個人而言，其學術性和通俗性的平衡恰到好處。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問題是，本書同樣有着許多的欠缺。一是在于題目與内容的偏差，雖然作者提出了“要關注元朝後期東北亞局域”的問題，但是整體來看隻是局限于元麗關系的論述，而忽略了日本這一東北亞地區的重磅角色；二是在于本書的組織結構無法做到“一而貫之”，材料組織和順序安排讀起來略有松散，更适合碎片化閱讀；此外，本書也出現了一些基礎性的錯誤，比如在探讨紅巾軍對于元朝後期政治的影響時，作者曾誤将其首領韓山童和其子韓林兒混淆等。但總而言之，作為年輕的西方學者，魯大維的表現别具一格。相對于筆者閱讀的其他海外漢學書籍，本書的閱讀體驗和整體觀感都是較為優秀的。如果深入研究元麗關系和元朝後期的東北亞視角、高麗史研究等領域，本書或可作為參考材料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