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與城：長江與南京的曆史互構

江與城：長江與南京的曆史互構

胡箫白¹

長久以來，“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是南京人津津樂道的家鄉定義，是十朝古都地位與粉黛金華氣質注解城市的雅馴表達。所謂“江南”，依李師伯重宏論，聚東南諸水八府一州，而以南京坐三吳腹心之迤西“高壤”。又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州。由此，水之于南京的意義，在詩文中得到了十足的揭示。然曆來稱南京之水，秦淮最為人相熟，次而玄武湖，再次則莫愁湖。惜浩浩長江，少經過眼。論者多不知，秦淮、莫愁婉約有餘，豪邁不足；玄武氣勢綽綽，秀麗難稱。惟長江兼采金陵之雄健與隽秀，并有城市的绮麗特質與磅礴之勢。南京的陽剛與陰柔在江水氤氲中奇妙交融，長江之于南京城市氣質的升華，無需贅詞。

南京市的長江

從“潮打空城”到“巨浪長風”：長江與南京政治命運的共生

南京有城，始于春秋。其時吳王夫差漸起逐鹿中原意，為圖鬥楚，大擴軍備。恰南京西南丘陵間多礦，遂設工坊冶煉兵器，因名冶城，即今朝天宮高崗。至于前473年勾踐滅吳，盡有江南，旋即于秦淮江口長幹裡處築越城，為南京正式建城之始。由此，南京與長江的相生聯系愈發顯明。事實上，滔滔江水在史前時代便已滲入了南京的文化基因。如賀師雲翺所言，“從6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時代的北陰陽營文化、薛城文化，到青銅時代的湖熟文化，乃至戰國時代的吳文化、越文化、楚文化，他們的主體都屬于特色鮮明的長江文化，與同時期一樣輝煌的黃河文化，形成互補與互動的關系”。

從漢初到漢末，項羽、孫權麾下的江東子弟雖已萌生稱霸天下之宏願，但憑江而立的南京在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光芒萬丈，尚需待到“王濬樓船下益州”後的東晉南朝。“江外無事，甯靜于此”的西晉江甯縣不過享受了短暫安谧，便目睹了五胡接替輪轉，中原永嘉大亂。其後五馬渡江，一騎成龍，晉室衣冠南渡，群魚食蒲，成就了南京“奉承洪緒，祈天永命”的文化正統與政治權威。東晉南朝時代的南京雖居江左，卻已具備争雄中原的魄力與體量。淝水之戰，苻堅投鞭斷流，謝安起于東山，于弈棋閑隙運籌帷幄，以風聲鶴唳吓得北人草木皆兵；盱眙之戰，北魏陳兵瓜洲，飲馬長江，臧質賞格曉谕，拓跋焘含恨北返，幾出天限南北之歎。六朝三百年，南京隻憑長江護佑。直至隋唐，金陵王氣在“平蕩耕墾”之下黯然消逝，自流青水之上，悠悠百舸慨古無言，對台城垂柳，歎六朝荒丘。爾後在見慣潮打空城的商女詠出亡國恨之時，滾滾東逝的大江終于在黃天蕩困住金兀術，以金戈鐵馬、氣吞萬裡之勢保建康免受白門之辱。中古時代的長江，見證了南京于政治史上的失意、文學史上的勃興，以京口瓜洲之間的一水，保重山之外的鐘山以安甯。

明清時代，淮水東邊的舊時月倒映萬川，再生發出别樣氣象，以“鐘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之勢圓滿了“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争誇天下壯”的雄渾。其時“江天無際，一舸中流”，長江之于南京，已成表裡，成為定義城市的标識所在。從《金陵古今圖考》的“曆代諸水”到《洪武京城圖志》的“京城山川”，長江界定了南京印象之西、北邊界，劃下了城市想象的廓限。至于康、乾南巡，“羽纛煥江山，彩仗耀雲日”“卻喜漲沙成綠野，煙村耕鑿久相安”，南京江面的盛世千帆與江岸的連田阡陌，确立了“陪都首善”的近代版本。及至世紀之交，南京被朱偰稱作“居長江流域之沃野，控沿海七省之腰膂”“龍盤虎踞，負山帶江”，并在中山先生的升華下，成為“天工鐘毓”的“美善之地區”。

質言之，長江與南京屢仆屢起的城市地位相伴，在城市升沉的曆史演進間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長江之于南京，幾如長城之于中原一般，是文與質、内與外、正統與異端的分野。以軍事功能言，長江是南京最後、亦是最為倚重的防線。不論是280年的東吳還是1949年的民國，江防但破，降幡即出石頭。以政治象征言，長江是定都南京者的合法性來源，南方政權憑江自诩天限南北，願國祚綿延如滔滔東流之水。與諸般江城的“江穿城過”不同，長江在于南京，是拱衛，是邊界，是山環水抱之形勝與天險，成就了虎踞龍蟠之大勢。南宋周應合即有：“石頭在其西，三山在其西南，兩山可望而挹大江之水橫其前……自臨沂山以至三山圍繞于其左，直渎山以至石頭，溯江而上，屏蔽于右，此建邺之城郭也。玄武湖往其北，秦淮水繞其南，青溪蒙其東，大江環其西，此建邺天然之池也。形勢若此，帝王之宅宜哉。”

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繪圖

從“春水東流”到“天塹波瀾”：長江與南京文化氣質的互文

如果說南京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一席之地，那便是“金陵懷古”。當公元589年城市陷于亡國戰火、金粉六朝灰飛煙滅之際，便是文化意義上的南京被永遠定格之時。宇文所安即坦言，“較之對真正的金陵或是它那豐富的文學曆史的關切，我們的興趣更多地在于這座城市的一種情緒和一種詩的意象的構成，一種構成這座城市被看方式的地點、意象和言辭的表層之物。”由此，南京之城市形象與城市特質，很大程度上由群組的文化意象生成。

在南京衆多城市意象中，首先入人腦海者大抵不出台城、石頭城、烏衣巷；與此具象城市勝景并置，長江更似吟詠南京的起興之所。南京多山，登高遠眺者常有感懷，如練長江遂成詩人直抒蕩然胸臆的觸動。登牛首山者詠“萬壑争江勢，千峰繞白門”，踏清涼山時歎“萬裡長江天上來，石頭卻欲打江回”，在燕子矶頭高呼“江天忽無際，一舸在中流”，于幕府山絕頂感慨“江山開壯觀，風日澹清秋”。然極目遠望之後，曆史記憶亦于不知覺間與大江并流。元時徽州胡炳文遊鐘山，便先“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咫浪楫風帆，想數十裡遙矣”，而須臾之後，遂發“黃氣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之哀。此情此景之下由大江所調動者，多為謾嗟榮辱的慨歎：“長江，不管興亡，漫流盡英雄淚萬行。”

中古時代定都南京者雖平弱，卻文氣極郁，以深厚文化土壤滋養了經典的文學母題。唐人追六朝，宋人憶南唐，在煊赫與頹敗、繁盛與殘破的今昔交錯間，南京城市之厚重深沉氣質大抵定格。青蓮居士流連金陵，在石頭城邊聽空城潮打，“石頭巉岩如虎踞，淩波欲過滄江去”，滿眼卻是南朝文物芳華，“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晖”。半山園主登高極目，望“歸帆去棹殘陽裡”，心中卻念繁華競逐之往昔，耳邊響靡靡後庭遺曲。及至南宋江山再成半壁，長江東流滾滾之勢恰似無言嘲諷，惹英雄豪邁無處安放，雖則興亡滿目，亦隻得“把吳鈎看了，欄杆拍遍”，自歎“無人會，登臨意”。南京城市之命運，似乎冥冥之中，總是充滿了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哀愁。

在宋元沉寂四百年後，南京在十四世紀中葉兀地“上應天意”，首番成為統一王朝國都，讓見慣了興亡、習慣了偏安的城中百姓不知所措，甚或有些癫狂。長江也因之由浸滿落寞情緒的東逝之水煥然一新為霸成天下的乘龍大江。試看高啟所謂“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鐘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之氣勢，引得遠來朝鮮國使也發出了“誰道長江限南北，君王神武耀華夷”的感慨。甚或在那“有記無樓”的獅子山上，文士亦生發出“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的浪漫想象。無奈好景不上，伴随着永樂遷都，應天之地仍需順天之勢，雖尚有南都繁會，卻亦敵不過“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的輪回。

南京數百年間的沉浮沁滿城市的文化基因，亦鍛造了此間百姓獨到的人文素質。本地人常嬉笑自诩的“大蘿蔔”精神，依語境論，或褒為實在、豁達、不拘小節，或貶成粗糙、愚笨、有欠精明。長江見證了此一城市性格經年累月的漸成，滋養了金陵寓公的落地生根。李白于江上偶遇蓬池隐者，對月滿樽，趁酒高歌，“解我紫绮裘，且換金陵酒”，官場失意之時，亦将鳳去台空對悠悠江水，詠出“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高遠和逍遙。王安石上盡層樓，望“千裡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撫今追昔之際，是頓悟過眼雲煙的機鋒，“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杜慎卿甫一過江，徜徉雨花高崗，便于日色西斜之際感懷金陵“菜傭酒保”亦有“六朝煙水氣”。城市屢仆屢起的循環往複化成南京人集體心性間的淡然，是遍看雲卷雲舒後的灑脫，是參透人事古今的高妙。

南京秦淮河邊的孔廟

從“萬艘雲趨”到“肇域四海”：長江與南京區位交通的養成

南京處陂崗山丘之重圍，卻“绾毂兩畿，輻辏四海”，其淵源在于長江。周亮工《金陵覽古》贊南京“居東南之首，面京洛而揖嵩岱，納江漢而控瓯粵”，顧起元亦評論道：“南都則長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銮江瓜州，東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由東壩以通蘇、常，或由西壩以通宣、歙，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長江之于南京與外部世界的溝通、互動，效用可見一斑。

南京以下，江稱洋子，以寬廣遼闊名世，自中古時代即為商貿勃興之所，左思《吳都賦》有“輕輿按辔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語，曆曆可見江運之繁茂紛纭、器用萬端。及至明初，洪武皇帝大肆開江，刺激商貿。先是，太祖于城西江邊大作民房，并許“民能自造者”官鈔“每間二十錠”，爾後再造塌坊數十間，“商人至者裨悉貯貨其中，既納稅，從其自相貿易”，又建“座皆六楹，高基重檐，棟宇宏敞”十樓于此，大畜官妓以充之。以此，明初南京江運發達，沿江地段頗有發展。又據《洪武京城圖志》，濱江諸處貿易百貨互有區分，江東市“多聚客商船隻、米麥貨物”，六畜場“買賣馬牛騾驢豬羊雞”，草鞋峽則專“屯集筏木”，其地“為商賈百貨所聚”，地以“尺寸論”，人喚“小蘇州”。為免交通擁塞，明廷又開上新河、中新河、下新河，更利商貿。及至晚明，南京江面“萬艘雲趨，千廪積糧；貢琛浮舫，既富且強”，可見南都繁盛。

長江在于南京之區位意義，顯見于徽商行迹。《歙風俗禮教考》記寓居南京上新河岸之巨富徽商：“徽多木商，販自川廣，集于江甯之上河，資本非巨萬不可。”其移家上河者，皆“服食華侈，仿佛淮揚”。《複初集》有《楊老人草亭記》，叙明時楊姓徽商“起家萬金”，築亭江邊，盡享江山畫卷：“遠觀于江，猶觀于海也。天朗則水天一色，風則波滔洶湧，鷗鹭翔集，豚魚浮沒，帆樯往來，山川隐映，俨然一奇畫圖也。”徽商雲聚南京城西，幾成歲華勝景，夏仁虎記金陵之龍燈，“自上燈後，即遊街市，分二組：一軍營，一木商也。”而“徽州燈，皆上新河木客所為。”甘熙《白下瑣言》有：“歲四月初旬，出都天會三日，必出此燈，旗幟傘蓋，人物花卉鱗毛之屬，剪燈為之，五色十光，備極奇麗。合城士庶往觀，車馬填闉，燈火達旦，升平景象，不數笪橋。”此情此景比之今日上元燈會，毫無遜色。

除卻湖廣奇珍、蘇松百貨，長江尚溝通南京本土文化與域外文明。東吳康僧會浮海而來，備極禮遇，于城南長幹裡造建初大寺，是為江南佛寺之始。明初浡泥國王遠渡重洋，朝大明盛世，惜魂歸異域，歸葬牛首山陰。利瑪窦三訪南京，皆循江道，對焦竑、李贽講教，與雪浪洪恩談佛，于南京留天主聖迹、泰西學術，更張南京聲望于大千世界。然長江鍊接南京于五湖四海，豈始于此？東吳衛溫、諸葛直自南京江口遠航，浮海求夷洲，開台海往來之濫觞。鄭和于龍江制艨艟巨艦，七下西洋，造萬國賓服之盛況。一時之間，“華夷舸艦泊者樯林，上下者如織梭之迷江，遠浦沙汀，樂蓑翁之獨釣”。及至晚清，中英《南京條約》簽于下關江上，南京，這座利瑪窦眼中秀麗、雄偉足當稱雄的首善之都，自此拉開了了中國近代史的帷幕。

相較于九省通衢之武漢、三江合川之重慶，甚或是中江對蕪湖的定義，南京濱江卻不親江，近于江卻不盡用江，是曆史的慣性，亦是過往的遺憾。百餘年前，中山先生高倡立碼頭、興浦口，将南京通江達海之區位優勢定為天工佳境：“當夫長江流域東區富源得有正當開發之時，南京将來之發達，未可限量也。”今日南京，起國家新區于江右，駕長橋以通天塹，以磅礴氣勢正江城之名。辛醜牛年之初，南京都市圈正式出台，六朝古都終不再是江南邊地，而将以江為軸，憑水而立，新起兩江之雄勢。六朝金粉之地再煥新機，當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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