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鈎沉，田野求真
張 學 鋒①
我1962年11月2日（壬寅年十月初八）出生于南京市黃泥岡上的鼓樓醫院，今日已滿花甲。
我的祖籍是江蘇省丹陽縣南門外麥溪村，村東為三國孫吳時期開鑿的人工運河簡渎。北宋範仲淹次子純仁（字堯夫）贈麥救濟困頓文士石曼卿于此，曼卿因餘資建橋渡人，水曰麥溪，橋曰麥溪橋。靖康二年，開封城陷，曾知青、海二州刺史，時為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與徽、欽二宗同為金兵虜而北上，于白溝絕食而亡。其堂弟張叔千奉家人随高宗南渡，蔔居潤城之郊。建炎、紹興間，叔千公曆三品嘉議大夫、南道都總管、簽書樞密院事、紹興知府，谥“康懿”，是我三十代祖。南宋理宗時期，南遷五世孫千甯公将張氏本支遷至簡渎河麥溪橋西，村亦因橋為名，稱麥溪村。此後枝繁葉茂，宗族強盛，明嘉靖時合族已有八百餘丁，與同期南渡的嶽飛第三子嶽霖後裔所居培棠村、保護嶽霖南渡的貢祖文後裔所居柳茹村成鼎足之勢，雄踞丹陽南鄉及西南鄉。舊志家乘所見合族有進士十人、貢士八人、舉人十八人、鄉貢四十餘人、秀才百餘人。我幼時居第曰“敦叙堂”，堂前裡巷名“相門頭”，皆因此而來。
我兒時在麥溪村長大，7歲入宗祠改建的麥溪小學起蒙,8歲回南京父母身邊，入鹽倉橋多倫路小學上二年級，10歲随父母由南京遷往蘇州，安居養育巷古吳路西頭（唐宋龍興寺遺址），先後在水潭巷純一小學（由古純一道觀改建）、學士街第十八中學（由明王鏊三槐堂、清江蘇布政司改建）、孔府司前第十中學（由明稅監司及清蘇州織造府改建）接受基礎教育，1981年9月，以蘇州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績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考古專業。
本科階段，與冰涼的石器、陶片及捉摸不定的文明起源、類型學相比，自己對曆史時期的考古學更感興趣，覺得從曆史時期的考古學現象中更能體會到人的氣息和脈動。在蔣贊初先生的指導下以南朝帝陵出土磚印壁畫為題，在秦浩先生的指導下以唐代石窟寺為題，先後完成了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也正是在練習撰寫學術論文的過程中，深感曆史時期考古學與曆史文獻、曆史學研究的密切關系，因此，碩士研究生階段我選擇了中國古代史專業的唐史方向。碩士3年間，導師孟昭庚先生給我的學習任務就是校讀《資治通鑒》與《後漢書》以下十七史。但愚鈍如我者，臨近畢業才讀到南北朝時期。因此，與其說自己是唐史方向的研究生，不如說是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研究生。雖以《唐代災荒研究》獲得曆史學碩士學位，但深知自己對隋唐五代史料的了解遠遠不夠。
1988年6月獲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先在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任助教，1990年該室撤銷，我被歸入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進入上世紀90年代，在國家政策的鼓動下，攻讀博士學位在高校在職中青年教師中蔚然成風。在友人村尾進（日本天理大學教授）的介紹和幫助下，1993年春天來到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留學，這一呆就是八年。
當時的京大東洋史研究室，宮崎市定先生居家頤養天年，谷川道雄、竺沙雅章等先生已于數年前榮休，在職的有永田英正（先秦秦漢史、簡牍研究）、砺波護（隋唐史、日唐文化交流史）、杉山正明（蒙元史、内陸亞洲史）、夫馬進（明清史、朝鮮史）等四位教授。在各位先生的指導下，安靜讀書成為京都八年的主旋律。2001年初，以《魏晉租調制研究》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2001年春天，回到了闊别8年的母校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從學科建設的需要出發，将我安排在了考古學專業。1985年本科畢業離開考古學專業，現在再次回到考古學科，這個輪回花了16年！
雖生于耕讀之家，但家中藏書經太平天國、日軍侵華及“文革”而喪失殆盡，少時所見惟父親離家時所攜《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玉台新詠》及《文心雕龍》等數種線裝書，都是清末民初的版本，無甚珍奇。我自幼極不善于背誦，至今能完整背誦的古詩可能不超過10首，其中還包括發蒙初級階段的“鵝，鵝，鵝”。對這些書的認識，是通過練字實現的。在字帖稀少的年代，上述幾種古籍就成了家中的法帖，中學以後又臨了幾年《曹全碑》，因此，至今我都不會寫連筆的行草漢字。
最早對曆史産生興趣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當時我還在讀小學，有一天到黃鹂坊橋吳趨坊南口的南貨店去打醬油，看到施林巷北口的公廁外壁上貼滿了“批林批孔”的漫畫。對漫畫中“奴隸主貴族”這幾個字甚是不解。回家後查《新華字典》所附少數民族一覽表，沒有找到被叫做“貴族”的少數民族。詢問父親後才知道，“貴族”不是民族稱謂。幾天後，父親從單位借回中華書局标點本的《史記》給我看。當時看了些什麼現在大多記不起來了，隻記得漢高祖劉邦“隆準而龍顔”，暗地裡覺得他應該長得很醜。此後不久的一次雪天停課時，政治老師反抄着袖管用他那鄉音很重的蘇州話給我們講的“西門豹治邺”，令人如癡如醉。中學、高中階段的曆史老師魏更生、周笃行也都以其幽默的言語及人格的魅力，把我一步步吸引到了曆史學的門口。
本科階段的第一篇習作是大三上學期在蔣贊初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學年論文，是一篇關于南朝帝陵磚印壁畫的習作。那時除了按規範整理相關資料外，自己沒有任何想法，總覺得羅宗真、林樹中等先生把這些問題早已說透了。蔣先生隻是不溫不火地說了句“不要着急，慢慢積累”而已。大三下學期上秦浩老師的“隋唐考古”課時，似乎覺得有了點感悟。秦老師的教學特點是善于提問題，雖然今天看來很多問題當時秦老師自己也回答不了，但那麼多問題往那兒一放，就讓學生覺得還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今天看來，秦老師的“隋唐考古”課，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勵志教育。大四時在秦老師的指導下，以唐代石窟寺研究為題完成了畢業論文。當時的學年論文也好，畢業論文也好，今天看來稚拙畢現，但正是在這樣的訓練中，我決心報考中國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
雖然報考了研究生，但在當時的工作分配制度下，我已基本确定被派往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或蘇州博物館。我是非常想去杭州的。1974年，12歲的我陪祖母去上虞和餘姚之間的五夫看望在那兒服役的表叔時，對浙江山水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尤其後來在蘇州當地報紙上讀到了一篇《一夜漁火天堂間》的文章，對沿江南運河上下的蘇杭夜航船心向往之。因此，乘寒假期間去了趟杭州，在西湖邊環城西路上的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大門前伫立良久，心想再過幾個月我就要來報到上班了。春季開學後，考研成績發榜了，我竟然考上了。這是意料之外的事，因為那年考研的中國古代史題目太難了，一半沒做出來，最終成績也
不到60分，即使這樣，我還是過了總分線。浙江所去不了了，同班的朱瓊華去了。現在想來，如果當年去了浙江所，這一輩子可能就是挖良渚了，說不定在良渚申遺成功後也能被評個“最美浙江人”。
當時bevictor伟德官网的碩士生是由導師組來指導的，我的導師組由曆史系孟昭庚和中文系卞孝萱、高國藩這三位老師組成。導師孟昭庚先生是民國晚期進入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讀書的，後因病轉到曆史系并完成學業，多少帶有些那個時代的印記。在上世紀50年代以後的政治氛圍中，孟師述而不作，韓儒林先生譽其“非不能為也，是不為也”。我報考的專業方向雖是唐史，但孟師的教導卻是：要學好唐史，必先學習魏晉南北朝史；要學好魏晉南北朝史，必須從東漢曆史開始。當時甚是不解，但多年以後接觸到内藤湖南的中國曆史分期法并回憶起中國國内的所謂“魏晉封建論”時，深感孟師見解之高明，這也成為我到京都後與“京都學派”順利對接的契機。
卞孝萱先生更是著名的文史大家。從卞先生那兒，我感受到了文史不分家的傳統治學方法，更感受到了卞先生對學術研究的高漲熱情。高國藩先生講授敦煌民俗學，從高先生那兒初窺了敦煌學的門徑。正因為有這樣的導師組，我與同期及前後中文系的學子們也有了較多的交流，從他們那兒汲取不同學科的養分。跟孟、卞二師更屬忘年之交，以至于今天我還能講出較好的河南許昌方言和江蘇揚州方言。
讀研時對我影響較大的還有孟素卿先生。孟老師在“反右”後的百般艱辛之中，堅持不懈地研讀《後漢書》，終成一家之言。讀研期間選修孟老師的“《後漢書》導讀”課，在了解《後漢書》體例、史源的基本情況後，我選擇了逐條整理《後漢書》中與社會經濟有關的史料作為課程作業，以補《續漢書》未列《食貨志》的缺憾。孟老師對此十分贊賞，不僅給了高分，而且聽說在後來讨論留校任教人選時，還大聲主張：“不留小張留誰？”孟老師的這門課，對我今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選擇文獻整理及社會經濟學研究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留校工作後，在承擔“中國曆史文選”“曆史文獻學”等課程之餘，因本科專業情結及考古專業師資缺乏等原因，依然參與指導考古專業學生的田野實習工作，先後參與了安徽懷遠雙古堆（1989年）、江蘇鎮江花山灣古城（1991年）和鎮江鐵甕城（1992年）的發掘工作。總之，與田野發掘和考古學研究并沒有徹底絕緣。
1993年春天到京都大學第一次見到永田英正先生時，他告訴我為什麼會接受一位我這樣的自費留學生，就是因為看中了我本科階段是學考古的。永田先生是秦漢史大家，尤其是在簡牍的古文書學研究上，繼承森鹿三、藤枝晃、魯惟一等前輩學者的學術傳統，将基于居延漢簡的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及秦漢文書行政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永田先生對本科生的教育給了我極大的啟發。例如在講授商鞅變法時，隻是複印分發《史記·商君列傳》的相關内容，領着本科學生一字一句把它讀通、讀懂，然後請學生書面寫出自己對商鞅變法的理解。這裡，沒有知識或理念的灌輸，沒有教科書整理出來的所謂意義、影響，而是讓每個學生獨立自由地思考。我回南大後的本科生“中國曆史文選”“中國經濟史”以及悅讀經典（DIY）課堂上，采用的也是同樣的授課方式。永田先生給碩博士生開的課程看似是枯燥的，就是一條一條精讀出土簡牍。我随先生讀了五年簡牍，尚未入流的我（即使現在也未入流），除了傾耳靜聽外，未嘗發一言，但從中深刻體會到，僅将簡牍文字作為史料來用是遠遠不夠的，簡牍的書寫格式、筆迹異同、墨色濃淡等等，無一不是簡牍留給我們的原始信息。數年之後，社科院曆史所謝桂華先生組織翻譯“簡帛研究文庫”，永田先生指定我為其《居延漢簡研究》的譯者。譯稿出來後，先生感慨道：“如果把你的中文稿再次翻譯成日文的話，我的很多想法也許能表達得更加清晰！”
由于專業相近，砺波護先生是我學業上最直接的指導教師。砺波先生是全球屈指的隋唐史大家，但除此之外，他在日本史及佛教史的研究上造詣頗深。因此，從砺波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了什麼叫做學術視野的寬廣。在留學的最後兩年，我安排時間學習日本史、朝鮮史，并關注東亞世界的古代文化交流，即緣于與砺波先生的交往。砺波先生那段時間給碩博士生開設的課程是“基本史料研讀”和“中國中世文物資料研究”，八年間，講授内容從來沒有重複過，這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回校任教後，給研究生開的課也是這兩門，雖然達不到砺波先生那樣的高度，但堅持不講或原則上不講重複的内容，則一直是我堅持的理念。這促使我必須不斷地關注最新的考古資料，不斷地發現新課題，與研究生們共同讨論，聽取意見，促使觀點日趨成熟，最終完成論文的寫作。
杉山正明先生是内陸亞細亞研究的大家，夫馬進先生是中國明清史研究的大家，雖然專業相距較遠，但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一個學者在學術征途上的不懈努力。今天在國内學術界成為話題的“内亞視野”“從周邊看中國”甚至“新清史”等視角甚至争論，其實在國際學術界都不是問題。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就是長年受杉山先生學術影響的結果。夫馬先生以《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一書獲得日本學士院獎和天皇獎，在翻譯這部著作的過程中，我對中國的近世社會，即宋元明清的曆史面貌有了較深的理解。
京都八年，對我影響最大的或許是谷川道雄先生。我去京都時，谷川先生已從京大退休，但依然在龍谷大學任教。谷川先生租用的個人研究室就在京大附近，每月一次，魏晉隋唐史的同好者都會聚集到谷川研究室參加“六朝史研究會”（Lの會），在谷川先生的指導下通過各自宣讀論文提綱的形式研習中古史，我前後參加了7年。衆所周知，谷川先生與川勝義雄先生提倡的“豪族共同體”（以教養豪族為中心形成的共同體）是理解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尤其是社會史的一個切入點，但這個學說同時也遭遇了各種批評。批評者中既有中國大陸學者，也有日本本國學者，晚年的谷川先生也經常表示困惑，想找出自己的學說遭受批評的理由。我覺得，作為一種方法論，猶如竹内好提倡的“作為方法的亞細亞”一樣，是觀察問題的一種視角，而不是什麼“理論”，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對作為方法的“豪族共同體”學說，我是非常理解的，猶如理解“貴族制社會”“唐宋變革論”一樣。也許，成長在丹陽縣南門外麥溪村相門頭敦叙堂的我，更能夠理解傳統鄉村“豪族”的教養性、自律性及其在地域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從事專業閱讀以來，有三部著作在我的認識論上産生過重大影響。第一部是馬長壽先生的《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這部分量極小的單行本，讓我認識到了在曆史研究領域，傳世文獻之外還存在着大量可資利用的實物資料，曆代正史或官方史料并不關注的問題，很多能夠在這些資料中窺知一斑。在其影響下，自己對曆史問題的關注點也不自覺地偏離了傳統的政治制度史，更多地集中到了地域或社會方面。
第二部是河原正博先生的《漢民族華南開發史研究》。這部并不著名的著作，闡述了中原文明随着中原漢人一步步深入華南地區的幾個側面。書中的論述，讓我聯想到了川勝義雄先生在《六朝初期的貴族制與封建社會》一文中提到的“美國西部片”這個比喻，打開了我對曆史上南方地區與中原地區日趨均質化過程的認識窗口，更深刻地感悟到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曆程。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才有信心對素有聚訟之府之稱的西晉“戶調之式”文本展開了探讨。今天，我們在研究裡耶秦簡、郴州晉簡等出土文獻甚至俯瞰中國南方的曆史演進時，依然離不開河原先生在書中向我們提示的觀點和方法。
第三部就是谷川先生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對紛繁複雜的魏晉十六國北朝社會的解讀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以教養豪族為中心形成的共同體”（豪族共同體）這個學說，不乏是其中比較有效的一種方法。很多批評意見似乎沒有顧及到“豪族共同體”基于魏晉十六國北朝黃河中下遊地區這一時空立場，用其他地區或不同時代的史料來加以評論，從而得出了“寄生貴族”等不同意見。這猶如用江漢地區或長城沿線的史料及馬王堆出土的文獻來批駁宮崎市定的“都市國家”學說一樣，未得要領。晚年的谷川先生将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三卷本的漢譯任務交給了我，覺得我或許能夠真正理解宮崎市定乃至“京都學派”的真實想法。經十年的努力，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中譯本終于面世，三卷，總1432頁，129萬字。
1988年6月我留校任教時，正值孟師榮休之際，對剛踏上教學科研崗位的我，孟師僅有一言：“教好書，寫好論文！”在此後幾十年的教研生涯中，我基本上在踐行着恩師的這一教誨。
出國留學以前，我主要承擔中國古代史方向本科生的“中國曆史文選”“中國曆史文獻學”這兩門課程，同時指導考古專業本科生田野實習。2001年留學回校後，繼續承擔本科生的教學工作。為考古學科的本科生開設“隋唐考古”“曆史文選”，與同事範金民、馬俊亞兩位老師共同為曆史專業的本科生開設“中國經濟史”，先後為本科生自主的悅讀書社DIY課程開設了“《史記·貨殖列傳》研讀”“《史記·吳太伯世家》研讀”“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史料選讀”等課，課程宗旨都在指導本科學生研讀曆史文獻和考古出土資料。課程之外，每年指導考古學及古代史學科的本科生畢業論文。本科生的課重在專業基礎訓練，考古課程中使用的資料圖片，大多都是自己考察所獲，每年堅持的現場教學實習以及個人藏書中較多的國外資料，也為開闊本科生的視野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也許是因為教學效果良好，2019年、2021年兩次被本科生評為“我最喜愛的老師”，2020年被學校授予“趙世良講座教授”及“師德先進個人”榮譽稱号，2022年第三次被評為“我最喜愛的老師”，由此被學校授予了“恒星獎”。
回校工作後的次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中國考古學漢唐考古方向。也曾一度在中國古代史方向招收碩士研究生，但在強調學科專業的氛圍下一時停招。政策是多變的，近年又開始強調學科專業的交叉與交融，因此我再次被安排在中國古代史學科招收碩博士研究生。自己獨立開設的研究生課程有考古學科的“漢唐文物資料研究”“漢唐史料學”（碩士生課程）、“中國中古文物資料研究”“中國中古基礎史料研讀”（博士生課程），與其他導師共同開設的曆史學科課程有“中國古代史研究理論與方法”（中古史碩士生課程）、“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古史博士生課程）、“考古學研究專題”（考古學博士生課程）。迄今已指導碩士生62人、博士生27人、博士後1人、留學生4人，共計94人。或許也是因為教學指導效果良好，願做年輕人的忘年之友，2019年被研究生評為“我最喜愛的生涯導師”。
由于自己的求學過程經曆了從考古學到中國古代史學，又從中國史學趨向了更加廣闊的東洋史學，回南大後又回到了考古學科，因此，在被問及自己的專業方向及專業研究時，總覺得用一個既有的名詞似乎難以答複。平心而論，自己最熟悉的方向是魏晉南北朝史，其次是隋唐史，回歸考古以後，身份或崗位上的方向又是“考古學”，于是就有了“漢唐考古與曆史研究”這樣一個自創的方向，對自己的專業要求或定位是：能夠運用田野發掘過程中的考古學現象及出土遺物來研究曆史，讓沒有文字的出土遺物也能成為史料，同時希望在深厚的曆史學背景下去探讨考古資料。
從研究生畢業留校工作後最初參與楊燕起、高國抗先生主編《中國曆史文獻學》的1989年開始，到2021年底，30餘年間的研究業績（不管好醜）詳見文末所附《個人著述目錄》。
從《個人著述目錄》中不難發現，我的研究生涯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1988年留校任教到2001年回校任教這12年。當時由于身在古代史學科及東洋史學科，因此，成果以文獻史學為主。從孟素卿老師的“《後漢書》導讀”課堂作業開始，我便對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産生了興趣，當然上世紀80年代也是社會經濟史學相對比較時髦的時期。留校任教後，在洪家義老師的推薦下參與了由唐嘉弘先生主持的《中國古代典章制度大辭典》的編寫工作，我承擔了其中與唐五代财政經濟制度有關的180餘個詞條的撰寫工作。這部工具書今天看來并不太理想，自己撰寫的條目問題也不少，但這項工作對我的學術成長來說非常重要，讓我有機會仔細翻閱了唐五代的基本史料，補上了碩士階段“唐史”研究生專業學習的不足，也為今後繼續從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赴日留學後，依然以中古時期的社會經濟問題為課題。我在京都大學生活學習了8年，在圖書館、資料室坐了5年冷闆凳，沒有發表一篇論文，5年以後才陸續撰文發表。我的閱讀地點主要在京大文學部資料室。文學部資料室按學科分為A—G共7個書庫，數年間，我徜徉在各書庫之間，除主要閱讀東洋史學、考古學、日本史學的藏書外，其他書庫及各教授退休後整體捐贈的特藏庫中的幾乎每一本書，我至少都用右手的食指點觸過。因此，自己想讀的書在第幾書庫第幾排，心裡大緻都是有數的。
求學階段的讀書生活給我留下的最寶貴的經驗是：一定要精讀幾種前人的著作。在南大求學期間，雖然也精讀過部分漢唐史料，但卻無暇精讀前人著述，真正開始精讀是到了京大以後。精讀的第一種書是大川富士夫的《六朝江南的豪族社會》，該書1987年出版，篇幅近400頁，精讀過程費時一年。書中引用的每一條史料都找出原書來核實，引用的每一篇前人著述，必須找出來閱讀，出現的每一個人名、地名必須對之了解，加上日語單詞、語法、慣用法，每一項力争做到無死角。雖然看起來隻讀了一本書，但涉獵到的曆史文獻和前人著述卻不下百種，而且還基本掌握了日文的學術寫作。更重要的是，《六朝江南的豪族社會》精讀完後，這部書已不再是大川富士夫的“專”著了，它也成了“我”的書。
1998年後，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史林》（京都）、《東洋史研究》（京都）、《古代文化》（京都）、《中國史研究》（大邱）、《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中國史研究》（北京）、《江海學刊》南京）等海内外學術期刊上發表了《戰國秦漢時期的大小畝制新證》《曹魏租調制度につての一考察 —特にその租額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西晉の占田、課田、租調制の再檢討》《論東晉的度田稅米制》《西晉諸侯分食制度考實》《九品相通：再論魏晉時期的戶調》等多篇長文，這些論文構成了我申請博士學位論文《魏晉租調制研究》的骨幹。學位論文主審官砺波護先生在評語中稱：“各章緊密關聯，郁然自成體系。”
第二階段是2001年回校工作至今。在由曆史學回歸考古學的頭幾年，因不自信而産生的焦慮不言而喻。為盡快培養對出土資料的感情，首先選擇了相對近親的出土文字資料入手，撰寫的第一篇論文是《讀西安出土唐姚無陂墓志》。以後，碑志研究亦成為自己以及所指導研究生的一個方向，《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志研究》《南京象山東晉王氏家族墓志研究》等篇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撰成的。關于出土墓志的研究，如果說姚無陂墓志研究還止于單篇墓志的考釋，那麼，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志和南京司家山謝氏家族墓志的研究，已經開始成組地利用墓志了，這得益于永田英正先生居延漢簡研究中積累的經驗和方法，《墓志所見北朝的民族融合——以北魏司馬金龍家族墓志為線索》一文，則可作為我目前基于墓志展開曆史叙述所能達到的水平。
此後，逐步跨入了考古學的主要内容即城址與墓葬的研究。《六朝建康城的研究、發掘與複原》是關于六朝都城建康城遺址的研究，該文在學界産生過較大的影響，在國内及日本、韓國多所大學與研究機構就該題展開讨論或演講，後經小尾孝夫以《六朝建康城の研究 —発掘と復原—》為題譯成日文，刊載于《山形大學歴史·地理·人類學論集》，後又被收入新宮學編《近世東アジア比較都市史の諸相》，以至于今日我被東亞學術界視為六朝都城研究的前沿學者。《論南京鐘山南朝壇類建築遺存的性質》《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墓主身份研究》兩篇，是關于建築遺存和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以上三篇分别代表了我自己目前對城市遺址、建築遺存及遺墓葬出土器物研究所能達到的水平。
尤其是在中古都城的問題上，《所謂“中世紀都城”——以東晉南朝建康城為中心》，在六朝建康都城複原研究的基礎上，全面思考中國中古時期從曹魏邺北城、魏晉洛陽城，經東晉南朝建康城、北魏洛陽城、東魏北齊邺南城，到隋唐長安城這一系列都城在規劃設計上的共性及時代背景，提出了這一時期的都城既有别于先秦秦漢的“多宮制”，又不同于宋元以後的近世街市制，充分體現了中國中古時期相對濃厚的中世紀特征特征，提出了“中世紀都城”這個命題。這個命題，現已被多數三國—隋唐考古工作者所接受。在後續撰寫的《“近世都城”的出發——以南唐金陵城為例》一文中，簡要叙述了“中世紀都城”向“近世都城”演變的軌迹。
近10年來，我已基本突破了所謂的專業方向的束縛，對曆史學、考古學、文獻學、文化交流史學等學科内容展開綜合考察，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利用文物考古資料展開早期東亞文明的研究。
關于江蘇連雲港地區土墩石室遺存，讀本科時秦浩老師就有所提及，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在資料整合及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最早成文的報告，是提交給2010年12月舉辦的“東亞土墩遺存國際學術研讨會”（南京）的參會論文，後經增訂，以《江蘇連雲港“土墩石室”遺存性質刍議——特别是其與新羅移民的關系》為題，刊發于《東南文化》2011年第4期。作為該文的基礎研究之一，此前曾撰《圓仁〈入唐記〉所見晚唐新羅移民在江蘇地域的活動》，對《入唐記》所見新羅移民在江蘇境内的活動進行了梳理，刊發于《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江蘇連雲港“土墩石室”遺存性質刍議》一文刊發後，随即被譯成朝鮮語文，刊發于韓國财團法人湖南文化财研究院編《湖南文化财研究》第11輯。朝鮮語文稿刊發後，引起韓國學界的關注。國立忠南大學樸淳發先生在《百濟研究》上撰文，贊同拙稿所倡觀點的同時，也對“新羅移民”的内涵提出了疑議。為回應樸淳發先生的疑議，在連雲港市文物部門對土墩石室遺存展開更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并公布新資料的基礎上，筆者再次撰文《“百濟遺民”還是“新羅移民”？——連雲港土墩石室墓墓主群體身份的再辨析》，參加2018年4月浙江大學舉辦的“文明交往的意義——以‘一帶一路’為中心的曆史與現實思考高層論壇”，論文刊發于該校“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編《絲路文明》第三輯。文稿刊出後，韓國公州大學徐呈錫教授譯成朝鮮語文，刊于韓國公州大學百濟文化研究所《百濟文化》第60輯。
目前，連雲港地區的這批土墩石室遺存作為唐代新羅移民的墓葬，被列入該市文物保護單位，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迹點，也成為連雲港市建設“一帶一路”文化工程的重要内容。
此外，關于朝鮮半島及東亞古代曆史文化與交流，筆者尚撰有《四-五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東晉南朝——中國側の史料を中心として——》（增訂中文稿《四至五世紀東亞世界的形成與東晉南朝》刊于《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英文稿The Formation of East Asian World during 4th and 5th Centuries:A Study Based on Chinese Sourc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ume 5.Number 4.December 2010年）、《“卑離”“夫裡”그리고“buri”—馬韓早期社會의 百越文化요소검토—》（《전남지역 마한 제국의 사회 성격과 백제》[全南地區馬韓諸國的社會性質與百濟]，首爾：學研文化社，2014年。增訂中文稿《“卑離”“夫裡”與“buri”》刊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中國中古史研究》第5卷）、《從“狗邪”到“加羅”》（《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二集）等，以上數篇，基本構成了我對早期東亞世界的初步認識。
二、基于考古資料的中古都城空間與葬地的研究
都城空間與“都城圈”是近年國際學術界廣泛關注的課題，我最早的成果是2014年12月初中村圭爾先生主持“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都城‘都城圈’社會的地域史研究”項目國際學術研讨會上提交的《六朝建康都城圈的東方——以破岡渎的探讨為中心》（成稿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此後我在承擔日本學術振興會平成27年度基礎研究“政治、社會比較視野下的東亞都城與葬地綜合研究”項目的部分課題時，對六朝建康的都市空間與葬地問題展開了階段性研究，積累了一些認識，同時也閱讀到了更多相關的論文，因此編集了《“都城圈”與“都城圈社會”研究文集——以六朝建康為中心》，作為bevictor伟德官网六朝研究所書系·乙種論集·第壹号，2021年由bevictor伟德官网出版社出版發行。《文集》收錄中日學者相關論文16篇，以六朝建康城為中心，為理解和讨論“都城圈”與“都城圈社會”提供了新的視角。
與六朝都城空間為中心展開的相關研究尚集中在城市空間與葬地的研究上。作為作為日本東亞比較都城史研究項目的成果，先後撰有《吳나라 수도 建業의 都城 공간과 葬地》（忠南大學百濟研究所編《百濟研究》第65輯，2017年2月。增訂中文稿以《吳都建業的都城空間與葬地》為題，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孫吳、東晉的都城空間與葬地》《中古中國的都市與社會》，中西書局，2019年）、《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間與葬地》（《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為迎接bevictor伟德官网120周年華誕，不久前bevictor伟德官网讓每位教師提供兩篇代表作，計劃編集成冊為母校獻禮。我提交的就上上述兩個領域的論文，一是連雲港“土墩石室”，一是都城空間與葬地，這或許是我為數不多拿得出手的研究業績。
自然年齡是很奇妙的，在望六臨退的這兩年，再也沒了太多的學術熱情，最終以《唐陵蕃酋像、蕃酋殿所處位置的考察》（《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一文告慰已故恩師：自己曾經是唐史方向的研究生。此外，工作上隻是想督課諸生，日常裡隻是想安靜地讀些書。
點校古籍是樂趣，在讀書班輪讀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建康實錄》（線裝一函八冊，南京出版社，2019年。“bevictor伟德官网六朝研究所書系”[丁種·資料]第壹号；平裝，“文學之都經典文庫”叢書，南京出版社，2020年。）近期又點校了《六朝故城圖考》（南京出版社，2022年），當下正在點校整理八十三卷本的康熙《蘇州府志》，用以檢驗自己的學術積累程度。
社會服務上，更多地是為各博物館的特展做些講座，寫些娛己娛人的普及性的小文，如《西風東漸——大視野下的早期東西文明交流》（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展”）、《從吳文化到江南文化》（蘇州博物館講座、吳中博物館圖錄）、《白太守的蘇州一年》（吳中博物館講座）、《南朝瑰寶——齊梁帝王陵墓石刻》（bevictor伟德官网博物館）、《上書房行走：走進張學鋒教授的書房》（bevictor伟德官网圖書館公衆号，後以《京都原來是秘方》為題，載程章燦、史梅編《書房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東都洛陽的江南趣味》（中國大運河博物館編：《中茲神州——絢爛的唐代洛陽城》，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年。）《百千家似圍棋局 十二街如種菜畦——長安人的生活空間與生存環境》（吳中博物館編《長安——考古所見唐代生活與藝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等。近期完稿的《啞巴的故事》及《有土野人的故事》兩篇，則是上年紀後對兒時見聞的記錄，自選随筆集《麥舟的朋友圈》的出版（山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更是閑适初老生活的象征。
當下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亦為量化的考核數據所綁架，發文看數量，期刊看等級，優秀與否看被引率，總之，學問似乎都是在為他人而做，無一不需要獲得有關方的認可。刻薄一點說，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異化成了獲取名利的手段。我深知自己能力不足，性格有缺陷，早已将這些非學術的量化因素置之腦後，因此，我不知道現有的評價體系将我的研究業績定位在一個什麼樣的層次。其實，這并不是我必須關心的事。
在評價體系相對學術化的日本，我用日文發表的5篇論文，即《曹魏租調制度についての一考察——特にその租額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西晉の占田・課田・租調制の再検討》、《東晉の哀帝——哀帝を通してみた東晉前·中期の政治と社會》、《六朝建康城の研究─発掘と復原─》、《墓誌から見た中國北朝時代の民族融合》，均被“論說資料保存會”編集的《中國關系論說資料》分别收入第41、42、43、54、57号，作為重要論文永久保存。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人文學科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國家級重大課題、省部級以上獎項更是重中之重，課題的多少，課題的等級，獲取經費的多寡，标志性成果的有無，俨然成為評判高校教師優劣的最重要标準。我深知自己完全沒有學術組織能力，無法組成自己的團隊來申請重大課題，這一點我讓學校和院系失望了。我的特長在于做好自己的每件事，做不了“首席”，成不了“領軍”。就像最近一篇很火的文章所說的那樣：學術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行政圈定的“領軍人物”，隻需要正常寬松的學術環境和自由獨立的學人。我追求的是學術自由，不願為各種課題所累。但若自己真有興趣，也會參與一些課題的合作研究，承擔部分子課題的研究人物，如“江南地域文化的曆史演進”（全國社科重大招标項目）、“倭五王與五世紀的東亞世界”（日本文部科學省項目）、“古代東亞都城空間與葬地”（日本學術振興會項目）、“中日文化交流史”（全國社科項目）、“東亞古代都城與都市網的宗教空間” （日本學術振興會項目）等，力争保質保量完成任務。
在各種量化指标的要求下，太多的高等院校幾近瘋狂，古典一點說就是“其政也察察”。母校bevictor伟德官网，雖難免有“察察”之名，其實少有“察察”之實，寬宏大量，留下空間，以至于我今天還能在教授、博導的崗位上呆着，這充分顯示了這座百年老校應有的風度。感謝南大！
在bevictor伟德官网的日常教學科研工作之外，适量參加一些學術團體、其他高校與學術機構及社會志願者的服務工作。以下以報流水賬的形式給自己的花甲述懷打上句号。
曾任日本德島大學、京都大學客座教授。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唐史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三國—隋唐考古專業委員會委員、bevictor伟德官网六朝研究所副所長、江蘇省六朝史學會常務副會長、日本東洋史學會會員、韓國中國史學會會員、南京市博物總館理事會理事、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專業委員會委員、蘇州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委員、吳中博物館·蘇州吳文化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委員。
2022年11月2日
張學鋒 修訂于
潮打空城舊處 石城籬門西下
①作者系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