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上午，我們來到了孫應祥教授和王淑良教授夫婦家中，二老早早地在桌邊擺好了椅子、燒好了水等待我們。吃着橘子，喝着熱氣騰騰的茶水，他們講起了過去的故事。
回憶起自己求學的經曆，孫教授談及安徽省委對他的巨大幫助：當時不像現在有很多的考點，隻有很遠的蚌埠有考點，幸好當時省委組織了車輛送學生過去考試，路上花費了兩天，他們才參加了高考，回來則又是兩天的路程。開學前，當孫教授在火車站準備買票去南京時，窗口工作人員告訴他，省委已經幫考上大學的學生買好火車票了。
1953年入學南大後，由于表現優秀，孫教授在1955年入了黨，并一直堅持跟黨走。“就像鄧小平說的‘摸着石頭過河’。”孫教授回憶到國家建設初期的艱難，“當時大家都知道國家很艱難，學生、老師和教授都沒有怨言。我每個月有30斤的糧票，黨員帶頭分2斤出去，還要分2斤幫助女生。”然而，26斤的糧食是無法讓人吃飽的。饑餓讓孫教授的腿和兩頰都浮腫了起來，“如果浮腫到腰，那就完了”。但即使在這樣都情況下，大家也沒有耽誤學業，而是認真上課，積極投身到勞動建設。“當時我們想法都很簡單，就是好好學習。”為了解決學校的糧食問題，孫教授當年曾經帶領同學前往栖霞山墾田開荒，來回都隻能靠走路。也因長時間彎腰揮動鋤頭而留下了很重的腰傷，現在不得不拄拐行走。
“跟黨走是肯定的。”孫教授強調。1949年時，十四五歲的他就深刻體驗到了國民黨和共産黨的不同：國民黨非常腐敗，搜刮百姓的錢财，而共産黨是真正在為百姓考慮、為百姓做事的。那時孫教授就下定決心：“無論入不入黨，都一定會跟黨走。”
“同時也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王淑良教授補充道。兩位教授都曾從事黨委的工作。在工作上，他們認真查看每一位同志的材料、學習黨的文件，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開展工作。
二老拿出了自己的專著供我們翻閱。在舊版的《嚴複年譜》上，有老師大量而清晰的圈點勾畫，還有裁剪整齊的紙以及二老工工整整的字迹補上的新的材料，細心地貼在書頁邊緣的空白處、小心地折疊在書中，幾乎每一頁都夾有用于表明進行了修改的紙條，由此才有了福建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嚴複年譜》。
當我們問及當年獲取史料的曆程時，孫教授說确實很不容易，跑了好幾趟北京，每天泡在檔案館中，他在散亂成堆的資料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史料。每天早上買兩個燒餅，中午就在檔案館用開水泡燒餅吃。他的認真和努力打動了管理員，最終讓他看到了由嚴複後人捐贈的嚴複日記，接觸到了之前未曾見過的很多材料。《嚴複年譜》出版後，在海外的嚴複後人非常感動。“其中有很多的事情他們都不知道呢。”孫教授說。
兩位教授感慨萬千，在黨的帶領下，現在的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變，已經不再是以前收窮挨餓的時代了。作為有着六十多年黨齡的耄耋老人，兩位老教授現在仍然會關注國内外新聞，每天都會看電視，了解時事新聞。同時兩位教授寄語青年黨員，要在政治上靠攏黨，更要提高自己的學業水平。王教授說：“隻有政治上行，學業上不行也是不行的。自己的學業要搞好，學業搞好了，做什麼事不容易呢？”确實如此，我們不僅要有高的政治素養，同時還要有較高的學術素養、工作能力。
桐絮翻飛、茶香袅袅，在與老黨員、老教授的交談中，我們看到了老一輩黨員堅定的信仰、艱苦奮鬥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品質，也看到了做曆史研究那種“坐得冷闆凳”的認真與努力、決心與韌性。值此建黨百年之際，作為青年黨員和曆史學子，我們不應忘了前輩們的筚路藍縷，而更應該堅定信仰，學習他們的精神品質，做好新時代的接班人和建設者。
文編：譚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