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咄咄逼人了嗎？西方隻是更習慣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吳士存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
來源：觀察者網
2021-06-25 07:18:27
導讀
“為什麼中國不接受‘南海仲裁案’？”“中國現在的軍事崛起對西方造成壓力了嗎？”“中國認為西方在牽制自己的發展嗎？” 這些是法國電視一台記者在專訪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時提出的問題。如果單看這些問題，外界多半會認為是中國在“咄咄逼人”，但事實是，6月中旬，美國裡根号航母剛剛離開南海，英國航母率領艦隊正沖南海而來，美國的軍費開支大約是中國的4倍…… 在專訪中，吳士存還指出，西方本質上不接受或者仍然不适應一個非西方國家的崛起，這種心态會變得越來越極端。中國人民對國家軍事力量發展持理性、擁護、支持、自豪的态度，絕對不是中國的“軍事崛起”給西方造成了壓力。 以下為采訪内容，觀察者網已獲授權全網首發。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南海研究院新聞中心供圖）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西方近年來在亞太地區事務（尤其是南海事務）上的态度和舉措？
吳士存：首先這裡講的西方是指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方面的差距加速縮小。在此背景下，美國2011年提出“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2017年進一步發展成為“印太戰略”。無論是亞太戰略還是印太戰略，本質上都是将矛頭對準中國的，都是為了牽制或遏制中國的發展。
有東南亞學者研究認為，中美在南海的較量實質上就是兩個大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内展開地緣政治競争的縮影，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戰略意圖也因應了上述判斷。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從2018年開始不定期出台有關中美在南海和東海競争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美國在南海的宏觀戰略目标主要是維護并加強美國所主導的西太平洋安全構架，維護有利于美國與盟國及夥伴國的地區實力分配，防範中國成為東亞地區霸主。與此同時，美國南海政策的轉折點也從2010年開始由原先的“有限介入”轉變為“積極介入”。
西方對亞太地區事務的态度和舉措有針對中國的一面，但本質上是西方不接受或者仍然不适應一個非西方國家的崛起，這種心态随着中國與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實力差距的縮小會變得越來越極端。其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取向就是例證。
記者：您覺得中國現在的軍事崛起對西方造成壓力了嗎？
吳士存：所謂的“軍事崛起”，應該就是中國軍力力量伴随着綜合國力的增強而相應提升的過程。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問題，絕對不是中國的“軍事崛起”給西方造成了壓力，而是西方習慣了一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中國，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感到“不舒服、不适應”。
事實上，從世界曆史發展及當前國際體系演變趨勢來看，中國适度發展軍事力量不僅有其内在必然邏輯而且十分必要。
一方面，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種方式将經濟實力轉化成為軍事力量。從15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發展表明，任何一個國家，伴随着經濟活動走向世界和利益在全球範圍内延伸，其軍事力量必然會跟着“走出去”。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表明，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經濟基礎。
另一方面，從全球化發展的曆史經緯來看，全球化程度越高，對全球性公共産品的需求就越迫切，這包括海上航道安全及人、财、物免于恐怖主義的威脅等等。小國可以“搭便車”，依賴大國提供公共服務，但大國必須擔負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務的責任。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理應成為一個能夠提供全球公共服務的負責任大國。
2021年6月14日北約峰會，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不與中國進行新冷戰” 視頻截圖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
吳士存：美國在近幾年中國軍力報告中反複提及，中國軍力力量在某些領域開始超越美國，對雙方不斷縮小的差距表現出焦慮。事實上，中國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
軍費投入是衡量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國際社會觀察中國軍力發展的風向标。其實，中國國防預算還處于補兩本“曆史舊賬”的階段。
一方面，中國的軍費開支起點相對較低，即使保持較高增長率，占國家GDP總額的比例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依然不能滿足維護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中國今天保持軍費穩定增長的重要意義在于滿足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的需要，并力争達到世界軍費投入的平均水平。
2018年中國國防預算為11069.51億元人民币，首次突破萬億大關。與此同時，國際社會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質疑聲音，“中國軍事威脅論”亦開始浮出水面。一個西方世界故意視而不見的事實是：中國的軍費開支占當年GDP總額的比例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與美國的差距也非常大。就以2018年為例吧，當年美國軍費開支達到6430億美元，接近中國的4倍。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21年4月26日發布的報告，美國軍費開支比2019年增長4.4%，達到7780億美元，占全球軍費總支出的39％，大約是中國的4倍和俄羅斯的12倍。拜登政府已經在今年4月向國會提交了2022年的國防預算，總額高達7500億美元。但令人擔憂的是，共和黨已經對拜登政府僅有小幅度增加軍費投入表示不滿，認為此舉将削弱美國軍隊對中國的競争。
因此，用中美兩國的軍費投入作比較也是不科學的，美國在海外擁有日本、韓國及北約國家等盟友作為重要的軍費來源補充，實際軍費投入遠不止國防預算一項。
另一方面，中美兩國軍事力量發展處于不同階段，中國軍工産業起步晚，加上面對西方的技術封鎖，中國需要對軍事科技基礎和前沿研究投入更多人力、财力、物力。同樣，和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需要武器裝備的更新升級，需要對軍隊官兵進行訓練以提高實戰能力。2021年中國國防預算增長6.8%，主要用于：一是按照軍隊建設“十四五”規劃布局，保障一些重大工程和重點項目正常啟動實施；二是加快武器的研發和更新換代的速度，推進武器裝備現代化建設，趕超國際水平；三是加快推進軍事訓練轉型，構建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改進和完善訓練保障條件，培養新型複合現代化軍事需要的高科技人才；四是改善官兵生活福利待遇，服務軍隊基層建設。因此，我認為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屬于帶有不可避免色彩的正常發展，西方不必為此大驚小怪或驚慌失措。
記者：您認為中國人民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有什麼感覺？
吳士存：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不希望看到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衛自己的國家，因為軍事力量的崛起是國力強盛和民族興旺的重要标志。
中國人民對國家軍事力量發展持理性、擁護、支持、自豪的态度，這從國産航母入列、殲20隐形戰鬥機試飛成功、2019年國慶閱兵式國内民衆的反映，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經曆百年屈辱史，尤其是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記憶猶新的中國人民迫切希望國家能擁有一支能保家衛國、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保駕護航的強大軍隊，同時也希望強大的中國軍隊能為世界和平及各國人民免遭威脅、恐懼和戰火蹂躏貢獻自身的力量。
記者：為什麼中國不接受“南海仲裁案”？
吳士存：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事實上是美國導演、日本配合、菲律賓當演員的一出旨在全盤否定中國在南海權利和主張的政治“鬧劇”。美國在背後為菲律賓提供有經驗的律師團隊等各方面的支持，而日本則通過其前駐美國大使柳井俊二擔任聯合國海洋法庭庭長一職配合美國，挑選會支持菲律賓訴求的仲裁員，以組成一個能按美日意圖行事的仲裁庭。
中國對“南海仲裁案”的“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的立場，是依據國際法規則做出的正确決定。
第一，中菲兩國南海争議的本質是圍繞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領土歸屬争議和海域劃界争議，菲律賓所提訴求明顯不屬于《公約》的調整和規範的事項，仲裁庭對此沒有管轄權。然而，仲裁庭卻對菲律賓故意将其訴求“包裝”成關于《公約》解釋與适用的争議不僅視而不見，而且恣意擴權和濫權，對與領土主權歸屬和劃界密不可分的島礁地位問題進行任意裁決。從而造成了判定中菲争議島礁主權歸屬和海域劃界的實際後果。
第二，中菲兩國之間已經約定通過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兩國間的南海争議，排除了訴諸第三方機制解決争議的可能，因此，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一節的規定，仲裁庭行使管轄權的先決條件不成立。
第三，中國政府已于2006年根據《公約》第298條所賦予締約國的權利，将有關海洋劃界、曆史性海灣和所有權、軍事和執法活動等有關的争端作出了排除強制仲裁程序的聲明。
第四，仲裁裁決的荒唐性、對南海和平穩定的負面影響，以及法律适用和證據采信方面的瑕疵，随着時間的推移已暴露無遺。
第五，裁決全盤否定了中國在南海的權利和主張。例如，裁決認為斷續線（九段線）不合法、黃岩島及南沙群島的海洋地物均不能主張專屬經濟區、南沙群島不能作為整體主張海洋權利、中國在南海的資源開發曆史性權利沒有法律依據等等。仲裁庭一方面單方面片面使用菲方提供的證據，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有關方面提交的證據（如“法庭之友”）視而不見，并作出了完全有失公正、完全偏袒菲方、完全越權和濫權的裁決，裁決無公信和權威可言，對中國沒有拘束力。
2016年7月12日，崔天凱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演講中表示“中國不會屈從于任何壓力，不會為了幾句好評拿核心利益做交易” 視頻截圖
記者：中國近年來對南海周邊的國家關系和外交政策處理是什麼樣的？
吳士存：中國一直以來都奉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并緻力于通過對話協商與合作，把南海建設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南海周邊國家共建“海洋命運共同體”。
在這方面，中國近年來采取了一系列積極、務實的舉措：
第一，推進落實“擱置争議、共同開發”倡議。2018年11月中國和菲律賓簽署了《關于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019年，根據《中菲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和《關于建立政府間聯合指導委員會和企業間工作的職責範圍》, 中菲雙方宣布成立油氣合作政府間聯合指導委員會和企業間工作組。目前，中菲油氣開發合作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第二，以“雙軌思路”處理南海問題。中菲自2017年建立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截止2021年6月，已經召開六次對話會議。這一機制對兩國協商處理海上分歧、推進海上合作及促進争端解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和馬來西亞、越南也都保持暢通的對話機制，對加快“準則”磋商、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及管控分歧都具有較為一緻的看法。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國家以“準則”磋商為抓手，共同維護海上局勢和平穩定。
第三，積極穩妥推進“準則”磋商。從2017年達成框架協議、2018年形成單一磋商文本，到2019年提前完成單一磋商文本的第一輪審讀并進入第二輪審讀，“準則”磋商在過去幾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進展。2020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客觀不利因素及域内外某些國家的從中幹擾，中國和東盟國家一直沒有放棄尋求以更加靈活的方式、盡早啟動“準則”單一磋商文本的第二輪審讀。中國與東盟十國近日在重慶舉行了落實《宣言》第19次高官會，會議就“準則”下步磋商安排達成共識，同意盡快恢複案文第二輪審讀。
第四，以《宣言》确立的合作領域為框架，先易後難、從低敏感領域起步、以擴大共同利益為導向逐步推進南海海上合作。
記者：您覺得中國認為西方在牽制自己的發展嗎？
吳士存：依我之見，西方對中國的發展不隻是牽制，而且是想方設法地阻擾和打壓。從以安全、新疆、香港等問題為借口，對華為等中國企業的圍追堵截，到對中國公司和個人的制裁，美歐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已經不是“牽制”這兩個字所能包含的，美歐的戰略家們所思考的也不隻是遲滞中國的崛起進程這麼簡單，而是試圖以意識形态劃線、以“冷戰思維”來重新界定與中國的關系。美國朝野雖然不願承認其對華政策的“遏制”和“冷戰思維”，但近年來在外交、軍事、情報、立法等各領域的各種置中國于死地的做法都表明，其意欲遏制甚至扼殺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
2020年11月22日，美國海軍驅逐艦巴裡号穿越台灣海峽後重返南海以“維護和平與穩定” 視頻截圖
記者：您認為中國在南海事務上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吳士存：在處理南海事務上，所謂中國的“優勢”和“劣勢”應該是指中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在南海地區事務上面臨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機遇和優勢：
一是中國-東盟關系總體平穩發展，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推進順利。雙邊經貿合作在疫情暴發之後逆勢上升，2020年中國和東盟互為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已經連續11年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中國與東盟國家也通過聯合軍事演習、海上人道搜救、軍事互訪及每年一次的防長對話等機制，提升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從而把雙邊關系中的“安全合作短闆”漸漸拉長。此外，穩定的雙邊關系和日益緊密的經貿利益紐帶，也是處理中國-東盟關系中“南海挑戰”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中國與其他争端國建立了基于直接對話、友好協商的雙邊磋商機制處理南海有關争議。2017年建立政府間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2019年中馬就建立海上問題雙邊磋商機制達成初步共識，中越之間也已經建立了政府間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會晤和海上共同開發磋商工作組等雙邊磋商機制。
三是中國倡導的一系列南海海上合作項目正在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在漁業、執法、環保等領域的合作已經取得一批早期收獲成果。
四是倡導和引領的“準則”磋商得到了東盟國家的廣泛認可和支持，南海有望在不久的将來建立起以“準則”為基礎的地區安全秩序。
五是中國維護自身南海權利和主張、為地區及國際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顯著提升。
與此同時，目前中國在南海事務上也面臨一些挑戰：一是因海上争議的存在導緻了中國與聲索國的政治互信水平還不是太高。二是中國的維權能力相對于日益嚴峻的來自美國等一些域外國家的軍事挑釁而言還需要提升。三是法律挑戰不可小觑，菲“南海仲裁案”裁決死灰複燃及其對南海形勢的負面影響正逐步顯現、馬來西亞外大陸架案引發的“照會戰”及其負面效應還在蔓延。四是中國在涉南海問題上的話語權建設任重道遠。
記者：中國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力量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形象是什麼樣子嗎？
吳士存：首先要說明一點，一國的軍事力量伴随着其綜合國力的提升、對外貿易的增長和人員對外交流的增多而相應發展，是普遍的國際實踐和曆史的必然。看看曆史先後出現的英、德、日、美以及蘇聯等幾個大國，沒有一個例外。中國目前作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大對外貿易國和遊客輸出國（2019年約3億人次），軍事力量有一定的提升是無可非議的。
國際上對中國軍力的發展反應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西方國家根據自身發展的邏輯，将“國強必霸”的帽子戴到中國頭上，誇大其詞、故意渲染中國軍力，認為中國軍力發展必然導緻對外擴張。另一種是不适應或難以接受中國的崛起和軍力發展，并由此産生的恐懼心理和過度解讀。在我看來，這兩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我們也不能奢望有一天整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軍力發展喊好或感到欣喜。
記者：中國對美國和法國在南海的航行有何看法？
吳士存：對美國在南海針對中國的航行自由行動，中國的态度很明确，即：反對。美國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奉行“炮艦外交”手法，這不僅無助于南海的和平穩定，也是對中國南海權利主張和國家安全利益的挑釁。需要指出的是，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倘若一味追随美國，和美國一樣也來挑戰中國的南海權利和主張，隻會加劇海上緊張局勢并給中歐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中國是不會歡迎的。
記者：您覺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變成了對美國的威脅了？
吳士存：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構成對美國的威脅。所謂“中國威脅論”是美國人為憑空捏造出來的，特别是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國内新保守主義開始熱衷炒作“中國威脅論”，試圖把中國确定為新的戰略競争對手。在中美綜合實力對比差距不斷縮小的背景下，美國版的“中國威脅論”“中國修正主義”等論調再度甚嚣塵上。
回望美國建國以來的發展史，也就對此見怪不怪了。美國獨立戰争以來的發展史證明，美國是一個不習慣沒有對手的國度。美國建國200多年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塑造或尋找對手”和“打敗對手”的擴張稱霸史。
2021年4月，美國情報機構負責人在國會聽證會上警告“中國的威脅無與倫比”，包括中國的“地區侵略性、網絡能力和經濟影響力” 視頻截圖
記者：中國對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事務的處理怎麼看？
吳士存：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始終把遵循“一個中國”的政策放在首位，沒有任何妥協和回旋餘地。台灣問題也是中美關系中的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回顧中美建交以來的曆史，凡是中美關系好的時候，基本上也是美國遵循“一個中國”政策沒有偏差的時候。凡中美關系遭遇曲折或出現倒退的時候，大都是因為美國違背了“一個中國”的承諾。
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在違背“一個中國”承諾上已經越走越遠。例如，《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障倡議法》、《台灣保證法案》《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中的有關條款，還有一些國務院取消美台官員交往限制的行政命令及美高官訪問台灣的舉動，都導緻了“一中政策”名存實亡。事實上，美國的“一個中國”“保持現狀”到現在的“放縱台獨”“觸碰紅線”，都是服務于美國自身的戰略需要，以及牽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标。
記者：中國對拜登政府重啟四方安全對話怎麼看？
吳士存：特朗普時期建立的四方對話機制或“印太戰略”，是針對中國量身定制的一個安全“同盟”。其目的是遏制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抵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印度洋方向的影響，并從南部方向圍堵中國海上力量走向大洋。拜登就任總統後，在很多國際問題的處理上采取了“去特朗普化”的作法，在處理對華關系上也出現了一些微調，但在“四國安全合作機制”上反而出現了強化和加快落實步伐的趨勢，并出現了成員擴大化、機制北約化，以及覆蓋範圍延伸至南海的苗頭。四方機制現階段可能會給中國的周邊穩定、南海安全和“一帶一路”推進帶來負面影響，但從長遠來看，它阻擋不了中國前進的腳步，也成不了亞洲版的“小北約”。
記者：您覺得“修昔底德陷阱”存在嗎？
吳士存：這是一個“僞命題”。用2500年前兩個城邦之間的沖突和興衰來比喻今天的中美關系，作為一種學說既不嚴謹也不合邏輯。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于第二次世界結束之前的情況，更不用說是2500年前的人類社會。
第一，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中，技術文明進步對國際秩序演變、國家行為模式的影響，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迅速和深刻。尤其是我們擁有能夠毀滅全人類、且技術越來越精湛的核武器的今天，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以阻止對方崛起或試圖消滅對方的全面戰争是難以想象的。第二，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使得不管哪個國家都難以承受也不願承受戰争所帶來的巨大創傷。第三，中美應該從曆史的教訓中學習如何相處，并找到讓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預言破産之道是遲早的事。譬如，中國提出“建設新型大國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構想，都為破解這一預言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所以，我不認為今天的人類社會還會出現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記者：圍繞海域權屬的緊張局勢說明了當今世界的什麼問題？
吳士存：據不完全統計，全球目前仍有超過200起因島礁領土主權、海域管轄權主張及海洋資源開發等因素引起的海洋争端，并有至少60多個國家卷入其中。當今世界範圍内出現的圍繞島礁領土和海域主張争議，雖然曆史背景和起因各不相同，但都有共性的一面。即：傳統地緣政治和海權思想根深蒂固、人類資源開發的活動重心開始由陸地逐步向海洋轉移、全球海洋秩序處于新舊交替階段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來、海洋規則和依據規則進行的裁判機制具有先天性缺陷，等等。這些因素是近年來全球海洋争端和海上安全形勢持續升溫的主要原因。
從北極紛争到東海、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各種類型的海洋争端，背後都有大國權力競争的影子。因此，從這個層面看，全球海洋争端緊張加劇不僅反映了全球範圍内因國際權力結構的演變而引發的新一輪制海權的競争，同時也是大國争奪未來國際秩序支配性地位的一個縮影。
記者：您認為意識形态不同的兩個超級大國能并存嗎？以什麼樣的方式共存？
吳士存：需要澄清的是，我不認為中國現在是超級大國，也不認為應該以意識形态來劃分這個世界。中國無意取代、也取代不了美國，美國也不可能阻止或扼殺中國的發展，因此，中美共存是曆史的必然，也是宿命，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無法選擇，隻能接受和面對。
但我們應該思考，中美今天的競争和沖突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兩國應以什麼樣的方式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預言成為現實。
美國不應該把“昭昭天命”奉為與他國相處的尚方寶劍，幻想和迫使中國接受其預設的發展路徑和行為模式，而是應該遵守人類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學會在多樣化的世界中與别國和諧共處，尊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主權、安全、發展的合理利益訴求。美國還應該接受多極化将是國際體系演變的必然趨勢的現實，适度控制其“霸主”欲望。
同樣，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應該學習如何從國際秩序的“搭便車者”向國際公共産品提供者的角色轉變，在全球治理、世界和平、經濟繁榮和人類科技進步等方面貢獻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中美兩國可以競争，但是不應僅以此來定義兩國關系。中美建交以來的短暫曆史告誡我們，“合作與包容”而不是“競争與對抗”才是中美正常交往的應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