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9日，仙二104教室座無虛席，來自日本德島大學的葭森健介教授為同學們作了題為《“共同體論”與“儒學社會主義論”——谷川道雄與溝口雄二的“公”“私”觀念》的精彩講座。講座由bevictor伟德官网張學鋒教授主持和翻譯。
谷川道雄和溝口雄二都是日本國内研究中國史的著名學者，同時也都是葭森教授的老師。葭森教授自述正是在本科老師溝口的推薦下報考了谷川的碩士，可說是兩位學術界巨擘的聯系紐帶，行事作風與學術研究都深受兩位恩師的影響。随後葭森教授介紹了作為中國史專家的谷川道雄的研究著作《隋唐帝國形成史論》和《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以及彙聚了溝口雄三對近代思想的研究成果的《溝口雄三著作集》。
葭森教授首先回溯了日本近代學術史，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化開創者福澤谕吉。福澤一反江戶末期對于西方殖民的對抗政策，提出“文明開化”亦即“脫亞入歐”的觀點，倡導模仿西方的近代化建立市民社會，反對中國傳統儒家，将其視為近代化的障礙。而學習西方曆史理論的結果則是，早在二戰以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理念便逐漸成為日本東亞研究的主流。二者研究領域與基本思想并不相同，但他們對東方社會的認識卻驚人地一緻——中央集權專制政體和社會發展的停滞是其兩大特點；而歐洲則經曆了古代奴隸制到封建制再到近代民主制的曆史階段，西方先進與東方落後的認知在這種差異的比對下逐步形成。二戰前的日本正是在這種理念指導下，認為近代化成功的自身應該幫助沒有近代化的亞洲，并以此為借口侵略亞洲。
戰前及戰時一切以天皇為中心、按天皇神話撰寫曆史的慣例随日本的戰敗遭到懷疑，二戰後日本國内曆史學者開始了深刻反省。在對亞洲是否特别落後的再思考和對日本曆史的皇國史觀的批判中，重新确立了研究亞洲曆史發展階段的學術方向。葭森教授向同學們介紹了日本學界兩大學派“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這兩個學派都圍繞“國家到底是什麼”這一問題進行讨論。葭森教授認為，“京都學派”的學者是用一種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提倡“唐宋變革論”。
作為“京都學派”的代表學者，谷川道雄和溝口雄二都對東京學派的一些觀點提出了批評，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在此之前，谷川先生和溝口先生的老師宇都宮清吉曾提出過“共同體論”，而谷川先生和川勝義雄又将其進一步發展。他們認為，“豪族”是在東漢時期出現的，随着經濟的發展，階級鬥争急劇尖銳，正常的生産活動無法進行。這時豪族内部也開始分裂，自耕小農民就會傾向于具有“公”心意識的豪族，并逐步形成建立新共同體的輿論。葭森教授解釋道，傾向于建設好共同體謂之“公”，為私利不惜破壞共同體謂之“私”。由政權初立時“公”的性質到後來逐漸私權化、最後趨向于建立新的共同體，經濟的發展是促成其轉變的主要原因。個人私欲爆發，人們為了自身利益，而破壞公利益。社會就會出現抛棄舊共同體，建立新共同體，不斷循環往複的過程。
日本學界戰後對中國的研究的出發點皆出于這場戰争。溝口雄三對中國史的研究以及對共同體的考慮也與自己的戰争體驗密切相關。因為有被強征入伍的經曆而開始思考國家是什麼，以及個人如何與共同體發生關聯。中日戰争期間溝口在小學學習，看到日本軍隊屠殺中國人的照片，對當時日本政府“滅私奉公”等口号産生疑問，在名古屋大學研究生院研究明清思想發現日本與中國的儒教思想差别很大。溝口先生通過對李贽、黃宗羲等人的研究，認為日本的儒學同中國的儒學并不一樣。在中國“公”指的是天理，是社會大多數人的穿衣吃飯，“私”是小衆，是那些不考慮人民利益的皇帝。而在日本，“公”卻是指天皇與政府。在二戰期間，“滅私奉公”的極端指向甚至可以說是犧牲全國人民為天皇服務。日本的儒學是錯誤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才将日本引上了戰争的道路。
同時溝口雄三批評了以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為背景和依據的儒教資本主義論。認為中日儒學不同，中國的儒教思想不會産生資本主義，而會對社會主義産生影響，從而提出了“儒教社會主義論”的概念。
在講座的最後，葭森教授與同學們分享自己在恩師身上學習到的最重要的兩點——時常思考曆史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學習其他文化以反觀自己的文化。他們研究中國，也正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日本。
在最後的提問環節，葭森教授對于同學們提出的關于日本“武士道”精神與日本儒家的關系等問題，都一一作了回答。葭森教授與張學鋒教授和同學們的熱烈互動一直延續到講座最後。據悉，葭森教授是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第四代學者，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魏晉南北朝史與内藤湖南研究。張學鋒教授作為京都大學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漢唐考古與曆史研究。
（新聞中心學生記者 龐茜媛 曾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