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5月09日 07:4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5月9日第961期 作者：陳仲丹
“曆史應該如何書寫”是個頗有内涵的話題，可以談得鄭重，從史觀的角度着眼，比如論及曆史書寫的主體或對象等，還可從技術層面來談，比如着眼于曆史書寫的方式，所采用的表述形式、語言風格等。想到這樣一個話題，與筆者讀的一本書有關。這就是新近出版的譯著《緻命的海灘——澳大利亞流犯流放史：1787—1868》。
真實記述曆史
讀《緻命的海灘》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其可讀性，開卷後就能吸引讀者不由自主地想要讀完它。作者羅伯特·休斯選擇的是一段不為人熟知的曆史。他力圖将其原生态全景式地展現出來，以給讀者強烈的心理震撼。作者如同一個聲口畢肖的說書人，大量史實在書中都成了引人入勝的故事。著名文化學者蘇珊·桑塔格對該書的評價是：“休斯有故事要講，其生動、大規模及駭人聽聞的程度，絲毫不亞于狄更斯或索爾仁尼琴的故事，但卻是一個完全不為人所知的故事——直到這本壯觀之書寫出為止。”
澳大利亞是西方有影響的發達國家，但其早期曆史撇開土著居民無文字記載的過去外，最早的就是向那裡流放犯人的殖民史。澳大利亞人對這段曆史記憶長期采取的是隐惡揚善式地有意遺忘。1888年，澳大利亞建國一百周年，當時有些年老的流犯還活着，但在參加紀念活動的隊列中卻見不到他們的身影。出于這種善于遺忘的特點，有人還寫了一首《百年之歌》，希望人們在慶典的喧騰中不要提及過往：“用我們早期的罪孽玷污我們崇高的名字，玷污我們力求達到并征服的目标，這公平誠實嗎？……向前看，别再往後瞧！面朝陽光燦爛的地方，面向輝煌的未來，不要看後面陰影重重的黑夜。”對這段曆史的遺忘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亞學校使用的任何曆史教材中，完全找不到一本令人滿意的關于監禁地澳大利亞的叙述，甚至連條理清楚的叙述都沒有”。1965年羅伯森的著作《澳大利亞流犯拓居地》問世才改變了這種狀況，開始将流放制度納入國家曆史。1983年出版了一部裡程碑式的著作——赫斯特的《流犯社會及其敵人》。這些都是學院派的史學著作，利用官方文件勾勒出曆史的概貌。但這些職業學者在記述曆史時卻忽略了一種十分重要的史料，這就是流犯本人留下的記錄。不利用這些擁有最深切感受親曆者的述說，所記錄的曆史就顯得幹澀闆滞，内容既不豐盈，叙述也難感人。
仔細聆聽聲音
《緻命的海灘》是一部關注親曆者記憶尤其是仔細聆聽早期流犯聲音的曆史著作。吊詭的是，該書作者能有這樣的叙事意識，與其非職業史家的背景不無關系。羅伯特·休斯是澳大利亞著名的藝術評論家、作家、曆史學家，也是電視紀錄片制作人。他被《紐約時報》譽為當代世界最著名的藝術評論家，史學實為其從事的副業。而正是這種非職業史學的背景，反而使他能不受拘束地使用材料。他的這部書被人評為“一部關于澳大利亞流犯拓居的迷人叙述，研究透徹，文筆優美，罕見而又潑辣的人物形象，以及悲怆凄婉、勇敢而又恐怖的故事比比皆是”。
盡管表面看來其學術背景不入史學門庭，但休斯從事曆史書寫的态度卻是很專業的。專業史家最重視所用材料的可靠來源以及搜尋史料的功力，注重使用第一手史料、原始檔案、稀見文獻。休斯在這些方面做得一點也不含糊，他查閱了大量檔案手稿、文件、早期報刊（藏于檔案館、圖書館），參考了數百部研究著作，其使用文獻的嚴謹和宏富即使是資深史家也難以挑剔，不過他更關注流犯本人留下的材料。他在書中寫道：“我盡可能試圖由上及下地察看這個制度，通過流犯的證據——信件、證言、**書、回憶錄等——來了解他們自身的體驗。迄今為止，這個材料的大部分尚未發表，還有更多材料則在等待研究。結果發現，有一個常見的假定相當錯誤，即認為流犯沉默不響，‘木’闆一塊，其實流犯不僅會發聲，而且聲音還相當之多。”以這種方式書寫曆史有兩個明顯的優點：一是挖掘出了許多以前不被人關注的史料，通過這些史料講述流犯曾經遭受的巨大苦難，其駭人聽聞的程度讓人難以相信在人類曆史上竟還有過如此黑暗的一頁；二是表述清晰生動，描述活靈活現，比如被九尾鞭抽打的流犯，他們切身感受的巨大痛楚，化為文字流溢出的是字字血淚。
逼真再現場景
就叙述的框架而言，該書采用類似中國史書記載的紀事本末體。先從流犯的來源寫起，再回溯至對澳洲的探航，繼之在海上運送流犯，到達澳大利亞後開拓殖民地，管理流犯，以流犯制度的終止結束，其主體内容是對流犯的管理。當時的流犯犯的大多是輕罪，在當時的英國輕罪重判極為普遍。流犯在被法官判決後前往澳大利亞，苦難的曆程由此開始。最初的苦難是在海上的航行。在押運船“驚鳍”号上，“囚犯餓得要死，寒冷刺骨，躺在透濕的床褥上，沒法鍛煉身體，全身結了一層由鹽、糞便和嘔吐物結成的殼子，因敗血症而潰爛，到處長疖”。有個流犯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談到：
（我們被）成雙成對地用鐵鍊拴在一起，在整個漫長的旅途中，囚禁在底層艙裡……幾乎不給我們足量活命的給養，也幾乎不給水喝……跟我拴在一條鍊子上的任何同志如果死了，隻要還能忍得住呼吸屍體的臭氣，我們就都不做聲，為的是能吃他們的定量。很多時候，我甚至很高興地把糊在腿子上的泥敷劑都拿來吃掉。路走到一半的時候，跟我拴在一起的漢弗雷·戴維斯死了，我在他的屍體旁邊躺了一個星期，也吃掉了他的口糧。
書中所用史料主要來自流犯的回憶。流犯的苦役生活極為艱辛，他們受盡磨難。當年的流犯羅伯特·瓊斯在回憶錄中寫道：每日對流犯的工作要求是，每個人砸的碎石必須裝滿五車。如果鶴嘴鋤和鐵錘斷了，就要被狠狠地抽一頓鞭子。天一下雨，做苦工從外面回來的流犯就“被趕進号子，渾身上下淋得濕透，根本沒有辦法把衣服烤幹，這就是總督的命令。他們之中要是有人敢出一句怨言，就立刻送到三戟刑具處，命令抽他25鞭。若再敢說一句怨言，就再抽50鞭”。“鞭子手來自克萊爾郡，該人身強力壯，喜歡盡可能地進行肉體懲罰，從中獲得極大樂趣，特愛用這種方式說話：‘再把半磅肉，夥計，從這個讨飯的肋骨上抽下來。’他的臉和他穿的衣服看上去頗像一把剁肉刀，上面濺滿了抽鞭子的人身上的肉星子。”
最常見也是最恐怖的懲罰是鞭刑，無論什麼罪都可折抵為挨皮鞭，渎職抽25鞭，傲慢無禮抽25鞭，弄丢衣服抽50鞭。流犯戴維斯的手稿冷靜地描繪了鞭刑這一血淋淋的流犯文化儀式，摹繪精微隻有親身經曆者才能如此述其詳：
九尾鞭的做法和用法是最可怕的，讓人難以想象。上面有9根尾巴，或者不如說9條皮帶，每根長4英尺，比霍巴特鎮貓的尾巴粗兩倍……每根尾巴上面都有7個反手結，做成鞭狀，有的末端有金屬絲，有的則塗了蠟。該用哪種，得由司令官決定。
懲罰犯人的地點在很低的一個地方，幾乎與大海齊平。就在水面上，有一塊跳闆，100碼長。在跳闆中段的旁邊，立着一架三戟刑具，把人綁在上面，側面對着平台，司令官和醫生就在平台上面走動，這樣他們就能交替地看見那個人的臉和背部。
他們的習慣是每抽一鞭走100碼。因此，挨抽100鞭子的人就要綁一小時或一小時一刻鐘——一抽完鞭子，除非到了吃飯的時候或晚上，否則就立刻派他去幹活。他的脊梁紅得像牛肝，很有可能，他的鞋子裡面全是血。而且不許他上醫院，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行。這時，醫生的助手幫他清洗傷口，用短麻屑往上面抹一些豬油，然後就去幹活……經常的情況是，這個人第二天又因為渎職而再遭鞭笞。
讀《緻命的海灘》，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書中對這種鞭刑反複細緻的描寫，九尾鞭和三戟刑具簡直成了澳大利亞流放地的圖騰和象征。
總之，這本非虛構類書不是一本傳統學院派風格的曆史著作。它無冬烘學究之氣，努力鈎沉，力求讓當年的曆史在場者（主要是流犯）發聲，盡量描述出其粗粝的原始态貌，因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向我們昭示，曆史是可以這樣寫的：首先它的範圍可以拓展，對以前被認為不太冠冕、無甚榮耀的曆史暗角也不必回避；再者曆史和文學的邊界可以跨越，該書引人入勝的紀實讀來像小說，而其迹盡其微的描摹也全都依據文獻，遵循嚴格的史學規範，以此再現曆史場景，使之躍然紙上。在當今不少專業史書晦澀生僻之弊常為人诟病的情況下，借鑒《緻命的海灘》曆史書寫的長處，對擴展史學成果的受衆是極有意義的。
（羅伯特·休斯：《緻命的海灘——澳大利亞流犯流放史：1787—1868》，歐陽昱譯，bevictor伟德官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