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全球氣溫變暖的作用，正當春季的4月，空氣中已彌漫着炎夏的氣息了。4月末的最後一個星期，我有機會去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中部的斯坦福大學，參加一個關于漢族形成曆史的國際研讨會。飛機抵達San Francisco機場的時間正是起飛的時間：23日上午。憑空多賺了一天，讓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愉悅。San Francisco在中文裡有兩個譯名：一為音譯，稱三藩市；一作意譯，曰舊金山。一百多年前來自中國的苦力們在此地登岸後，被帶去淘金、築路，據說斯坦福大學就是由通過修鐵路而大發其财的斯坦福先生捐建的。
斯坦福大學的校園很美，藍藍的天，燦燦的陽光，成片成片的樹木，綠地上随處可見曬日光浴的MM。因為提前兩天到達，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胡佛研究所查閱目前備受關注的蔣介石日記。
大會開始于24日，曆時三天，共有41位學者作了報告。在北美，圍繞這麼專門的題目，能聚集如此衆多的來自各國的學者，算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令我吃驚的是，會議的組織者T. Mullaney先生年紀還不到30，他和法國、澳大利亞的同行結成了一個研究小組，研究“漢”（漢人、漢族、漢民族）這一世界最大族群的曆史，以及有關“漢”的曆史的表述問題。大概近年我在該領域發表的若幹論文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所以素昧平生的我也獲邀參加了這次主要是人類學者出席的大會。
會議準備得很周到，一個月前，大部分會議論文就傳到了代表們的手上。因此，代表們在會前就能事先閱讀有關論文，預知會議讨論的主要内容。“漢”這一名稱源遠流長。公元前202年，項羽在四面楚歌聲中落敗後，劉邦取得了中原天下，建立了漢朝。從此，“漢”成為中原居民的符号。回顧往昔，我們不應該忘記“漢人”曾經是一個“他稱”——周邊居民對中原居民的貶稱。在部落族群之間的對立争鬥中，不斷出現“漢兒學得胡人語，卻向城頭罵漢人”（司空圖）的一幕。“漢人”指稱的對象往往暧昧不清，在元代，被納入“漢”這個話語裝置裡的就有女真人、契丹人和朝鮮人等。長期的搏殺也造成了意外的結果：相互融合。對于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漢”仿佛是一個不斷滾動的雪球（Snowball），不斷膨脹和強化。以“雪球”來形容“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已故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的發明。
另一方面，從中國外部來看，随着安德森（B.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說席卷全球，論者們多傾向于從這一角度來觀察“漢”，對其進行“解構”（deconstruction）和“轉位”（dislocation），以便在碎片般的、混雜化的和多樣性的“雪花”（snowflakes）中尋找“漢”被建構的曆史。這次會上學者們提交的論文，既有關于“漢”的不同表述的考察，也有關于漢及其相關民族的田野追蹤。“漢”的曆史被相對化了。那麼，擺在今天的學者面前的曆史，是否真如懷特（H. White）所說的那樣，是一部“沒有底本的抄件”（a copy without original）呢？對此，王明珂先生嘗試了第三種解釋的可能性。他提出了“華夏邊緣”說，由此來觀察各族群之間的互動。在不同族群有關“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的曆史傳說中，他發現了“漢”和他族之間所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若明若暗、亦即亦離的關系。
曆史如江河，有主流與支流，有明流和潛流。在此次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讨論了20世紀初黃帝叙述中的“連續性”和“斷裂性”問題。作為民族符号的近代黃帝，既上接《史記》以來的叙事傳統，更與1928年以後南京國民政府所推進的民族建構密切相關。閱讀蔣介石日記，不難窺見一鱗半爪。蔣在西安事變期間的日記裡自勉道：“臨難毋過免，不愧為黃帝之子孫”(1936年12月18日)。回到南京，蔣決定軟禁張學良後，在日記中辯解道：“如果放棄西北，任其赤化，則不惟國防失之根據，而且中華民族發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複矣“(12月29日)。
24日會議結束，次日該準備返程了。但是，此前翻閱的蔣介石日記仍然萦系于腦海而揮之不去。對于一個長期浸淫于故紙堆的人來說，輕輕放過身邊的“曆史”是痛苦的。于是，我謝絕了大學時代的同窗為我安排的參觀計劃，決定再去看一日蔣介石日記。
蔣介石從1917年開始記日記，直到去世前的1972年，50多年間幾無中斷。一個甲子前，蔣介石敗亡台灣，從此一海之隔的大陸可望而不可及；一個甲子後，蔣介石日記被其家屬捐贈給胡佛研究所，而今直把他鄉作故鄉。在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閱覽室裡，那些翻閱着綠紙文書，手持鉛筆而疾書不止的，不要問，即知是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現已公開的蔣日記是1945年以前的日記。在有限的時間裡，應該閱讀哪些内容呢？我選擇了蔣介石在近代中日關系史上的關鍵時刻——幾次“事變”前後的日記。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變”爆發。19日，蔣在日記裡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沈陽兵工廠，并占領我營房。刻接報已占領我沈陽與長春，并有占領牛莊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内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内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次日日記寫道：“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内能從此團結一緻，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内部當謀團結也。”可見，蔣被說成是對日“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并不冤枉。
1937年7月8日淩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彼将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此時倭寇無與我開戰之利。”他認為日本不敢開戰，故而主張采取強硬的外交姿态，促使以“倭王”為首的帝國政府約束華北日軍。月末，在“本月反省錄”中，蔣反省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對倭外交，始終強硬，其間不思運用。如當時密允宋哲元準倭築津石路，則至少可有一年時間展緩準備，亦較完密。此則餘對于外交政策，一惟輿論是從，而疏于遠慮，自亂大謀之過也。”從這一段文字中不難看出，中日戰争全面爆發之後，蔣甚悔當初對日采取強硬外交。
1937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變一周年的日子。在咀嚼過一年前那個令蔣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後，東望首都，蔣在日記裡寫道：“本日南京唐守備（指唐生智——引者）處已無人接電話，敵已過江，占領浦口，則南京恐已無守乎？”次日續曰：“本日聞南京尚在戰争中，此必我官兵被圍不屈，作壯烈之犧牲也。夜得報，唐已到臨淮，聞各師長皆已渡江，浦口、浦鎮與烏龍山皆未被陷也。”此時，日軍正在屠城，蔣依舊每日記日記，但絕無南京字樣。首都南京的淪陷對蔣來說堪稱奇恥大辱。
閱讀過蔣介石日記的人，大概都會對字裡行間散發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感到震驚。1928年“濟南事變”以後，蔣對日本恨入骨髓，從此每日在日記裡必特書“雪恥”二字。“九·一八事變”後在與日交涉時，他寫道：“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狯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兇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矣。”（1931年10月20日）北平淪陷的次日，他憤書：“雪恥。試看暴日究能橫行到幾時！”（1937年7月30）然而，與這種對日“雪恥”之心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其對日退讓政策。如何閱讀蔣的“雪恥”話語，涉及如何給蔣進行曆史定位這一重大問題。此次閱讀蔣日記，前後共兩日，除偶爾如廁外，分秒必争，手抄凡1萬5千餘言，日後當著文以釋蔣之“雪恥”話語也。
“我經曆的最冷的冬天是舊金山的夏天。”（The coldest winter I ever spent was a summer in San Francisco）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如是說。的确，位于海灣的舊金山，一日之間，溫差極大，熱若夏天，冷如冬日。雖然，舊金山“最冷的冬天”是不會下雪的，當我作别舊金山時，卻仿佛置身于大雪紛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