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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男，1969年生。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南京曆史學會副會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bevictor伟德官网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副所長。
2015年，張生老師通過《〈釣魚島問題文獻集〉及釣魚島問題研究》這一研究課題，成功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為此，我們對張生老師進行了專訪，希望通過與張生老師的對話，同學們可以獲得一些啟發。
Q：張院長，恭喜您成功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A：謝謝！
Q：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釣魚島問題的?
A：2011年，我給陳駿校長打了一個報告，要求研究包括釣魚島在内的中日曆史遺留問題(曆史遺留問題是指，中日之間由于戰争引起的、卻沒有在戰争中和戰後安排中解決的問題)，陳校長建議從釣魚島問題做起。中日曆史遺留問題非常多，從曆史時間順序上來講，釣魚島問題是中日之間最早的一個曆史遺留問題。當時規劃做一個五卷本的集子，并多次去日本、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搜集資料，如馬英九的博士論文《多油水域的麻煩：東海海床邊界和外國投資的法律問題》等。随着資料的日益豐沛，我們計劃出版《釣魚島問題文獻集》第一輯，包括十二本約四百萬字，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以期對釣魚島問題有一個全方位的認識。
Q：釣魚島問題自2012年以來一直都是一個熱點話題，期間也有大量相關的研究，您為什麼還會選擇把釣魚島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呢？
A：我們做過一個初步的統計，自2012年日本宣布釣魚島國有化以來，國家社科基金立了很多項目，全國社科基金加上教育部的基金項目約有三四十項，發表的文章有兩萬多篇。在這麼多研究項目與文章的情況下，是否還有立項的必要？
實際上，現有的釣魚島問題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處。一是，研究偏重于“自古以來”的論述路線。當然，“自古以來”是我們讨論釣魚島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曆史邏輯起點，但在國際現實政治中，“自古以來”并非唯一重要的依據。二是，現有的文章中，有相當部分是當時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白皮書——《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的擴大版，這種“加注釋”的研究價值是有限的。三是，沒有認清釣魚島問題的實質。實際上，釣魚島問題主要是戰後的國際關系秩序問題。美國在亞太地區占據霸主地位之後，為了拉攏日本保持在西方世界的陣營，圍繞着日本戰後安排形成的一個問題。四是，釣魚島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現實問題，涉及到政治學、國際法、海洋地理學、海洋學等跨學科研究領域，現有的研究在這些方面非常欠缺。五是，在資料選取方面，過多依賴中國與琉球的一些古籍，忽視了一些重要的關節，對日本、英、美等國的資料知之甚少。
我們的課題在大量立項與文章存在的情況下，能夠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說明專家評審組認可了我們的論證思路。
Q：您計劃如何開展釣魚島問題研究？
A：第一步是編輯《釣魚島問題文獻集》，全面收集中文、日文、英文三種語言文字資料，使得對釣魚島問題的研究能夠建立在資料全面、詳實的基礎上。通過對《釣魚島問題文獻集》的編纂，梳理釣魚島問題。
第二步是在資料的基礎上設定問題。在古代，釣魚島是中琉兩國重要的節點，是航标，是明代防倭寇的鎮山。通過對釣魚島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到古代東方世界貿易、文化的交流，在這種交流中界定釣魚島問題，這是課題計劃探讨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梳理近代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如何一步步竊取釣魚島，深刻剖析中日關系的變化與釣魚島問題發生的勾連。第三個問題是研究戰後釣魚島問題是如何形成的，這也正是當今釣魚島問題的症結所在。
Q：日本是如何“竊取”釣魚島的？
A：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會戰，奠定了中國在東亞海域周邊國際關系中千餘年的主導權，在此期間，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被中國首先發現、命名、使用，并被中、日、琉各種古籍确認為中國屬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對外侵略意識迸發，利用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并改變琉球長期向中日同時朝貢、但獨立運行的事實，吞并琉球。1873年4月13日，日本外務省發給琉球藩國旗，要求“高懸于久米、宮古、石垣、入表、與那國五島官署”，以防“外國卒取之虞”，其中明确了琉球與外國的界線。在中日關于琉球的交涉中，日本駐清國公使館向中方提交了關于沖繩西南邊界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的所有島嶼名稱，其中并無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任何一個島嶼。1874年日本通過《北京專條》把琉球國民強行變成其屬民。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強并琉球的過程中，按日本的官方見解或地理書，仍然是把琉球與釣魚島之間海域視為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邊界。換言之，到甲午戰争之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
1885年10月30日，沖繩縣官員石澤兵吾等登上釣魚島進行考察。同年11月24日，沖繩縣令西村舍三緻函内務卿山縣有朋等，提出在釣魚島設立國家标志“未必與清國全無關系”。12月5日，山縣有朋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内部報告，決定“目前勿要設置國家标志”。這一官方認識，到1894年4月14日，日本内務省縣治局回複沖繩知事關于在久場島、魚釣島設置管轄标樁的請示報告時，仍在堅持。1894年12月27，内務大臣野村靖鑒于“今昔情況不同”（清政府在甲午戰争中戰敗，喪失了東亞海域的控制權），乃向外務卿陸奧宗光提出重新審議沖繩縣關于在久場島、魚釣島設置管轄标樁的請示。随後，釣魚島群島被裹挾在台灣“附屬各島嶼”中，通過《馬關條約》被日本“竊取”。
Q：戰後，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A：從地理上講，彭佳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确實是台灣延伸過去的大陸架的凸起部分，釣魚島與琉球之間有一個非常深的沖繩海槽，是一個天然的地理與海洋界限，釣魚島作為台灣附屬島嶼的一部分，按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無條件投降書》，這些島嶼應歸還給中國。本來，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詢問蔣介石中國是否想要琉球，但蔣介石提議“可由國際機構委托中美共管”，美國出于自身戰略地位的考量，于1950年10月4日，批準了由美國政府負責北緯29度以南琉球群島的“民政”管理，“該地區的美國政府稱作‘琉球群島美國民政府’”。根據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平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言不予承認），美國琉球民政府于1953年12月25日擅自發布了題為《琉球群島地理邊界》的“民政府第27号令”，毫無依據地把釣魚島劃進了琉球群島的範圍。釣魚島被裹挾到“琉球”這個概念中，被美日私相授受，是美國“制造”出釣魚島問題的真相。
随着朝鮮戰争的爆發和冷戰愈演愈烈，美國眼中的日本角色迅速發生轉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美國确立扶持日本重新成為亞洲大國、并使其與“自由世界”大體結盟的國策，扶持日本作為抵制共産主義的橋頭堡，成為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石，“歸還”琉球，既是美國對日政策的自然發展，也是其對日本長期追随“自由世界”的犒賞。值得注意的是，舊金山和約簽訂之後，美國承認日本對于琉球有所謂“剩餘主權”。但美國在琉球的所謂“民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權，剝除了行政、立法、司法權的“剩餘主權”實際上隻是言辭上的溫慰，美國事實上獲得了琉球群島的主權。美國宣稱對中國固有領土擁有“主權”自屬無稽，但這也說明日本在20多年中對琉球的“主權”并不是“毫無争議”的。等到1972年“歸還”時，美方又用了“管轄權”“行政權”等不同的名詞，而不是“主權”，說明美國注意到了琉球問題的複雜性。
Q：如何認識釣魚島問題的複雜性？
A：釣魚島問題早已超出了中日關系的範疇，研究這個問題應該有新的思路，要考慮到台灣與美國的因素。一個小小的釣魚島，實際上涉及到幾個大國之間的博弈，中日美三國四方（加一個中國台灣地區）。此外，英國與前蘇聯對這個問題也比較關心，在“保釣運動”高潮的時候，蘇聯想利用這個問題挑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台灣地區的關系。所以說釣魚島問題，既是一個主權歸屬問題，也是大國博弈的一個産物。在研究中揭示釣魚島問題的複雜性，不僅能在學術研究方面加深對釣魚島問題的認識，也能為國家的相關決策提供智力支持，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意識。
Q：釣魚島問題是如何在戰後成為一個争論的焦點？
A：戰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對于中日兩國都沒有成為問題。日本曾說其明治時期的天皇13号敕令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編入八重山郡，但是文件中列舉了八重山郡所有地名，并沒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因此日本根本沒有實現對釣魚島國際法上意義上的領有。1969年10月，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發布《埃默裡報告》，聲稱釣魚島附近海域有很多石油，儲量不下于波斯灣，之後，有關國家與地區才開始提出主權聲索。需要注意的是，1968年日本還沒有從美國手中拿回琉球群島的行政權，這一地區當時還在美國的非法管理之下，因此琉球當局和一些右翼青年所謂的主權聲索行為根本就是無效的。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聲索并不比日本晚，中國台灣地區對這個地區的聲索行為也比較早。鄧小平先生就釣魚島争議提出“擱置争議、共同開發”，是創新國際法的友善之舉，曾獲得日本當局的默認，但這些年它們“暴走”到了極端，導緻東亞局勢日益複雜化。
Q：釣魚島問題是國人普遍比較關心的問題，您有寫作相關通俗著作的打算嗎？
A：戰略導向的學術研究都有面向大衆的問題，過去有一些深入淺出的著作做的非常好，如《時間簡史》，既有精深的學術理論，又有通俗易懂的語言，類似于這樣的著作是非常值得鼓勵的，但這種面向大衆的通俗寫法，是建立在你對研究的某個問題足夠深的認識基礎上的，就我們課題而言，首先要把釣魚島問題吃透，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之後，可以嘗試着寫一下。
Q：目前在研究過程中，您遇到過哪些困難？
A：困難有很多，大部分都比較具體，比如一些日文古文翻譯，要琢磨很久才能精準；缺乏跨學科研究人才，如國際法、海洋地理的相關研究專家等。不過現在研究條件好多了，也沒有什麼不能克服的困難，最重要的就是放寬眼界，肯花時間與精力看文章，讀書，請教專家，補習某一方面的知識，這些可以在研究中慢慢解決。
人在研究過程中很容易被自己的環境與視野束縛住，一旦被束縛就很難全面認識某個問題。總體思路沒有打開，即使花費很大的精力，效果也不會理想。因此，在研究過程中，視野跟思路一定要開闊。學術研究分為兩個層次，最基本的是要完成這個課題；再者是學術方法與學術理論的創新，通過對釣魚島問題的研究能夠提出新的關于海洋、島嶼權益問題的理論和學術方法，這樣會更有意義。
Q：資料搜集方面呢，有什麼困難嗎？
A：給你舉一個的例子：請一個工程師來修一台機器，工程師用粉筆在機器上打了一個叉，要價一萬美金，主人說，一個叉一萬美金？工程師說，打一個叉一美金，知道在哪裡打這一個叉值九千九百九十九美金。所以說搜集資料這個技術本身并不難，重點是你要能夠想到去哪裡搜集哪些方面的資料，這是一個訓練的過程，需要經驗的積累，這個經驗也是我之前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學到的。
Q：從事研究多年，您最大的感悟是什麼？
A：過去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可能會因為條件、資料、眼光、方法的限制，隻觸及到問題的某一個方面。現在研究條件的改善，使得殲滅性地研究某個問題成為了可能，如楊奎松對于中共早期曆史的研究，沈志華對冷戰史的研究等。這種殲滅性的研究，其優點一是積累很多資料，提出很多新的看法，形成一個新的學術問題和研究圈子，持續推動對某個問題的深化認識；二是能夠全面的看待某個問題，如張憲文老師對于南京大屠殺的殲滅性研究，不僅研究成果突出，而且培養了一支研究隊伍，這是科研成果與人才培養的雙赢。這種殲滅性的研究是我們這些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者，一直希望去做的事情，不僅為做學問而來，也為培養人才而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