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4 10:17:35 來源：中國政協傳媒網
胡須俗稱胡子，是男性成熟的标志和象征，常被用來指代男子，如“巾帼不讓須眉”，就是用胡子和眉毛來代表男性。當然也有女人長胡子，在歐洲中世紀這些不幸的女子被稱為“狼女”，遭到社會的歧視，直到19世紀民間還流行這樣的諺語：“應當提防留胡須的女人與求和的敵人。”與之相對的另一特例是男人不長胡子。《黃帝内經》将天生不長胡須的男人稱為“天宦”，他們“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須不生”。過去宦官在被閹割後就長不出胡須，而“天宦”則如同天然之宦官。不過“天宦”有着正常的生育功能，隻是在外貌上男人女相。據古代相面術稱，這種人大多心機沉重，遇事隐忍不發，下手刻薄狠毒。這當然是當不得真的無稽之談。
除這些特例外，大多數男子在成年後都會長出胡須。胡須是統稱，具體而言有須、髭、髯幾類。古人言：“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通常把長在下巴上的胡子叫“須”，長在上嘴唇的叫“髭”。髭須茂密，包圍了口唇，則稱“髯”，卷曲的稱“虬髯”（古代戲曲中有個“虬髯客”就是因其外貌而得名），當然髯可以擴大到連鬓胡子，又稱絡腮胡。
男權力量的象征
在古代猶太人的觀念中，胡須被看作是力量的化身，是神賦予的男子氣概的象征。《舊約·列王記》記載：為了侮辱猶太人，與之為敵的阿莫尼特人将猶太大衛王派來的使節的胡須剃了一半。而在埃及胡須象征着權力，隻有法老才擁有蓄須的權利。如果法老臉上胡須不夠多，就要用假胡須粘在下颌，甚至連女法老也采用這種面部裝飾，以示其統治的合法。比如古埃及第18王朝的著名女王哈特舍普蘇特的雕像上就有下垂的長胡須。
有人在解釋曆史的盛衰興亡時将胡須與國運聯系在一起，認為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羅馬人勤于刮胡子的後果，熱衷剃須且愛洗澡的羅馬人娘裡娘氣，結果被留胡子的蠻族打敗。而且古羅馬浴場中還盛行去除體毛的習俗，洗完澡要用鑷子一根根拔掉身上的汗毛，弄得在浴場門口就能聽到裡面拔毛時忍不住疼的喊叫聲。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歐洲中古時期，男子又普遍流行蓄須，并頗加珍愛。《烏托邦》的作者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在上斷頭台時，對行刑者說：“我的胡子沒有犯罪，請不要切斷我的胡子。”說完撩起胡須，延頸受戮。
在世界曆史上與胡須相關最有名的事發生在俄國沙皇彼得一世改革時期。19世紀末彼得一世從西歐考察後回國，便開始了一場圍繞胡子而進行的鬥争。彼得剛回國，貴族們都來見他，不料彼得突然拿起剪刀把他們的長胡子當場剪掉。當時俄國貴族大多過着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生活。他們懶洋洋地拖着長袍，留着大胡須，垂到胸前，還要對它精心梳理，小心翼翼，一根也不能脫落，認為這是“上帝賜予的裝飾品”，是俄國人區别于外國人（當時西歐剃須之風漸盛）的标志。而在彼得看來，這正是俄國保守、落後的象征。後來他還發布命令，誰要留胡子必須出錢購買“留須權”，富商每年交100盧布，領主和官吏交60盧布，市民交30盧布。農民可以留須，但每次進城要交一戈比。政府還專門制作了一種小銅牌作為收據，上刻“須稅收訖”，留須人把它挂在脖子上，作為合法留須的憑證。銅牌上還有銘文：“胡須是無謂的負擔。”
根據俄羅斯的傳統，胡須被視同男子漢的氣概，而沒有胡須則被視為如同女人。所以在彼得一世去世後，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對此禁令就不再堅持，很多俄國人又以蓄須為榮。即使在後來蘇聯革命時期，無論是列甯的山羊胡，還是斯大林的八字胡，都各有特色。蘇聯最早一批的五個元帥中有個留着大胡子的布瓊尼。此人騎兵出身，曾率領騎兵第一軍在三年國内戰争中屢立功勳。但在蘇德戰争初期，他身為西南方向總司令，卻因對現代作戰方式不熟悉，指揮不力而遭緻蘇軍的大敗。斯大林嘲笑他“胡子很大，腦袋很小”，後被貶為養馬總監，擔任類似“弼馬溫”一般的閑職。
胡須還能收獲民意和選票。林肯在競選美國總統時曾收到一個女孩的來信，信中寫道：“如果您把胡子留起來，我就能讓另外兩個人也選您。您的臉太瘦了，留起胡子就會更好看。所有女人都喜歡胡子，她們會讓她們的丈夫投您的票。”另一種說法是這個女孩答應要讓她的四個哥哥在林肯蓄須後投他的票。據說，林肯便開始蓄留了一臉又濃又密的胡子。也許他的當選，與胡子不無關系。
“美髯”與“溜須”
在中國古代，男子蓄須的曆史也很長。《莊子》中将“髯”列為八極之一，此處的“極”說的是人形體的優異之處。在古代男子中，論須髯最有名的要數關羽（關雲長）。三國時，關羽橫刀躍馬，青須飄飄，“髯長二尺”。在《三國演義》中對關羽的美髯有一段描寫：操（曹操）問：“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髯。次日，早朝見帝（漢獻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于胸次，帝問之，關公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于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唐太宗李世民的臉上也多須，“虬髯壯觀，人号髭聖”。有一天，唐太宗手下的大将李勣得了急病，唐太宗非常着急，請了最好的醫生給他診治。醫生按脈後說：“這種病要治好，要用胡子燒成灰做藥引。”醫生的話剛說完，唐太宗已一劍割下自己的胡須說：“就用我的胡須做藥引。”李服藥後病愈，當他知道實情後非常感動。風流潇灑如蘇東坡也有“髯蘇”之稱，但也有人說，蘇東坡雖有“髯蘇”之名，實際胡須并不多。
對中國古代成年男子是不是都留有胡須，幾十年前還有場争論。北大教授王力在20世紀60年代初發表一篇文章，稱在古代“身為男子必須留胡子”。這一說法遭到當時在中國曆史博物館任職的沈從文質疑。沈先生寫了一篇題為“從文物談談古人的胡子問題”的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他認為，從大量留存至今的文物來看，時代不同，古人“并不一定必須留胡子”，尤其是魏晉以來，有很長時間“胡子殊不受重視”，可能與“年青皇族得寵專權有一定關系”。而且史書中也寫到西漢的張良“貌如婦人”，陳平“美如冠玉”，顯然他們都不留胡須。沈從文還順帶談到，不同時期男子的胡須式樣也不同，“戰國人的胡須像倒過來的菱角，向上翹一點；兩漢人的胡須是長長的左右兩撇，顯得威嚴莊重；到了隋代，則要按不同人的身份，把胡須修成辮子”。
另外還有一則材料也說明在古代男子并非人人留須。據《孔叢子》記載，孔子的後代子思就沒有胡子。子思到齊國，齊國國君見子思沒有胡子，便指着身邊一位有着“美須眉”的臣子說，如果相貌可以互換，我不惜将此須眉讓給先生。子思正色回答：一個人是否賢明，在德不在貌，且吾先君無須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意思是說，他的祖先孔子雖然不長胡子，但天下的王侯并不因此降低對孔子的尊敬。不過在後人繪的畫像中，無論是孔子還是子思都有滿口的胡須。如果畫一個下巴光光的孔子，大家會覺得不像。
20世紀初，清朝滅亡，政權更替，中國由古代過渡到近代。時代變遷，社會風氣相應也在改變，剪辮易服，男人臉上的胡子變得稀疏起來。大多數人下巴上的胡子不見了，蓄留的多是唇上的兩撇，由大胡子變為小胡子，難得見到飄逸的長髯。大家的功夫都用在保留的兩撇胡須上，或長或短，或密或疏，或垂或翹，各顯風采。當時有人用胡子來分辨袁世凱之後民國的四位大總統：黎元洪是“一對劍髯”，徐世昌是“兩撇垂須”，曹锟是“倒生雜草”，馮國璋是“滿嘴狗毛”。黎元洪是八字胡的代表，徐世昌是山羊胡的代表，曹锟是牛角胡的代表，馮國璋則自成一派，難以歸類。
大帥蓄起小胡子，下屬上行下效，也蓄起胡須。連初出茅廬的青年軍官也因擔心被人輕視，紛紛蓄須。衛立煌24歲在粵軍就當上了營長，經常被戲稱為“小營長”。為表示老成，他開始留胡須，這一蓄就是三十幾年。1955年衛立煌由香港返回北京，為避免國民黨特務暗殺，這才将胡須剃除，易容以求安全。當然，蓄須還有其他功用，比如京劇大師梅蘭芳，面對日寇的侵略，也曾留胡子，“蓄須明志”，拒絕在敵占區登台演出，因為他演的是旦角,一蓄須就無法上台了。民國初年還有一件與名人蓄須有關的趣事，與當時的政治活動有關。1917年，在辮帥張勳的扶持下，清廢帝溥儀複辟。康有為為複辟出力不小，很想謀個宰輔之類的高職，但他在趕來北京時為化裝把胡子剃掉了。清室的瑾太妃說：“曆代以來從沒有不長胡子的宰相。”隻給了他一個弼德院院長的閑散職務，還傳谕康有為趕緊蓄須，等到胡須滿腮時再就高位。康有為聞知心急如焚，派人在城内到處買生須藥水，每天塗抹十幾次，還不停地照鏡盼須。沒想到複辟王朝短命，隻維持了十幾天，直到複辟失敗康有為的胡須也沒長出多少。
在一片隻留小胡子的風潮中，也有人逆流而行，照樣留大胡子。比如于右任，他的一口大胡子，長長密密，飄飄若仙。話說有一天有個孩子問于右任，他在睡覺時是将胡子放在被子外面，還是放在被子裡面。于右任一想，還真沒在意過這件事，便在當天晚上睡覺時将胡子放在被子外面。不一會兒，他發現很不舒服，又将胡子放到被子裡面，可又覺得不自在。就這樣，整個晚上于右任為胡子放在被子裡面還是外面輾轉難眠。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難以确定，因為有人說故事的主人公是畫家張大千，他也有飄飄然的大胡子。還有更早的來源，說是在北宋年間，仁宗皇帝問也有“美髯公”稱号的蔡襄同樣的問題。蔡襄回答不出，也是弄得一晚上沒睡，把胡須在被子内外反複試驗。蘇東坡得知此情後還寫了一首詩：“譬如長髯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無著處。”
另外，有個叫“溜須拍馬”的成語也與胡須有關。據《宋史》記載，真宗時，寇準曾做主考官，錄取了一名進士叫丁謂。等寇準做到宰相時，這位門生一路升遷，當上了參知政事，成了他的副手。其升遷快的訣竅是此人很會迎合上意。某日，寇準在吃飯時胡須粘了湯水，丁謂為之揩拂，即溜其須。寇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須耶？”說得丁謂且羞又惱，從此對寇準懷恨在心，以至後來有了構陷寇準的事。無獨有偶，還有一個與胡須有關卻無須可“溜”的故事。明朝權勢熏天的大太監王振自然沒有胡子。有個戶部侍郎甘願當王振的幹兒子。王振在見面時問他為何沒有胡須。此人說：“爹爹無須，兒子豈敢有須。”這是無須的溜法。
“仁丹胡”與“衛生胡”
在民國初的北洋時代，最為流行的是曹锟蓄的牛角胡。牛角胡據說是由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帶頭蓄留而大為流行，此後東傳至日本（也有人認為是日本本土的産物），再由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帶回到國内。威廉二世的牛角胡剃掉了下唇以及絡腮部位的胡須，對上唇的胡須兩端用油脂（須膠）固定，刻意向上高高挑起。這種胡須又稱“威廉須”或“凱撒胡”，維護打理頗為不易。二三十年代，在中國流行的是這種牛角胡的改造版，胡子由長變短，兩邊也不高高挑起。
關于牛角胡的來曆，魯迅先生認為在中國古代就有了。他寫過一篇題為《說胡須》的文章，說他在遊西安時，到孔廟看曆代皇帝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胡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經魯迅考證,證明中國古代的胡子樣式本來就是兩邊向上翹的，隻是到元明之後才向下拖，而且那拖下的胡子是蒙古式的，由蒙古人帶入中原。當時從日本留學回國的魯迅雖然留着跟老祖宗一樣的胡子，卻被說成留的是日本胡須。
不多這種牛角胡在民國初年的複興确實與日本有些關系，人們常在日本推銷仁丹的藥品廣告上看到這種胡子，因此稱之為“仁丹胡”。當時在中國城市和鄉村的牆上很多地方都畫着一幅有着軍人半身像的仁丹廣告。據說這實際是日本侵略軍的路标。它的秘密在人像的兩撇胡子上：當兩撇胡子微微上翹，說明此路暢通無阻；當胡子的左角下垂，說明左轉不通；當胡子的右角下垂，說明右轉不通；當胡子的兩角都下垂，就是死路一條。在發動侵華戰争前，日本人在中國的大街小巷畫滿了這種仁丹廣告。不過現在從各種迹象判斷，這種靠“仁丹胡”指路的說法看來隻是當時的一種傳聞，尚不足為信。
大緻說來，大多留有“仁丹胡”的中國人都有留日或是旅日的經曆。不過，在中國留“仁丹胡”也有風險。“五四”運動期間，民衆的反日情緒高漲，上海地區進而産生了“日本人投毒”的傳言。1919年6月10日，時任浙江督軍署少将谘議兼駐滬調查員的官成锟着便服外出，在行至康腦脫路（現康定路）時，因其留的日式“仁丹胡”特征明顯，又穿着西服，被蔣六根等人誤認是日本人，并被當做投毒的嫌疑犯。由于官成锟隻會說浙江台州話，與上海話互不相通，雙方一時難以溝通，蔣六根等人手持農具與之毆鬥。官成锟在混亂中***，死于他令人生疑的“仁丹胡”。
與之相似的還有一種日式胡須“衛生胡（可能是因為這種胡子面積小便于清理而得名）”。在今天抗日題材的影視劇中常能見到這種胡子。劇中日軍軍官的上唇，以人中為中心，往往留着厚厚的方塊胡子。這種又被稱為“闆刷胡”的胡子造型，也見于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的唇間，并已成為他的經典造型。據說這種胡子最早出現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為方便佩戴防毒面具從八字胡改進而來的。在德國留“衛生胡”的人并不多，而在蘇聯紅軍的将官中留此胡須的人卻不少。日本人則是在所謂“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将之學來。與“仁丹胡”一樣，“衛生胡”也曾在中國流行。如在西北軍的将領中就曾風行過，恐怕是馮玉祥與蘇聯一度合作的結果。“九一八事變”後，“衛生胡”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逐漸變成日本人特有的象征，于是很多留這種胡子的中國軍官紛紛改變胡須款式，以緻在我們今天看來，“衛生胡”已成為日本侵略者特有的标志，因而其式樣也是那麼醜陋猥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