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泰安人，曆史學博士，畢業于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現為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學院曆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與當代台灣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著有《函電裡的人際關系與政治》、《蔣介石的後半生》等。
學術研究傳承着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價值，為我們重新展開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開那些已經凝固的偉大思想。但以學術為業的學人們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沒有太多的鮮花和掌聲，闆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當下，學術顯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優選途徑，選擇學術，其實就是選擇了一種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學術為志業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南都周刊》“大家訪談”新開辟的“問學錄”專題着眼于學術名家的求學、治學往事，追溯他們的治學之路，并試圖從他們身上尋找真正的學術之途。我們希望展現的是，在一個越來越急功近利的社會，有這麼一群人，埋首學術，默默守護着我們的精神世界。
2006年，陳紅民離開bevictor伟德官网，加入浙江大學曆史系。毫無疑問，他的“離開”帶有某種“出走”的深意。從1978年考入南大曆史系算起，陳紅民在南大曆史系前後學習、服務了近30年。在注重“學派”和“師承”的中國近現代史界，作為首個“民國史”方向的研究生，陳紅民憑借紮實的資料收集整理功力，一直是“南大學派”的得力幹将。
“離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隻是想換一種生活，我幾乎是帶着一種退休心态去的杭州。”7月在南京見到陳紅民時，他輕描淡寫地解釋了自己的這個選擇。不過，他在浙大并沒有就此“退休”，相反他在浙大又帶着一幫學生開辟出蔣介石研究的新領域。“對一個有所成就的學者來說，找什麼樣的選題，不僅要考慮自己未來的發展，同時也得能給學生找飯碗，這裡面有一個平衡點，既要前衛，又要有可操作性。”平時讓人感覺一團和氣的陳紅民，說到這裡，眉宇間也透露出了些許霸氣。
入行：大陸第一個民國史碩士生
南都：很多 “文革”後上大學的曆史學家，大多最初的志願并不是曆史系，你呢？
陳紅民：我受教育的過程跟“文革”完全重合，1965年上小學，1972年上初中，畢業後就進工廠。“文革”結束後，當時“傷痕文學”興起，每個年輕人都是文學青年，我也不例外。1978年，我參加高考時，是想報考bevictor伟德官网中文系的。但當時我總分雖足夠上南大，但專業分數離中文系差了兩分，而我曆史又考得特别好。當時是要麼上南大曆史系，要麼就去别的學校的中文系。我一直在南京長大，不願離開，最後還是選了曆史系。
所以說，我學曆史也是曆史的誤會。我在南大讀書時，一直對文學不死心，隻要有選修課，我都選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文學課，一度還想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但南大中文系這個專業是隔年招生，剛好我考研究生那年他們不招生，沒辦法，隻好繼續學中國近現代史。
南都：本科時你一直對文學不死心，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慢慢走上曆史研究這條路的呢？
陳紅民：我對學術的感覺很晚，但我是那種雖然對一件事不是特别上心，但仍能把它做好的人。要說我真正愛上曆史，大概得到40歲以後，之前我能做好，是因為我很敬業，但沒有那種熱情，當然現在我有這種熱情了。
當時南大有資格帶研究生的導師，數量很少。中國近現代史就兩位，一個是王栻先生，他做維新思想史；另一個是茅家琦先生，主要做太平天國。我考研那年，茅先生說要做民國史研究，他招的研究生也要做民國史，我剛好考上，于是就成了中國大陸高校系統第一個民國史碩士生。
雖然1980年代整個中國思想都比較活躍，但茅先生倡導做民國史仍然非常不容易。在當時主流的史觀仍然是革命史，你研究民國史自然會背負很大的壓力，很多人會指責你，為什麼要研究反革命的曆史。
南都：你當初選擇做民國史，會不會也有這方面的顧慮呢？
陳紅民：沒有。我的選擇性也很少，畢竟這是新開的專業。比較有意思的是，茅先生也知道學者的分際，因為他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屬于近代史，而民國史則屬于現代史。所以他并不直接教我，而是讓另外三個做現代史的老師帶我，所以最後我的畢業論文是由四個人指導的。
另外三個老師，也沒有教過民國史。所以，他們給我上課基本是上中國現代史，隻是把民國史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多講些關于蔣介石、國民黨的事。所以，我常說，我是見證了民國史的成長曆程，這個學科的成長和我個人的成長是同步的。
南都：茅先生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陳紅民：老實說，他直接在學術上對我的教誨并不多。他并不直接授課，論文也放手讓其他老師指導。我上研究生時，茅先生有55歲了，老成持重，加上身體也不好，所以他基本不講話，對學生也沒什麼鼓勵教育。我們其實都挺怕他，沒事不去他家，實在有事，也是跟其他人約好，商量好彼此要說什麼。到他家，茅先生從不主動問，我們就開始彙報，講完後他會問我們，外語怎麼樣，考試怎麼樣，古漢語怎麼樣，之後就沒有話了，我們也不敢說話。不過後來工作了，和茅先生做了同事，發現他還是蠻喜歡講話的。應該說，他心裡其實很愛學生，但是沒有适當的表達，或者與他的個性有關。但有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是著名史學家茅家琦的學生，這個身份讓我們很驕傲。茅先生每篇文章我們都會很認真地讀，通過他的文章知道了很多做學術的規範，那種強烈的榮譽感是他給我們帶來的。可能當時他也在摸索怎樣做一個研究生導師，我們更不知道怎樣做研究生，不知道怎樣跟老師相處，隻是害怕，怕他問我有什麼書沒看。有意思的是，他現在年紀大了，反而很喜歡與我們講話，反差挺大。
訪學：與哈佛-燕京的淵源
南都：你的碩士論文寫的是胡漢民，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這個人物來做呢？
陳紅民：我讀書時發現，在所看到的曆史書中，關于胡漢民的記載，到1931年“約法之争”以後就再沒有出現過，後來他做了什麼，怎麼死的，什麼時候死的，完全不知道了。詢問指導我論文寫作的三位老師，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受茅先生嚴謹風格的影響，我覺得要是能把這段曆史考據清楚，那就很有價值，而且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就選了這個題目，老師們也同意。
我本科畢業論文寫的是“學衡派”，“學衡派”的主要成員是東南大學的一批教授，這些資料都在南大的圖書館。通過這個題目，我漸漸知道了該如何把這些資料弄出來，所以我找材料特别厲害。我确定論文題目後通過找胡漢民的資料，慢慢把其中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了，而且也發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東西。根據這些材料，我就寫成了我的碩士論文。
南都：《九一八事變後的胡漢民》，應該算得上是你的成名作，當時發表在《曆史研究》上。
陳紅民：這還要感謝李新先生，他跟師母對我都特别好。《九一八事變後的胡漢民》寫出來後，我其實一點自信都沒有，但李新先生叫我寄一本給他看。李新先生讀完後，給我後來的博士生導師張憲文先生寫了一封信，說論文非常好，解決了他長期以來困惑的一個問題—— 對于胡漢民這樣屬于國民黨内的“右派”的人，他既反共，又反對蔣介石的獨裁，這樣的人應該怎樣評價？他還專門到南京來主持座談會，讨論我的論文。
對于我的論文，包括茅先生在内的其他老師都沒有這麼高的評價，論文答辯時他們認為文章不錯，對胡漢民的評價有點新意，沒有考慮到要上升到(涉及到該怎樣)評價民國人物多元化标準的問題。我當然更沒有這樣的意識。這就是學術見識上的差别：我做的是個案研究，而李新先生卻能從中看出普遍性的意義。在李先生的推介下，這篇論文全文發表在了《曆史研究》上。我的碩士論文能全文發表在《曆史研究》上，是讓我倍感驕傲的事情，對提升學術自信有很大影響。
南都：你是在這時就确定要把胡漢民作為你日後學術的主要方向了嗎？
陳紅民：并不完全是，我在完成《九一八事變後的胡漢民》之後，與其他學者合著了一本胡漢民的傳記，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做這個題目。1985年，茅先生開始研究當代台灣史，當時這是個敏感的題目，沒有老師願意跟他做。于是他就找了我。那時我剛畢業留校，當研究生的輔導員，就約了幾個有興趣的研究生共同來做。1987年，我們就開始做“當代台灣系列”講座，在南大講當代台灣政治、經濟起飛、鄉土文學、台灣電影等等，當時也遇到一些壓力，但這個講座最後還是堅持下來，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之後，我們在茅先生領導下，先後出版了《台灣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灣》兩本專著，在兩岸都産生了巨大影響。我負責其中政治的部分。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我學術成果最少的一個階段。當時非常迷茫，似乎學術上看不到前途。我對人生并沒有太大的設計，雖然很敬業，但并不确定什麼東西真正适合我。對我而言，一輩子做曆史研究，真是有點沒準備好，也不死心。
南都：但你的博士論文寫的仍然是胡漢民，這是怎樣一個轉機呢？
陳紅民：我的博士論文，原本想研究的是抗日戰争時期的“經濟複古”現象，當時也做了幾篇文章。1996年，我成為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沒想到燕京圖書館有那麼多關于胡漢民的資料，一下驚喜到有點傻眼了。我就跟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說，研究胡漢民是我最拿手的，我想放棄原來申請時的題目，回頭再做這方面的研究。杜維明很支持我，說燕京給所有訪問者最大的學術自由。所以1996年到1997年，我花了有七八個月時，呆在燕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室”，特地買了台當時還很稀罕的筆記本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把這些資料敲了進去。
最後我的博士論文——《函電裡的人際關系與政治：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研究》，就是以這批資料為基礎寫成的。
南都：你在哈佛，同杜維明他們的交往是怎麼樣的？
陳紅民：杜先生與大陸去的學者互動較多，他是哲學家，與我的專業不同。我很佩服他，每次吃飯時我都會跟他說，我今天又在胡漢民的信裡看到了什麼新東西，他也很感興趣。他特意提醒要注意研究胡漢民的人際網絡。這成為我論文的重要理論分析框架之一。
燕京圖書館收藏的胡漢民往來函電，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長吳文津從胡漢民女兒那裡要過來的，拿過來以後沒有幾個人看過。他有一次跟我說，陳先生，我實話告訴你，我知道這批材料很好，但是不知道怎麼好，你每次跟我說過這封信多重要，那封信多重要，我才知道這些資料到底好在哪裡，所以我要謝謝你。
我跟杜維明先生、吳文津先生及他們的下一任關系都很好。現在回過頭來看訪問哈佛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經曆。我在那兒一年，找到非常有用的材料，接觸到很多學者，開了眼界。我有非常深的哈佛情結，哈佛—燕京的制度非常好，他們雖然錢不多，但資助的都是從其他途徑比較難得到錢、沒有去過美國的人文學科學者。他們強調的一點就是提供美國的“學術經驗”。杜維明說過，他覺得來訪的學者能認識一些美國朋友，得到一些美國生活的經驗，這對以後有很大幫助。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不過我比較特殊，我前後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過四次，都是由他們資助的，這是之前沒有過的特例，也算是一種殊榮。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做得比較好的緣故。到現在，我跟哈佛—燕京學社已經有18年的相互聯系了。
興趣：主要做曆史人物研究
南都：《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研究》這本書，在兩岸史學界影響都較大。它除了你之前強調的紮實的資料整理外，似乎在理論上，你也處理得比較好，有一個完整的架構在其中。
陳紅民：過去我的研究，理論性不是那麼好，考據、考證之類的我會做得比較好。胡漢民的這批函電稿，不僅沒有标點，還有很多代号，比如胡漢民說，我們要把A、B殺掉，這個A是誰？B又是誰？如果A是蔣介石、B是汪精衛，那這封信的意義就不一般了。做這些考證非常花功夫，我這本書的基礎就是解讀這些密碼。
高端的部分，就是注意胡漢民的人際網絡，這是我過去沒有想到的。從這本書開始，我開始有意識地分層次去理解胡漢民的人際網絡，去理解他和别人的交往，而不是單向地讨論這兩個人的關系。後來也有很多人受我的影響，把一個人作為中心點，不再是單向研究一個人和幾個人的關系。對我而言，這本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我45歲之後才覺得研究曆史和人物有點味道，50歲以後寫的文章才比較好，基本上能達到“我筆寫我心”的程度。
南都：你主要是做曆史人物研究，這是不是跟你的閱曆增加也有關系？
陳紅民：曆史需要理解。這種理解不僅是基于材料的理解，也是基于研究者閱曆、經曆上的理解。畢竟現在能走進我們視野的人物大多是大人物，你可能在職位上永遠也達不到他們的高度，唯有年齡可以逐漸接近。我們在20歲時，隻能用“對”和“不對”的兩分法來簡單評判，絕對不能理解50歲的人是怎麼考慮問題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到50歲以後的文章才寫得比較好的原因，隻有到這時候，才能真正走近曆史人物的内心，了解真正的情景。你也不會再簡單地用兩分法、是非對錯來評判，你會想到他這樣做不對，但在他當時處境下，或許确實是一個不得不為之的選擇。
南都：對于民國史而言，現在是否能說，它已經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學科體系？
陳紅民：如果從整個面向，包括李新先生在1970年代初期提出的民國史的内涵、外延來看，我們早已經超過了他們的設想，民國史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至于如何完善學科體系，仍然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應該說，民國史現在正處于上升到“斷代史”的階段。大家實際都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隻是沒有人提出來，每個人都在“埋頭拉車”，做自己的學問。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李新先生他們當年在沒有任何基礎之上建立起了這個平台，我們現在更應該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搭建一個新的平台，開創新的領域，這樣也有利于後來者進入。我們當時做民國史的時候，我們的老師也剛剛轉入這個領域，我們和他們幾乎同時起步，你可以随便找個題目占山為王，成為專家，但是現在已經很難這樣找題目了，好題目都已經被人家寫完了。對于一個相對成熟的學科，它的新增長點和活力不夠了，但規範性很強，如果沒有在大的方面有突破的話，在小的方面突破意義也不大，隻是增加數量而已。
南都：你在南大期間，應當算是“南大學派”的一員猛将，對于你，是否有一個從“南大學術圈”逐漸走出的一個過程呢？
陳紅民：我們的成長過程是在老師的光環下進行，老師有個學術圈，他把你帶進去，就已經提供了一個大平台。“南大學派”之所以能建立起來，是因為有很大國家級的項目，都是由團隊完成。當時的情況就是“大師加團隊”，有一個張憲文先生這樣的大師，加上我們這些學術能力比較強的“小喽啰”。不過我自己清楚，必須在這個團隊裡有自己的課題與專長，否則會一直被大師的光芒遮住。你總得有點自己的東西，不能淹沒在人流中。我的路數跟整個團隊的也略有不同，我的看家本領就是整理史料，下死功夫，我把這個用到了極緻。2006年我去浙大，這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當初決定去浙大，完全是基于個人生活體驗，我從小生活在南京，幾乎都沒換過地方，當時隻是單純想換換地方，并沒有學術上另辟蹊徑的考慮。
結果到了浙大，發現兩所大學的學風完全不同，南大是文理科厚重，有人情味，強調坐冷闆凳下死功夫；浙大原是個工科為主的學校，很多人批評它工科思維，急功近利。但我到了浙大以後，發現工科思維也有可取之處，強迫你轉型，要立竿見影，能馬上行動。對于我這種文科思維已經深入骨髓的人而言，在某些程度上轉換成工科思維也是好事。我現在做事比從前果敢，有想法就投入行動，做起來再說，不再瞻前顧後。應該說是到浙大後的進步。
轉向：開始蔣介石研究
南都：你到浙大之後，就開始研究蔣介石？
陳紅民：我去浙大時，張憲文老師問我為什麼要去，我說在南大已經20多年，實在是待得太長了。他說你才待了不到30年就厭倦了，我都待了50年還沒厭倦。我跟他說，張老師，你50年不厭倦，這是一種精神，我做不到。我教書做研究隻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換個學校就是換個地方生活。我基本上是用退休的心态到那邊去的。
到了浙大以後，我覺得總得找什麼選題做，當時考慮到蔣介石是浙江人，加上我長期做民國政治史與胡漢民，也看了很多關于蔣介石的資料，判斷蔣介石研究可能是熱點，所以就決定在浙大做蔣介石研究。應該說，蔣介石研究，是整個民國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個标杆，但一直以來，學界都不願意捅破這層窗戶紙，都是在邊上繞來繞去，不敢捅破。2007年，我們也是頂着壓力，成立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到現在，随着《蔣介石日記》的全面開放，蔣介石研究已不是學術禁區了。
南都：應該說，現在的蔣介石研究，早已成為一門顯學。包括楊天石、黃仁宇都有相關的著作。你現在在浙大所做的，同他們有怎樣的不同？
陳紅民：對蔣介石學術研究的進步，是史學界長期共同努力的結果。包括楊天石先生在内的許多前輩，做出了非常優秀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做到的是三點：首先，我們是一個團隊在做，有專門的機構，陣容較強大，我們邀請了全世界所有蔣介石研究的優秀學者，包括楊天石先生做我們的客座教授，來指導交流；其次，我們的目标是做蔣介石研究的國際化和學術化，我們把整個的研究放到學術領域去。因為蔣介石研究不怕不普及，隻怕太普及，我們是學院派，也要國際化，到現在，我們已經組織了兩次大型國際會議，我們希望能實現最高端的合作；第三，我們的研究機構叫做“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是把蔣研究置于中國近代曆史演變的大背景下進行，不局限于他個人。與此同時，我也希望能通過這個機構，有意識地帶動整個研究隊伍，所以我們也有一些資助青年學者的計劃。
南都：其實這樣看來，你對未來在學術上的位置，還是有一定期許的。
陳紅民：老實說，我的自我期許比較低，畢竟原來對曆史研究沒特别深的愛好，上大學前都不知曆史研究為何物，天分也不夠，有今天在學術界的地位已經很滿意了。我現在的想法就是把蔣介石研究踏踏實實往學術化、國際化上面走，我未來的目标是寫出一本最好的蔣介石的傳記，在學術上能留下來的東西。另一個工作是，要把蔣介石的資料重新收集起來，建立蔣介石的資料數據庫。
之前的蔣介石傳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蔣介石傳不是他個人的傳記，通常把很多不是蔣介石的事情說成是蔣介石的，比如國民政府、國民黨集體決定的事情，并不都是蔣介石的事情，畢竟他還數次被迫下野過；第二，蔣介石本身是個個體，除了政治之外，還有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宗教、讀書、人際交往、家庭生活、心理特征、處事方法等等，過去的研究就是把蔣介石與政治、經濟、軍事相聯系，沒有注意到他首先是個自然人(他首先是個個體)，然後才有附着的社會屬性，如是個軍人、國民黨的領導人等。以後寫蔣介石傳，我就會注意到這兩方面。
除此之外，對于1949年以後的蔣介石，我們也知之甚少。有意思的是，對于曆史人物，我們非常講究蓋棺論定，但你卻不去研究台灣時期的蔣介石，那得出的結論肯定不會公允。實際上，台灣時代的蔣介石和大陸時代的蔣介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研究台灣時代的蔣介石就顯得愈發重要。
我好在當時跟茅先生做過1949年以後的台灣研究，對這方面很熟悉，完成了《蔣介石的後半生》。當年被迫研究台灣史對我也是很有好處的。
同題問答
現在主要進行什麼研究？
陳紅民：總體上是關于蔣介石，具體是資料的整理和收集工作；第二個就是研究蔣介石和人的關系，跟胡适、陳誠等的關系。
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幾本？
陳紅民：專業書的話是李新先生的《中華民國史》，曆史書的話《萬曆十五年》、還有美國易勞逸的《流産的革命》、李宗一的《袁世凱傳》。
你認為做好學問最重要的是什麼？
陳紅民：堅持，看不到頭的時候要堅持；其次是會做人，自助天助，即使做曆史研究這樣個體化很強的東西還是要靠别人，我覺得我能在史學路上走到這一步，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斷有貴人相助。
到現在為止你個人最滿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陳紅民：最滿意的應該還沒寫出來，已經寫出來的是《函電裡的人際關系與政治：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研究》。
你的工作習慣是怎樣的？
陳紅民：每天晚上工作通常到12點。除了工作以外就是看書。我自己覺得有兩個很好的習慣，一是鍛煉身體，一有時間我就會去遊泳，已經堅持有很多年了。第二個就是我通常會有個計劃，比如規定在這一段時間要寫多少字，看多少書，未必能全部完成，但是不完成的話會有點壓力。有規劃比沒規劃好很多。
來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