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革命為我選擇職業
我從事曆史教學與研究整整65年，但這并非出于自己的選擇，終生與史學結緣純屬偶然。
1946年9月我進入金陵大學就讀，原本報的志願是農業經濟系，因為這是金大的王牌專業。蔔凱早已成為知名教授，而我此前曾經在教育部辦的計政人員專修班讀過将近一年的會計專業。沒有想到金大的正式錄取書卻把我撥歸曆史系，個中情由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也從未申請轉系，因為曆史系有好幾位良師，他們都對我熱心教誨，我不好意思說對史學不感興趣。實際上我的課餘時間多半用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并努力閱讀與印第安人相關的文學作品。
我未能完成曆史系本科學業，因為1948年11月進入中原解放區參加革命。原想經過短期培訓即奔赴前線，最好是當個戰地記者，不料卻被當時設在開封的中原大學視為理論人才，就留在校部政治研究室中共黨史組。是金大曆史系肄業的學曆害苦了我，從此再無機會上戰場殺敵。
1949年6月我随中原大學南下，在武漢繼續從事幹部短期培訓工作。稍後中原大學分設政治、财經、教育、文藝等學院，我被劃歸教育學院，仍然從事中共黨史與新民主主義論的教學工作。1951年暑假，又随教育學院與已經改制為公立的華中大學合并（以後改名為華中師範學院，後又改名為華中師範大學），并且正式成為曆史系教師。最初仍然是教中共黨史等政治課，直到1954年才開始擔任中國近代史本科教學的主講老師。
因此，我常說，是革命為我選擇了職業，而職業又使我從家族的曆史走向中國的曆史與世界的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職業像包辦婚姻，通常應該是先戀愛後結婚，我卻是先結婚後戀愛。我是在擔任曆史課老師以後，才逐漸增長了對于史學研究的興趣。不過，1956年以前主要還是應付課堂教學。試想，一個隻讀完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要獨立地為大學本科生，甚至為在職中學曆史骨幹教師開課，而且經常是每周3門課(曆史、政治、教育三個系分頭上)，總共13個課時，那是多麼勉為其難。當時，也沒有一部完整的教材可供憑借，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隻有上冊，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也隻有一半，此外則為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少量參考書，陳恭祿、蔣廷黻的教材則已作為反動書籍封存。幸好華師曆史系系主任田家農到中央黨校學習，胡繩為他們系統講授中國近代史，有一個較詳盡的教學提綱，田家農趕緊為我寄來一份，我就按照這個提綱編寫簡要講義，印發給學生參考。當時中央強調“厚今薄古”，課時的分配上中國近代史與中國古代史門當戶對，結果是中國古代史為課時不夠發愁，而中國近代史卻深感課時過多，沒有那麼多内容可以搪塞。至今回想起來，我仍時有愧疚。幸好1948年我在南京一所私立高中兼任過世界史課程，多少有點教學技巧，所以無論是本科生還是中學在職老師都還願意聽我講課，這才不斷增強繼續教學的信心，并且擠出一點時間進行結合教學需要的課題研究。
學術生涯轉折：辛亥革命研究與北洋史料征集
中國近代史是個年輕的學科，如同當時國内其他年輕同行一樣，初期的研究也是趕潮流，熱心參加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讨論，并且花費很多精力研究太平天國的性質與土地制度。直到1960年以後，才真正把精力轉移到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張謇研究。196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國性學術讨論會在武漢隆重召開，對我的學術生涯來說這是一個重大轉折。此前我與外地同行學者交往極少，可以說是僻處鄉野，孤陋寡聞。正是通過這次盛會，我不僅聆聽了許多著名前輩學者的教誨，并且結識了一批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青年俊彥。我們從此風雨同舟，共同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營建奉獻終生。
正是在這次會後，華師領導念我多年苦戰在教學第一線，從來沒有享受過出外進修的優厚待遇，慷慨地給我兩年學術休假，讓我借此訪師問友進一步提高學術水平。當時，北大與近代史研究所對我都很有吸引力，北大是經過侯仁之親自聯絡，邵循正滿口答應接受；近代史研究所則是由于範文瀾曾經挂名當過中原大學校長，劉大年等已把我看作勢在必得的“自己人”。但沒有想到更為熱心的卻是曾任華中師院院長的楊東莼，他在征得華師黨委同意後，于1963年春天正式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名義，把我借調赴京協助征集北洋政府時期資料，而北大與近代史研究所隻不過是經常聯系單位。
從1963年春天到1964年10月，我名義上是協助征集北洋史料，但實際上這方面可做的事情并非很多，無非偶爾陪同章士钊與其幾位北洋時期的同僚漫無邊際地閑聊而已，真正有價值的史料還是他們自己過去已經發表的憶述。坦白地說，這一年多時間我主要是研究張謇，利用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劄》(即《趙鳳昌藏劄》)和此前在南通市委檔案室搜集的《張謇未刊函劄》等相關原始文獻，對照《張季子九錄》、《張謇日記》等已出版書籍，做系統的史料長編與部分箋注工作，然後在此基礎上寫成20多萬字的傳記初稿。這就是遲至1986年才改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開拓者的足迹——張謇傳稿》一書的原坯。
北京之旅使我大開眼界，我不僅得以充分利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與近代史研究所的豐富藏書，而且得以經常向許多學識淵博的師友問難切磋，這将近兩年的進修比我讀個學位的收獲更大，可以說影響了我整個學術生涯。
北京史學界的“朋友圈”
在朋友圈中，首先要感謝李侃與龔書铎。我剛到北京時，為接待重點“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鄧漢祥等)，陪同他們住在全國政協臨時性招待所(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招待所租用的兩層樓)，與北京史學界仍然比較隔絕。隻有李侃特别熱心，因為此前他已與總編金燦然商定，把我與祁龍威等都列入中華書局的重點扶植青年學者計劃。燦然雖然生病住院，仍召我面談一次，多所垂詢并給以鼓勵。所以每逢星期天，李侃必邀龔書铎一起來看我，多半是在附近的玉淵潭公園紫竹院品茶、抽煙、神聊，中午就在院中活魚食堂進餐。當時物價便宜，一餐飯加上二鍋頭還不到一包中華煙的價錢。那時星期天難得清閑，不談國家大事，更不談聲色犬馬，主要是談書論學，自得其樂，我從他們那裡獲取許多學術界的最新消息。大約半年以後，“北洋老人”多已回家，李侃遂按原計劃安排我住進中華書局潛心治學撰述。中華書局書庫本身就有豐富收藏，有些是還來不及整理出版的大型書稿，如《梁啟超年譜長編》，對我寫作提供極大方便。加以當時集中力量校訂二十四史，全國史學大家都聚集在公主墳中華書局幽靜的原址，作為年輕後輩，請教問難更為方便，其中唐長孺、王仲荦都成為我的忘年之交。正是在中華書局，特别是籌建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委員會期間，我才真正開始融入全國史學界。
李侃豁達大度，急公好義，有古君子風。他明明知道我的張謇傳稿在來北京以前已與上海人民出版社簽約，但毫不計較，隻要求為“曆史知識叢書”寫一本《武昌起義》就算交差，而且還給以優厚的稿酬。1964年10月，我因撰文評價李秀成惹禍，中宣部通知全國重點批判，中華書局對我的扶植計劃亦告夭折。但李侃對我的友情始終如一，就在我回武漢接受批判并且又患黃疸肝炎之際，他仍不斷寄來北京上好小米，供我作為中醫藥丸的添加劑，使我的肝功能迅速恢複正常。
李侃比我參加革命早，原先曾在東北局宣傳部任機要工作，以後來北京調入中華書局任近代史編輯室主任，成為金燦然的得力助手，與中宣部的幾位老領導關系也比較密切，也正因為如此，“文革”爆發他就作為中宣部“黑線人物”橫遭批鬥。我的另一好友戴逸也因《論清官》一文得禍，大字報鋪天蓋地。華師曆史系有一位曾在北京進修的“造反派”教師，看見這些大字報後聯想到我與李、戴關系十分密切，認定我是隐藏在桂子山的中宣部“黑線人物”，甚至把我們在紫竹院把酒論學也視為暗授機宜的“黑會”，公開在大會小會發難，借助所謂群衆聲勢逼迫我“徹底交代”。但是，“文革”十年，我們這些老朋友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承擔，從未牽扯别人以圖“立功贖罪”。此所謂道義之交，自有堅守的做人的底線，所以“紫竹院黑會”的爆炸性新聞也就無疾而終。與此相類似的著名編輯還有《新建設》的王慶成、《光明日報》的蘇雙碧、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他們都是我推心置腹、放言無忌的密友。我們也都“好漢做事自己擔”，從未诿過他人或牽連上級領導。這是我們心知肚明聊以自慰的一點小秘密。遇上這些懂行貼心的好編輯，是我學術生涯的極大幸運。
“文革”之後： 理念、方法、路徑與風格的變化
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文革”總算走到盡頭。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自發悼念好總理，聲讨“四人幫”，盡管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王慶成仍然給我寄來周總理的著名遺像，我挂在床頭日夜思念，熱淚濕透枕巾。“四人幫”垮台，普天同慶，京師螃蟹漲價暢銷，李侃等高陽酒徒更是持螯盡歡。對于我們這一代曾經的“民主青年”來說，“文革”的結束等于第二次解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并且自上而下提出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新學風。學術界與其他各行各業一樣，人民備受壓抑而又積蓄已久的積極性像埋藏地下的泉水一樣突然噴湧而出。這是我一生精力最為旺盛而成果也最為豐碩的時期，1981年繼合編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後，又陸續出版了《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迹——張謇傳稿》、《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辛亥前後史事論叢》等專著，并在國内外重要刊物上發表了許多論文。從1979年秋天開始，我又多次應邀前往美、歐、澳、亞許多國家與地區開會、講學與訪問。1990—1993年更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加州三所大學連續任教與研究共達3年以上，在促進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研究領域的中外學術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結識了一大批風義之交與良師益友，正所謂“環宇豈無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緣”。
“文革”前後，我的學術理念、方法、路徑與風格發生很大變化。80年代以來，我在教學與研究工作中非常強調社會環境、社會群體與社會心态的闡析，也比較注意區域研究(如江浙)與個案研究(如張謇)。有些人以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國同行或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才發生如此明顯變化。其實曆史唯物主義本來就很注意對社會環境(特别是經濟結構與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我自己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以社會運動作為整體對象，并沒有局限于單個的人物與事件。日本有的學者認為我是大陸學者中較早也較多把社會學方法引入曆史的研究者，其實這要感謝已故的老師馬長壽教授，他在金大作為曆史學家開社會學通選課，自然會在我這個曆史系學生身上産生深遠影響，所以我對社會學的某些理論、概念與方法早已略有所知。我還要感謝另一位已故老師王繩祖教授，是他在動蕩不安的校園為我們開設湯因比史學介紹講座，使我們對這位大學者的思想體系興味漸濃。所以，在80年代國内引進西方學術新知形成熱潮時，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反而有故人歸來之感。
回顧既往，我在多年史學實踐中并非簡單借用社會學的概念，而是确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點：一是比較注意分析個人、群體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系；二是把研究的重點置于個人與階級的中介——群體之上。其實這兩個特點從張謇研究即已開始顯現，隻不過長期受“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難以自由揮灑而已。我們這一代學人生不逢辰，青少年時代基本上在戰亂中度過，特别是我自己竟連大學本科都未讀完，因此就學術根基而言，實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新中國成立以後，政治運動甚多，上山下鄉頻繁，很多時間都浪費了，連“勤可補拙”都難做到，何況又常以文字得禍，屢遭無妄之災，自然難以學有大成。盡管由于曆史的機緣謬膺學科帶頭人之選，但自己究竟有多少學術底蘊，内心經常為此惶恐。我從來不敢以“人梯”自喻，因為缺少必要的學術高度，隻能為年輕的後輩充當鋪路石子，或者是披荊斬棘的前驅。
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很快就從業已成為國際顯學的辛亥革命研究先後轉入商會研究與中國近代化研究；90年代以後又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與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而最終又從基督教研究擴大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我從不趨時跟風，但卻難免喜新厭舊、淺嘗辄止之譏，頗似一個流浪成性的行者，經常漂泊在沒有航标的江海。我并不認為這是多大的失誤，因為自覺隻有這樣才能為後繼者探索新路，擴展更大的學術空間。但也正因為如此，我的治學從來沒有駕輕就熟的輕松，經常是“八十歲學吹鼓手”，必須從頭學起，從頭做起，永遠都在艱難的探索之中。我很高興，我所開辟的這些領域大多後繼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