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5年8月18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清朝為穩定在江南的統治,一方面采取哭廟案等一系列措施整治士心;另一方面持續施行錢糧奏銷、清查積欠等舉措,與江南地方和廣大業戶展開博弈,嚴懲偷漏拖欠賦稅行為,争奪稅糧收入,從而實現對江南的有效控制。
順治末年興起錢糧奏銷
順治十七年(1660),江甯巡撫朱國治鑒于明末江南地區嚴重拖欠錢糧賦稅,同時為落實朝廷足額征收田糧的要求,遂借鄭成功進軍江南之機,以“拖欠錢糧緻誤軍需”為由,奏請嚴懲江南士紳的拖欠行為。于是江南“凡紳衿欠糧者,無論多寡,一概奏請褫革,名曰‘奏銷’”。江南賦稅定額、拖欠數目、紳衿人數均居于全國前列,而且朱國治執令甚嚴,又大事株連,遂導緻蘇、松、常、鎮四府及江甯府溧陽一縣被褫革功名者達13500人之多。其中,昆山士紳葉方霭,僅因被舉報拖欠錢糧一厘(合錢一文)而遭褫革探花功名,是所謂“探花不值一文錢”。江南奏銷案之嚴酷,由此可見一斑。從順治到康熙中後期,朝廷在江南地區屢掀奏銷,其中聲勢較為浩大的是:順治十八年,韓世琦繼任江甯巡撫,責令各道、府确查轄地紳衿衙役之戶的積欠情況,并“造冊遵例奏銷”;康熙二十五年(1686),趙士麟任江蘇巡撫,“用法嚴峻,意在鋤強去暴。一時勢惡土豪,剪除殆盡”。
事實上,順治、康熙時期的錢糧“奏銷”不僅是算“經濟賬”,某種程度上也帶有打擊江南士紳矜傲之氣,進一步收拾江南士心的政治考慮。才子吳偉業的心聲堪稱典型,“奏銷案”發時,吳大概隻欠8厘銀子的錢糧,卻為此心驚肉跳,寝食不安,并一再緻信相關人士,聲稱“奏銷一事,細思之,種種怕人”,為此“晝不食,夜不寝”,并關照道:“此系身家性命事,爾等須實實留心,十六年分尤宜急急清完,不可借‘赦’之一字,少有拖欠也”,“納白折,完練饷,查冊子,此第一要事”。以葉方霭事件為代表的一系列奏銷案,對江南士林嚴厲的心理震懾可見一斑。
雍正朝清查錢糧積欠
康熙後期,錢糧征收較前稍為寬松,錢糧拖欠也就日益嚴重。自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1723),江蘇一省曆年積欠已高達881萬餘兩,加上雍正二年應征額銀,總數達1234萬兩,成為全國賦稅拖欠數量最多的省份。同屬江南地區的安徽省,積欠不及江蘇十分之一二,而浙江僅是江蘇的三分之一。
雍正三年起,朝廷下令江蘇地方自查自厘積欠錢糧。因成效不大,雍正七年,朝廷特派戶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江蘇,會同署理巡撫尹繼善、巡察禦史伊拉齊、布政使趙向奎總理清查事務。到雍正九年底,前後數年的全面清查基本結束,查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共積欠1000萬餘兩,其中“侵蝕包攬”470萬餘兩,“實在民欠”530萬餘兩。從中可以看出,“官欠”約占總數的47%,“民欠”約占53%。事實上,民欠中又以紳欠居多,并且混雜了官員胥吏侵蝕者。因此,如果加上官役自首侵蝕錢糧189萬餘兩,官吏侵蝕的實際數目達661萬餘兩,接近積欠總額的六成以上。但是,與順治、康熙時期不同,雍正帝采取的對策更為“就事論事”——沒有大規模使用政治手段處罰拖欠者,隻是責令補齊虧欠數額。而且,催征方式也較為和緩。在查清欠款總額之後,雍正十年,朝廷下旨“官侵”、“吏蝕”、“包攬錢糧”的虧空分為十年帶征,“實在民欠”更加寬緩,分作二十年帶征。手段雖然緩和,但是雍正朝對江南地區積欠的嚴厲清查,在經濟和政治層面收到了良好效果。乾隆十一年(1746),江蘇巡撫陳大受奏報:“江蘇錢糧,從前舊欠最多,自雍正年間清查之後,積弊已除。”乾隆十三年,署理兩江總督策楞上奏說:“江蘇各屬,财賦甲于天下,而錢糧積欠亦甚于他省。自雍正年間奉旨清查之後,奸胥玩戶,始知儆惕,侵欠之風,得以少息。”
雙重手段确保江南統治穩固
奏銷和清查對鞏固清朝在江南的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過順治、康熙的奏銷和雍正年間大規模清查積欠錢糧之後,江南士紳強化了納稅意識,以早完國課為第一要義。朝廷的強力手段,使得江南士人内斂自檢,以不入公門、不與外事為自處準則,更使不少士子人生進取目标發生轉向。據地方文獻記載,“中更世變,士大夫脅息避禍,一二廉謹之士,或隐居鄉曲,不入城市,有幸而得全其志者。順治辛醜有奏銷一案,半歸廢斥,大都以名義自處,雖登兩榜官禁林者,卒安貧處困,或出入徒步,不自矜炫”。乾隆後期的蘇州生員顧公燮也認為,江南紳衿勢焰嚣張,至康熙時仍沿此陋習,“迨我世宗憲皇帝整綱饬紀,一洗從前積習,紳衿皆知斂迹”。 這種情形,與明後期江南士林景象形成鮮明反差。
在使用懲治手段的同時,朝廷對江南地區賦稅定額也有所減免。朝廷在奏銷和清查積欠過程中發現,額定賦稅過重也是導緻江南積欠嚴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催征如何嚴厲,民間總難足額交納,這也會影響官員錢糧考成。因此,為減輕蘇松等地的賦稅負擔,也為減少官員賦稅征收的考成壓力,在江蘇地方官員和社會各界的反複籲請下,雍正二年,朝廷準予蘇松常各府州,升州析縣,析出13個縣,升太倉為直隸州;雍正三年三月,又宣布減免蘇松二府征收定額銀45萬兩;乾隆二年,朝廷再次對蘇松重賦區減額20萬兩。前後兩次減額總數達到65萬兩,而且均集中在賦稅征收最重的蘇松二府,江南地方的賦稅負擔大為減輕,積欠錢糧的程度也大為好轉。
通過以上手段,朝廷、江南地方與廣大業戶的利益得到較好平衡,清朝對江南的控制得以穩固,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也得以平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