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名家
茅家琦，這 江蘇土生土長的曆史學家，是國内太平天國史研究名副其實的“泰山北鬥”，是台灣當代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荒者”。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史學，年近古稀之時仍在區域現代化領域開疆辟土、大展拳腳，年近九旬之時仍筆耕不辍，一部《桑榆讀書筆記——認識論、人生論與中國近代史》集中展示了他對大曆史的思考。在茅家琦60餘年的治史生涯中，人文精神與理性一直為他所堅持與踐行。
1951年，茅家琦畢業于bevictor伟德官网經濟系，并留校任教。畢業前，他機緣巧合參觀了著名曆史學家羅爾綱在南京舉辦的“太平天國起義100周年紀念展”，第一次全面接觸了太平天國曆史，産生了濃厚的興趣。1956年，茅家琦便申請調到曆史系，并得到批準，開啟了一生的太平天國研究之旅，陸續發表了《我對太平天國革命性質的一點看法》《太平天國的“田憑”是發給誰的？》《太平天國革命後江南農村土地關系試探》等有關文章。
其中，1964年8月7日發表在《文彙報》的一篇論文《論李秀成》，帶給茅家琦難以忍受的政治批判。在這篇不到萬字的論文裡，茅家琦對“忠王不忠”觀點提出不同意見。在他看來，“忠王不忠”論，在理論上和思辨方法上都是膚淺的。從理論上看，對“忠”的概念并沒有弄清楚；從思辨方法上看，沒有具體分析李秀成的行動和思想的實質。這種全新解釋，是他人文精神和理性認識的第一次凸顯。
在當時的政治風暴下，這樣的論點隻能被當作“大逆不道”。 “走白專道路”“叛徒辯護士”“黑線人物”，一頂頂帽子被扣到茅家琦頭上，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所幸的是，茅家琦隻是被下放到海安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并未開除教職。當時南大校長匡亞明安慰他說：“不要緊張，再寫文章！”，而當茅家琦再次寫作時，已經是14年之後了。
此番被“政治迫害”的經曆，茅家琦做了深刻思考，悟出了兩個道理：一要尊重自己的人生價值和人格尊嚴，也要尊重他人的人生價值；二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任其膨脹成為不可遏制的貪欲。由此，他堅定了兩個決心：第一，“任憑風浪起，穩坐讀書台”，專心于教學與研究；第二，對自己、對他人都必須弘揚人文精神。
厚積而薄發，一旦茅家琦再次動筆就一發不可收拾。待1980年從美國訪問回來，視野大開的茅家琦重拾太平天國的研究，《太平天國興亡史》《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太平天國與列強》《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校補》《太平天國通史》等經典著作陸續完成，奠定了他國内外一流太史研究專家的地位。
同時，美國之行讓茅家琦催生了研究當代台灣史這一嶄新領域的念頭。1988年，由他主編的《台灣三十年（1949—1979）》出版，引起海内外學界的強烈反響，被譽為新中國成立後大陸首部具有開拓精神的當代台灣史專著。随後，茅家琦又陸續出版了《台灣經濟政策軌迹》《李國鼎與台灣财經》《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等著作。在對台灣經濟思想的研究中，茅家琦再次表達了自己對人文精神的認同。比如李國鼎關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許多問題需要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來共同解決，經濟學應回歸到社會、人文與倫理的領域等觀點，茅家琦十分贊同，并認為很有見地。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茅家琦開始研究晚清以來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問題。經過多年的探索，1993年他和幾位研究生合作出版了《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的軌迹》。在這部著作裡，茅家琦旨在提出一個理論問題，即人的思想認識對于曆史發展的進程具有指導性作用。
“文革”反思形成的人文精神，一直主導着茅家琦的思想，但苦于沒有相關著作來承載。20世紀90年代，時任bevictor伟德官网名譽校長的匡亞明邀請茅家琦擔任“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副主編，茅家琦撰寫了《孫中山評傳》。在該書與後來編寫的《中國國民黨史》中，茅家琦貫穿了自己對人文精神的理解，即要尊重自己的人生價值和人格尊嚴，尊重他人的人生價值和人格尊嚴。
在閱讀《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以後，茅家琦又寫了兩本書，即《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桑榆讀史筆記———認識論、人生論與中國近代史》，前者從人生論角度考慮中國曆史問題，後者從認識論和人生論兩個方面考慮中國近代史諸問題，是茅家琦對自己曆史觀的一次系統性總結。在他看來，要深入地理解曆史，必須将當時起作用的思想家的思想與曆史發展的實際結合起來考慮。
難能可貴的是，和步入晚年的巴金一樣，除了繼續著書立說外，茅家琦把目光投向了現實，強調在當前的形勢下必須大力弘揚人文精神。在他看來，中西方人文精神各有其着重點：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着重點是強調人道、仁政和道德教化；西方自古希臘羅馬以來人文精神的着重點則是追求民主人性和科學技術。若這兩方面“取長補短”，将會使人類的人文精神提高到一個與時代相适應的水平。
新華日報記者： 顔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