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50年代研究中國近代史開始，我就和絕大多數同行一樣相信兩個觀點：一是在中國，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二是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總是”歸于失敗，總是被地主和貴族利用，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條“曆史發展周期律”。但是，長期以來又感到這兩個觀點之間存在難以解開的矛盾：“真正動力”與“曆史發展周期律”之間的矛盾。既然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就不應該出現“曆史發展周期律”；既然出現“曆史發展周期律”，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就不可能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關于這個困惑，在讀到匡亞明先生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寫的“總序”時有了新的體悟。“總序”中寫道：曆史事實反複證明，“凡是在各個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和學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當時曆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和掌握了該領域事物發展規律的具有敏銳思想的人。他們取得成就的大小，取決于思想上認識和反映這些規律的程度如何。”随後，我又從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同樣的啟示。恩格斯在為馬克思作的“悼詞”中寫道：“他首先把科學看成是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從“規律”和“科學”視角來審視，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能不能成為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取決于農民起義領袖的思想是不是反映社會發展規律。在我國曆史上，農民起義領袖們的思想認識雖然在一開始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但最終跳不出封建思想的束縛，因而總是陷入“曆史發展周期律”。
考察曆史可以發現，一個時期内人們所能認識到的規律，當然是物質決定意識的體現，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利用規律改造社會則是意識反作用于物質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映規律的思想可以影響曆史進程。在一定社會，同時存在多種不同思想，它們相互碰撞、融合，最終某一種思想（多數情況下是幾種思想的融合）推動形成了一定曆史實際。因此，準确地說，應是思想合力影響曆史發展。這啟示我們，決不能忽視思想意識對曆史發展的反作用。用這一視角考察我國古代曆史，會有許多新的認識。
關于我國古代史，通常的說法是：皇權思想主導着我國古代政治家。其實，主導我國古代政治家的除了皇權思想，還有神權思想以及政治家（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政治欲望。在我國，皇權思想與神權思想結合在一起有着悠久的曆史，曆代政治家（帝王将相）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實踐這種思想，又取決于他們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追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欲望。皇權、神權和欲望三股思想不同形式的結合，主導着我國古代曆史的多樣發展。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下面以對比性極強的三位皇帝為例。
一是秦始皇。他的貪欲極度膨脹，大肆揮霍天下财富，壓榨民脂民膏，民不堪命。他幻想子孫萬代都做皇帝，結果卻“二世而亡”。二是漢武帝。早期貪欲膨脹，晚年改正。漢武帝登上皇帝寶座後，長期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在對外征伐的同時，對内又大興土木、多次巡遊、祭祀名山大川、舉行封禅大典等，極大地增加了人民群衆的賦稅、兵役和勞役負擔。到漢武帝晚年，社會危機極度嚴重。大臣徐樂向漢武帝指出，當時已出現“土崩”之勢。漢武帝接受徐樂的意見，下诏“深陳既往之悔”，提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這就是漢武帝征和四年發出的輪台“哀痛之诏”——下诏罪己，改弦更張。正是控制了貪欲、轉變了政策，才出現了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的曆史。三是唐太宗。唐太宗吸取隋朝短命而亡的曆史教訓，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斃，其君亦亡。于是，他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範圍内，不發展成為貪欲。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出現了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可見，帝王的思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順應人民意願、反映曆史規律，是決定王朝興衰和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