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曆史學家。出生于1927年2月，祖籍江蘇鎮江，後移居姜堰市。1946年考取南京中國銀行檢券生，1947年考入中央大學經濟系，1951年畢業後一直在bevictor伟德官网工作，先後在圖書館、宣教科、教務處任事務員、科員、副科長職。1956年調入曆史學系工作，先後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并兼任系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曆史研究所所長、台灣研究所所長。曾任江蘇省曆史學會會長。
茅家琦是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海峽兩岸關系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bevictor伟德官网《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終審組召集人等。
茅家琦上世紀50年代師從羅爾綱、陳恭祿教授研究太平天國史，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後的台灣史，先後發表（含合著、主編）《太平天國興亡史》、《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太平天國通史》、《晚清史論》、《橫看成嶺側成峰——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的軌迹》、《台灣三十年（1949－1979）》、《八十年代的台灣》、《李國鼎與台灣财經》、《孫中山評傳》等專著14部，在太平天國與晚清史、當代台灣史、中國近代城市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等領域有卓越貢獻。
年少時的茅家琦，有着很多愛好，打橋牌、下圍棋、吹箫弄笛、吟詩作對，可謂多才多藝，可後來這些愛好都沒有了。茅家琦說：“白天工作，晚上回家看書，放假也是看書，也就是我的業餘時間全都用在了讀書上，因為隻有這樣做，我才能在曆史研究上做下去。”
袁曉慶：你是泰州姜堰人，首先請你談談對兒時老家的記憶。
茅家琦：我跟泰州姜堰的關系是從1938年開始的。1927年我出生，1938年夏天到了泰州，之前住在鹽城，因為那年春天，日本鬼子打南通，一直向北打，打到鹽城那一帶，為了逃避戰火，我們就到了泰州，先在泰州住了幾個月，然後就到了姜堰。
1938年暑假，在泰州的時候，我曾經在一個設在鄉賢祠王氏宗祠裡面的小學裡補習了個把月。這個小學在哪裡呢？就是在北門外的東街上，再向東走呢，就到覺正祠了，從那兒一直向東走就到姜堰了。那時候我11歲，一個暑假在那裡補習，給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一個老師，李竹修，中央大學生中文系畢業的，他講課講得非常好，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對這個李老師印象非常深刻。
到了秋天以後我去了姜堰，在泰州泰縣第二模範小學上了幾個禮拜的學，後來身體不好就停下來了。1939年年初，姜堰成立三水初級中學，我就在那兒念書。暑假，三水初級中學改成私立榮漢初級中學，這個三水初級中學、榮漢初級中學事實上都是現在姜堰中學的前身，所以我是姜堰中學第一屆的校友。
1941年，汪精衛的汪僞軍到了姜堰，榮漢中學就停辦了，因為不少愛國教師不願意在汪僞政府的中學裡做教員。他們自己組織了一個中學生補習班，招收沒書念的學生，當時有些學生也不願意到汪僞的中學裡念書。我也在這個補習班念書，一直念到高中第一學期，以後我家裡搬到泰州，我就到了泰州培梓學社。這個培梓學社的校長就是那個李竹修老師，還是在那個王氏鄉賢祠裡邊，我在那兒念到高中畢業。當時泰州有一個縣中，是汪精衛辦的，另外還有一個時敏中學，也是向汪僞政府備案、汪僞政府承認的，這兩個呢，一個是汪僞的公立學校，一個是汪僞統治下的私立學校，而培梓學社呢，它跟汪僞政府沒有任何關系，也就是說當時有一批教員是有正義感的，有一批年輕學生，是有正義感的，當時也沒有考慮到畢業以後政府承認不承認你這個學曆，不管它的。後來到抗戰勝利以後我們才知道，這個是跟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教育廳挂了鈎的，江蘇省政府承認這個私立學校，所以抗戰勝利之後呢，就以培梓中學的名義發了一個畢業證書。
袁：據說後來就是憑着這張證書，你考取了bevictor伟德官网？
茅：對。抗戰勝利那一年我高中畢業。我父親在銀行工作，因為這個關系嘛，就想讓我到銀行工作，後來在家裡等了一年，1946年年底我就考中國銀行，考取了檢券生，是最下層的職員，考取以後就到了南京，幾個月以後又調到揚州去，在揚州待了幾個月。1947年夏天，我憑着培梓中學發的這個畢業證書考上了bevictor伟德官网，當時叫中央大學經濟系。
袁：為什麼考經濟系呢？
茅：因為銀行裡有規定啊，允許你停薪留職去念經濟系，那我說幹脆我就念吧，四年以後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我還回來。當時我考取兩個大學，一個北京大學經濟系，一個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但那一年我考過以後生了一場很重的病，病好以後家裡說，就不要到北京去了，太冷，南京近一點，這樣就到了中央大學。大學四年，實際上我隻有開學後一年是真正紮紮實實地念了書的，1948年淮海戰役打響了，學校放假我也沒有回去，就在南京等到了解放。1951年我畢業的那年，是大學生由政府統一分配的第一年，我被分到蘇州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書，當時我也很願意去，後來學校黨組織又不讓我到蘇州去了，讓我留在學校裡面幹政治工作，我就到了圖書館。
袁：幹政治工作，具體做什麼事情？
茅：叫我去搞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就幹這個事情。但是對我來講呢，我就有機會對圖書館裡的藏書情況作一些浏覽、作一些了解了。這一年啊，對我的影響作用很大，就是我接觸到了一個書的天地，我知道外文書有哪些書，中文書有哪些書，曆史有哪些書，科學有哪些書，我可以随時進書庫，随時可以拿到書，這就擴大了我的知識面。第二年，我們的副校長孫叔平，找了我和另外兩個人調教務科，在他的指導下面我們一起讀《資本論》，讀了一年。1953年我開始給中文系、曆史系的學生講政治經濟學。
袁：你大學讀的是經濟系，開始教書又是教的政治經濟學，那後來怎麼轉向了曆史研究？
茅：我讀的是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後來搞研究，發現解放以後這個經濟根本沒辦法研究。怎麼沒辦法研究呢？就是計劃經濟是政策問題，沒辦法展開。後來因為我教書教得還不錯，反應蠻好的，我就說是不是我就不要在教務處工作了，就做教師去吧。當時有人不同意，說我不安心工作，要批判我，後來黨委書記很同情我，做了很多工作。因為政治系的領導人不讓我教政治課，那我就到曆史系去了，這是1956年。到曆史系以後，我就開始搞經濟史，後來慢慢地感到經濟史太窄了，不能專門搞，還是要寬一點，這樣就搞了中國近代史，就這麼一個過程。
袁：從1956年開始，你就一直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執教，南大曆史系作為太平天國史研究的重鎮，應該說，與你的開拓努力是分不開的。當初為什麼選擇研究太平天國史？
茅：我到曆史系，一開始研究就是從太平天國時期開始的，為什麼？因為農民革命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那我就研究這個，又因為在南京，在太平天國的首都，這樣一開始就主攻太平天國時期。那個時候的研究，主導的文字是按照中央的一些對太平天國的估價，以它作為指導思想來研究，所以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按照1951年《人民日報》的社論精神來做的，主要是解釋性的，就是用中央的精神來解釋曆史，教條多一點，一開始走的就是這個路。差不多這樣搞了三、四年時間，後來感到不行了。當時學術界也有個風，就是不能夠“以論代史”，以理論來代替曆史，這不對的，後來就提出“論從史出”，論點要從曆史事實裡面提煉，所以在1960年左右就變化到這個程度了。
袁：你作為最早注意并運用外文史料來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少數研究者之一，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太平天國對外關系研究，這一點也為你赢得了很高的評價。
茅：在論從史出這個時期，我根據史料，對一些曆史事實作一些更改啊，對一些論點作一些變動啊，就帶有點新意了。在這個階段裡還出現了一個問題，1964年，我寫了篇文章在上海《文彙報》上發表，發表以後嘛，當時就受到批判，江蘇省省委宣傳部作為大事情來抓，在高校的幹部會議上公開點名，《新華日報》組織了兩個整版來批我，那個批判就上綱了，說這是反動論點。發生這個事情，對我也好，怎麼好呢？實話實說，這一批判人家都知道有茅家琦了，就出名了。當時我雖然挨批判，但并沒有降低我的積極性，因為我要研究問題，研究學術，還要搞太平天國史，這個勁頭并沒有消滅掉。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慢慢地體會到，研究近代史要論從史出，特别是太平天國的外交牽涉到外文檔案，我就利用學校裡的外文檔案來研究太平天國。實際上從1963年批判前後我就開始搞外文資料，這樣逐步積累下去，以後就寫了一本《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文革以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一點呢，應當感謝我們系裡的老一輩學者，我從他們的研究方法裡，學到了利用外文資料來研究曆史，在這一方面也确實充實了太平天國的研究。
袁：在文革期間以及文革之前，你的學術研究好像曾一度中斷，有十幾年時間？
茅：1964年批我，以後基本上就沒有搞研究工作了，不是我不去研究，而是要到海安去參加“四清”。當時不是搞我，我是作為隊員去搞人家，去搞幹部，四清以後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是造反派，所以後來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就沒有我的事情了。那個時候也沒有下放，我就參加農場勞動，有空時就看看書。
袁：這段時期，你就曆史學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總結出面向未來的曆史學研究的新思路與新方法，并圍繞這些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文革結束後，你又開辟了1949年解放後台灣研究的新領域，堪稱第一人。在當時，台灣問題應該還是相當敏感的，你怎麼會想到去研究它？
茅：文革結束，中美關系恢複以後，從1979年開始，美國有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當時邀請了十名中國學者到美國去訪問，包括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學者，這十名裡面有我。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人家認為我在曆史研究裡面很有見解，也有很多學術著作，不是那種應付的、歌功頌德的，所以請了我。1979年因為家裡面有事情，我沒能成行，1980年我去了，在美國呆了兩個多月。在美國這兩個月時間除了講課、應酬以外，我看了很多書。在看書的過程裡面，我就了解到台灣的情況。1949年以後台灣的情況在大陸是看不到的，台灣土地改革，我們不知道，也不知道台灣經濟發展到什麼程度，完全不了解，看了以後感到很遺憾，就是我們教曆史的人都不知道1949年以後台灣的曆史，這是個遺憾的事情，所以我就說，我們應該研究1949年以後的台灣曆史。回來以後我就跟學校裡很多朋友說，我們是不是研究台灣曆史，很多朋友不敢碰，這個問題太敏感了，當時國内也沒人研究，我說不要緊，現在講的是和平統一台灣，這是中央統戰部搞的問題，不是中共中央宣傳部，不是意識形态問題，所以完全可以放手來搞研究，但就是沒人敢搞。後來我跟幾個研究生說，我說你們有沒有興趣？這些年輕人倒是很高興的，有興趣，我說好，你們既然有興趣，我可以指導你們研究，我們組織個小組，研究台灣問題，我當顧問，就這樣子，跟幾個碩士研究生搞起來了。後來出了一本書叫《台灣三十年》，講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台灣的狀況。這本書出來以後反響非常強烈，出版社開始印了五千冊，後來又一下子再版了五萬冊，銷量非常好。因為大家都不了解，而且這本書不是通俗的，還帶有學術研究的成份，所以台灣政治大學的博士生，也把這本書作為他們的參考必讀書。
袁：你對曆史學研究的又一貢獻是提出了“運用假說是基本曆史研究方法”的觀點。請具體談談這個觀點。
茅：這個觀點是從論從史出發展而來的。大概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形成，就是你論從史出，你這個從曆史資料裡面得到的觀點，這個觀點是不是絕對真理？我說不是的，這個觀點應該看成是一個相對真理，相對真理變成絕對真理，要經過檢驗，怎麼檢驗呢？有兩條：一條就是說，今後繼續發現新的材料，要能繼續證明你的觀點是對的；第二條，你的認識水平、思想水平提高以後，繼續認為這個觀點是對的，這個觀點才能夠站住腳，否則的話，你應該改正你的結論。所以我就相信胡适講的一句話，要假設、求證，他講的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說改兩個字：小心假設，小心求證。你假設也不能太大膽，要有根據地假設，要小心假設；假設過以後你還要逐步地、小心地去求證。所以我當時就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文章，文章發表後，多數人認為這個看法是對的。
袁：你的近代史研究一向以缜密著稱，你提出史學家應兼具文獻學家的實證精神和哲學家的思辯精神，這一高标準的要求在當時反應如何？
茅：這個應該是我在晚年提出來的，一開始是假設，後來是求證，就是相對真理要不斷地向絕對真理前進。後來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時候，我逐步地發展了一個觀點，就是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實證功夫與思辯精神相結合。實證，就是你要有根據，你要進行考證，要多讀書增加你的知識，使你研究曆史的根基紮實，這個叫實證功夫。另外一方面，你還要提高思維能力，提高思想水平，增加思辯精神。很多問題，材料有了，但是你怎麼看它呢？還要有看的水平。所以要把這兩個結合起來。這個呢，我也沒有去了解人家反應怎麼樣，不過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我這個觀點還是對的。
袁：關于曆史發展動力的問題，長期以來都是史學家、哲學家讨論的重點。你結合自己多領域的實證研究，提出了極有見地的新看法，請具體談談。
茅：我們搞曆史的過去都講，農民戰争是革命的動力，其實在曆史動力問題上，我想是多層次的。階級鬥争是一個動力，但動力不僅僅是一個階級鬥争，在不同時期，曆史動力是不一樣的。譬如說文化思想，毛主席講得很清楚，意識形态對這個經濟基礎，它有個反作用，曆史上有很多問題，意識形态在裡面起了很大作用，因為人創造曆史，或者說英雄人物創造曆史也好，人民群衆創造曆史也好，他根據什麼創造曆史的呢？他是根據自己的思想來創造曆史的，比如活不下去，要起來反抗，為什麼起來反抗呢？因為我活不下去，就要把你推翻掉。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是建立共和國？還是建立一個新王朝？這也是由人的思想來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個意識形态反作用是非常強的。我再舉個例子，一個***，可以使尼克松下台，陳水扁他做的事情比一個***要嚴重得多了，醜得多了，壞得多了，但他就是不下台。台灣也好，美國也好，都是民主發達的社會，但是這兩個人的做法不一樣，曆史也就不一樣，這是什麼問題呢？應該說還是一個思想文化的問題。過去我們強調法制民主很重要，但是法制民主背後還有一個精神，就是你要尊重它，你要遵守法制，你要遵守民主精神。如果一個人不按照民主精神辦事，不尊重民主精神，我就搞獨裁，我就搞貪污，我貪污了你要告我我就不理你，你幾萬人、幾十萬人、上百萬***示威我根本就不理你，這樣的所謂的民主更糟糕。所以曆史發展，恐怕這個動力是多層次的。
袁：你由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提出的“大曆史觀”，進而一再提倡曆史學的總體綜合研究，所謂“總體綜合研究”怎樣解釋？
茅：因為曆史情況比較複雜，我感到曆史研究，從時間上講，你需要古今都要了解，從地理上、空間上講，各個地區、各個國家都要了解，這樣你才能對曆史了解得比較深刻。過去我研究太平天國十四年的曆史，十四年以外的曆史我根本就不研究，現在看來不行。譬如說，人家都說明清之間有資本主義萌芽，黃仁宇反對，他說中國沒有資本主義萌芽。按照馬克思講的，資本主義形成要有兩個市場：一個勞動力出賣市場，一個勞動力購買市場，就是有人願意出售自己的勞動力，變成一個工人；還有人呢，他能夠買這個自由勞動力，這樣才形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這是馬克思《資本論》裡面講的。後來我就考慮，馬克思著作裡講的雇傭勞動問題，他的出發點不是說資本主義形成的原因，而是解釋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資本家怎麼會賺錢呢？他的秘密在哪裡呢？秘密就在雇傭勞動，以少量的錢去雇用勞動力，工人出賣很多勞動力，替他創造更多的财富，他在這裡面就賺了很多錢，這個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真正秘密，但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原因。後來我又說，資本主義産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保護私有财産、自由競争、自由貿易，沒有私有财産的保護，不能夠自由競争、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形成。我們中國封建社會就沒有私人财産的保護，土地應該說還保護一點，商業根本就沒有保護，重農輕商，皇帝、官員可以任意勒索商人的錢，商人采購貨物是沒有保障的，私有财産沒有保障，所以中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萌芽階段，關鍵在這個問題上。所以從這裡面可以看到，知識面擴大以後，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新的問題。
袁：進入上世紀90年代，有人質疑“學習曆史究竟有何用”，而你卻提出了“從曆史中吸取智慧”的說法，這句話我們該怎麼理解？
茅：我覺得學曆史最重視的是提高人的智慧，先不談學曆史具體怎麼有用，我想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從古代人的行為、思想裡面尋找智慧，用這個智慧來提高自己，這樣可以使自己在處理問題時更聰明一些。學曆史就是要汲取曆史經驗、教訓，就像司馬遷講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無論天下怎麼變化，我通過曆史文化來了解它，了解以後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這樣也就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提高了我的分析能力，包括我的道德水平，道德水平怎麼提高？你可以從曆史，從很多曆史人物裡面，從他的偉大精神裡面去汲取營養，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