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嚴複的了解，主要是得自于一本很薄的小書《嚴複傳》。這書才百把頁，八九萬字的樣子，海藍色的封面，上面有嚴複的書法。作者是王栻。我是1976年秋天在上海買的，2角6分。那個時候，好書很少，可上海人民出版社還是出了不少好書的。王栻這本《嚴複傳》能夠在1976年8月再版，真是難得。我1980年代從上海到北大求學，後又經曆出國留學、留學回國，書架上的書屢經集散，那本1976年購得的《嚴複傳》也丢失了。後來在一個地攤上淘到一本，喜悅之情遠勝于得一個大獎，仿佛找回了自己。
我不是搞曆史的，年輕時讀這本《嚴複傳》，沒注意作者王栻的分量，甚至連問也沒問：王栻是誰？但書中珍貴的信息，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終身的。比如，嚴複1877年3月去英國留學，同船出洋的全部28位同學名單，在這本小書的一個注解中全部登出，其中就有後來在甲午海戰中名揚天下的戰艦前敵指揮員劉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謙、薩鎮冰等。
後來這四十年裡，國内也出版了幾種嚴複傳記，我都是翻翻沒有讀下去。我看非經濟學專業的書，一般是随機翻一頁，看看是否有可讀的内容，如沒有，就放下。在衆多的嚴複傳記裡，唯獨王栻的這本，除了第三章裡的個别地方我想跳過去以外，其餘各章節，幾乎每一頁都不能跳過去，都有值得細讀的内容，或引自于嚴複的私人信箋，或錄自于一百多年前維新變法時期的報刊的時政言論，都經過作者的精挑細品。尤其是散布于這本小書裡的二百多個注解，極見功力，許多注解本身就是一篇精緻的小文章。有時，注解透出的信息，比正文還多。往往寥寥數語，就讓我能進入嚴複的内心，理解其苦衷，進而理解作為一個與晚清民初政治關系不淺的學者之處世艱難。
這本《嚴複傳》告訴我，嚴複理工科出身，是從理工科轉到他自己喜歡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上來的，而這個轉變就發生于其在英國留學的兩年間。嚴複19歲時以最優等成績畢業于福建船政學堂，原本是一個理工科的大專生。翻翻嚴複在福建船政學堂所學的功課，主要是英語、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天文、航海，其中數學從初等數學學到高等數學的微積分。以這樣的知識結構，就是在140年以後的今天，也足夠學現代經濟學了。嚴複畢業後在北洋水師實踐五年，分别到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的海軍崗位上曆練，到過日本、新加坡，并在戰艦的崗位上随沈寶桢到台灣工作過。可以說，嚴複的海軍履曆遍及我國近、中海的整個海疆。嚴複在1877年被沈寶桢以第一名選中，由馬建堂帶到英國留學，他和他的同學的目标并不是拿英國學位，而是服從國家戰略需要，先花一年時間在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學習理工科的基礎課，再花一年時間到英國皇家海軍軍艦上實習。可見，嚴複所獲的留學機會，是晚清強軍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批留學生隻在英國學習兩年，真正的課堂教學隻有一年。
由于嚴複資質聰慧，無論在福建船政學堂，還是在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第一年基礎課學習，都學業優秀，這使布衣出身的嚴複得到了晚清改革名臣沈寶桢、馬建堂、郭嵩焘的賞識。在英國留學的第二年，嚴複沒有與其他同學一道到英國皇家海軍戰艦上去實習，而是繼續留在格林威治學院讀書，而且除了與海軍有關的課程以外，還讀了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的書。嚴複利用星期日，常去拜會大清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焘，相互交談學習社會科學的心得，并且成了郭的忘年交。嚴複一生的西學基礎，就是在留英的這兩年打下的。
别以為留學歸來就仕途暢通。王栻先生在《嚴複傳》裡，向我們介紹了嚴複這個“海歸”不如“土鼈”，甚至要放棄海歸身份轉而考土鼈的故事。回國以後，清政府仍按照原來的留學人才使用計劃安排嚴複的工作。嚴複的伯樂是沈寶桢，沈寶桢本是能與李鴻章抗衡的兩江總督，但就在嚴複歸國的1879年，沈寶桢去世了，這使得嚴複的仕途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持，成了他一生在政治上未獲重用的重要原因。當然，整個留英人才，是按原計劃留在晚清的北洋海軍内的，歸李鴻章管轄。
嚴複先是回到他母校——福建船政學堂做了一年的教員，第二年被李鴻章提拔出任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教務長，後來通過送銀子，才謀到副校長的位置，最後才升為校長。他在北洋水師學堂一共幹了20年，一直沒有進入晚清政治的核心圈。其根本原因，還是由于國内體制對于海歸人士是封閉的。嚴複看到了晚清，尤其是北洋水師内部的腐敗，私底下甚至說出三十年内中國會被外國吞滅殆盡的話，但是為了自己的前程，還是投靠于李鴻章。甚至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參加科舉考試，想重新獲得國内功名，按體制内的程序獲得升遷，結果均告失敗。這對于嚴複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這其實不但是嚴複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中國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悲劇。不要說晚清政治裡的頑固派對于西學是排斥的，哪怕是當時主張改革的李鴻章、張之洞那樣的洋務派領袖，也頂多是把懂西學的嚴複看做是“為用”之才，任命嚴複做個大學校長，已經算是破格重用了。就連主張變革的國内知識界、理論界，主導潮流的主帥也不是嚴複，而是不中不西、基本上是從傳統中學裡沖殺出來的康有為、梁啟超。康梁維新所謂的“新學”，其實是改頭換面的中學，隻是雜之以“人造奶油”式的西學詞句。王栻先生在書中借用梁啟超的話指出，維新人士的所謂西學、新學，多是從一些不成熟的譯本中生硬借鑒過來，整個中國處于一種“學問饑餓”之環境中，構成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之新學派。其實不僅是在嚴複時代，就是在今天，也一直是這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學派占據上風。為什麼？原因是：受衆容易接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東西，太西化的東西接受不了；亦中亦西的東西不動搖中國體制之根本，統治者歡迎。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嚴複想推廣純粹的西學，隻能是處于被邊緣化的地位。
因此，嚴複一生一直處于二線，退而做思想、教育、出版方面的工作，就是辦報、辦學與譯書。辦報離政治仍然太近，嚴複還是不适宜。可貴的是，嚴複在報刊上發表的幾篇時文，比較系統地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這個嚴氏“三民主義”。其思想核心，還是教育救國、學術救國，這非常契合嚴複的個人閱曆和地位。當然，他也不是清高之士，對于政治一直是躍躍欲試的。王栻先生寫到，作為北洋水師學堂的校長，嚴複在百日維新的高潮時，也是積極介入的。在百日維新的最後一周裡，嚴複曾單獨被光緒皇帝召見問策。一周後，戊戌政變發生，慈禧太後對變法維新之士恨之入骨，将維新領袖的名字一一寫在其座位左右，發誓要斬盡殺絕，可嚴複卻相安無事，仍然回到天津做他的北洋水師學堂校長。說明朝廷深知嚴複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是一個正派的學者，論辦學、出書，還是一把好手。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嚴複在仕途上的不暢，卻成全了其在辦學、出書方面的事業。在晚清，北洋水師學堂是最高的軍事學院，其培養的人才，不但輸送至北洋水師，而且一直影響到清末民初北洋軍閥的人脈，這種影響力一直延續至20世紀30年代。盡管從個人來看，北洋軍閥問題成山，但從社會、政治、軍事的演化過程看，北洋水師和北洋軍閥是軍隊的近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台階，而嚴複就是站在這個台階上的校長。王栻先生揭示，正是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期間，嚴複與正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開始了長達20年的交往。後來，1912年袁世凱做了大總統，馬上任命嚴複為北京大學校長。其實，嚴複隻做了9個月的北大校長，他的教育生涯，主要還是在北洋水師學堂的那20年。
作為學人，嚴複的勤奮踏實，令我肅然起敬。在1894至1908年間這15年内裡，嚴複完成了《原富》、《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等10部英國社科名著的翻譯，還親自編寫英語語法、政治學講義出版，成為晚清介紹最前沿的國外社科學說的先行者和最大成就者。他自信其譯文在30年内無人能夠超越，這大概也是正确的。在中國，《國富論》的下一個譯本——郭大力、王亞南譯本的問世，離嚴複的譯本，相隔就有三十多年。
王栻先生就這樣将一個由理科生轉為社科、文科研究者的嚴複，将一個留英歸來後漂泊于國内改革、強軍、革命、複辟浪潮之邊緣的嚴複，将一個嚴謹治學、正派勤奮，又不時卷入政治糾結的學人嚴複，活脫脫地描繪了出來，整個《嚴複傳》，像一幅國畫，清淡、雅緻、高遠。王栻是何人？他是從哪裡學到如此高超的治史之功的？一查方知，王栻（1912-1983）是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曆史系的，其畢業論文就是做嚴複研究的，導師是張蔭麟。王栻先生畢生研究嚴複，是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嚴複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是《嚴複集》的主編。這樣說來，我在22歲那年買下《嚴複傳》，乃是結交了一位高人。
我之所以将《嚴複傳》視為珍寶，有一個私人秘密：嚴複生于1854年，我生于1954年，相差正好100年。自從讀了《嚴複傳》，我往往會每年都把自己與100年前的嚴複在當年做的成就相對比。比如，嚴複與我都是19歲大學畢業，嚴複與我都出國留學，可我比他晚出國12歲。又比如，今年是2015年，我就會去查嚴複在1915年做成了什麼學問？我與他比，不足在何處？嚴複成了我的一面鏡子，年年要比。我這樣做，其實也有由頭：因為嚴複的像就豎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内，我每每去圖書館，總會見到他；嚴複的題詞就刻寫在我工作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大樓前的石碑上，使我天天面對嚴複；而我的個人命運與工作機緣，又受惠于當年提攜過嚴複的福建籍晚清重臣陳寶琛的後代——陳岱孫先生，因此我與嚴複先生有間接的傳承關系；而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更直接與嚴複當年的工作有關——我也從事《國富論》的研究，研究中國的改革、開放、強軍、實現中國夢的種種問題，這與100年前嚴複的使命是一樣的。冥冥之中，嚴複就像晚間的清風明月，伴我行走于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