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報農經，學曆史
團聚之後不久又離開家人，于1946年9月到南京的金陵大學求學。之所以能上大學，乃是根據教育部頒布的《志願從軍學生學業優待辦法》，青年軍在退伍之後，凡入伍前達到高中畢業水平的，可以免試上大學，學校可以自己選擇。我之所以選擇金陵大學，一個原因是南京離家較近。更為重要的，是金陵大學有我向往的國内外知名專業：農業經濟系。
我雖然有一個文學夢，卻沒有想過要去讀文學院。因為我那時心高氣浮，并不覺得文學創作需要專門學習，總認為業餘寫作就行了。魯迅告誡他的兒子：“不做空頭文學家。”這句話對我也有些影響。我當時想通過大學學習，獲得一個可以謀生的職業。考慮到在計政班學過一段時間，在經濟學、會計學方面還有點底子，因此想以經濟學為專業，畢業之後，或到銀行，或到别的什麼地區從事農業改良和農村改造。之所以會對金大農經系有點印象，大概是因為我有一個堂叔曾經就讀過農學院的農藝系。
入學之後有一個摸底考試，以最終确定就讀專業。結果，我未能如願進入農經系，而被分到曆史系。後來聽說是曆史系看中了我的語文程度，考試時我的語文成績比較突出。雖未能就讀自己心儀的專業，我也沒有什麼失落感，隻要有地方讀書，已經心滿意足。
保送到金陵大學讀書的青年軍複員人員不少。曾經與我同一個連隊的陳翹邦，就在園藝系學習，我們還住同一個宿舍。不過，進去容易，要畢業則很難。金大淘汰率很高。像曆史系，一般情況下，能夠獲得學士學位的，往往隻有入學時候學生人數的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曆史系在讀的學生，四個年級加在一起，隻有三十多人，規模不大。畢業生一般兩人一間宿舍，以方便撰寫畢業論文。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人手一台打字機，用英文撰寫。打字機可以借，也可以租。
高淘汰率對青年軍學生而言，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到第一學年結束的時候，青年軍出身的學生大部分被退學了。被退學的那些人，大都對國民黨忠心耿耿，反對進步學運，但退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學業方面達不到金大要求。聽說離開金大之後，他們又被英士大學全數接收了。英士大學是為紀念辛亥革命元勳陳其美（字英士）而創辦的一所大學，1949年被解散。我的成績還不錯，可以繼續升學。陳翹邦也順利過關。
由于是公費上學，學費、書費、夥食費都不用花。金大學生有一個夥食團，自費生要自己掏錢，公費生則都是公家出的錢。吃的不怎麼好，但也不太壞。當時聯合國救濟總署有一批物資，因為金大的蔔凱教授當時在救濟總署，因此金大沾了光，我們吃的罐頭，就來自救濟總署的這批物資。都是部隊的過期罐頭，魚肉制品。整天用罐頭當菜，到後來都吃膩了，看到罐頭就想吐。
我們睡的床鋪也是來自聯合國救濟總署的，都是嶄新的鋼絲床。那時在南京能睡鋼絲床是一種享受。夏天的時候，南京臭蟲比較多，以至有外國人幹脆把臭蟲叫做“南京蟲”。如果是木頭床鋪，臭蟲就更多一些，有時蚊帳上臭蟲可以排成一條線。睡上鋼絲床，就可以免去臭蟲困擾，太享受了。
2、課堂學習點滴
金大初建時沒有曆史系。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後來，在政治系下面開設一個曆史專業，慢慢才把曆史系的框架搭起來，以後才獨立建系。因此，金大曆史系可以說是貝德士一手創辦，他也就成為首任系主任。貝德士親手栽培起來的早期學生陳恭祿和王繩祖，一個擅長中國近代史，一個擅長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國近代史》和《歐洲近代史》，且都被列為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知名于全國。當時各大高校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傾向，而金大則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較弱，在相當長時間裡靠中央大學等高校的老師來兼課。給我們上古代史的，倒是金大的專任教師，名叫章誠忘，是柳诒徵的女婿。章老師學問挺好，但不擅長講課，總是低着頭看講稿。學生背地裡開玩笑：“章老師名字沒有取好，容易忘記，因此要多看講稿。”
金大仿照牛津、劍橋，對新生實行“導師制”，我的導師是陳恭祿先生。陳先生總是一襲長袍，一臉嚴肅。他以著述為樂，對我的指導不算太多。在選課方面，他給我提出一條要求：選課要盡可能寬一點。學校在這方面也有類似要求，對于文科生，還要求必須選兩門文科以外的課程。除本校老師開的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女大）的課程也可以選。我選過的課程，有貝德士的俄國史、世界通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王繩祖的歐洲近代史、金大文學院院長倪青原的邏輯學、馬長壽的社會學、貝德士夫人的美國史、金女大劉恩蘭的地質學等。
金大老師的教學，有三點給人深刻印象。
一點是作業比較多，參考書也列得很多。作業當時叫做paper，和現在大學的“小論文”相似。參考書列得多，無法都看完，加上作業也多，開始的時候有壓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應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領略這種教育的好處。衆多參考書對于開闊眼界、增加信息量頗有助益，衆多作業對于鍛煉寫作論文與培養獨立思考也有幫助。
另一點是師生互動比較多。貝德士是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出身，課堂上重視師生互動自不待言，就是陳恭祿等老師授課，也不是一講到底，也注重師生互動。我至今都記得，在陳老師的課堂上，我曾經露過一手。大概是講到鴉片戰争的時候，他講着講着停下來問：“哪位讀過《達忠集》？”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沒有看過這本書，所以答不上來。我倒是從頭到尾很有興味地看過。我說：“我看了。”他說：“那你向大家介紹介紹吧。”于是我就随意介紹了幾句。由于這個緣故，陳老師對我印象還不錯。其實，我課外活動比較多，專業老師布置的參考文獻從來沒有讀完過，之所以《達忠集》讀得比較認真，是因為這本書編的文獻，有很多是外國商人在中國沿海活動的記載，像遊記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點是課堂教學管理很嚴格。上課時雖不點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師往講台上一站，手持名冊，環視課堂，誰到了，誰沒有到，一目了然。我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課時總坐在前面。附帶說一下，金大的教學管理井井有條，但教務部門職員很少，如學籍管理責任最重的注冊組隻有兩位職員。平常就是這兩個人處理日常事務，到了要登錄分數的時候，臨時找學生當助理。
一般而言，我的課程學得還可以，但有兩門課弄巧成拙。一門是經濟學。我自認經濟學有點底子，上課也非常用功。老師講邊際效用，介紹六個圖解即六種模式，考試的時候，我自以為是地将其發展為十二種，以為肯定能得到老師的高評，結果卻惹老師不滿，隻得六十分。另一門是邏輯學，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課程，但因為我已經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考試的時候難免有辯證唯物主義的語言，結果被比較保守的倪老師判了個“不及格”。這是我大學期間的一點缺憾。
除了可以自己選擇的課程，還有一些是必須上的通選課。比如說大學國文，必須學一年。比如說，公民課，本來是應該有的，但請來擔任主講的，多屬黨棍之類，因此給人印象不好，學生上課純屬應付。從公民課的情況來看，國民黨是在推行黨化教育，但還比較隐晦。至少國民黨的機構在高校裡不能公開，更無從影響學校的教學管理。
3、茶會與講座
課堂聽講之外，課餘的party和講座也都是學習的重要場所。
我的授課老師中，舉行家庭party的隻有貝德士夫婦。那是真正的“茶會”，英文名字就叫做“tea party”。茶會都在周末舉行。事先他會在課堂上宣布一下，周末什麼時間舉行茶會，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加。每次參加的人也不是很多，多的時候十來人，少的時候隻有六七人。
茶會帶有一點社交性質，老師會為大家準備一點花生米，一點飲料。茶會上的通用語言是英語，交談内容則比較随意。比如剛開始的時候，貝德士會與大家交流各自的家鄉。他會向大家介紹美國、歐洲他生活過的地方的情況，同學們則介紹自己的老家。深入一點之後，才慢慢有些實質性内容。比如我曾經在茶會上提出來對印第安文學感興趣，貝德士便想辦法幫我辦理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借書證。
在交流中，貝德士也曾經展示過他的收藏。如有一次他拿出一些基督教的畫卷，裝裱得很仔細，打開給我們看。那些畫反映的，都是明末清初時期，天主教士采用“儒表耶裡”的策略傳教的場景，有的人穿着明代漢人的衣冠，有的人穿着滿人的衣冠。這隻是一種專業教育，并非有什麼特别用意。貝德士雖是傳教士，但不論是課上還是課下，都不向學生傳教。他的布道活動，都在教堂進行。
金大的講座很多，有些與曆史專業有關，有些則沒有關系，我都盡量去聽，開闊眼界，增長知識。與曆史專業有關的講座中，我有點印象的是向達。向達是北大教授，利用學術休假的時間來金大兼課，都以講座的方式進行。他的主要專攻在中西交通史，跟我們所講也圍繞這方面。最為難得的是，當時正好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南遷，搬到了南京。他利用自己與故宮博物院的關系，帶我們去南京博物院參觀了部分藏品，主要是曆代帝王像，邊參觀邊向我們講解。
與專業無關的講座也不少，羅隆基、馬寅初、梁漱溟等人都講過，也有一些外國學者講。記得有一位外國女學者講計劃生育，陳恭祿先生親自去聽了，覺得很有道理，還鼓勵我們去聽。但我沒有去，因為我覺得計劃生育這事，離我也太遙遠了。
羅隆基很會講，演講的主題是宣揚民主憲政，抨擊國民黨獨裁。這是一個熱門話題，很多人都講。但他有自己的特色，結合現實更密切，并且風度翩翩，很像在海德公園的演講，非常精彩，令人傾慕。
梁漱溟講的是什麼内容完全不記得了，好像也是有關政局評論，我隻記得他個子不高，但嗓門很大，倔頭倔腦。抗戰時期我曾認真讀過他的《朝話》，很想追随他從事鄉村教育。
馬寅初不以風度見長，國語也不是很标準，浙江口音很重。但是他敢講，比羅隆基都敢講。在金大演講時，大罵蔣介石。那時物價飛漲，金融面臨崩潰。他說，蔣介石行伍出身，完全不懂經濟。貨币必須流通，不是你蔣介石能夠控制的。貨币流通，不是你在軍隊裡面喊“立正”，他就立正，你喊“稍息”，他就稍息。通貨就像人大小便一樣，不能夠叫你解你就解，叫你不解你就不解。該解的時候你不讓他解，不就膨脹了嗎？！他這麼一講，大家覺得痛快，哄堂大笑。後來，因為他罵蔣介石罵得太痛快，蔣介石受不了，一度将他軟禁起來。
最高雅的藝術講座是周小燕帶來的。周小燕是一位音樂家，剛從法國回來不久。她結合領唱《彌賽亞》，進行必要的講解。因為規格高，入場的時候，一般都要穿正裝。穿西服的，必須打領帶。我們沒有西服，也都穿得比較整齊。
4、課餘遊樂
我在金大求學時的課餘生活，有遊樂性的，有政治性的。政治性的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民主運動，此處簡單談一談遊樂性的課餘生活。課餘交往的圈子，有章家親人、九中同學、計政班同學、青年軍戰友，當然，大學同學也是重要組成部分。
平日的夜晚，我一般都一個人到圖書館，看一看書，或練習寫作。中午的時候也常去圖書館，翻翻報刊雜志。金大圖書館的環境并非很好，因為它臨街，對面是一個歌舞廳，經常放一些靡靡之音，中午時分，令人昏昏欲睡。因此，在春秋冬季的中午，天氣晴好的時候，我經常會邀上幾個同學，在北大樓前面的大草坪上坐下聊天，享受陽光。
大學時期，男女同學之間除了上課之外，課下也有接觸，但互相串門的不多。女生宿舍男生免入，平常要找女生，隻能通過門房，在女生宿舍樓的會客處相見。但女生宿舍每年有一次向男生開放的時間，一般是在春暖花開的日子。那一天，男生可以進到女生宿舍裡面去。男生很高興，女生也很高興，像招待客人一樣接待我們。
我上大學時，我那位主張“家庭革命”的叔祖母住在南京。家裡除了她，還有一個叔叔章學浦和兩個嬸嬸，以及一群堂弟堂妹。其中一個嬸嬸是章學浦的夫人，另一個是他哥哥學澄的太太，學澄時在香港交通部門工作。學浦在成賢街中央大學附近租了一棟兩層小樓，開了一個診所，挂着“章學浦大醫師”的牌子。他的嫂嫂是一個助産士，因此在診所的另一側挂着另一個牌子：“陳某某助産士”。他們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叔祖母疼我，總是邀請我星期天到家裡去。去了之後，總要做些好吃的，讓我打牙祭。
九中的好友周承超大學畢業後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學當教導主任，我們經常聚一聚。相聚的時候都玩些什麼，已不複記得。年老重聚的時候，他和他愛人都說他們的結合得力于我的撮合，但我對此事已經毫無記憶。我唯一記得的，是他曾經聘請我到他們任職的私立中學兼曆史課。我把在貝德士老師的世界通史課堂上聽來的内容，在高中課堂上現學現賣了一個學期，居然得到該校領導的贊賞。
計政班時的同學聞剛，在戰後随他父親回到了南京。新疆省主席在南京設了一個辦事處，叫天山學會，聞剛的父親就在這個單位給領導開車。聞剛也學會了開車，在天山學會謀了個差事，偶爾在周末開個吉普車，穿着少校軍服，神氣十足地到金大接我出去玩一下，而且照例由他做東，在夫子廟喝茶，吃點心，聽戲。那時在茶館喝茶可以聽戲，對愛聽京劇的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到了晚上，因為他的車是單位的，按紀律無法送我回去。于是，我就雇一輛馬車，從夫子廟出發，朝着玄武湖方向，回位于鼓樓的金大。晚上沒有什麼車，人也少，非常安靜，隻聽得馬鈴和馬蹄的“得得”聲。這種時候，腦中沒有激昂的政治，沒有緊張的學習，隻有對清茶與戲曲的回味。
計政班的另外一位同學秦邦文，戰後在上海一個海軍倉庫當會計。周末偶爾也會來南京，來了之後，就會找到我和聞剛，一起聊一聊天，或者喝茶聽戲，我們三人親如兄弟。
青年軍時期一起學習的吳天牧，戰後進入上海複旦大學學習，他偶爾也會來南京找我。我們相見，除了交流各自的大學生活，還會花比較多時間讨論托爾斯泰，以及其他文學作品。
我在青年軍中被關重禁閉的時候，為我送去豆豉炒辣椒的那兩位好友，戰後複員，都回到了原來的崗位，小倪繼續在公共汽車上賣票，王正炳繼續回印刷廠當排字工人。能夠如此，得益于《知識青年志願從軍優待辦法》的有關規定。他們有時也會來看望我，我閑暇的時候也邀他們出去玩。當然，和他們的交遊與和其他人的交遊一樣，多半都在大一期間。後來我參加了進步學生團體，政治性活動多了，和老友們交遊的時間就很少了。
5、金“男”大，金“女”大
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同在南京，同為教會大學，加上金陵大學男生比較多，女生隻占三分之一左右，金女大則全是女生，因此，好事者常開玩笑說：“金男大，金女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在局外人眼裡，這兩所學校似乎很容易通婚。實則大謬不然，金大雖然也有很多高官與富家弟子，但金女大的貴族氣更重一些，金大男生一般不敢“高攀”。即使想攀，也很難有機會。因為金女大管理特别嚴格，女生都被教會出身的輔導老師看得嚴嚴的，男生難得有機會接近她們。
但是，1948年秋天，金大曆史系的男生獲得了一次與金女大學生交往的好機會：金女大家政系的學生主動邀請金大曆史系男生一起去栖霞山看紅葉！我們是坐火車去的。在路上，男生女生就愉快地交流上了。但是，我卻沒有機會。我那時是曆史系自治會的總務，對外聯絡是我的職責。金女大的女生們雖然出來秋遊，但還是有好幾個外國老太太跟着。在車上，老太太們大概是為了工作的需要，老是拉着我講話。結果，我根本沒有機會和女生接觸。不過我也很高興，至少為同學們提供了和金女大學生結識的機會。
一接觸，金大男生大開眼界。原來，金女大的學生如此娴雅！秋遊時的點心，都是她們親手做的。有牛肉，有饅頭，還有品種繁多的其他小吃。她們還帶了毯子，鋪在楓林的草地上，擺好點心，邀請大家就坐，交談，文娛，進食，一切有條不紊，彬彬有禮。
後來才知道，金女大家政系的學生組織的這種活動，其實是她們的實踐課。在課堂上學來的東西，如何在實踐中運用，一舉手，一投足，待人接物的細節都有講究。原來，邀請男生遠足，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交友，而是為了家政課訓練。難怪當日有機會接觸女生的曆史系書呆子，最終沒有一人由此收獲愛情！
關于這次遠足，有一個問題令我長期困惑。那就是，金女大的女孩子們，為何選擇了曆史系，而不是别的系的男生？金大最好的專業是農經，最有文采的專業是中文，哪個系都比曆史系強，為何卻偏偏選了我們作為“試驗品”？多年之後，通過長期觀察曆史系的學生與老師，我終于有所感悟：曆史系的男孩子最老實（當時稱為“規矩”）！因此，以曆史系男生作為“試驗品”，不會因為一次秋遊而給她們帶來什麼感情的牽扯。曆史系的男生，穿西服的都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件長袍。我是部隊下來的，經常穿一身美軍軍服，腳蹬一雙美軍軍靴。我們這種大兵形象的男生，對金女大賢媛型學生根本沒有吸引力。
我們做了一回金女大學生社會實踐的試驗品，卻由此“得罪了”金大的女生。她們說：“好啊，你們跑去巴結人家！”
話雖是如此說，其實金大和金女大之間還是有一種自然的親近感。由于兩所學校之間可以互選課程，因此學生之間的交流也還有一些。金女大雖然一般情況下不向外開放，但當我們選了它的課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校園之内流連。除了郊遊，其他一些課外活動，包括政治性的活動，也經常是兩邊的同學一同參加，我所參加的讀書會，就有好幾位金女大同學，有一位還是來自國立九中的師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