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天，縣文教局批準我從距縣城五十裡的通秦寨中學調到距縣城七十裡且不通公交的金明寺。我去的理由是那裡辦起了“佳縣五七大學”，其實更吸引我的是該校的僻靜和辦有林場、農場、鹿場。體育器材室成了我的“書齋”；西邊不遠是鹿苑，不時傳來呦呦鹿鳴；對面山上林場中放着我的竹凳，在那裡讀書沒有幹擾，隻有偶爾路過的羊群打量打量這個靜坐的男人。我在這裡等待什麼？自己也不清楚。
來這裡三個月後，山外一聲驚雷：“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我隐隐覺得，自己背上的黑鍋該去掉了。
1977年冬天恢複高考，我被抽到榆林閱卷，吃了幾天從來沒吃過的好飯菜，回程車上差點嘔吐——暴飲暴食傷了胃。
1978年7月到陝西師大閱曆史卷，同組老師們奇怪我為什麼不考研究生？我說我哪行？我說我外語忘光了。老師們說題不難。
其實我已經動心了，從我姐家借了五十年代的俄語教材，在書店買到一本《俄語語法》和幾種俄文毛著，回山溝裡潛心攻讀。
1979年我報考四川某高校，自我感覺考得不錯。這裡面有運氣，也有基礎。運氣是，我懷疑出俄語題的老師參考的正是我姐那種教材；基礎是，我近十年一直在講曆史、讀古書。有一門課考作文，題目是範文瀾的一句話，由自己發揮。對于中國古史研究，我正有好多話想說呢。成績出來了，外語70多分，其它也不差，但還是名落孫山。托人去打聽，回答說考得不錯，但是名額有限；如果收三個，就是他了。有人建議再托人去說說——我堂姐夫地下黨員，建國前任過該校學生會主席，他的同事還在該校工作的，說話頗有份量。我說算了，好好複習，明年再考。
明年再報，發現招生目錄上沒這個專業了。托人去問，回話說去年多招了兩名，占了今年的名額。
我長見識了。
回不了四川，在文教局漫無目的地翻看招生目錄，眼光停留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先秦思想史專業，必讀書、參考書都能找到。縣文教局卻不讓我報考了。我說我考不上的，再試一次吧，了個心願，以後安心教書。局長沉思有頃，勉強點了點頭，辦事員機靈地拿去蓋了章。
跟上次在榆林閱卷時相反，在榆林考試三天毫無食欲。第三天下午略有饑餓感了，到當地最好的飯館去找吃的。兩位西安來的監考員也在，已經認識我了，說你昨天下午考得不錯啊。我奇怪，說你們怎麼知道？兩位說，當然知道！我們轉來轉去地看啊，你很快就做完了，又檢查了兩遍才交卷。
是啊，古漢語：兩段古文——《左傳》、《莊子》各一段，标點，譯為白話，各40分；我此前都讀過的。五個名詞，共二十分；我隻有一個不清楚。
問題出在外語，今年不懂的太多了。
提心吊膽地過了一個多月。那天一個教師忽然嚷嚷要我請客，說你考上了。我說你别開玩笑！他說在城裡聽說，南京來函調檔案了。于是請客，于是有同事不叫我某老師，改口叫我“研究生”了。
1980年9月，見到了我的導師劉毓璜教授。劉先生告訴我，我差點沒有被錄取！
問題出在外語，49.5分，離最低線差半分。70高齡的劉先生在學校到處找人，說好話，講道理，說就差半分啊！古漢語比第二名多出三四十分呢！說自己招的是先秦思想史，專門讀古書的啊！但是别人講原則，沒有商量餘地。正在這時，教育部發出通知，因為文革十年影響，考生外語水平普遍低，今年最低線由50分降為45分。聽到這裡我很激動，十分感謝劉先生，同時覺得南大講原則，風氣正！
兩年半之後，畢業離開南大前夕，我去跟輔導我們讀古書的孟素卿老師告别。孟老師告訴我，我們考研的古漢語試卷是她判的。一共十份，及格的隻有一份，成績超過九十，有關人士說太高了，讓她往下鏟，她扣成八十多，還嫌她扣得不夠；又讓她給另外兩份加分，要求加到五十以上。她說，沒法加！最後勉強給其中一份加到四十多。
我又長見識了：這樣的幹預與“風氣正”不搭界了吧！同時我也深深感謝孟老師。“風氣正”用到孟老師身上倒是合适的。
孟老師學生時代以能讀古書令老師刮目，又以議論慷慨令同學佩服，然而卻因此罹禍，不能留校甚至不能當教師，流落社會二十載，一直單身，落腳在一處食堂賣飯票。滿腹經綸無可用之處，可她還讀書不辍。當新版《辭源》、《辭海》問世後，她去信指出其中多有不妥。“文革”結束，高校招賢納士，劉毓璜先生鼎力舉薦，她得以回南大任教。
劉先生讓我們選修哲學系的《中國哲學史》和《馬克思哲學發展史》；本系，要求聽張之恒先生講先秦考古、跟洪家義先生學古文字、跟張樹棟先生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幾門課在我後來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都有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我十分慶幸來到這裡，因為這些先生的講解幾乎都是對于我在陝北山溝裡集聚的疑問的一一解答。
1980年9月9日，在劉先生家裡開始了研究生學習。兩天後第二次課，先生就直奔先秦史研究最為敏感的話題：所謂“亞細亞形态”問題。劉先生介紹了東北師大日知、社科院田昌五、人民大學吳大琨的觀點和他自己五十年代的文章，接着就希望我們能夠把馬克思的原論找來讀讀。我感覺自己一下子被劉先生拎上了屋頂，“高屋建瓴”地看待先秦史研究。這個問題實際上關系到對于中國社會曆史的基本認識；其後二十年，我幾乎沒有離開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直到2001年完成《宗族社會初論》，否定所謂“奴隸社會形态”說，算是暫告一段落。
劉先生的《經子選讀》講了兩個學期。第一學期講儒家經典，第二學期講諸子百家。很快就發現，課表所謂每周兩次，每次兩小時，完全是虛設！開始是3點講到6點，講不完，晚飯後再來，8點到11點，師母反複催，才結束。後來幹脆一口氣，3點講到9點甚至10點，我們出來在飯館吃夜宵。如此将近一年！彌補了我在“大革文化命”時期耽誤的學業。
可以說，劉先生這一年把全部心血都付在我們身上了！這是我永生難忘的經曆。
我自認為對得起這一年：那些日子是難以名狀地興奮，天沒亮先到操場跑，校門不開就到青島路、廣州路上跑。然後是一天的學習。飯量出奇好，鹽水鴨出奇香，螃蟹很便宜，豬蹄更劃算——雖然有毛，睜隻眼閉隻眼轉眼全進肚子了。還有小馄饨，每碗一毛五，幾乎天天吃。
第二學期，劉先生同時在系上開《先秦思想史》課，加上本科生十餘人，在一個小教室。他講得頗為艱深，我聽得很吃力，不知道那些本科生能聽懂多少？比如“名辯思潮”，講《公孫龍子》的“名辯”與“正名”、“形名”、“墨辯”的區别，由于《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墨辯》等我都沒讀過，基本概念和邏輯學知識不足，老實說我聽得雲裡霧裡。這個問題我三十年後才勉強弄明白。
課程結束後我對劉先生說：你的研究心得，現在多數大學生可能聽不懂。你開這課費時間，不如把内容寫成書，讓大家慢慢讀。劉先生明顯不高興，嗫嚅着：我願意給學生上課。我不敢多勸，隻是說“著書立說，讓更多人能夠看到。”
兩年學習很快過去，第三年上學期，我的碩士論文基本完成。這時人事處傳來消息：“1982年底以前到高校報到，可以提一級工資。”鼓勵我們提前離校。劉先生希望我留在南京。他說：“我編寫了《先秦思想史》大綱，我們的事業正在草創。希望你參加。”此前我在家跟母親商量過。母親說：“這裡還有一個‘劉先生’呢！”（母親姓劉）姐姐告訴我，當初考上南京，母親就傷心，說“怎麼越考越遠了？！”這時我對劉先生說：“劉先生交給我的任務，我一定全力以赴按時完成。不過，我的婆姨娃娃在陝北，父母親人在成都，我還是在西安工作較為合适。以後我會随時跟您聯系。”
1982年12月28日，我在陝西師大人事處報到，工資果然漲了一級——每月六十多元。1983年冬，劉毓璜先生完成近30萬字的《先秦諸子初探》，次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到先生寄來的書是1985年夏天了。一句一句念着這書，先生的聲音仿佛在耳邊緩緩流淌，仿佛又回到先生逼仄的書房，眼前不時浮現先生慈祥的面容。
在先生書房裡度過的五六百個小時，我收獲的不止是文獻知識，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如何做一個合格的史學工作者。
五十年代前期，劉先生響應号召，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努力靠近主流思想，“相當自覺地認為: 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指示，應當承認人類社會的發展, 不分任何民族和地區, 必須經曆同一的軌迹”；“所謂‘五階段論’, 它的邏輯程式在馬克思的論著中早已定型”。由于馬恩對于中國古代文獻缺少了解，劉先生撰文，,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謂“亞細亞的”社會經濟形态，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奴隸制結構形态”。（《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劉毓璜·我的學術自傳》）
到了給我們講課的八十年代初，劉先生已經不談“五階段”，同時猛烈抨擊“階級鬥争為綱”的曆史觀。他開列了書單，督促我們讀“馬恩原論”，提醒我們要掌握辯證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基本原理，不要把馬恩的某些語句當作教條。他讓我們背誦《<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自己“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的“簡要表述”。我曾經把這一段（五六百字）抄在紙片上随時背誦。也許是已過了背誦的年齡，直到紙片揉碎也沒能背下來。不過我可以用更簡單的話來說：“物質決定精神，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核心。”劉先生特意介紹我們讀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曆史觀之發展》，特别是其中最後一章和《結論》中對于主觀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及所謂“理想的力量”的尖銳批判。談到這些時，劉先生的口頭禅是“一切的一切”在于要“撥亂反正”。
劉先生發表的文章不多，五十年代的筆記也在後來的動蕩中丢失。先生說，幾年前《曆史研究》主編龐樸邀他撰文，先生委婉答道：“現在我還沒有什麼好寫的。”
先生思想的變化，與二弟劉毓珩的境遇密切相關。
“一二·九”之後的1936年6月，劉毓珩被清華開除。“七七事變”後，他到武漢與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系，根據葉劍英的意見，到山西衛立煌部任秘書和戰地工作團主任。因地下工作需要，又因母親姓陳，改名“陳其五”。1939年1月由劉少奇介紹離開衛部到新四軍彭雪楓部工作，1947年2月，“三野”即華東野戰軍成立，他出任前委委員、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新華社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參加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戰役。（據網文載，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實為陳其五撰。我們揆諸情理，認定此文當出自陳其五之手。）建國後，他任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部長由市委書記兼任）等職。
1962年3月，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講話，要為知識分子摘掉“資産階級”帽子。5月，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講現在有一些人專門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陳其五在上海頂住***的反對，主持傳達了周、陳講話，其後又支持了巴金發言。面對前三年農村災害的嚴重現實，不贊成搞所謂“形勢大好”的宣傳。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争”。1963年初，陳其五遭到上綱上線的揭發批判，說他“攻擊三面紅旗”、“反對中央領導”；随後受到新任宣傳部長***曆時兩年的窮追猛打，到1964年底，張親自宣布陳為“反黨分子”，1965年6月，正式開除黨籍。（參閱《世紀》2010年9月10日荊位祜文《陳其五的坎坷經曆》）
了解了這些情況，我們就能理解文革前夕劉毓璜先生對姚文元《論海瑞罷官》的挑戰。據李慶餘《諸師雜憶（中）》介紹：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姚文元抛出了《論海瑞罷官》一文，引發了曆史學界的一場熱烈的争論。姚文元的文章用當時的話說是‘通天’的。曆史系組織了讨論，有贊成他有反對他的，整體上是作為一場學術争論來對待的。反對者中最激烈者是我們的劉師。他擺史實講道理，逐點駁斥姚文元，而且對他那種不講道理以勢壓人的霸道作風加以斥責。最後，劉師斷然表示‘要與姚文元較量較量’(原話如此)。劉師的激動驚呆了衆與會者，沒有想到，這位深度近視、一向埋頭故紙堆的夫子，會如此激動，如此勇敢。緣由是不難尋找的，就是他那特立獨行之精神，他要為學術真理而抗争。”
劉先生對我們也談到過此事。他說在文革中，有人翻出這事要他認罪，他準備了繼續“較量”，沒想到革命造反派更計較的是他的曆史問題。
我心想，這事要是在天子腳下的某高校，劉先生早被抓進牛棚，鬥個半死不活了。劉先生這個發言，是有豁出身家性命的思想準備的。因為有其弟被***置之死地在前，劉先生是了解内情、知道厲害的。由此令人不禁想到了《左傳》的齊國太史氏兄弟和南史氏。春秋時代，史家是“執簡以往”，其後有了畢昇、王選，今天有了網絡，我想，有劉先生兄弟做榜樣，我們做個“南史氏”應該不是很難吧？
1976年10月王張江姚“四人幫”被粉碎，然而巢縣神童劉晦九的兒孫們的悲劇并沒有結束。
劉毓璜先生的大兒子——我們的大師兄，據說建國前想到國民黨軍隊去謀事，被劉先生強制鎖在家裡，精神失常，病愈後曾在南大圖書館打工，一直獨身，八十年代後期抑郁離世。二師兄品學兼優，六十年代正準備考清華，高幹叔父忽然成了“反黨分子”，自己也名落孫山。這個苦鑽數理化的年輕人哪裡知道政治的厲害？他努力清白做人，記起自己有一次坐公交車逃票，寫了一封沉痛的檢讨信，其中夾一毛錢寄到公交公司。不久他也精神失常。
劉先生二弟劉毓珩——陳其五，1965年被開除黨籍後，下放到揚州蘇北農學院任教務處副處長，文革中繼續受批鬥至被打殘；當時四人幫控制的《文彙報》曾發一篇兩整版長文，加之以莫須有的罪名。“四人幫”粉碎後，陳其五緻信中央申訴。1979年平反，1981年恢複原職。然經多年折磨身體已垮，1984年因肺癌去世。陳其五獲罪十三年間，其子在社會上學到的是“造反有理”、“無法無天”。陳其五平反，其子陳小蒙、陳冰郎感覺忽然從地獄來到天堂，“可以揚眉吐氣了”（陳小蒙語）。81年到84年，他們夥同另一高幹子弟胡曉陽等共六人，在社會上強奸、輪奸、猥亵婦女數十人。二陳在其父去世後不久被捕。陳小蒙、胡曉陽1986年2月被判處死刑。陳冰郎判二十年徒刑，其後在獄中自殺。
劉先生三弟劉毓璠，“七七事變”後奔赴八路軍總部，其後在中共北方局任宣傳科科長。1942年5月，侵華日軍對太行山區大掃蕩，在左權縣反掃蕩戰鬥中，劉毓璠随軍在十字嶺突圍時壯烈犧牲，年僅27歲。
劉先生四弟劉毓琳未去延安，據說去了昆明，就讀于西南聯大，且加入中共，60年代曾在上海教育學院工作。未及考證不知确否。
下面再說我離開南京後，劉先生給我布置了《先秦思想史》“原始社會的意識形态”和“春秋時期的思想變革”兩章的撰寫，又幾次來信介紹參考書并加以具體指點。八十年代後期，我基本上完成了先生的任務。然而由于年事已高，劉先生開始生病，尤其是眼力不濟，這部著作未能問世。
又二十年之後的2009年暑假，陝西師大曆史文化學院舉辦《西部大講堂》，請來幾位世界史名家。7月12日上午由北京師範大學劉家和先生主講《中西古代史學傳統的異同》。這天早上我猶豫了一陣：去不去聽？很想去，但因為自己學問做得不好，無顔見老先生。心想到時看視頻吧，于是乘早班車到了新校區工作室。
8點剛過，忽接龐慧短信，說劉家和先生讓她轉送給我一盒茶葉。我立即意識到自己失禮！先生可能本打算親手送我小禮，不見我人影，隻好叫龐慧轉遞。于是我打聽先生何時返京？龐答當晚8點的車，于是商定下午4點我到先生下榻處拜望。
見到先生，慚愧地遞上我十多年前寫的一本小冊子《蒙昧中的智慧》。劉家和先生令書童尋出他新近發表的文章的複印件，用有些顫抖的手在複印件首頁眉批處寫上“臧振學長我兄指正”，低一行寫“弟家和”。吓得我連連說“使不得、使不得！劉先生，折煞我也！”先生直起腰來，認真地說：“這是規矩。”先生說，過去同門師兄弟互相稱“兄”，以示尊重，是不論歲數的。見周圍的人不大明白，先生解釋說，他在五十年代初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曾是劉毓璜先生的學生，所以我們是師兄弟。可是……我比劉家和先生晚了三十年啊！
劉家和先生随即問我劉毓璜先生哪年去世。我因為還有些拘謹甚至緊張，沒有細想就說，“八十年代中期吧？”劉家和先生立即認為不對，追問我劉毓璜先生去世時多大年齡？我竟然也說不準确，答“八十二、三吧？”劉家和先生說：“那就應該是在九十年代。”我記起，1992年夏天，我還曾到bevictor伟德官网看望過劉毓璜先生；收到先生去世的訃告應該是在第二年夏天。這一刻，我恨不能讓地面裂個縫隙鑽進去——無地自容啊！我哪有資格當劉家和先生的“師弟”遑論“師兄”？
劉家和先生這樣擡舉我，實出于他對于劉毓璜先生的懷念和尊敬，當然也是對我的殷切期望和嚴厲鞭策。
回家後，立即翻出“劉毓璜教授治喪小組”的來信。先生1993年8月24日下午逝世，終年83歲。訃告27日由南京寄出，遺體告别是在28日上午，我收到此信是在四五天之後。盡管這樣我仍然沒有辦法原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