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棟先生，1932年10月生，陝西勉縣人，中共黨員，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學系世界史學科教授。1949年5月至1952年秋，在第二野戰軍軍事政治大學（西南軍政大學）、西南軍區工兵學校學員，任區隊長。1952年冬至1955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任工兵第12團排長。1955—1959年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學系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1996年離休。
【整理小記】
第一次見到張樹棟先生，還是在2013年銀杏落滿整個鼓樓校區的深秋時節，之前的精心準備和與先生的先期溝通，讓我們雙方都對彼此這個口述史項目的實行充滿了期待。
先生雖然年紀很大，但是精神矍铄，回憶起往昔的歲月，先生更是如數家珍般地為我們娓娓道來。無論是他幼年生活的困苦與颠沛，還是他在解放初期在大西南的學習與建政；無論是他在朝鮮戰争上經曆的生死與别離，還是他初到南大享受在這和平年代中的歡樂與欣喜；無論是他在政治運動之中見證的動蕩和不平，還是他在改革開放後體味到的希望與美好，先生總是按着自己的思路，以清晰的條理為我們回顧了他一生那不平凡的經曆，而他個人卻又深深感觸到，自己隻不過是一起伴随着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成長，在跌宕和曲折中不斷發展、走向光明的一個普通的中國人。
曆史總會帶給我們很多思考，也總會讓我們産生很多不一樣的感觸。通過這次對先生的采訪，我們不僅可以更好地回顧先生前半生人生的整個經曆，而且可以從中更好地看到bevictor伟德官网與中國社會在這六十餘年的變遷。更寶貴的，是先生的那種在經曆過大風大浪之後，依然冷靜與自在，對過去充滿感恩和對未來充滿希望的生活态度，才更讓我們受益匪淺。或許正是這種經曆風雨之後的淡然，才是我們當下這個浮華社會中最需要的一種精神吧。
張樹棟先生口述史項目得到bevictor伟德官网人文基金的支持，謹此緻謝。
一、貧困家庭：嘗盡人間苦酸辛
我出生于陝西勉縣的舊官吏家庭，早年家境比較富裕。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規模侵華，我父親辭官回鄉，用手頭的積蓄買了幾畝薄田，但被親戚坑騙，自此家庭境況便江河日下，到了饔餐不繼的程度。我五、六歲的時候，家裡已經斷炊了，我和哥哥就到漢水去捉魚摸蝦，到山上采野果。我還記得當時靠賣東西度日，最後連兩塊玻璃都賣了，還是我和三哥去賣的，得到的幾個錢就在集市上一人吃了一碗雞絲面，當時覺得真是香啊。
我的大姨生活在離勉縣大概五六十公裡的農村，黑黑壯壯的，人十分善良。她見我們家父親在外、母親病弱這樣艱苦的樣子，便過來幫着維持生活，借錢買米、買柴，逢年過節應付債主。有一年過春節，大姨借了幾個錢買了一斤肉，結果沒錢買米了，那一年我們就把肉吃完，卻沒有米飯吃。我小時候不懂事，有時還跟她發脾氣，現在想起來很是後悔。大概1958年左右大姨過世，我也沒能見上一面，前幾年回家想祭拜一下她老人家，但墓地卻早就沒有了，想起來很令人傷心。
我家兄弟姊妹七個，因為家裡這種饑寒交迫的境地，在我十歲的時候，父母便商量把我和三哥送到比較富裕的二姨家。盡管當時年紀還小，二姨與母親也長得酷肖，我仍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當時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盡快長大，這樣就可以靠自己生活。我後來早早參軍，也與這段經曆有關。但二姨和二姨父對我視如己出，我忘不了他們的養育之恩。
說起當時的中國社會，從我家到二姨家的一路上，看見的都是餓殍遍野。當時的政府是個徹底腐敗的政府，國民黨的軍隊就像是有組織的武裝土匪，由于我家就在川陝公路邊，胡宗南的隊伍一過老百姓便要遭殃。他們把門闆給你卸掉，雞給你抓走，豬給你殺掉，當官的找個好房子打牌喝酒，當兵的就在外邊欺壓百姓，臨走時還要抓壯丁，給他們和那些官太太們挑東西。至于日本人，我還記得大概37、38年的時候，和大人一起看一次黑白紀錄片的電影，片名不記得了，内容便講的是日本人在中國殺人放火的事情。我當時第一印象相當害怕，慢慢懂事之後這害怕就變成了仇恨。
母親把我們弟兄兩個送走後，對老大、老二也安排了一下。老大為了掙口飯吃，去考了成都的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大概是黃埔第三十幾期。成都解放前夕，我父母到學校去找我大哥，不久母親就病重了，當時大哥還沒畢業，隻是個學員，也沒多少錢，還欠了一筆賬。我大哥就說不讀書了去打工，我父母不同意，他們說還是上學，畢業後有了薪水也就有希望了。結果不久國民黨敗退，中央軍官學校也全部要撤往台灣，我父母就讓大哥跟着去，說去了台灣我們家這個窮日子才能改變。大哥走後不久，母親就去世了，去世時才48歲，身邊隻有在孤兒院的老五和老六，葬在成都郊區的鳳凰山，現在她的墓也找不到了。母親病故後近50年我和大哥音信杳無，後來老五在美國登廣告才托人聯系上。當時我們弟兄幾個都還在，大家很高興，便想着見一面。但大哥在台灣算是一個中下級官吏，他回大陸有顧慮，最後提議在香港見面。那是1988年，學校統戰部聽說我和大哥聯系上了，還要幫我們報銷長途話費和車費。我和老伴到了香港後就和大哥見了面，幾十年闊别，飯桌上也就是以談話為主。盡管他對回大陸顧慮重重，因為文革的影響還在，我卻很坦然，還是勸他回來，最後在92年我們失散幾十年的兄弟才總算是團圓了。
我還有一個妹妹，因為家裡窮困，父母便狠心将她賣給了一個國民黨軍官，妹妹她反抗就跑了。她現在在漢中鄉下，已經八十多歲了。還有就是老五、老六，他們跟着父母去了成都，因為沒飯吃，便送到美國人辦的孤兒院去，也叫育嬰堂，五弟回憶說在那裡都不是人過的日子。
二、二野軍大：颠沛坎坷入川路
1949年5月我進入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劉伯承是校長兼政委，劉華清是黨委書記。當時二野軍大招的大部分是知識青年，多是中學生（主要是高中生），少部分大學生。解放戰争的形勢發展很快，大片新的解放區特别需要幹部，尤其是有點文化的幹部，中學生就很受歡迎。這些知識分子畢業以後就當基層幹部。那少數的大學生另外編隊，叫做學員隊。
入學有筆試和口試，筆試有四門課：政治、社會發展史，以及志願的專業。當初的專業就是步騎炮工辎五大兵種，我開始選的是坦克兵，但坐坦克容易出鼻血，就轉到特種兵的工兵科。口試在筆試結果出來以後，地點就在南京黃埔路的原國民政府國防部。當時國民黨剛撤退，裡面很亂，文件、紙張、鋼盔到處都是。口試就是問我報考二野軍大的理由，父母同不同意之類的簡單問題。
進二野軍大後，頭三個月沒有分科，叫做預科，全體學習社會發展史。第一課啟蒙教育課是劉伯承校長給我們上的。他說到我們之所以勝利的主要原因就是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這句話我到現在都印象深刻。當兵是這樣，做人也是這樣，當初到南大來學習也是為了人民，将來當教師，就是為了學生。劉伯承校長講的最厲害的一句話就是革命是要流血的，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句話讓有些人聽後吓跑了，我當初聽了這話才知道當兵是這麼嚴肅的，不像想象的那麼潇灑浪漫。
除此之外還有體育課，就是軍體。當時唱歌風氣濃厚，經常舉行集體唱歌比賽，老師會講一些音樂常識。預科畢業後就分科，分為工兵、炮兵、坦克兵、辎重兵等。工兵首先要學步兵的四大技術，射擊、刺殺、投彈等。這些學好後就開始學工兵的技術，像是操舟、架橋、打結等，操舟包括鐵皮舟和沖鋒舟。另外還學掃雷、排雷、布雷、渡河架橋。當時的教員教官都是國民黨的起義軍官，器材除去一部分蘇聯支援的大部分都是從國民黨繳獲的。
對于國民黨的起義軍官大家都不太尊重，而且我們年齡相差也很大，他們都三十多歲了，我們才十七八歲。這些人中，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特種兵大隊長洪儒青将軍，淮海戰役起義的，是炮兵，相當有軍人風度。他是湖北人，個子不高，聲音卻很洪亮，3000人的大操場，沒有麥克風，最後一排的人都能聽得一清二楚。另外還有一個是孔從周，陝西人，他起義較洪儒青要早，後來做到解放軍的炮兵司令。他們都是标準的軍人，從戴帽子、穿衣服和打綁腿就看得出來。我們那時當兵都要打綁腿，有些老兵的綁腿就打得非常漂亮。綁腿打不好的話，跑兩步就散了，會拖好幾米長。标準的軍人是一絲不苟的，要求很嚴。像洪儒青、孔從周對我們都是嚴格要求，毫無顧慮。這些國民黨起義人員為我們軍隊建設也是做了貢獻的。
入學半年後我就進軍西南了。解放的時候有個群體叫南下幹部，南下幹部群體裡有個西南服務團，和二野軍大是兩個系統。西南服務團主要是到新解放區做地方工作，建立政權。他們的工作相當艱苦，要征糧、建立政權、減租，這些都和地主的利益沖突，服務團有很多青年犧牲。而我們是部隊系統，主要負責剿匪，雖然也要征糧建政，但因是武裝部隊，所以情況稍好一些。當時我們所說的土匪，指的基本上是國民黨的散兵遊勇、潛伏特務和地方的幫會組織。四川有袍哥會，我們又叫袍哥大爺。平時四川人穿個長袍大褂，頭上裹一個帕子，白天拿個鋤頭在田裡鋤地，身上就帶着槍，老百姓一不注意他就拿槍打。一旦與他們發生了沖突，他們跑到山上，又熟悉地形，很難打。國民黨的起義部隊會發生嘩變，甚至把我們軍代表放在熱水鍋裡煮，所以說當時的鬥争很殘酷。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大多不過十七八歲，大一點的也就20歲。當時的土匪專打我們這些戴八一帽徽的娃娃兵。我的一個戰友叫承培忠，就被土匪抓去後被刺刀捅，最後喊着“共産黨萬歲”被活埋了。第一線的是老兵，他們保護着我們。
我們進軍西南是從南京乘火車出發，到武漢下火車後就改為行軍，一路向西走到宜昌，所謂的八百裡行軍。春節前，天寒地凍，我們這些學生軍背着背包，扛着槍，也沒有什麼像樣的夥食，一路走一路跌跤。有時走得疲勞了，有人會跌掉茅廁坑去，還有人走着睡着了。一路上有先遣部隊在前面走，幫我們安排好房子，一家住幾個班，當地老百姓支援，把稻草鋪好，有的把門闆也準備好。我們紀律很嚴，老百姓的門闆我們不動，鋪上稻草就行了。一路上沒什麼好東西吃，孝感這一帶冬天還能在農民家裡買到蘿蔔，司務長就給大家燒一大鍋蘿蔔，稍微放一點鹽，也沒什麼油，再燒一鍋飯。那時候大家饑不擇食，也不管飯燒得熟不熟，隻管吃。行軍路上腳起泡了，晚上連裡的指導員和隊上的醫生就每戶給我們挑挑泡，洗洗腳就睡覺了。
到了宜昌以後就上船往上走，到三峽時土匪在山上扔手榴彈，往下打槍，首長命令不準出艙，結果一路上就在船艙裡，三峽風光也沒有看成。不過船艙裡的第一頓飯，買了半頭豬，吃的是紅燒肉大米飯。那時我們每個人帶一個瓷的行軍碗，我們班一個山東的大個子吃了12碗，我也吃了五、六碗。到了萬縣是在2月14日，正好毛澤東在蘇聯簽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我們就在萬縣慶祝簽約，又買了半頭豬和一塊大糖餅，煮紅糖稀飯給我們改善生活。這一路上風風雨雨衣服裡全是虱子，到了萬縣後司務長就叫夥夫燒了幾大壺水，讓大家把衣服脫下來燙燙，抹抹澡，棉衣髒得不得了，也沒得換，大家就刷刷。在萬縣的時候，晚上還去萬安橋下逛逛，橋下妓女成堆，國民黨起義士兵在橋上橋下街上亂竄亂走。萬縣是個山城，晚上燈光一開，一層一層的，猶如仙境。
從萬縣一路向西仍然是在船艙中，到了重慶，就住在渣滓洞附近，補充一下糧食，很快又出發，沿成渝公路往西北走。這一路上我們遇到哥老會的襲擊，他們全都赤裸上身，穿一個短褲，一手拿火炬，一手拿大刀，沒有槍。他們相信刀槍不入，晚上襲擊我們的住處，襲擊我們的汽車。首長命令不許開槍，但要自衛，尤其要把車子保護好。那些嘎斯車是蘇聯支援的，我們不會造，不能給燒了，不然就無法前進。從重慶往前就到了永川，在永川我們又碰到哥老會夜襲營地。永川再往前就是簡陽，離資陽不遠，我們在簡陽停下來接受任務，參與征糧建政的工作，開始參加公審會。公審一批人就要殺一批，我們看到槍斃人還是有點害怕。我曾參加了一段時間的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中下級軍官，所謂公審也就是那個時候搞肅反運動。有些人有血案，為了平民憤，當地政府要求把他們遣回原籍公審。于是上級就把一部分犯人交給我，團部派一個幹事幫助指導，我們坐了兩部嘎斯車就上路了。一路上戰士坐在兩邊，犯人帶着腳鐐手铐坐在中間，不能說話，也不能亂動。到了一個地方，驗明正身，将犯人交給監獄，拿到收條就算送到一個，一路到成都已經是傍晚了。車子停在監獄門口，戰士們荷槍實彈，又帶着槍刺，一下來老百姓以為是槍斃人，一下子圍了上來，經過我們再三解說，圍觀的人才退去。我們趕緊将犯人送到監獄，打了收條，辦好交接手續，才算是有驚無險。把最後一名犯人送到宜賓，我才長舒一口氣。宜賓産好酒，就是五糧液，當時五糧液不像現在這麼貴，宜賓的小飯館裡散裝的五糧液物美價廉，我們當兵的也能買得起，買點酒給戰士們敬酒，大家吃了一頓飽飯。
簡陽再往西走就到邛崃，新津、邛崃這兩個地方是土匪窩子。那些土匪白天不惹人，晚上就偷襲營地，時不時丢下一塊石頭，有時會丢下一隻手，給我們制造恐怖氣氛。張國華的18軍中的第54師駐紮在這個地方，被這些土匪打死了不少，張國華是當時最年輕的一位軍長。我們到這裡就是配合他們的行動，後來他們接到進藏的任務，我們也就跟他們一塊走了。
我們進軍西藏，到了泸定後就停下來了，鐵索橋沒辦法滿足千軍萬馬通過的需求，重武器、重裝備更是不行，因此急需架一座永固型的鋼筋水泥橋。造橋首先要造橋墩，造橋墩就要開山開路，準備施工場地，我們就在泸定住下了。鐵索橋的鐵索十分粗大，像麻花一樣一個一個擰在一起，大渡河的水流湍急，離很遠就可以聽到像刮大風一樣的水聲。過橋時，隊長要求我們魚貫而行，前後間隔五米，小心慢步，結果過橋時橋還是劇烈晃動，一匹馱騾因而受驚跌入河裡，大家就趴在橋面的木闆上，抑制它的晃動。在泸定我們住在藏民家裡，但不能在别人家裡吃喝，就上山打野豬、砍柴。我們早晨上山，晚上摸黑回來，經常挂彩，因為往下拖木頭時很不好控制，一不小心就會把人撞到，做多了才慢慢有了經驗。
從泸定回來後就到了大邑縣安仁鎮，是劉湘的公館，深宅大院，門檻很高，跨門檻時不少人摔跤。在這裡我們從二野軍大畢業了，畢業後我分到工兵12團，對外番号叫107團，不久就抗美援朝了。
三、朝鮮戰場：風雨同舟異國情
所謂朝鮮戰争，是一個複合名詞，包括三個要素：一個是朝鮮内戰，一個是美國侵朝戰争，一個是中國抗美援朝戰争。其中朝鮮戰争分為兩個方面，即早期内戰和全面内戰，全面内戰就是今天大家講的金日成6月25号揮師南下挑起的朝鮮戰争。根據這三個要素，我把朝鮮戰争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早期内戰，第二全面内戰，第三抗美援朝戰争，這樣叙述才有眉有目，有頭有尾。
我現在對朝鮮的生活仍然是很懷念的，一個原因就是戰士不怕死的精神非常感人。其實人都是血肉之軀，都是怕死的。但到了朝鮮之後，天上是美國飛機不斷地轟炸掃射，地上又是炮火連連，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功夫去想什麼生死的問題。另一方面當時殺敵立功成了至高無上的光榮，這種價值觀的形成是國内大環境的使然。從朝鮮戰場回國的戰鬥英雄戴着大紅花做報告，并接受首長的嘉獎，收到的家信也都說不要牽挂家鄉，要在戰場上英勇殺敵，這些無疑都鼓舞了戰士們的鬥志。從二野軍大畢業後，我們從四川出來在武漢休整換裝，換成志願軍的服裝，八一帽徽和解放軍的胸章都要去掉，水壺上的八一軍徽也要刮掉，說是不準有解放軍的标記，說志願軍是民間的不是政府的行為。去往朝鮮的路上有專門的運兵車，就是列車。我們團的軍車很長，挂了兩節客車車廂，一節是團指揮部的，一節是醫療車，其他的都是悶罐子車，鐵皮的，地上鋪了一層稻草，門邊擺上尿桶，上車後把小背包解開，簡單的被褥一鋪就上路了。那個稻草還是很軟的，現在我還開玩笑說我們是最早坐上軟卧的。當時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裡，也不能問，連長隻說該問的問，不該問的就不要問。一出了山海關，我們就知道是往東北去的，再往後越走越冷，到了錦州時，毛靴和裹腳布都粘到一起了，毛靴的毛也凍得硬邦邦的。
我在戰場上的職務是排長，負責帶兵。原來在學校學習的工兵知識，像架橋、渡河、排雷、掃雷、爆破也就派上了用場。我們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白天躲在洞中睡覺，晚上出動。白天美國人占優勢，他們的飛機天一亮就炸橋梁、鐵路、公路，晚上才是我們的。但很多緊急的情況下，比如說重要的道路橋梁被破壞了，我們要馬上搶修，白天同樣是要出去的，上下班時間實際上是不固定的。一般我們去搶修的時候我們所屬的軍都會派一個高射炮連保護，但這個保護畢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像一個蓋子将炸彈給攔住，所以也就會有犧牲。平日裡休整時，文化教員會給大家上文化課，戰士們大部分都是農民子弟，沒什麼文化，沒事就喜歡哼幾句川戲，有時候還開開聯歡會，都是在山洞中。除了娛樂，防空意識也要培養好，有時候我們也有防空任務，敵機飛得低的時候也要打，把機槍架出去也是要勇敢精神的。
我們工兵是技術兵種，也就是特種兵，首長下了命令要保護好。我們工兵相對犧牲得較少，我們排犧牲了七、八個。我們的作業區是敵人的重點封鎖區，重要的橋梁、道路，敵人會定時定點地轟炸、炮擊。我們都有工兵鍬，聽說敵機來了，就用工兵鍬挖一個簡易掩體。這些掩體就分配給大家，各自有各自要守的。有一次，我們的一個戰士特别小心，他不放心，敵機來時他又起來換掩體，我當時喊已經沒用了，敵機一來就是個俯沖式掃射，他犧牲了。犧牲一個人，大家心裡都很難過，平時都是一起共同戰鬥的戰友，但眼淚隻能往肚子裡流。入朝之前，後勤部門就已經準備了二十五六萬套血衣和血被，一般有戰友犧牲後，就把血衣給他穿上，再裹上血被，有條件的話就運到後方，沒條件就在戰鬥結束後以一個單位集體埋葬，運回國内是不可能的。
我們用的武器就是所謂的萬國牌，像我們一個連，步槍就有俄國造的三九式、國民黨鞏縣造的中正式步槍，機槍有捷克式，沖鋒槍有加拿大式、日本的三八式、美國的三零式，手槍有德國的毛瑟、美國的柯爾特、日本的“王八盒子”和蘇聯的七星。這些槍口徑不一樣，制造廠不一樣，那麼彈藥補充就很困難。一種槍要一種子彈，有時子彈沒了，槍就沒用了。美軍和朝鮮人民軍都是美式、蘇式裝備，是制式編制，所以一開始連朝鮮人民軍都瞧不起我們。我們飛機沒有，坦克大炮也不多，跟美國打仗，裝備差得很遠。
志願軍的郵政系統的編制叫鋼鐵戰士，按照這四個字編制郵箱，像我們工兵是鋼字信箱。我的地址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鋼字信箱9350号工兵12團3營9連張某，炮兵就是鐵字信箱，戰字信箱是坦克兵。我有時會收到父親和姨媽寄來的信，收信的頻率也不固定，有時候很長時間沒信來，因為美國人把交通線炸壞了。李奇微擔任聯合國軍司令後，差不多沿重要的鐵路線每五、六米每半個小時都要丢一顆炸彈。他擅長那個絞殺戰，我們沒有空中優勢。
我們運來的東西主要存在山裡面的兵站裡，美國人甚至可以把我們的兵站毀掉。我們的夥食是有了就吃，沒有就挨餓。補給線通暢的情況下一般就吃炒面，炒面是大米、糯米、玉米加點糖、黃油、奶油之類的炒一炒，平時吃是很好吃的，但運到前線的都是幹的，用開水泡一下，一發就是一大碗，又沒有很好的包裝。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開水，就隻能幹吃，吃到後來嘴唇都破裂了，舌頭也發澀，像壓縮餅幹也是這樣，我們看到即使肚子餓也不敢吃。有時候會運一些罐頭來，有一次還運了一些白酒，每人發兩瓶，讓大家喝了禦寒。但我們在交通壕裡，衣服濕了又幹，幹了又濕，喝點酒其實沒多大用，就是分散點注意力。此外我們會吃一些繳獲的美軍的東西，像是午餐盒、早餐盒之類的。他們比我們吃得講究多了，午餐每人一個罐頭、幾片面包、幾塊巧克力。他們還有巡回供飲車，想喝咖啡就到車上喝。那時候我們就覺得美國人享受，喝的熱咖啡和熱啤酒，每人還有一小包駱駝煙，五支煙配五根火柴。
1953年停戰協定簽訂後，根據金日成的要求，志願軍兩個團進駐平壤，一個團負責平壤的糾察工作，幫助維持秩序，我們這個工兵團就幫助他們恢複首都的和平建設。我們去的主要目的是協助專業人員恢複金日成廣場的朝鮮内閣綜合辦公大樓。可我們不是專門的建築工，造房子不行，就從東北調了一批專業工人。這批專業工人跟我們關系處得很好，他們主打，我們配合。同時大同江連接東西平壤的鐵橋也被美軍炸毀了，我們協助恢複大同江鐵橋，當時就住在還沒修好的樓裡，自己想辦法弄點門闆和鋪闆，蓋個房頂，冬天冷就請東北師傅幫我們修個防火牆。在這其間，金日成來視察過兩次。他講一口很流利的吉林話，跟戰士聊聊天，說一些感謝的話。聯合國的中立國監察小組還來監察，中立國由瑞士、瑞典、捷克和波蘭組成。那些波蘭、捷克軍官，服裝十分講究，知識素養又高。他們穿的是毛料衣裳，看到我們的棉衣還問這問那。他們不了解用棉花做衣服，當時在我們看來，這些波蘭人、捷克人比我們發達多了。他們的監察很嚴格，包括武器彈藥和人員都核查。
八一五的時候平壤慶祝解放五周年（1955年8月15日），和朝鮮停戰一起慶祝。朝鮮方面和志願軍總部聯合搞了個規模很大的中朝人民三年戰績展覽，包括聯合國軍所有軍隊的番号、人員、傷亡數、被俘數，還有被繳獲的武器、彈藥、旗幟和私人配槍。這個戰績展覽弄得很不錯，有很多圖表和數字。此外還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閱兵式，八月十五舉辦，八月十四晚上彩排。因為我們就住在廣場旁的樓裡，頭一天晚上去看彩排。彩排是朝鮮人民軍次帥崔庸健主持的，規模很大，沒有鞭炮就用探照燈、高射炮和高射機槍代替，五顔六色，毫不遜色。第二天淩晨廣場就戒嚴了，五點鐘左右受閱部隊開始入場，先是步兵方陣，然後是特種兵，最後是空軍。廣場兩邊的路上站的都是人。當時有一件趣事，我們的三個戰士站到主席台上去看金日成，結果被首長叫回來批評了一頓。
我們的戰士當時也不省事，剛從前線下來，有以功臣自居的心态。有些傷兵看電影不買票，别人叫志願軍同志買票，他們就拿拐杖打人。志願軍領導機關發現這個問題趕緊加強教育，要刹這個風氣。我當時跟連隊的文化教員發生沖突，正好身上帶着槍，就吓唬他說要槍斃他。結果他報告給指導員，指導員又報告給連部，最後就給我定了一個軍閥主義的錯誤，團委也給了警告處分，讓我離開排長職務，到營部去反省。後來很快領導就把處分撤銷了，說我态度很好，讓我到營部當參謀，我說我還喜歡回連隊，就又回去當排長。
我們和朝鮮方面在有些問題上還是有些分歧的，比如說他們軍官打士兵這些我們就看不慣，但不能說，因為領導上抓得很緊，我們和友軍要搞好關系。他們飯不夠，我們飯盒裡的高粱米就弄一些給他們吃。二八建軍節的時候，他們每個聯隊發一頭牛。朝鮮人殺牛是拿一個大木槌将牛打昏後再殺，他們吃牛肉，為了表示友好還給我們送一點，被我們首長婉言謝絕了。
1955年時，我的胃病越來越嚴重，長期住院吃病号飯，所謂病号飯就是下碗面條放個雞蛋，後來我的胃實在受不了了，就複員回國。
四、bevictor伟德官网：戰士到學者的轉身
我剛從戰場回國，一聽到中國小孩講話就興奮，在朝鮮三年，沒有聽過中國小孩講話。到了吉林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後方基地，睡幹淨的床鋪，中午、晚上都是四菜一湯，白面饅頭、白米飯，這種夥食在朝鮮是不敢想象的。當時還第一次喝到了蘇聯的叫做格瓦斯的飲料。另外回國後再也聽不到槍炮聲了，這種悠閑的感覺相當強烈。
我複員時首長問我想幹什麼，我說服從組織分配，首長就說你還年輕，去上學吧。那時有個調幹生制度，部隊開的證明相當于高中學曆，不然我是考不上的。當時我填的志願不止一個學校，專業也不止一個，除了曆史我還填了中文和新聞，那時統招統配，接到錄取通知書就是bevictor伟德官网。
50年代的南京，隻有公共汽車、三輪車和少量的馬車。女人們穿從蘇聯進口的花布做的衣服，男人好一點的能買一條東方呢褲子。主食、柴米油鹽、蔬菜肉類都不缺，隻是副食品沒有現在這麼多，尤其是零食。沒有超市，街上都是傳統的小店。燒煤開始按計劃供應，家家都存了一些煤。因為燒煤爐的緣故，蒸飯十分麻煩，把飯放到爐子上後，要用筷子紮幾個眼，讓它冒氣，烘幹時還要歪斜着放，讓它到處受熱。每天到一定時間，一匹瘦馬拉着一個橡皮輪子的煤車當作垃圾車，就由馬夫牽着伴着搖鈴聲和馬蹄聲來了，大家就排隊，女同志為了避煤灰還在頭上包個帕子，來了後大家争先恐後搶着倒，遲了煤車就滿了。當初南京有幾家電影院，放的主要是蘇聯電影，走廊裡也都是蘇聯電影明星的照片。劇場不多，梅蘭芳等名角也會來表演，8塊錢一張票，對于我們學生來說是天文數字。後來梅蘭芳的兒子梅葆玖來，兩塊錢一張票也是很貴的，但咬咬牙還是去看了。大學的生活很簡單，能有一部腳踏車或是一部收音機就很滿意了。夏天熱了就靠扇子，電扇都不敢想，一到晚上宿舍裡一片木屐聲。我當時調幹生一個月有24塊錢津貼，學校裡夥食費大概一個月七八塊，早上5分錢一碟肉松小菜，中午2毛5分錢一個青菜獅子頭就覺得很奢侈了，也不能經常吃。學校裡外國來訪的專家以東歐的為多，蘇聯的、阿爾巴尼亞的，基本都是東方陣營的。
我是55級，59屆，我們是最後一批四年制。我們這個班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曆史系人數最多的一個班，有50多個人，分三個班學習，往前幾屆，像是陳德芝老師他們班是有十來個人。系主任是韓儒林先生，教曆史文選，是個很慈祥的老人，一口河南話，做學問對人都是誠誠懇懇，工作兢兢業業，學術上一絲不苟。陳恭祿老師也給我們上曆史文選，其實他的專業是中國近代史，那時候批判資産階級學術思想，說他那本《中國近代史》是封資修的。世界古代史是王繩祖老師給我們上的，他一口漂亮的英文，一副紳士風度，每次都夾着個大皮包進課堂。他可以說是讓我入門的老師，我畢業後沒少打擾他。他住在平倉巷的二層小樓裡，每當我去他家訪問，請教他關于英文的問題，他都把手頭工作放下，熱情地給我答疑解難。世界中世紀史是蔣孟引教的，他人胖胖的，嗓門也大，一口湖南腔，非常認真，住在小陶園。他是英國倫敦大學畢業的，學問底子很厚。他自己跑圖書館，将有關英國史的著作搜集起來，然後到教研室上架，将教研室變成一個小圖書館。講中國近代史的是王栻，口才好，講話生動，大家都喜歡聽他的課，講起袁世凱來神采飛揚。老先生一頓能吃幾籠包子，十幾個雞蛋。
那時，生活簡單，人與人的關系也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