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巧學外文
我剛工作時，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安排的專業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當時自己很想進中國古代史專業，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當然也就服從了。
做世界史，要求外文好。我當時隻是會一點英文，能看一般的英文曆史書籍，但是閱讀速度與理解深度都很不夠。好在我對外文不僅無反感，而且有興趣(早年不願意學日文是另一回事)。既然要我搞世界史，那就橫下一條心學呗。正在加緊提高英文水平時，又遇到了必須學而且要迅速學會俄文的要求。英文還未及加深，又來了俄文，搞不好就會“雞飛蛋打兩頭空”。怎麼辦？于是我又參加了突擊式的俄文速成班，班上老師要求學過一種外文的人盡可能聯系已學的語言來學俄文。這給了我一個大啟發——聯系英文學俄文。
我的辦法是，準備一本英文版《共産黨宣言》和一本俄文版《共産黨宣言》，兩個本子一字一句地對照看，每一句都用在中學學英文時的圖解法(diagram)來做文法分析，用不同顔色的鉛筆輕輕地劃在書上。每天不求多，但必堅持。經過一段時間，這本書讀完了，自己覺得效果還不錯。
又用同樣的方法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到這本書讀完，不僅沒有了“雞飛蛋打”的顧慮，而且感到這樣做能夠使英文與俄文的學習互相促進；特别是在對讀過程中發現了印歐語言詞彙、語法中的一些有趣的異同，很開眼界。以後，我學德文，到自學階段時還是用這個方法，用德文原本對照英文和俄文譯本，每句都表解分析地讀。由于德文和英文關系更近，在比較對讀中可以迅速發現二者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異同，大大加快了德文的把握進度，而且對三種文字的學習也大有互相促進的作用。同時，收獲還不僅于此，這樣做也使我更自覺地在學習中注意比較方法的運用，促進了我的比較意識。
随着比較意識的提高，我也把學中國古漢語文字學的方法運用到學外文上來。對漢字，我有追尋其小篆字形和古音的習慣；推廣到學外文上，就是随時追尋外文字的字源。這種方法短時間看不到效果，成年累月積累下來，就很可觀。它既有利于加深、加固對某一種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又有利于學習多種(同一語系)的文字。還有一個原先沒有想到的效果，就是因為理解得深，所以記得快、準、牢，從而大大提高效率。原先以為這樣的笨方法會費時間、低效率，而結果恰恰相反，尤其從長時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正是因為這樣，盡管我曾費了大量的時間學外文，但是學外文并沒有妨礙我對中國學問的學習。
我注定要做世界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了，就決心好好幹。當時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讨論正熱，有些先生涉及了與斯巴達的黑勞士(Helot)制度的比較。我想，要研究希臘社會經濟問題，斯巴達和雅典總是不可缺的。于是就開始準備做黑勞士制度的問題。這時東北師大來了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蘇聯專家，要開青年教師進修班。我考上了那個班，從1955年深秋到1957年夏，在那裡學了兩年世界古代史。這兩年裡，除專家講的本專業課外，還有俄文及理論課，其餘時間就是做論文。我就選定了《論黑勞士制度》為題，結果寫出一篇八萬多字的論文，其中涉及了與中國史對比的問題。論文在一個規模不小的答辯會上答辯通過，并得到了當時認為的最好的評價。進修班畢業，可是沒有頒發任何學位；全班同學也都沒有獲得學位，當時沒有這個規矩。一位老先生把此文推薦給了一家出版社，他們看了稿子，答應出版，但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見。多數文字加工意見我都能接受，就是有一條我不贊成一位蘇聯大學者的意見的地方，他們要我必須改；我想我的蘇聯專家老師都沒有要我改，甯可不出也不改。這樣就沒有再把稿子寄回給他們。我算做對了一件事：沒有把不成熟的東西随便發出去。
做《論黑勞士制度》論文時，我一直有兩塊心病。一塊心病是隻能看洛埃布叢書的英譯文的這半邊，而不能看其希臘原文的那半邊。用史料不能從原文入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另一塊心病是，眼看着要做比較研究，可是自己在中國古史方面的文獻功力仍然顯得不夠。
由于想治這兩塊心病，首先打算自學古希臘文。找了一本用英文寫的希臘文文法書，自己就試着往下學；因為沒有老師可以請教，經過一段時間積累下來的問題無法解決，最後隻好放棄。學不了古文字，就轉而自學德文。我買了一本北大德語教研室編的《大學德語課本》(第一冊)，自學起來。畢竟現代語言比古語文容易多了，這次自學為以後幾年從師學習德文打下了一個初步但紮實的基礎。
古希臘文學不會，就更覺得自己不能放松在中國古文字方面的努力，因為這是我在可望的将來(現在應該說終身)能夠直接用來研讀原始古文獻的唯一的語文了。自從工作以後，盡管具體做的是世界史教學與研究，但我從未間斷在中國文獻方面的業餘學習。最有保障的是一天工作下來的晚飯前或後，到住處附近的舊書店去逛一個小時左右，除一般尋找有無可購的中外文書籍外，每次的重點都在搜尋清人的小學、經學和目錄學方面的著作。有些書很貴，買不起，就每次看一些，總要看到有一個大體了解才罷手。對清代著名學者年譜，每見一部，都要浏覽一遍。這樣就逐漸積累了一些最基本的清人小學、經學著作。
我買書的原則是，在買得起的裡面挑版本印刷最好的，但也沒有名貴好書。我常對人說，自己買書幾乎像舊社會挑女婿一樣，左看右挑，經過許多回才很吝啬地買一本。其實不是吝啬，這樣買來的書，未到家，你對它的大體内容、功能特點都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了解，以後用起來效率高，有時一本能頂好幾本用。這一點可憐的體會，也許是有錢大手大腳買書的人無法感受的。直到“文革”開始前，我這一逛舊書店的習慣一直堅持十幾年不斷。“文革”後，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同時兼做中國古史教學與研究，之所以不覺突然，實在與此有關。
(十二)學問的精神土壤
我一直堅持學外文。從東北進修回北師大以後，我一面跟張天麟先生繼續學德文，一面又和教研室裡的幾位先生一同跟一位老師學拉丁文，學了不到一學期，運動風暴到了，隻好停學。這一停，從此打斷了我學拉丁文的路。
學拉丁文不成，是我學古文字的第二次失敗。這次失敗使我想到沒有希臘文、拉丁文的素養，而從事希臘、羅馬史研究，究竟能做到何種深度的問題。原來我就打算以希臘古代史、印度古代史和中國古代史為三個支點，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推動自己對整個世界古代史研究水平的提高。這時就想更快地深入古印度史領域，借助自己在閱讀中國古文方面的一些有利條件，來做一種有中國人自己特色的古印度史研究。
既要認真治古印度史，就不能不認真讀書。我知道，真要做古印度史，不能不學梵文和巴利文，系裡領導也曾經答應送我去跟季羨林先生學幾年梵文。可是，先是“四清”，接着就是“文革”風暴，我的古印度史研究都被打斷，更無論去從師學梵文了。
到了“文革”中後期，因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勢”而靠邊站的人，空餘的時間就稍稍多了一點。我也讨了這個便宜，想學習的心又按捺不住了。一位外語系的老師，和我是多年交流外文學習經驗的好朋友，這時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地各自自學起梵文來。自學不到一年，又重蹈了以前學古希臘文的覆轍——做練習中積累下的問題無法解決，不知自己做的練習是對是錯，再次敗下陣來。這一敗，徹底打破了我學外國古文字的夢。心裡不服，知道電台廣播教法語，就又跟着學法語，從初級班到學完中級班，再次用英、俄、德文本的《共産黨宣言》對照法文本讀。還沒有讀完，“文革”結束，各種工作壓力一齊來臨——我又正式兼做中國古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所以剛學的法文就丢生了，還不如學希臘文失敗後學的德文。噫，夫複何言！總之，我學外文幾十年的情況是，教訓多于經驗，失敗多于成功。一些好心的師友為了鼓勵我，說我會多少種文字，使我十分慚愧。這裡贅述數語，也是為了正視聽于萬一，以免虛聲欺人。
雖說“文革”中後期有學梵文的失敗，但我在中國古文獻方面卻頗有進展。1971年春，我被借調到故宮博物院臨時幫忙(做重新開放的準備)，開始下了學校裡“運動”的車，在那裡讀了幾個月古書，也從此時開始自學金文。因為有一點《說文》的底子，所以入門不覺其難。秋季回校，參加外國曆史書漢譯的工作，随後就參加劉知幾《史通》的譯注工作。譯注《史通》，在當時算是注“法家”著作，可以比較集中精力。這項工作做了一年多，我的文字訓诂能力得到了一次嚴格的考驗和鍛煉，原來在這方面做的準備一時都派上了用場。
1979年末，我奉調到史學研究所從事中國史教學與研究，在所裡招收的碩士研究生是中國古代史專業中外古史比較研究方向。1986年曆史系建立了世界上古中古史博士點，我在系裡就招收世界史專業中外古史比較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所以，從八十年代初起，我就正式與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早期，我曾經給研究生系統地講過“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的課，但那隻是講社會經濟和政治史方面的比較，未能涉及思想文化。好心的友人勸我就此寫成專著，可是在我看來，如果事先沒有做好一系列專題論文以為基礎，遽爾就寫專著，那麼這樣的“專著”就恐怕隻能加上引号了。學校的出版社幾度和我商談，要我把講義整理出版，我也以同樣的理由謝絕了他們的好意。其實，我心裡還有一個根本性的想法，就是比較研究是一種看來容易而實際又很難的工作。說容易，是因為隻要你頭腦靈活，随便在一個有話可說的方面抓一個熱題，盡興發揮一通，也能引起某種轟動效應；說不易，則是因為要真正地做比較研究，那還需要先有兩種準備。這就是，第一，對于所要做比較的領域有一個總體的了解，對中外曆史沒有一個大體的把握，不能率爾操觚；第二，必須至少對一個國家(能多當然更好)的曆史具有直接從原始資料入手做獨立研究的準備，并做出了一定的成果。
我用這兩項條件反省自己，覺得對于世界古代文明史，自己還是有了一個大體的了解和把握的，對于古希臘、古印度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但是已經不可能再具備從原始文獻研究的能力。中國古文明是我們自己的文明，是我的精神自幼即寝饋于其間的文明，自覺理解較深，也具備從原始文獻入手做研究的一定能力，最需要的是在中國古史方面做出一些切實的研究成果來，積累起一定的研究經驗。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具體的研究取向，就是把中國古史的研究同經學文獻研究結合起來，這是為了從源頭上探尋中國古史的精神來龍，也是為了借助經學在文獻考證方面的經驗與成果。
二十年來，我寫了一些文章，大體都不出這個路數。這樣的做法，是對是錯，自己不敢斷言，但作為一種選擇和嘗試，則未為不可。曾有一位師長和我開玩笑說：“你從世界史逃到中國史去了。”我說：“我沒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轉進’。”這些年來，我所寫的文章，有少數是直接講中外古史比較的和比較研究理論的，多數是專論中國古史某個具體方面或問題，但是其中總寓有比較研究的含義，文中也不時有一兩句指出所資比較之所在。因此，在一定限度裡說，我的中國古史方面的文章都具有某種中外比較的背景。現在，我不再就外國史某一專門領域做專門的研究，但是不放棄盡可能讀一些外國新書，參加或主持一些世界史教材的編寫工作，把自己在中國古史研究方面的或中外古史比較研究方面的點滴成果引進到這些教材裡來。所以，我才敢說：“我沒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轉進’。”
我自知在中外古史比較研究方面成果甚少，尤其不能也不敢望前輩學貫中西的大家之項背于萬一。我隻是多少做了一些事，還要請各方面專家多多批評指正。
我希望在中外古史比較研究方面不斷有新的專家和專著出現，我更希望的是這種研究是潛心的、踏實的、真正的研究。我常想，前輩學貫中西的大家為什麼能達到那麼高的學術境界？有一點至少是明白的。他們都在自己本國的文化領域裡具有深厚的基礎和功力，因而他們在探研外國曆史文化的時候也就能自其大者、自其高處而觀之，而理解把握之。他們學外國學問的時候，在精神境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初學者趴在地上一點一滴地拾人遺穗，而是在本國學問上與外國學者(他們在其本國學問上)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的。當然，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不能在中國曆史文化方面先奠定基礎就開始學外國曆史文化的現象也常會發生，這也未為不可。重要的是，當一個人在外國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詣以後，不宜忘記學習本國文化；因為不管自覺與否，這總是我們的精神植根最深的土壤。離開這塊土壤，我們的成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深深景仰前輩大家的那種風範，願意景行行止，也願意與有志于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的青年朋友們共勉。
(十三)我的讀書心得
年輕的同學經常問我怎麼讀書。我想自己一輩子都在讀書、做學問，關于讀書，還是有一些話想跟大家談談的。
讀書要有目的。讀書的效率取決于讀書的目的是否明确，也就是我們是為了提出什麼樣的問題、解答什麼樣的問題而讀書，即韓愈所說的“解惑”是也。但是必須謹記：讀書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對于現實問題的求解。再則就是在讀書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要寫文章，寫文章也有相應的要求，那就是在你的文章中，你能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如果你提出的問題司空見慣，就絕對沒有寫文章的必要。讀書是一場激烈的智力、智慧的競争，不僅和身邊的人、同等專業的人、國内的相關專業的人士，還要和國際上優秀而傑出的思想者、學問家們進行競争。就如哈貝馬斯所說的“交往與對話理論”，如果沒有競争精神作為奠基石的話，他的理論就是淺薄的。另外，讀書應當注意汲取經濟學的有關法則，不做無用功；節約時間、節省精力，同樣是讀書過程中要留心的事。
還必須明确的是：不同的書，應當有不同的讀法。荀子在《勸學篇》一文中指出：“古之學者讀書為己，今之學者讀書為人。”看起來，似乎後者更加高尚，更值得效法。其實不然，讀書首先要使自己成為一個合格的人，一個知識結構、道德人格結構完善的人，否則就會成為“書蠹”，成為知識的賊人，所以荀子說：“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在“小人”那裡，讀書反而會成為換取口腹之欲的方便工具，甚至成為謀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反思我這麼多年的讀書，以此衡量，真要冷汗涔涔而出，如芒在背的感覺十分深切。所以，讀書必先為己，為己者，乃是首先要求自身的完善，非為苛求于别人，唯其如此，然後才談得上讀書為人(他人)。
關于泛讀和精讀，首先要找準自己現在所處的“方位”。當你走進浩瀚的書籍海洋的時候，就如一名旅客乍到陌生的城市，如果不清楚自己現在所處的方位，就會迷路，迷失自我；就讀書治學而言，就不能夠明晰自己當前的學術位置與層次。失去了準确的定位，讀書則如在沙漠中尋水，很難實現開始所拟定的預期目标。此外，要能夠看出一本書的框架和網絡，尋找它們的連結點，進而尋求入山的門徑和道路。
泛讀是在為你将來的學術研究搭建寬廣堅實的平台，是檢驗一個學者知識儲存庫的利器，就如同金字塔的塔基，其重要性自不多言。我想重點說說精讀，精讀可以大大提高閱讀能力，精讀的目的就是要切實提高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範圍要小，防止漫天撒網，無端虛耗有限的精力與時間。在精讀的過程中要一再地追問如下問題：這本書為什麼這麼寫？它的結構、用意、表達的思想等等……精讀要求對所讀書籍的總體結構有深刻的了解，依此類推就是對它的篇章結構、段落結構、字詞、重點詞的詞源，都要進行一番來龍去脈的調查研究。加強精讀的訓練，就好像是為了砍柴而磨刀，看去很笨，效率卻很高。
要打破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的文人藝術家式的随意讀書的風氣。我們做研究的人需要的是科學嚴謹，淺嘗辄止的欣賞性的讀書有百害無一益，對此需要慎重對待，嚴加防範。要像古人讀書那樣，做到“入乎眼，箸乎心”，書進腦中立時分解，要能念出書的結構，提高自己的自覺分析能力。進度雖慢，必須堅持，長此以往，方可逐步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某種意義上說，精讀實際上是一種有效而艱苦的學習方法的訓練過程，是尋找“解牛之刀”，是提高讀書效率的關鍵。
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和《書目答問補正》兩書，皆為薄薄的小冊子，但卻是治史學讀書修學的便利門徑。通過對這兩本書的閱讀，和翻閱它所涉及的相關書籍，會讓你對傳統的典籍、相關校注的基本情況有清晰的了解，特别适用于剛剛入門的人。
然後，再去通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你就會做到心中有數，而不至于被四庫全書的繁複書目所吓倒。關于“追溯法”，具體做法是重視你所看的書籍的參考書目，從參考書目中得知諸多你當下所關注問題的相關資料，實在是一種觸類旁通的經濟型的讀書方法。這樣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就會找到豐富的解決問題的材料。這種方法忌“漏”，要清楚地知道書的利用經過，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是深入的讀書，才會讓你學會對書籍的最大效率的利用。
對于工具書的使用，務必要留心字典前面的凡例。了解這本字典編者的編寫用意，和它與相關工具書的不同功效，這樣就能夠讓你迅速地掌握工具書的使用。熟練以後，就可以讓字典等工具書發揮最大的功效。我們的時間和精力總是有限的，所以掌握一定的方法，進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讀書的效率，是讀書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
讀書，找材料是目的之一，但不是全部。找材料憑電腦網絡就足夠了，但是由此而來的材料的上下文是什麼，卻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西方的很多漢學家就是通過電腦找到很多材料，然後拼接組成“煌煌大著”，看去很能“唬人”，對初學者而言，有時難免會目迷于五色，失去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現在看來，如果我們對這些著作嚴加審查，就會發現其間的很多“巨著”原來不過是紙老虎——這也從反面告誡我們，要時時警惕那種不夠科學嚴謹的學風的滋生，要注意選取材料的前後關聯，即西方語言學中經常提到的“語境”這一術語。
讀書作為一種具有競争和挑戰的對話行為，我們可以通過書籍實現和古今中外頂尖級人物的高層次對話，明師難求，書籍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尤其，當我們很難尋找到明師的時候，書籍、讀書的作用就更加明顯了。
另外，讀書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缺點的過程。僅僅從書中看到它的不足還是遠遠不夠的。老子說：“為學日益(知識學問)，為道日損(缺點)，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要從書中看出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所以讀書的過程既是一個增加的過程，又是一個減少的過程。增加的是新的知識、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減少的是自己的缺陷和不成熟的地方。這樣，長此以往，學問将會漸入佳境。多年的治學經驗使我認識到：隻認讀書一條，而不是從一家、一人學習知識。通過廣泛的閱讀可以使讀者同衆多的高手交流對話。人類文化能夠不斷地發展，就是因為真理永遠在我們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