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終身難忘的先生們(上)
那時候考大學是各個學校分别命題，我沒多考慮，直接去參加了江南大學的考試。記得國文考試作文題目是就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寫一篇文章。我用文言文寫了一篇文章，得到了老師的首肯，取得了很高的分數，英文和數學也考得不錯。1947年秋，我順利進入了江南大學。
江南大學乃無錫巨商榮家所創辦，我是第一批學生。入學第一年，在無錫西門外太湖濱後灣山坡上的新校舍正在修建，學校隻好暫用榮巷附近一所簡陋的中學校舍為臨時校舍。1947年冬，錢穆先生到江南大學任教。那時候，他與唐君毅、唐至中、牟宗三等先生住在榮巷，那邊是榮家舊宅所在。
第二年，學校搬去了太湖濱後灣山坡上的新校址。新校址三面環湖，風景非常優美。推開我宿舍的窗戶，太湖湖光山色就可以展現眼前。早晨起床，從宿舍前往湖邊的飯廳，湖面籠罩着一片白茫茫的霧氣。雖然看不清湖面，但是可以清晰地聽得到湖面上咿咿呀呀的漁船搖橹聲。吃完飯去圖書館看書，不一會兒，霧氣就慢慢散開了，有的一絲一縷地從圖書館窗前升起，煞是好看。傍晚時還可以觀賞到太湖日落。現在的人恐怕很難想象當時的優美情境。
我雖然上了史地系，但主攻仍是曆史。興趣最大的所在是先秦和兩漢的曆史。當時最愛讀也最常讀的有《左傳》、《國語》、《史記》、《莊子》、《韓非子》等書，自己買了幾種放在卧床的裡側，每天中午和晚上睡前都要讀一些。這種情況實際從高中的時候就開始了。不過，我的興趣遠遠沒有限制在這個範圍裡。
在學習方面，我的國文一向不錯，大學國文課對我來說也不困難。英文課一周有三門課，七個課時。三個小時閱讀、兩個小時語法，還有兩個小時作文課。最難的是微積分。因為微積分是全英文授課，采用英文課本，幸虧我在高中時的數學就是用英文課本學的。授課的孫先生課講得很好，但是我學得依然很吃力，考試也是剛剛及格而已。
在江南大學期間，除了中外兩門通史、中外兩門近代史、大一國文、英文及兩門地理學方面的必修課外，我還選修了商周史、秦漢史、哲學概論、邏輯學(當時稱理則學)、倫理學、中國文學史、古文字學、政治學、經濟學、微積分等課程。作為一個年不滿二十但已遭受過日寇八年統治的青年，我渴望深入認識中國文化，同時也渴望了解世界。
大學一、二年級，我師從錢穆先生學了中國通史及秦漢史。尤其值得一說的是，根據他的指導，我讀了他的《先秦諸子系年》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梁任公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了《系年》，我知道了要治先秦史及諸子，不能不作考證，而作考證就不能不知清人研究成果，而梁先生的《學術史》則恰好告訴了我接近清代學術的門徑。就這樣，以後我在治中國古史時始終不敢忘記考證之學，一直不能忘情于清代的學術研究成果。
錢穆先生教過我中國通史和秦漢史，他對曆史發展大體的提綱挈領和對曆史問題的精到論辯都使我在課堂上感受過精神的震動。當時我在讀《莊子》，知道錢先生正在寫一本關于《莊子》的書，所以幾次請教他一些關于莊子的問題。他在回答問題時，順便問了我對《莊子》和《老子》二書的關系有無了解，我以先老後莊的傳統說法為對，并以《莊子》中說到老耽而《老子》中并無莊周為理由。他看我幼稚而好辯，就囑咐我好好地看看他的《先秦諸子系年》。我費了好大氣力讀了這部書，心裡的幼稚浮躁之氣逐漸平了下來，知道學問實在太大了。再去向錢先生請教，他問我學到了什麼？我說，具體問題，我此時還無考證能力，不過，我開始認識到，學曆史即使治諸子也不能不懂考證，學先秦文史不能不懂清儒研究成果。錢先生點了點頭，說他要我們讀梁任公和他自己的兩部同名之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目的就是要告訴我們一個治學門徑。治史必重考證，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成了我半個世紀以來治古史時所信守的基本原則。
那時候聽說錢先生經常一人至湖邊村裡雇一小船，蕩漾湖中，任其所至；有時候還帶領學生漫步在湖堤之間，讨論學問。我有讀不懂的書或者不明白的問題的時候，常常去拜訪錢先生。有一件小事讓我記憶猶新。錢先生在講授中國通史課時從來不看講義，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視眼鏡，邊講課，邊在講台上踱步，我也聽得聚精會神。忽然感覺錢先生在向我示意什麼，原來錢先生看到四周的學生都在記筆記，唯獨我一個人沒有記。先生在示意我記筆記，但是我還是沒有記。後來錢先生叫助教收大家做的筆記去批改，我就根據講義編了一個交了上去。沒想到錢先生叫我去他那裡，親自問我為什麼不記筆記。他問我：“你為什麼不記筆記？”我回答說怕記筆記分神，跟不上先生的思路。他說：“不記筆記你都能記得嗎？”我回答說能，還請求先生現場考我。先生問了幾道問題，我都回答上了。他說：“你現在記得，以後保證還會記得麼？”我回答不上來了。錢先生告誡我說，記筆記并不是記他已經研究出來的東西，而是記他現在正在研究的，最新的東西。幾十年後，我去台灣拜谒了錢先生的故居素書樓。在錢先生的銅像前畢恭畢敬地三鞠躬，每鞠一下躬，便在心裡說一聲，“錢先生，您講的我還記得。”
後來台灣有個電視台來大陸采訪錢先生的弟子。訪問了我和何茲全先生。何茲全先生是錢先生早期在北大的學生，我是先生離開大陸之前的學生。節目中我就講了這件事情。他們很細心地錄制了影像，還感慨說“太絕了，真是太絕了！”錢先生課講得條理鮮明、富有邏輯性，隻要認真聽，當然都印象深刻。
唐君毅先生教過我哲學概論和倫理學，給我打開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戶。剛開始聽哲學概論時，對大量的西方哲學詞彙都無所知，頗有騰雲駕霧之感；但是，并非什麼都聽不懂，也能感到他在辨析前代哲學家思想時所流露出來的哲學智慧，使我的好奇心逐漸向一個更深的層次發展。
(八)終身難忘的先生們(下)
當時唐君毅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教我大一國文。至中先生的國文課講得很精彩。我還記得她給我們講的《禮記·樂記》一課，将禮樂關系講得很透徹，讓我終身難忘。她講的《史記·淮陰侯列傳》也讓我銘記至今。至中先生将韓信的性格與得失成敗分析得絲絲入扣，栩栩如生，我們聽得也是津津有味。她對學生非常親切和藹，到他們家去問問題，就如向自己的家長問問題一樣無所顧慮。問了問題适逢用飯時間，他們就留用飯；飯後有時他們會去湖山之間一些勝地散步，也帶着我們同行。一邊走，一邊談，從哲學到文學無所不及。許多難懂的哲學問題，就是在飯桌上、散步間慢慢弄懂的。
君毅先生很愛講黑格爾辯證法，我為其精深所震動，但也時常不懂，至中先生往往在這時候幫忙。她知道我還懂得一些老莊，就常引老莊給我解說，使我感到了中外思想之間還有一條通道。直到現在，我見到黑格爾的書，隻要有時間，看不懂也願意硬着頭皮看下去，多年來一直如此。君毅先生還有一句話使我難忘：要學哲學，不能用常識來思考，要用邏輯來思考。
關于君毅先生最深刻的記憶，還是他偉大的人格。除了令人在玄思之境中如沐春風外，君毅先生還具有把道德理性付諸實踐的大勇。當時有些同學家貧，君毅先生就請這些同學幫助抄稿，抄完之後，付給酬勞的時候，還特别鄭重地向這些同學道謝。君毅先生當時任教務長，記得大一時，有一次師生在禮堂裡(臨時校舍)開學術講演會，君毅先生是主持人。外面下着大雨，突然聽到禮堂外面有房屋倒塌的聲音，大家認為禮堂也面臨倒塌的危險，現場頓時亂作一團。就在這時候，君毅先生不僅沒有從主席台的旁門方便地離開現場，反而大步走到講台前沿，大聲招呼大家不要擁擠，按順序走，混亂的局面平靜下來。在他的組織下，同學們都順利地走了出來，君毅先生是最後一個走出來的。雖然後來禮堂并沒有倒塌，倒塌的是禮堂後面的房屋，但當我從講台前走過時，仰望着君毅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麼是偉大的人格。
牟宗三先生教過我們邏輯學，講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邏輯，但也偶爾夾講一些因明學和墨家邏輯。這門課在開始聽時也很陌生，不過因其内在聯系清晰而緊密，我自己也有一些數學方面的推理訓練，認真聽下去就不覺得有困難。而且，我發現它和我很喜歡的幾何學是同一個路數，是一種西方人所習用而我們中國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讀西方哲學的書，也不斷地複習邏輯。用這種方法幫助自己克服在學西方哲學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也逐漸提高了自己的思維能力。
馮振先生教過我文字學，他實際是教我們讀《說文解字》。先講《說文叙》，再講部首，然後再一個字一個字地往下講。馮先生讓我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訓诂研究上的豐碩成果。從前跟老師學古文時，就聽老師解字不時引用《說文》，也稍稍翻看過此書，覺得有趣，但不知入門途徑。
馮先生上課，時常辨二徐之誤，出入段、王而時有發揮。當時《說文解字》雖然沒有講完，但是由此我知道了，要在文字音韻之學上打好基礎，不能不多學段、王。幾十年來，我始終不敢忘記這門不能忘記的學問，基本上采取了“學而時習之”的方法，段、王就成了我随時請教的老師。有趣的是，馮先生講課帶廣西口音，可是有些字的古音用他的口音讀正好；記得他講“見母”的見字，與現在普通話讀音不同，而恰好符合古音。馮先生啟發了我多年總愛從聽方言中印證古音的習慣。我不才，不能成為文字學專家，但也稍知用以讀好先秦、兩漢及清儒之書，實皆拜馮先生循循善誘之所賜。幾十年來，我和《說文》、《爾雅》等書結了不解之緣，如非在特殊情況下，讀古書遇到問題，不查閱這些書籍，心裡就總過不去。
我還從束世澂先生學商周史。束先生精通商周文獻，鑽研甲骨經文，自己還收藏有一些甲骨片。束先生還是一位有名的老中醫，非常博雅。記得我在他的指導下根據春秋三傳寫過一篇《春秋五霸論》，竟蒙先生嘉獎，至今記憶猶新。我對先秦史的影響也深深受益于束先生。
我還從朱東潤先生學習《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從李笠先生學習《中國文學述評》。
以上所談的幾位老師都是在我茅塞要開未開之際，适逢其會地給了我一生受用的影響。他們隻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卻是對于這些學科的終生學習的濃烈願望，我覺得這是最寶貴的。因此，特别說到了上述的幾位老師。同時要說明的是，我提到這幾位老師，并非說我能繼承他們的學術、夠做他們的入室弟子，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治學道路上給予了我終身的影響。
我很幸運，我在一個适逢其會的階段遇到了他們。我一想到他們，就會想起杜甫的詩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當時我的求知欲極為旺盛，就像一株剛要從泥土裡向外冒出頭來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們所施予的智慧的陽光雨露。如果早一點遇到他們，那麼我對他們的施予會一切茫然無知，接受不了；如果晚一點遇到他們，那也許我習慣已成，他們的施予就改變不了我已成的積習，同樣歸于無效。因此，我覺得，在我幾十年來所遇到的很多師長中，對我以後治學路數影響最大的是以上幾位先生。
1949年江南大學史地系停辦，我們被要求或者轉系，或者去别的學校。我經過考慮，選擇了重新報考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并順利進入了bevictor伟德官网學習。
(九)從南京到輔仁
我進入bevictor伟德官网學習雖然時間不長，但還是很有收獲。有幾位先生的課程對我影響都比較深。
韓儒林先生教過我《中俄關系史》，當時他是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主任。韓先生先後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巴黎大學、柏林大學留過學，純然學者風度。他是蒙古史、元史專家，講課旁征博引，非常生動，我們都愛上他的課。記得韓先生曾經給我們講過漢語“俄羅斯”的由來。俄羅斯人自己稱自己“露西亞”，前面是有一個顫音的，英語的俄羅斯發音“若莎”，也沒有“俄”的發音。漢語的發音為什麼叫“俄羅斯”，是因為漢人通過蒙古人知道的俄羅斯，在蒙古語中，俄羅斯的蒙古語發音為“俄羅斯”。這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聞過的。
賀昌群先生教過我《魏晉南北朝史》，賀先生是非常文雅的一個人，學識淵博，經常在家中與師母吟詩作對。賀先生給我們講《魏晉南北朝史》讓我們感受到一股魏晉文人的風氣。聽他的課，感覺像是在讀《世說新語》，非常有趣。
《英國史》課程是由蔣孟引先生教我們的。蔣先生是從英國倫敦大學曆史系深造回來的。平日裡穿着非常講究，總是西裝革履，拎着一個皮包，頗有紳士的風姿。蔣先生講課時聲音洪亮，吐字清晰，條理清楚。他上課使用的是全英文的課本，布置參考書也用英語書。
劉毓璜先生教過我《社會發展史》。劉先生上課非常認真，備課充分，内容豐富，有論有史。他的課很精彩，沒有廢話與空話。我們上他的課是很認真聽的，并做好讓他延時的思想準備。
在bevictor伟德官网上了不到一年，我就因為身體原因休學了。後來我考慮還是要繼續學業的，因為之前聽說北京的輔仁大學是陳垣(援庵)先生在主持，便慕名報考了輔仁大學。後來，我順利考取了輔仁大學曆史系。
我是1950年9月來到輔仁大學曆史系學習的。當時輔仁大學還沒有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我記得一個月後，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辦輔仁大學，校名也改為公立輔仁大學。
那時候北京解放不滿一年，我是第一次來到北京城，還記得當時雖然已經經過一年的恢複重建，但很多地方還是很殘破，印象中滿目瘡痍，百廢待興。
因為我之前已經在江南大學和bevictor伟德官网讀過兩年多大學，到輔仁以後，發現教學大綱和課程設置方面沒有大的變化，隻是增加了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共革命史等幾門課程，所以我适應得比較快。那時候我們曆史系算是比較大的系，但一個系也隻有幾位教授，一個系主任，一個助教，平日裡隻有助教在系辦公室。我們一個年級隻有十幾個人，學校裡最大的系學生也就二十個左右，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我到輔仁大學上學較晚，那時候援庵先生不在三年級開課，很遺憾不能從援庵先生學習。但其他幾位先生對我的影響也很大。
柴德庚先生教我們《隋唐史》。柴先生口才很好，寫得一手好字，闆書又快又漂亮。他每次上課總帶一本手寫講義，可是上課後就開始脫稿授課，手執粉筆在講台上連續講課兩個小時不會出現半點錯誤。記得柴先生講隋唐史時，說過一個小故事。說武則天為什麼喜歡待在洛陽，很多人說武則天在長安做了許多惡事，“長安鬧鬼”，武則天是怕鬧鬼所以經常在洛陽住着。實際上，武則天常住洛陽是因為長安的糧食不夠吃了。因為長安在盛唐時期人口劇增，糧食運輸供給不夠，武則天便去了洛陽，官宦們也就跟着去洛陽，這樣就緩解了長安的壓力。因為洛陽有黃河直通運河，糧食運輸比長安便利得多。柴先生在上課時，有不少這樣的故事，我們都喜歡上他的課。
柴先生教我們用援庵先生的“史源學”方法來學習曆史學。在學習《隋唐史》過程中，他要求我們看《資治通鑒》，并且要求與《隋書》(二十四史)對照着看。柴先生教給我查核史料的方法讓我受益匪淺。
金毓黻先生教我們《宋遼金史》。他研讀經史子集功夫達到一流水平，不僅學識淵博，而且相當有造詣。他治東北史很有成就，給我們上課非常自如。遺憾的是，後來患病不能給我們代課，我們還去他家裡看望過他。他的課後來由漆俠先生繼續講完。漆先生當時還是個青年，對同學很熱情，課也講得很好。他隻比我大六歲，後來我們師生之間一直保持很深的友誼。
劉啟戈先生教我們《西歐封建制度史》。劉先生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紀史。他講的西歐封建制度史也讓人印象深刻。
陸和九先生教我們《金石學》。陸先生不修邊幅，一副傳統文人形象，但頗為風趣。陸先生還是有名的書法家，當時北京城裡有許多牌匾都是陸先生題寫的，也經常有人向他讨字。那時候學校裡有許多學生活動需要寫一些宣傳品。我經常負責寫這些宣傳品，像橫幅、海報、演出道具之類的。有一次，柴德庚先生看到我寫的字，誇獎我的字寫得不錯，我以為自己的字真得寫得不錯。當時，陸先生在課堂上問大家，有沒有人願意寫字的，如果有感興趣的，可以先寫幾個字讓他看看。我寫了幾個字交了上去，班上還有其他的同學也交了。
後來，陸先生沒有對别的同學的字發表意見，隻是對我說，“你的字還需要重練。你的字都是花架子，花拳繡腿，背後沒有硬功夫。”後來我考慮，真是批評得對極了。陸先生問我喜歡看誰的字，我說看得比較多的是宋人的字。他說寫字要從魏碑入手才行。陸先生的書作章法謹嚴，剛健秀雅。我習了一段時間魏碑之後，字也有所進步。我從陸先生這裡得一道理——“要想真正寫好字，花架子是靠不住的。做學問也是一樣，得下苦功夫”。我後來沒有繼續堅持習字，想來真是對不起柴德庚先生和陸和九先生兩位老師對我的期許和指導。
(十)難忘的教誨
1952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範大學，我留校任教。那時候的校區在和平門。這期間，有件事情令我記憶猶新，那是學校為了宣傳抗美援朝精神，組織了宣傳隊下鄉，去的就是現在的北師大校址。那時候還沒有新街口外大街，積水潭那邊的城牆有個大豁口，也就是現在的新街口豁口，我們從西直門過來，北面到處是莊稼地。鄉下很荒涼，隻有寥寥幾家農戶，宣傳隊由陳垣(字援庵)先生帶隊，扛着旗。先生平易近人，和同學們有說有笑的，給我印象特别深刻。
1955年，我們學校從和平門那邊搬到鐵獅子墳這邊。那時候這裡都是莊稼地，隻有少數幾棟建築，我記得物理樓和數學樓還有四合院是來之前就建好的。1952年新的教學大綱已經初步确立，教學内容也相比以前有了變化。那時候講究将生産勞動列為學校的正式課程，我們帶着學生去旁邊的莊稼地勞動，還經常見有野獸出沒。
由于我到輔仁大學上學較晚，那時候援庵先生已不再開“史源學實司”的課程了。我沒趕上這個機會，心裡深為惋惜，就不斷打聽他指導學生研究《日知錄》的情況，把那種查核史料的方法暗記在心。畢業以後留校，被分配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但總不時翻閱《日知錄》，得便就按照先生的方法查一條。1954年，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寫了一篇關于顧炎武(号亭林)的文章，曾油印若幹份在系内讨論。第二年，我到東北師大去進修世界古代史，就把修改這篇文章的事情給忘了。
1956年1月，在長春收到劉乃和先生寄來的信，其中傳達了先生對我的教誨。原文是：“你作的顧亭林論文，陳校長看見了，很高興，很是誇獎你。但中間引用了《日知錄》卷十八‘心學’條有‘愚按心不待傳也’一段，此段連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書其所見如此’，都是《日知錄》引《黃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間為黃汝成《集釋》隔斷，遂易誤為亭林之文(黃汝成就是如此誤會)。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實是黃東發自稱，非亭林也。囑轉告你，改正為幸。他又說，這就是古書不好讀的一個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号，故有此弊。”
讀了這一封信，我内心深受感動。首先是對于先生的由衷感激。當時先生年事已高，忙于學術研究與校務，日不暇給，乃肯以極寶貴之時間一讀後生晚輩之習作，熱心予以鼓勵，并嚴肅指出其中之錯誤，這種誨人不倦的高尚精神，實在令人難忘。再則是對于先生的由衷敬佩。我把黃震的“愚按”當做是顧亭林引《黃氏日抄》文後的按語，這一引證錯誤，隻要不核《黃氏日抄》原書，可以說是很容易犯的。黃汝成作《日知錄集釋》，參考了顧氏以下，道光以前學者研究《日知錄》中研究過的問題的著述，數近百家，可謂研究《日知錄》的權威，猶未能免此失誤。可是先生活于黃汝成百年之後，竟然随手而正黃氏之失至如此精細的地步，其治學之精，記誦之博，怎能不使人五體投地！
這一封信，不僅使我深受感動，而且也使我深受教育，獲益頗多。首先，我反省了我自己為什麼會引文失誤，最初歸咎為自己年紀輕，學問少。繼而又想，黃汝成為什麼也有此失誤。黃氏作《日知錄集釋》時年紀雖不算大(三十多歲，比我那時大十歲)，而學問不少。所以黃氏失誤，不在于學問不足，而在于疏忽。想到這裡我就知道自己的錯誤在于學問少又加疏忽。最後一想，陳老為什麼不會有此失誤？除了他學問大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在引文時絕不輕信轉手的介紹。他有一句名言：“人實诳汝。”這一條使他在引用史料時能立于不敗之地。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忘了先生的那句名言，在作文引用材料時，首先比求依據原文。在原文實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時，則說明引文的出處。這不僅為了慎重，也是不緻诳人。這樣使我減少了錯誤，養成了比較踏實的習慣。
我曾想自己為什麼沒有查閱《黃氏日抄》。我從《書目答問》中早就知道這部書，也在資料室書架上見過此書，可就是“看書看皮”，不曾打開一閱。反複尋思，原來是不知道此書有多大用處，所以才輕忽了。知道引文錯誤以後，我趕快找到《黃氏日抄》，首先複核了引文，證實先生所言準确到連字數都不差，進而看了四庫全書館臣所作此書提要，然後泛覽此書大體内容，再選自己對其内容比較熟悉并有興趣的地方細心地看看。這樣，我對此書就有了一個大體的了解，從而也就發現，對于研究顧亭林而言，《黃氏日抄》是一部不可不看的書，顧氏對于宋明理學，拒陸王而近程朱；黃震繼武朱熹而有所損益，在一定程度上為亭林思想之前導。于是我意識到，自己寫關于顧亭林的文章，而尚未注意到此書，顯然仍然在研究的較淺階段。自從意識到這一點以後的幾十年來，我一直堅持學習先生的辦法，每見書中的引文，必追蹤其原文。這樣追蹤的結果，不僅是一般地擴大了自己對文獻的眼界，而且也是有層次逐步深入地擴大了自己的學術眼界。
世界上沒有生而知之的人，援庵先生亦是。他之所以能達到學術的高深層次，那顯然就是他在學術上不斷追蹤或攀升的結果。據聞先生常教人說，探究史源，可以漸知考據方法與治學門徑。就我的切身體會來看，這個意思是一點也不錯的。我之所以能比較細心地做一些考證的文章，這也是受到了先生的直接與間接教導，比較肯在史料上追本溯源的結果。當然我的水平不高，那是學先生學得不好、不夠的問題。而我的點滴進步，卻與先生的方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