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紀20～30年代活躍一時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們又多忽略了，學衡派中的柳诒徵、張蔭麟、缪鳳林諸人，還是一批著名的史學家，其史學見解同樣獨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學衡派的史學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資産階級史學新舊思潮沖突更替的重要轉型時期。以蘭克為代表的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受到了曆史相對主義的有力挑戰。史學意義上的曆史是什麼？客觀的曆史能否被認識？是否有曆史規律？如果這是肯定的，曆史家應當遵循什麼樣的理論即曆史觀的指導？諸如此類的史學主體問題引起了西方史學界廣泛的讨論，從而促進了“新史學”思潮的湧起。新史學派批評傳統史學的偏窄，主張史學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範圍與方法，都應随着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而發展。新史學派的興起标志着西方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西方史學新舊代謝的發展态勢，也影響到了中國。實證主義史學思潮早在20世紀初年就已在中國傳播。歐戰後，西方盛行的相對主義與懷疑主義思潮也開始傳入中國。1924年後，魯濱遜等許多新史學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繼被譯成中文出版。新史學理論是被當作代表了西方史學發展的最新趨勢的新理論而加以宣傳與介紹的，故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學衡派多是留學歸來的學者，他們對于西方史學潮流的變動自然是清楚的。徐則陵的《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和陳訓慈的《史學觀念之變遷及其發展趨勢》都刊登在《史地學報》上，對西方史學思潮的變動均作了具體的介紹。學衡派對于西方史學思想的變動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關于史學的新觀念。新史學派以為，實證主義史學标榜“嚴密批評史料”和“如實直書”，其實隻是科學化史學的初步，史學不僅要研究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學衡派則說得更明确：考證史料僅僅是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釋史事之原因變化與結果之由來，及其與過去及未來之關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須經過如此的解釋，而後能于現時人有用。于現時人有關，而後能變為活的曆史”（《曆史研究法》，第34頁。）。其二，關于擴大史學研究範圍的新觀念。新史學派批評舊史學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故當擴大史學研究的範圍。學衡派于此極表贊成。柳诒徵以為曆史範圍當無所不包，“廣言之，充滿宇宙皆曆史；約言之，一切文字皆曆史”（《史學概論》，柳曾符、柳定生編：《柳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陳訓慈則徑直強調，新史學内容的擴充，當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曰“質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則政治、社會、經濟、學術各方面都應網羅無遺；二曰“時間之拓展”，即昔述史迹，遠不過數千年；今因地質學人類學等的發展，知人類初史至少可推到75萬年前。考古發現及古文字研究，“皆足為荒渺之遠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間統一”，即昔舊史家規于民族，今則新史學統觀世界（《史學蠡測》，《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此種見解自然與實證主義史學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此同時，面對西方史學新陳代謝的新态勢，學衡派不能不調整自己的視野，對事關史學主體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以便為其史學研究奠定思想理論的基礎。
實證主義史學強調“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蘭克諸人主觀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曆史的最大動因?史學的社會功能，把史學變為單純的人類經驗的集錦，變為好古者回味賞玩和其它學科取證的對象。這在實際上無異于取消了史學的存在價值及其科學的屬性。而在事實上，他們也難以完全貫徹自己的主張。學衡派十分贊成新史學派的觀點，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終目的，“我們研究曆史的最後目的，就在乎應用”（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頁。）。在他們看來，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曆史的因果關系，彰往而察來，助益社會進化。柳诒徵說：“曆史的好處，不是可以換錢的，也不是可以騙文憑的，主要好處是彰往察來，曉得支配人群以何種方法最為适當”（柳诒徵：《曆史知識》，《柳诒徵史學論文集》。）；二是開拓人們的時空觀念，以形成剛健笃實、勇于進取的精神，多識前言往行，增進道德情懷；三是見先賢功業，培養國民的愛國心。缪鳳林說：“愛國雪恥，精進自強之念，皆以曆史為原動力，欲提倡民族主義必先倡明史學”（陳訓慈：《曆史之社會的價值》，《史地學報》第1卷第2期。）。
曆史有無自身的發展規律？客觀的曆史能否被認識？簡言之，曆史研究是不是一門科學？這也是學衡派必須加以回答的問題。實證主義史學理論相信史學是科學，這在本質上是對的，但是其失誤在于固執曆史認識與曆史存在的絕對同一性。與此同時，相對主義思潮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根本否定曆史學的科學性。耐人尋味的是，學衡派信奉的新人文主義及其自身的崛起，都是歐戰後反省西方理性主義的結果；然而，學衡派對于西方出現的相對主義史學，卻保持了十分冷靜的頭腦。他們同樣贊許新史學派的觀點，既肯定曆史學認識的相對性，但是并不懷疑曆史學的科學性。
缪鳳林指出，曆史研究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存在着明顯的差異。就其研究的對象而言，自然科學研究的多是可以直接觀察的對象，如動植物、化學實驗等等；但是，曆史研究的則是人類過往的活動，是永遠無法直接觀察的對象。即便有先人的遺存或某些原始部落的存在可以證古，但須知“史事皆屬唯一，無同樣之重演，無絕對之相似，由今證昔，雖可供吾人比較與想象，而今究非即昔也”。也唯其如此，“史學非觀察之科學，固可斷言者”。此其一；就其研究方法而言，自然科學研究借助于歸納、演繹的方法發明公例後，複可以推勘公例，加以反複試驗與驗證；而史家在收集和考證史料的基礎上，排比事實，列成系統，隻“在可能之範圍，以再造古人之經驗”（《中國通史要略·總說》，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7頁。），但所得之認識卻無法加以試驗。此其二。但是，缪鳳林強調說，上述差異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曆史學的科學屬性，“求曆史之公例，實治史之一要圖，而史之能成科學與否，亦即以此為斷”。與自然科學探求可供直接觀察與反複實驗的客觀自然界的規律相較，曆史學探求無法直接觀察與再現人類過往曆史的公例，固然要困難得多；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靜觀默察，深體明證，以求發見公例，以愈顯史之用焉”（《研究曆史之方法》，《史地學報》第1卷第2期。）。缪鳳林的見解可以演繹為這樣的邏輯理路：科學是主體對于客體所具有的規律性的系統認識，曆史的發展有它自身的公例即規律性，曆史家可以并正在逐漸地認識它，所以曆史學是一門科學。這無疑是正确的判斷。陳訓慈的看法與此相類，他說，一些學者以人類活動至為變幻，不能以任何科學的準則相繩為由，否定從孔德、斯賓塞、蘭克到巴克爾，一脈相承都堅信的曆史具有公例，史學是科學的信念，這并不令人信服。因為，“人有個性，亦有公性，至有特變，亦多共通”，史學借助科學的方法，“縱不能得萬能之定律，要非無尋得公例之可能”。“觀乎此，則史學亦自有其科學性”（《史學蠡測》，《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盡管它與自然科學畢竟有别。
需要指出的是，真理是絕對與相對的統一，對于研究客體認識的相對性和長期性，不是曆史學獨然；自然科學對于客觀自然界的認識雖然具有較大的确定性，但是，歸根結底，此種認識也是相對的。科學史上許多公理定律的修正，尤其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現，無不說明了這一點。重要的在于相信和尊重曆史發展自身具有的規律性，并孜孜不倦地加以探求。司馬遷說“通古今之變”，探索曆史變遷、時代興替的公例，正是中國史學源遠流長的優良傳統。可以說，缪鳳林等人的見解既繼承了中國傳統史學的特質，又表現了對現代科學精神的執著。
如果說，學衡派對于上述有關史學的内涵、功能及其科學性等問題的判斷是明确和正确的；那麼，他們對于曆史觀的選擇，則陷入了誤區。他們以為，已有的諸如目的史觀、宗教史觀、政治史觀、倫理史觀、英雄史觀、自然史觀（或稱地理史觀）、唯物史觀（或稱經濟史觀）等等，固然不可等量齊觀，但卻都是不能成立的。那麼，在他們看來，究竟應當怎樣解釋曆史的發展？于此，他們的觀點不盡相同。陸懋德以為曆史的變化是複雜的，取用任何一種原因都不可能解釋圓滿，較為合理的辦法是，就各種史觀博采衆長，對曆史作綜合性的解釋。張其昀則強調思想是曆史的動力。徐則陵、缪鳳林等人的主張最為具體，他們提出了“人類的保生欲望是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說：人類一切活動起于需要，需要莫大于保生，而其适應的方法是向阻力最小的方向進行，逃苦趨樂是其究竟。以此為目标，“人類即因而進化”。明乎此，人類社會曆史的一切現象無不可以加以解釋（徐則陵：《史之一種解釋》，《史地學報》第1卷第1期；缪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辯》，《學衡》第37期。）。以“保生”的欲望解釋曆史，這與其時梁漱溟将人類文化的發生和發展歸于“意欲”，異曲同工。缪鳳林等人顯然忽略人，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憑空産生的，它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的基礎相聯系。原始人類不會有現代優生健美的觀念，現代人類也不會想到回歸茹毛飲血。而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貧富的對立植根于社會經濟結構之中，也絕非用所謂“保生的方法總是向阻力最小處進行，緣是引起了寄生主義”所能解釋的。說到底，“保生”論，也無非是唯心論。要言之，學衡派的史觀沒有超出建立在進化論基礎上的資産階級唯心論史觀的範疇。
綜上所述，20世紀20～30年，由于受西方史學思潮的影響，中國史學思想的演進顯然也依次存在着三個層面：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論、新史學思潮、實證主義史學思潮。前者是科學的也是最先進的史學潮流，後二者雖同屬于資産階級史學思潮的範疇，但卻體現着由19世紀傳統史學向20世紀新史學的轉換。學衡派的史學思想無疑處于第二層面上，即實現了從實證主義傳統到新史學的轉換。
二
學衡派的史學思想既實現了由實證主義史學向新史學的轉換，他們提出了關于中國史發展的總體構想，即倡言史學雙軌：普及與提高并重。學衡派認為，依據世界潮流，可預測将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必呈雙軌并進的态勢：“一方以簡略之史識，普及于最大多數之人類，以其成‘為人’之常識；一方由少數之專家，從事于分析精深之研究，以充實史料而辨正舊失。”所謂普及，就是宣傳中國曆史，包括向國人尤其是青年宣傳國史和讓世界了解中國曆史。所謂提高，就是促進史學研究向縱深發展。
在學衡派看來，普及國史最重要的途徑是編寫中國通史。與斷代史相較，它可以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展示中國曆史發展的自身規律，從而助益人們通古今之變。同時，他們的一個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以為時至20世紀30年代，時代與中國近代新史學的發展已經為史學家們準備了必要的主客條件，以編寫新的中國通史。張蔭麟說：“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結集，把他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學衡派對于中國通史的編寫曾作過一系列探讨。概括起來講，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編寫中國通史的指導原則。學衡派主要強調了以下的幾個原則：
（一）“明吾民獨造之真際”。即須排除所謂的“中國人種西來”說，明确中國曆史文化的起源是中國民族獨立創造的。自晚清以來，由于西方學者倡言，所謂的“中國人種西來”說風行一時，時至20世紀30、40年代仍稱述不衰。學衡派認為，這無非是“歐西文化帝國主義之讕言，欲舉我國文化而附庸之也”。而許多學者信以為真，趨之若鹜，以至于“垂為定論，甚至形之著述，纂入課本”（鄭鶴聲：《應當如何從曆史教學上發揚中華民族之精神》，《教與學》第1卷第4期。），自損民族的自信力，天下盲從之悲劇，以此為甚。他們起而力斥其非。缪鳳林不僅在《史學雜志》、《學衡》、《東方雜志》先後分别發表了《中國民族由來論》、《中國民族西來辯》、《中國史前之遺存》諸文，且在自己的《中國通史綱要》中辟專章再行論列。柳诒徵的《中國文化史》第一章“中國人種的起源”，開宗明義也在于力排“中國人種西來”的謬說。衆所周知，後來新中國考古的發展業已證明了學衡派觀點的正确性。
（二）弘揚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學衡派認為，新史學的重點在民族而非個人，這就決定了國史的撰寫必須着眼于整個的民族。而近百年來中國民族外患頻仍，現在日寇入侵，其命運更是危險到了萬分。中國民族能否免于滅亡，尋找一條生路，關鍵在于此一片散沙似的國民能否恢複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團結成堅強的民族，同渡難關。所謂提倡民族主義，就是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此當為撰寫通史的一個重要原則。缪鳳林說，國史的基本目标，“亦即為如何從講習國史，以喚醒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華民族精神，恢複中華民族堕失的力量。達到結合國人成一堅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當前危局，使中華民族永遠存在而已。”（《中學國史教學目标論》，《國風》第7卷第4期。）
（三）正确表述曆史上的民族關系，以增進中華民族的團結。學衡派強調，複興民族意識是對的，但是必須明确，這裡所講的民族是指中華民族即“大民族主義”，而非是指漢族即“小民族主義”。一些外人常以中國人、滿人、蒙人、藏人對稱，固然是居心不良；而某些國人提倡民族意識，卻突出以漢族為中心的小民族主義，對于中華民族的團結也是有害的。國人應當懂得，“其所謂喚醒本國民族運動，自指整個中華民族而言；其所謂培養自信自覺發揚光大，則指整個中華民族之團結，而促進民族之自信力而言，以國内對國外立論也”。故國史編撰及其教學的旨趣，“當棄以漢族為中心之小民族主義，而提倡整個中華民族之大民族主義，俾全國人民逐漸養成大一統之觀感，共同其利害之關系。如是則金瓯雖缺，意識猶定，縱形式或滅亡分裂，而精神則永久團結一緻，長其抵抗，失土未始不可以恢複”（鄭鶴聲：《曆史教學旨趣之改造·小引》，正中書局1935年版。）。反之，則親者痛仇者快，禍且不可言矣。鄭鶴聲撰有《應如何從曆史教學上發揚中華民族之精神》長文，對此闡述尤為系統。鄭鶴聲主張，對于曆史上朝代的變更及各族間的沖突，均應視為室内操戈阋牆之争，如今之直皖之戰，奉直之争而已。所以，于曆史上民族關系的叙述，應有所選擇，主要當突出民族間相互融合的事實，以明造成今日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過程，和表彰唐太宗一類注意發展各民族間和睦關系的“廣義的積極的民族英雄”，而于相反的事實和“狹義的消極的民族英雄”，則可置而不論。張蔭麟也明确指出，必須“摒棄大漢族主義一套的理論”，即與傳統的大漢族主義決裂（吳晗：《記張蔭麟》，1946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報》。）。時至20世紀30年代，不少史學家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己的著作中依然流露出大漢族主義的情緒。學衡派上述具體觀點的表述未必精當，但是他們提出關于在通史編撰和教學中要正确表述曆史上的民族關系，摒棄大漢族主義以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的原則主張，不僅具有鮮明的針對性，而且在今天也仍然是必須遵循的正确原則。
（四）既要突出古代的光榮史，也要突出近代的屈辱史，以增強國人的民族自信力和自覺心。學衡派以為，歸根結底，國史編撰與教學的最終目的應在于宣傳民族精神，“而不為頹喪民族精神之刺激”。因是之故，中國民族古代的光榮史，諸如漢唐的統一盛世以及蒙恬敗匈奴、張骞通西域、蘇武不辱使命、鄭和下西洋等的曆代偉大人物及其業績，固當濃墨重彩，予以突出宣傳；近百年中華民族備受列強侵略、喪權辱國的屈辱史，也“自當詳加闡述”。因為“說明近世中國民族受列強侵略之經過，則激發學生之民族精神，并喚醒其在中國民族運動上責任的自覺。”（陳訓慈：《初級中學曆史課程标準草案》，《史學雜志》第1卷第1期。《中國通史綱要?自序》，鐘山書局1932年版。）
（五）忠于史實，以求信史。柳诒徵特别強調這是史德問題，也是編纂通史最基本的要求。其時有人倡言，學校教育既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曆史教學也應當主要講與民族、民權、民生相關的内容，以服膺“黨義”。缪鳳林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隻能說三民主義植根于中國曆史，這也正是國民所以能理解它的原因所在；但是，絕不能本末倒置，根據三民主義去剪裁中國曆史：“言黨義者，當奉曆史為中心，不當削通史以就黨義”（《中國通史綱要·自序》，鐘山書局1932年版。）。這依陸惟昭的話說，就是研究理解曆史，須“以人類社會為标準，不以特殊階級為标準”。“要用真實的學者精神研究曆史，不以作史為手段”（《中等中國曆史教科書編輯商例》，《史地學報》第1卷第3期。）。學衡派的此種主張，不僅符合曆史唯物論的觀點，而且在其時能如此直言不諱，更是難能可貴的。
還有是關于編寫通史的方法論問題。于此，學衡派的見解更顯具體：其一，“認中國曆史為世界史之一部分”。柳诒徵認為，中國史“殆不過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階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中國文化史·弁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陳訓慈則謂須了解“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文化之關系”（《初級中學曆史課程标準草案》，《史學雜志》第1卷第1期。）。他們都是在強調應将中國曆史置于世界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但表述得最具體的是陸惟昭。他指出，中國本為世界列國之一，其與世界的關系猶如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所以，“中國史固當具世界眼光”，重視曆史上中國與世界發生的相互關系。這自然并不是意味着要将世界事實牽強附會到中國，“乃是将世界眼光，觀察國史”；也并不是意味着要以世界曆史去規範中國曆史，“乃是把中國曆史，加入世界曆史”。譬如，元代的西征和玄奘取經，無疑是關乎歐亞國際之大交涉與中印文化融合的重大曆史事件，但因當時的史家隻有中國眼光而缺乏世界的眼光，故于如此重要的史實卻記載甚略，今日已覺非常可憾。由是可知，“則以中國史為世界史之一部分，乃是編中國史正當方法，也即是今後必趨之方向”（陸惟昭：《中等中國曆史教科書編輯商例》）。
其二，“削筆标準”及其史事的組織。曆史浩繁，史家著述不能不有所取舍。缪鳳林等人講，著史應能論其大而忽其細，執簡馭繁，以表現曆史演進構成之真相。這大略也代表了其時新史家的一般見解，但不免失之于籠統。張蔭麟是學衡派史學家中善于作理論思辨的學者。他認為，無論史家自覺與否，他們事實上是依據五種标準，取舍史事：一是“新異性的标準”。史事除了具有時空的特殊性外，還有内容的特殊性，後者即為史事的“新異性”。史事的重要性與其自身的“新異性”成正比。這裡有幾種情況：（1）史事于當時富有“新異性”，其後類似者疊出，後起者的“新異性”遞減，而作始者的“新異性”卻并不減；（2）相類者若甚少，則後起者仍不失其“新異性”；（3）“新異性”是相對于一定的曆史範圍而定；（4）“新異性”相對于我們的曆史知識而言。因某些先例未被認知，其後起者的“新異性”自高，此種情況将随着人們曆史知識的增進而改變；（5）“新異性”所代表的社會範圍有不同，故不僅要注意社會局部的“新異”，尤當注意社會全部的“新異”。二是“實效的标準”，即要看史事影響于人群苦樂的大小。三是“文化價值的标準”，即真與美的價值。以“新異性”為準，灼見與妄誕的思想，精粹與惡劣的作品，有同等的“新異性”。由于哲學上真的判斷與文學藝術上美的判斷，尚無定論，“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見仁見智之殊”，且文化價值的觀念既随時代而改變，此标準自然也是變動不居的。四是“訓誨功用的标準”。即得失成敗的鑒戒與道德的評價。舊史家大抵依此标準，但是“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标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在通史裡，這個标準當予以放棄，這不是因為曆史不具備訓誨的功能，也不是因為它不值得注意，而是因為它不是通史的任務，當歸于其他的學科。如，戰争的成敗當歸于軍事學，人物得失教訓當歸于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範圍。五是“現狀淵源的标準”，即以與現實關系密切者為重要。近代史家每以詳近略遠為标準，但這不可一概而論。“曆史的線索，有斷而複續的；曆史的潮流，有隐而複顯的。随着社會當前的使命、問題和困難的改變，久被遺忘的史迹每因其與現狀的切合而複活于人們的心中。”張蔭麟強調，以上除第四條外，史家編纂通史當自覺和嚴格地合并加以采用。
張蔭麟概括的上述五種“削筆标準”，确為史家尤其是新史家所實際應用，因而合符實際，具有合理性。他強調的所謂“新異性”，實指史事所具有的反映曆史劃階段發展的意義。故他說：“我們的理想是要顯出社會的變化所經諸階段和每一段之新異的面貌和新異的精神。”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都曾統一過中國，但是秦的統一是中國曆史的創始者，故其“新異性”較後起者為大；同樣的道理，張骞“鑿通西域”和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自然也都具有極重要的“新異性”。張蔭麟強調尤其當注意“社會全部的新異性”，無疑是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曆史事件。所謂“實效的标準”和“現狀的标準”，強調了注重史事對于社會曆史與現實的影響。而他在談到“文化價值的标準”時，注意到了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念是随着時代的變動而變動的，則表現了可貴的辯證思維。張蔭麟斷言編纂通史必須放棄“訓誨的标準”，也許有失精當，且與其“文化價值的标準”說也不無矛盾；但是，從總體上看，他所概括的五種削筆标準和主張自覺和嚴格地加以綜合運用（訓誨标準除外），具有很強的學術指導意義卻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如此，他關于“對文化價值無深刻的認識的人不宜寫通史”，“知古不知今的人不能寫通史”的見解，更是十分深刻的。
張蔭麟的見解并未止于此。他進一步指出，在依标準選擇了史事後，尚須借助四個範疇才能将之統貫成一個有組織的系統。這就是：因果的範疇；定向的發展範疇；演化的發展範疇；矛盾的發展範疇。因果的範疇不必說，所謂定向的發展，是指一種變化的過程。其諸階段互相适應，而循一定的方向；所謂演化的發展，也是一種變化的過程，但其諸階段中任何兩個連續的階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階段與其将畢的階段則絕殊；所謂矛盾的發展，同樣也是一種變化的過程，但是，“肇于一不穩定組織體，其内部包含矛盾的兩個元素，随着組織體的生長，它們間的矛盾日深日顯。最後這個組織體的内部的沖突綻破而轉成一新的組織體，舊時的矛盾的元素經改變而消納于新的組織中”（《中國史綱·自序》，張雲台編：《張蔭麟文集》，科學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張蔭麟說，演化的發展與定向的發展，矛盾的發展與定向的發展，分别可以是同一事情的兩個方面，惟有演化的發展與矛盾的發展則是兩種不同的事情。他所謂的定向的發展實指發展的“共性”，而演化與矛盾的發展則是其“殊性”，即分别指漸進的發展與突變。張蔭麟将史事的組織僅僅歸結為上述四種範疇的統貫是否科學并不重要；重要在于，他看到了曆史的發展是一個包含漸變與突變相統一的過程，因而主張須借此去理解和統貫史事，這與一般史家隻強調因果範疇不同，它合乎唯物主義的曆史觀，表現了深邃的曆史洞察力和具有宏富的内涵，是值得重視的。張蔭麟的上述思辨，使學衡派關于通史方法論的見解頓生光華。
其三，内容與形式、科學與美術的統一。學衡派認為，著史的内容當求實，是屬于科學的問題；而著史的形式，如史事如何選擇，如何表述，則是屬于美術的問題。二者必須兼顧。曆史是過往的人類生活，其本身是生動的。求真實不僅不會令曆史著作沉悶，相反，唯真實最生動，問題在于如何表現真實。陸懋德說：“試觀鮮花美景，乃是至真至實，而乃至為可愛，故知曆史上之真實人事，并非沉悶無味，而作史者使變為沉悶無味者”，即端在曆史家表現無力。張蔭麟認為，通史欲引人入勝，須如講故事般娓娓道來，盡可能少引或不引原始材料，以減少沉重感。
學衡派的史家多心存編纂中國通史之志。陳寅恪“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惜未能如願。缪鳳林先後出版了《中國通史綱要》（三冊）與《中國通史要略》（三冊）；張蔭麟則出版了《中國史綱》（上冊）。他們的著作頗能體現上述學衡派關于通史編纂的原則與方法。尤其是張蔭麟的著作結構精當，文字簡潔優美，産生了很好的影響。該書新近仍被再版，說明其富有生命力。
學衡派從普及國史的角度強調從通史的編纂，複從史學發展即提高的角度強調專史的研究，以為二者相輔相成，并行而不悖：“夫惟通史能普及，斯曆史益能盡其裨益人生之使命；惟專史有精究，斯史學能有無限之增拓（分析專究雖如疏闊，但合之往往有造于通史）。兩者之間，尤必謀相互之聯絡，異日相與并進，必能由相反而相成，以促成史學之進步”（陳訓慈：《史學蠡測》，《史地學報》第3卷第5期。）。不過，他們強調說，重視專史研究還不僅僅是發展史學所必須，更重要的是它同時體現了中國傳統史學觀念的更新。舊史家一般是不研究專門史的，清代學者大多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或校訂，或補充，于深入與重點研究某一個問題，則不甚措意。同時，舊史家根于帝王，專注朝廷，而忽略了曆史進化的主體即民族與社會的生活，故視野狹隘。這反映在中國史部上，則是分目不廣，大抵以書為類，甚少以事為題。今史标舉民主，史例自當因時而變，即當擴大史的範圍，如農商漁牧、工藝醫藥、建築繪畫、音樂文學、宗教風俗，以及軍事外交、政治教育、路電郵船，等等，上下古今，胪舉萬流，無不可“仿歐美之例，著為專門之史”。不惟如是，從前的曆史不過範圍數千年，今則由人類學的發展而可推知數十萬年之前；從前隻人類有史，今則推至動物植物以至于礦物地質等等，莫不可以有史。依柳诒徵的說法，這叫“革新正史”，“運用以新法，恢弘史域”，“于史界開新紀元”。依鄭鶴聲的說法，曆史不僅不是一個殘餘的名詞，而且是一種涵蓋各類科學的一門科學（柳诒徵：《中國史學的雙軌》，《史學與地學》第1期；鄭鶴聲：《漢隋間之史學》，《學衡》第33期。）。由是以觀，史學的堂庑固然大為展擴，而注重專史研究也自成了勢所必至之事了。
學衡派以為，專史從理論說雖是無所不包，但是究其實際，無非分類與斷代兩種。前者若中國文化史、中國政治史等，為通史性的專門史；後者若漢代文化史、漢代政治史等，為斷代的專門史。從這個意義上說，專史研究也應當是雙軌并進。對于促進專門史的研究，柳诒徵諸人提出了兩方面的設想：其一，編纂《全史目錄》與《國史長編叢書》。柳诒徵力主編纂《全史目錄》。他指出，整理中國舊史并非易事，入手之法，首先宜編一全史目錄。傳統目錄家分經、史、子、集四部，劃史于經、子、集之外，既無以見史之全體，即就史書一部分論，所謂正史、雜史、編年、紀傳等類，分劃也欠精當。近年新書、古器層出不窮，尚未見有人合新舊之書，成一詳備的目錄以飨學者，欲整理舊籍，不得要領。故他主張聯合同人，編就《全史目錄》，打破傳統經史子集及正史編年等的範圍，以分代史、分類史、分地史、分國史為綱，而以經史子集及近出新書包括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曆史的著作，複推及圖譜器等，凡與曆史有關者，均為條舉件系，彙為一編。諸學者分工合作，專任一朝或一類，全書應含提要及索引。書成，三年增補一次。各大學圖書館及曆史博物館均應購置，以便利學者。應當說，柳诒徵重視史學目錄的編纂工作是合理的，因為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但是，失之求全。新舊史書浩若煙海，層出不窮，編專題目錄可行，欲編全史目錄不僅财力難支，而且在事實上不必要，也是難以做到的。較比起來，張蔭麟、張其昀等人主張編纂《國史長編叢書》，可操作性就很強。他們并不要求長編有統一的體例，知人論事，不拘一格，随得随刊，隻要求是有新意的專史研究著作。長編在促進專史研究的同時，也即為通史的編纂提供了基礎。張其昀說，“此非徒為少數人謀，後來任何有志通史者，均可用為憑藉”。“這是我們共同的理想”。時當抗戰時期，長編未能如願。張蔭麟不幸英年早近，張其昀後到台灣，利用其影響，終有機會編纂《中國叢書》，10年間成書300餘種，自謂“可算了了當年志願”，足見其執著（《中華五千年史自序》，《張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上，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頁。）。
其二，成立中國史學會，以加強對史學研究的組織與規劃。學衡派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史學研究中的組織與規劃工作。1920年初，南京高師文史地部在原有的地學會的基礎上成立史地研究會，會員數十人，柳诒徵與竺可桢、徐則陵、白眉初同為指導員。1921年創辦《史地學報》，缪鳳林出任總編輯。該刊第1卷第2期即發表了陳訓慈的《組織中國史學會問題》一文。作者主張可由各大學的史學教授及專門史家聯合發起成立中國史學會。他認為，成立中國史學會，有三大益處：促進實學研究；闡揚中國文化；收集與保存史料。中國史學會的任務當包括：（1）整理舊史；（2）編訂新書；（3）探險考察；（4）保存古物；（5）組織圖書館、博物室，供學者以及社會之參觀與研究；（6）參預近史：促進清史之編定、發行年鑒、收集近史資料等。第1卷第2期則有短評《國際學術團體與吾國》指出，1921年的國際美術史公會與維也納東方古物博鑒會，都不曾有中國史家出席和闡揚中國文化，令人慨歎。往後國際交流日多，中國學者應多出席。但這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當靠國中學者起而組織學術團體。“史學會可以發揚吾國之文化，濟世界學者之不及，實尤為切要之圖也。”1922年，張其昀在《學衡》第5期撰文，也提出了成立中國史學會的問題，并謂：“吾人鑒于前史館志局之失敗，則中國史學會當如何講究組織，确定步驟，明立科條，審定區域，使有總纂，以為舉綱領，有編輯以盡分功，以其所能，易所不能，或事分析，或事綜合，互相合作，秩然有序”。（注：《劉知幾與章學齋之史學》，《學衡》第5期。）更明确指出了成立中國史學會的目的，要在于發揮其組織與規劃的作用。1923年萬國曆史學會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第51次年會，請各國派代表參加。中國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廳說“得自由出洋與會”，敷衍了事。《史地學報》于此力予抨擊，同時再次呼籲史學界同仁，聯手成立中國史學會以與世界對話。1926年，《史地學報》改稱《史學與地學》。1929年，《史學與地學》分為《史學雜志》與《地學雜志》。值得注意的是，《史學雜志》自署由南京中國史學會編輯。其創刊号上有《本志啟文》說：“本志由中國史學會同人編輯發行，以發表研究著作，讨論實際教學，記述史界消息，介紹出版史籍為宗旨”。查其主要編纂者，仍然是柳诒徵、缪鳳林、鄭鶴聲、張其昀、陳訓慈諸人。所以，所謂“中國史學會同人”實際就是原先史地研究會中從事史學研究的那些會員。這也就是說，柳诒徵、缪鳳林等學衡派中的史學家們率先打出了“南京中國史學會”的旗号，他們顯然是希望借此促成代表全國的中國史學會的最終誕生，用心可謂良苦。
柳诒徵諸人關于成立中國史學會，通過有組織有計劃地編纂史學目錄，刊行國史長編叢書，以期學界同仁分工合作，共同推進中國史學研究發展的願望。雖然因時代條件的限制并未能實現，但是，他們個人在專史研究領域身體力行，開拓進取，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這隻要指出，柳诒徵的《中國文化史》、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煌煌巨著，即便在今天，也仍然被公認為是構建20世紀中國史學大廈不可或缺的奠基石，就說明了這一點。
20世紀20、30年代，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史學由20世紀初發凡起例，過渡到40年代初步發展重要的轉折時期。學衡派提出中國史學循雙軌發展，即普及與提高并重，通史與專史并舉的構想，其意義不僅在于他們提出的諸如通史編纂的原則與方法、開拓史學研究領域和倡言建立全國性的史學團體加強統籌規劃等等的具體見解不乏創意；更主要還在于反映了學衡派得風氣之先，他們對于中國史學發展趨勢的總體把握，富有前瞻性。如果我們對學衡派未能關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不作苛求，那末，我們便不難體認其關于中國史學雙軌發展的構想，包含着宏富的内涵與巨大的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