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半個多世紀以來我與太平天國史（下文簡稱“太史”）研究結下的難解之緣，其中經曆可謂酸甜苦辣，百味雜陳。記得30年前，著名曆史學家陳旭麓先生曾說過，太平天國史學史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總結，“太史”研究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中國史學研究發展的縮影。而我50年的治史生涯，也可以說是近50年“太史”研究發展的一個側影了。
南大求學 師從大家
1956年高校招生的時候，由于應屆高中畢業生數量不足，國家動員尚未畢業的高中生和已參加工作的幹部報考。我雖然早在1950年就已參加工作，為響應國家号召，也積極報考，并以調幹生的身份被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錄取。當時政策規定，凡國家企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及軍隊系統的正式職工，經組織上調派學習，或由本人申請經組織批準離職報考中專或大學的，都稱為調幹生。1961年本科畢業後，我被挑選繼續攻讀研究生，成為陳恭祿、茅家琦的學生。
陳恭祿先生是20世紀的同齡人，他在1934年完成撰稿的70萬字巨著《中國近代史》，當時被列為大學叢書之一，至今仍被公認為代表民國時期最高學術水準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我跟陳先生從學三載，他一絲不苟、誨人不倦的學者風範讓我至今難忘。他對史料的熟悉程度給我印象猶深，每當提到一個曆史問題，他常常是将史料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令人敬佩不已。而他對史料運用的嚴謹态度更讓人肅然起敬。他非常注重第一手史料，認為所謂史料，應“以當事人所作的報告或記載為主，當時人記其見聞而撰著的書籍次之”。陳先生在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教授，由于他在教會中學、大學的學習和從教經曆，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将陳先生定位為“反動曆史學家”。1956年12月，陳先生撰寫了長達一萬四千字的《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評》一文，公開修正過去對近代史的錯誤觀點。1958年，在所謂的“史學革命”中，他又受到不公正的點名批判。
上個世紀60年代初，翦伯贊和吳晗兩位先生來南京作學術報告，後到南大與曆史系師生座談，我也有幸見到了兩位中國史學界的大家。當時陳先生剛剛受到批判，為此非常苦惱，便向翦老詢問自己該如何面對。翦老向陳先生建議，他可以繼續從事自己所擅長的近代史史料學方面的研究。
1963年《曆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并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一文，認為李秀成自述是投降書，是其投降變節的有力證據，從而引發了李秀成是否叛徒的大讨論。中宣部曾準備組織撰寫不同意見的文章。北京史學界在近代史研究所開會，會上傳達了中宣部的會議意見，會後寫成報道送中宣部審查。據說江青把這篇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毛批了“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終，不足為訓”十六字，從而風向大變。1964年春天，陳先生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近現代史教研室組織的一次李秀成評價讨論會上，公開支持遭到批判的同志，對李秀成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十分尖銳地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沒有新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還說，“如果這篇文章是我的學生寫的，評分就不得及格”。他的言行體現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诤诤鐵骨與獨立人格。
1966年“文革”開始後，陳恭祿又一次被公開點名批判。此時，他身患癌症已到晚期，當年10月8日逝世。“文革”結束後，1979年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為陳恭祿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恢複了他著名曆史學家的名譽。後來，陳先生之子陳良棟搜集其父關于太平天國史的講義5篇，連同家藏另一篇手稿，共計6篇，陳先生早年的學生陳錫祺将其定名《太平天國曆史論叢》，1995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陳先生将畢生精力貢獻給曆史教學和科研工作。他講課極其認真負責，受到同學的愛戴和尊重。他在金陵大學時就已參與金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的研究生培養工作，為我國培養了最早的一批高學曆的曆史研究人才。“在緻力于史學研究的40年中，他幾乎沒有助手，全靠自己的勤勞，完成了如此之多的史學巨著，可見陳先生的治學精神多麼驚人。”
結緣太史 經曆磨難
1961年我攻讀陳、茅兩位先生太平天國史研究方向近代史研究生時，就常随陳先生到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下文簡稱“太博”）查閱資料。當時博物館雖已遷到夫子廟附近的瞻園路128号，資料室仍設在堂子街。在那裡，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太平天國史研究的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
羅爾綱是廣西貴縣（今廣西貴港）人。1925年，年輕的羅爾綱從家鄉來到上海，就讀于上海中國公學。羅爾綱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博得校長胡适的好感。1930年羅爾綱畢業時，想請胡适為他介紹一個适合的工作。胡适便請他到自己家裡工作。他在胡家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是輔導胡适的兩個兒子讀書，二是幫助整理胡适父親胡傳的遺稿。羅爾綱在胡适家前後五年的時間，不僅在生活上得到胡适無微不至的關懷，在治學方面更是親炙師教。胡适熱情悉心的指點，尤其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考證方法，對羅爾綱影響很大，令他感到受益終生。正是這師門五年的經曆，使羅爾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貌。
新中國成立後，羅爾綱先生先後擔任過南京市、江蘇省和全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1950年12月，南京市成立太平天國起義百周年紀念籌委會，通過四項紀念辦法：一、舉辦展覽；二、在天朝宮殿遺址前樹立“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碑”；三、建立太平天國紀念館；四、編纂太平天國文獻和資料。羅先生被選為籌備委員，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51年8月，陳山、羅爾綱、胡小石、鄭鶴聲、朱偰、賀昌群、關吉罡等組成南京市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史料編纂委員會，陳山、王可風先後任主任委員。羅爾綱主持編纂太平天國史料工作，同時在南京市文管會領導下進行太平天國文物、文獻及史迹的調查發掘。1953年1月，中央文化部社會事業管理局又請他負責太平天國紀念館的籌建事宜。
從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間，羅爾綱和同事們通過向全國各地廣泛征集、到當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附近的蘇浙皖三省搜訪，對南京圖書館頤和路、龍蟠裡書庫及前蘇南文物保管委員會書庫摸底這三條途徑，鈎沉索隐，披沙揀金，共發掘太平天國資料1200多萬字。其中以第三條途徑為主要來源，當時稱為“南圖摸底”。他們對所有清道光二十年鴉片戰争後的史部、子部、集部、叢書、雜志、報紙、函牍、檔案等，都逐架逐排地查找，逐冊逐頁地翻閱。凡發現有關太平天國的資料，就登記下來，遇有特别重要的資料，還作一簡略提要。通過這種有計劃、有目的的摸底工作，共搜集到有關太平天國的刻本、稿本和抄本925種，方志730種，共計1655種15274冊，為學術研究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
羅爾綱為創建太平天國紀念館立下汗馬功勞，但上級要正式任命他為館長時，他卻堅辭不就。1956年10月1日，就在紀念館成立的當晚，羅先生悄然離甯北上，回到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員。1958年，當中共江蘇省委希望羅爾綱再回南京工作，繼續編纂太平天國文獻資料，并把太平天國紀念館擴建為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時，羅爾綱服從組織安排，回到南京協助紀念館開展工作，但同時又再次表明自己“不當館長”的意願。
我見到羅爾綱先生時，他雖已離開家鄉數十年，卻依然操着一口濃重的廣西方言。由于羅先生埋頭于學術研究，我并不敢貿然前去驚擾，與我交往較多的是他的長女羅文起，她也是羅先生的助手。羅文起比我年長一歲，1957年結業于北京農業大學。為全力協助父親的學術研究工作，她轉而治史，五十載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在“太史”資料的整理、編纂和研究領域。那時，紀念館專設有史料編纂組，專門負責文獻資料的整理編纂工作。組長王淑慎，羅文起是組員之一。我的同班同學段月萍本科畢業後也被分配到紀念館工作。1964年羅文起跟随父親回京後，便一直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61年1月11日，由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太平天國紀念館、南京史學會籌委會和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10周年座談會”在瞻園舉行，數十位專家學者與會。當時我作為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也有幸參加了會議。當時會上提交了6篇紀念性論文，4篇研究太平天國的反帝鬥争，2篇探讨土地制度，其中一篇便是我與同學朱宗宙合作撰寫的《太平天國究竟實行了怎樣的土地制度》，這也是我正式涉足太史研究領域的第一篇論文。我們在文中提出，太平天國實際上并未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太平天國雖然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給予了沉重的打擊，但基本上将其保存下來了。同時，對當時一些史學家用來證明太平天國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史料，提出了不同解釋。當年2月份《人民日報》報道會議情況時，還對這篇論文的觀點特别加以闡述。這篇太平天國史研究的處女作後來以《太平天國究竟實行什麼樣的土地政策》為題，刊登在當年的《江海學刊》上。
代表們還在瞻園北假山前池畔的草坪上合影留念。當時的瞻園園區面積非常小，大概還不到現在的三分之一。但經過著名古建築學家、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劉敦桢教授的初步整修，秀麗的景色已見端倪。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此次會議期間，太平天國紀念館正式更名為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學術座談中，大家還結合自身從事研究工作的體會，本着“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精神，對今後“太史”的專題研究，文物征集、保管和陳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問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然而，這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并沒能持續多久。1963年戚本禹那篇關于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引發了席卷全國的風波後，原本正常的學術讨論被納入現實的政治鬥争。應《文彙報》記者上門之約，我撰寫了《也談李秀成的評價問題》一文，闡述了基本肯定李秀成的觀點，《文彙報》也準備刊登我這篇文章。萬幸的是，此時我獲知了毛澤東關于李秀成的十六字評價，立即去把稿子要了回來。當時我正在讀研，作為修正主義的“黑苗子”，沒有資格參與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否則，我就不僅是“黑苗子”，更會成為“活靶子”。在大批判中，茅家琦和揚州師範學院的祁龍威兩位先生因為在《文彙報》發表了基本肯定李秀成的文章，成為批判“叛徒哲學”的靶子。由于是中共黨員，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召開的全省黨員大會上，茅先生受到更嚴厲的批判。《新華日報》兩次用整版的篇幅點名批判他在李秀成評價問題上的所謂“叛徒哲學”。
在那個年代，政治幹擾學術研究，指鹿為馬，混淆黑白。隻有順道，不論是非。“曆史成了任人擺布的一串銅錢，或者是任人打扮的一個小女孩。”
研究生畢業後，我就留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工作。1965年，我被下放到距南京市區約90公裡的溧陽果園，參與創建bevictor伟德官网溧陽文科分校的基建工作，匡亞明校長點名讓我擔任采購。當時學校決定将中文系、曆史系和哲學系遷往溧陽果園，三系打通辦“大文科”。第二年，文科師生來到分校，開石頭，修水庫，植果樹，種水稻，實行“半工半讀”。“文革”開始後，分校師生一度回南大本部參加運動。1969年，全校師生都到分校，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後，分校師生才回到校本部搞“鬥批改”。偌大的校園，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學生們不能好好讀書，老師也根本無法做學問。太平天國研究更是史學界的“重災區”之一，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大多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史學研究淪為政治鬥争的工具，“影射史學”大行其道。“太史”研究陷入長達十餘年的停滞甚至是倒退狀态。
陳旭麓先生曾經将“文革”比拟為一場“大史震”。他認為，這場“大史震”的震波迫使我們去認識社會，認識曆史，遠遠地超過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們去認識自然。确實，“文革”給我們這一代人造成的心理創傷遠遠超過了唐山大地震，但也促使我們從更深層次去認知、思考社會現象和曆史問題。
太史研究的春天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主導了史學研究，“太史”研究也迎來了春天。
1978年5月，十年動亂後國内第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北京太平天國曆史研究會正式成立。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浙江、廣西、四川、廣東等省相繼成立了太平天國史研究會。随後，在1984年5 月至1990年1月間，南京市、廣西貴縣（今貴港市）、重慶市、安徽省、上海市、四川涪陵市（今重慶市涪陵區）也相繼成立了太平天國史研究會。
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由北京太平天國曆史研究會和南京史學會聯合舉辦的太平天國史學術讨論會在南京307招待所（今鐘山賓館）召開。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史學界首次舉辦國際會議，也是建國30年來史學界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術讨論會。參加這次讨論會的不僅有來自全國各高校院所、文博和出版機構的專業人員，還有“太史”研究的業餘愛好者，加上來自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西德、日本、美國和加拿大的外國學者，以及在南京就讀的外國留學生，260多人濟濟一堂。會議收到各種專題論文200餘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結束以來史學界的初步繁榮。時任北京太平天國曆史研究會會長、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戴逸緻開幕詞。當時的南京史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文化局局長周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等，都在開幕式上講了話。
會議期間，中外學者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就“太史”研究中的許多問題進行認真的探讨，“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景象再現。來自美國的學者吳衛平、西德的魏克德、日本的小島晉治、澳大利亞的克拉克、黃宇和等都在會上作了學術報告。他們所闡明的觀點和引用的史料，引起了與會者極大興趣。外國學者還把他們珍藏的書籍資料贈送給北京太平天國曆史研究會，為“太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開拓了國内學者的視野。
改革開放後的十年，也是我學術研究的收獲季節。我的主要學術成果《太平天國興亡史》（合著）、《洪秀全》、《中國近代史講稿》、《太平天國通史》（參與）等，都是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太平天國興亡史》、《太平天國通史》分别獲得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等獎。
這一時期，bevictor伟德官网、安慶師院、揚州大學、重慶師範學院等院校相繼成立專門的“太史”研究室，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和廣東花縣、桂平、蒙山、金華、常州等地的太平天國紀念館，都擁有一批實力較強的研究人員，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有人戲稱，“研究太平天國的比太平軍還多”。據夏春濤研究員統計，在1980年6月至1991年11月間，僅全國或國際規模的學術會議就召開了16次，平均每年1.45次，各省舉辦的地方性會議更是不計其數。“太史”研究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也迫切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全面指導和協調各地“太史”研究團體、機構和個人的研究。
1987年11月11日至15日，紀念太平軍進軍四川125周年學術讨論會在重慶師範學院舉行。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陝西、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等16個省市自治區的高校、科研及文博單位的專家學者60餘人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我已年過半百，為了不誤會期，在沒能買到卧鋪票的情況下，硬是在火車上坐了幾十個小時，終于如期赴會。
在這次會議上，9家太平天國史研究會聯合發起倡議，提出成立一家全國性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學術團體，團結全國從事“太史”研究的學者，開展多種形式的學術活動，進一步開拓和深化“太史”的系統研究，并委托南京太平天國史學會負責籌備工作。其後，經過多次會議的醞釀和磋商，此事終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89年10月，民政部批複同意成立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這年年底，為籌建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一事，我和江蘇省社科院的陸仰淵研究員、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的曹志君一同去北京拜會羅爾綱先生。此次晉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請羅先生擔任會長。羅先生說：“我這個人從來沒有當過什麼長，連上小學班長都沒有當過。會長應當請學有專長，又有活動能力，且為大家公認的人來當，茅家琦不是很合适嗎？”後來，研究會由茅家琦和王慶成、蘇雙碧、陳周棠、沈嘉榮、鐘文典、郭毅生、段本洛等8位專家組成主席團，集體領導會務工作，研究會“八位萬歲”之說即由此而來。德高望重的羅爾綱先生擔任主席團名譽主席。而我則被推選為研究會的秘書長。
1990年5月，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來自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的100多位專家學者雲集南京天朝宮殿遺址，并舉行了第一屆學術年會。這次年會彙聚了不同年齡層次的學者，提交了近幾年出版、發表學術專著、文集近10種，論文86篇，研究方法多樣化，涵蓋太平天國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及文化等各個層面，全面反映了當時“太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體現了新時期的學術特色。南京太平天國史學會同時改組為江蘇省太平天國史學會。
1991年是太平天國起義140周年。1990年9月，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聯合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呈送報告，建議在全國開展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40周年活動。同年12月10日，中宣部向全國發出《關于做好太平天國運動140周年宣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紀念活動工作。
1991年，北京、上海、江蘇、廣西、廣東等地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羅爾綱先生還根據80年代初***總書記的意見，提出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國史研究中心的鄭重建議。1月11日，《南京日報》頭版刊發了羅先生《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四十周年》專文。140周年的紀念活動是繼1951年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以來掀起的又一個高潮。
“太史”研究的起伏
1989年，著名哲學家、我所敬重的馮友蘭先生所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出版，其中提出要為曾國藩翻案。他說：“否定太平天國必然為曾國藩翻案，為曾國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國。”又說：“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為太平天國要推行神權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太平天國的曆史将倒退黑暗時期——中世紀。”此後，學術界、文藝界掀起全面否定太平天國之風，“太史”研究逐漸陷入低谷。
在1989年底赴京面見羅先生時，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要組織批判馮友蘭的觀點！”我說：“羅老，這是學術問題，可以讨論，不要批判了吧？”我一直堅持，對于全面否定太平天國的專家學者，應采取“我不贊成的觀點，但堅決保護你的發言權”的态度。正如胡适在讨論白話文時，反對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讨論之餘地”的觀點，而主張“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1995年，李澤厚、劉再複《告别革命》一書出版後，在中國近代史領域掀起一股“告别革命”的思潮。他們指責革命“殘忍、黑暗、肮髒”，“破壞一切”，認為太平天國鬧了十幾年，“隻是一個笑話”，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後來，我寫了《洪秀全反清愛國思想和革命實踐》等一系列文章，從史實出發，基本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批評了全盤否定太平天國的觀點。
2000年夏，央視46集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放映後，有學者根據馬克思在1862年所寫《中國紀事》一文中，把太平天國描繪成“魔鬼的化身”，全面否定太平天國。時逢《文彙報》記者采訪我對太平天國評價的看法。針對建國後“太史”研究由拔高、美化、神化到貶低、醜化、鬼化的發展軌迹，我說了這麼兩句話：“神化太平天國固然是不對的，鬼化太平天國也未必正确。”因為這都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
2001年5月，在南京舉行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50周年暨羅爾綱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讨會。在這次會議上，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全面否定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觀點，不少學者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學術批評。這次會議上，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進行了改選，老會長茅家琦教授卸任，我被推選接任會長一職。
2003年，電視劇《走向共和》放映後，又引起了一場褒貶不一的争論。該劇将原來近代史上基本肯定的曆史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翁同龢、孫中山等，弄得蓬頭垢面；把原來基本否定的曆史人物，如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作為“政治改革家”、“悲劇英雄”予以肯定。這是近幾年來學術界“告别革命”思潮在藝術上的反映，涉及到對中國近代史再認識的問題。史學界固然應該告别“左”的思潮，但“告别革命”卻是為近代史上一些反對革命鎮壓革命的人翻案。
也是在200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複旦大學潘旭瀾教授《太平雜說》一書。這本隻有15萬字35篇随筆組成的雜說，徹底颠覆了對太平天國的正面評價。2001年4月在上海舉行的“太平天國與江南社會學術研讨會”上，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研究部主任、張鐵寶研究員就曾對潘先生全面否定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學術批評，并指出太平天國資料浩如煙海，僅僅根據《賊情彙纂》、《李秀成供辭》和英國人寫的《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等三種資料，“就可以了解太平天國本來的面目”，顯然是片面的，不可能得出正确結論。
2004年9月，潘先生發表《還洪秀全的曆史真面目》一文，次年又發表《洪秀全的曆史真實面目》。他在文章中作出這樣的結論：“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造反，引發了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僅蘇、浙、皖、贛、閩五省，人口過量死亡達七千萬。中國最富庶的地區，經濟受到慘重的打擊。太平軍所到之處，文化受到無法彌補的破壞。同時，導緻沙皇……侵占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又導緻英、法聯軍輕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搶掠，火燒圓明園。”2005年4月，潘先生又發表《再論<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全面否定太平天國兩個綱領。我認為，在評價曆史人物和事件時，既不能“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也不能“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人常言：“蓋棺定論”，但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極其複雜，功過、是非、正邪并存，往往蓋棺仍難定論。一切要以具體曆史條件為轉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力争盡可能做到“正确地、準确地描繪真實的曆史過程”。在評價太平天國運動時，“我們既不是滿清的臣仆和奴才，也不是天朝的聖兵或史官”，而應當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盡可能做到“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盡可能把真實的“曆史的内容還給曆史”。
2011年8月在南京舉行的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60周年學術研讨會上，我概括了目前學術界對近代史上革命家、政治家的兩種不同的評價：一種是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個比一個更革命，認為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另一種是從曾國藩到袁世凱，從袁世凱到蔣介石，一個比一個更守舊，認為造反無理，革命有罪。後一種評價認為“革命不如立憲，立憲不如維新，維新不如洋務。”“孫、黃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鴻章）、張（之洞）。”“孫中山不如袁世凱，光緒不如慈禧。”以此類推，當然洪秀全不如曾國藩。我基本贊成前一種評價，不贊同後一種評價。究竟哪一種評價更接近曆史真實，完全可通過“百家争鳴”自由平等讨論去解決。4個月後，在廣州花都舉行的“太平天國與中國近代社會學術研讨會”上，我又重申了上述觀點。
建國以來，“太史”研究在經曆了幾度熱冷之後日趨正常化；對它的評價，在經過了美化、神化和醜化、鬼化之後，向人化方向前進，即還曆史本來面目了。我認為，這就是太平天國史研究的前瞻。
“太博人”的堅守
進入新世紀以來直至現在，是“太史”研究長達十多年的低潮期。從2001年我擔任會長到2008年卸任，7年間學會舉辦或參與舉辦了10多次全國性的學術研讨會，其中還有兩次是國際學術研讨會。會員們堅守研究陣地，開展學術研究，發表了大量論文和多部論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一切，離不開學會專家們的不懈努力，也離不開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矢志不移的堅守，離不開“太博”曆任領導和“太博人”對“太史”研究一以貫之的支持。
從1950年到1966年，“太博”經過近6年的籌備和10年的建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事業蒸蒸日上。然而，十年動亂打斷了它的發展進程。1966年6月，博物館的業務工作全面停滞。一些專業人員也被下放農村，“太博”一度幾乎消失。而我此時也正在溧陽果園從事着開石、修水庫、植果樹、種水稻等農業勞動。
1973年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成立，各地博物館陸續恢複正常運轉。1974年10月1日，“太博”重新敞開大門，沉睡8年之久的《太平天國曆史陳列》對觀衆開放。當時有觀衆受“左”的思想影響，提出洪仁玕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建議把他寫的《資政新篇》撤下來。“太博”同志來咨詢時，我就說，資本主義是封建主義的天敵，當時走資本主義道路與走封建主義道路相比，是曆史的一大進步。最後“太博”沒有撤下《資政新篇》。正如後來一代哲學大師任繼愈所說，“新中國以後把資産階級視為最大的危險，這反而把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放過了”。思想自由被冠上“資”字加以鞭笞，而封建專制則借屍還魂。“太博”還曾複制了一套太平天國曆史文物展品，在全國主要省市和地區巡回展出。後來，展覽又經過多次調整，2000年還被評為全國十大精品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