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學者通過著作和文章，對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提出不少“新”看法。如有的說明末農民軍領導人張獻忠“殺害婦女堪比‘侵華日軍’”；“對犯罪女子挖眼拔舌，洪秀全殘忍堪比希特勒”，“是誰把驕奢淫逸的洪秀全拔高成農民英雄？”有的把太平天國說成是“人類曆史上傷亡最大的戰争，其次才是一戰、二戰，中國人口由原來的4.2億減為2.4億，即死亡人口達1.8億。”前不久鳳凰網還專門開辟了《太平天國：一場媲美日本侵華的農民起義》專欄，說：“以破壞毀滅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僅亞于今日日本侵略之一役。”一句話，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浩劫，而且把它比作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史實證明，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隻反對本國封建統治者，從來沒有侵略過任何國家。相反，太平天國運動則是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的。太平天國後期的領導人洪仁玕就義前說：“我國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清妖，則吾人斷可長久支持。”①因此，把農民起義與德日法西斯侵略者聯系起來進行比較，是一種無理的炒作，目的是為了全面否定我國曆史上農民戰争的合理性和正義性。這就涉及到怎樣正确評價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的問題。
馬克思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太平天國是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的最高峰，解剖它可以為了解中國古代農民戰争提供鑰匙。本文試圖以太平天國為例，對農民戰争發生原因、是曆史前進的動力還是阻力、是災難制造者還是受害者、是消極力量還是積極力量等問題，以及如何正确評價農民戰争談點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持上述觀點的專家學者。
一、農民戰争爆發的原因問題：亂自上逼還是亂自下起
中國農民是勤勞善良的，是創造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力量。隻要生活還能勉強維持，農民一般不會铤而走險。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之所以爆發農民戰争，主要原因無疑是社會發生經濟危機。天災人禍的生存危機是大多數農民起義發生的直接原因。
漢朝董仲舒認為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是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之源。龔自珍1816年寫了《平均篇》，也認為貧富不均是農民起義的基本原因。他說：“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所謂喪天下。”所以，他認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中國曆史證明：隻有當封建統治者橫征暴斂、虐民殘民，使被壓迫剝削農民貧困和災難超乎異常加劇無法生存下去的條件下，農民才會被“逼上梁山”，走上武裝反抗封建統治者的道路。北宋方臘起義被鎮壓後，禦史中丞陳過庭就向宋徽宗上書，明确指出：“方臘之亂，緻亂者乃蔡京，養亂者乃王黼。”可見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是亂自上逼，不是亂自下起。
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也是清朝統治者的腐敗暴政逼出來的。馬克思指出：“中國在1840年戰争失敗後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産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争對本國生産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造成兩個後果：舊稅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了新稅捐。”②在外國侵略者掠奪和封建統治者壓迫剝削下，中國人民過着空前貧困和饑寒交迫的生活。正如《萬大洪告示》所憤怒控訴的那樣：“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酷吏，何異虎狼，富貴者縱惡不究，貧賤者有冤莫伸。……民之财盡矣，民之苦極矣。”對于清政府的暴政“苛政”農民是有權用武力手段推翻它的，這就是農民争生存的人權。
與古代農民戰争爆發背景的不同的僅僅是，太平天國是在外國侵略者打開中國大門的新曆史條件下，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矛盾激化的産物。正如馬克思指出：“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十年之久，現在已彙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形式表現出來的，推動這次大爆炸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緻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态被打破了。”③從太平天國革命發生的内因看，正如龔自珍所說，是清朝統治者拒不進行“自改革”而逼出來的以下而上的“他改革”。中國第一個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曾經訪問過太平天國的容闳說：“當年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因此，“把革命的發生歸咎于少數煽動者惡意的那種迷信的年代，是早已經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的，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④
從陳勝、吳廣舉起“伐無道，誅暴秦”的大旗起，中經北宋王小波“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到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糧”，直至太平天國力圖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天下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都是正當的和正義的，具有強烈的革命性。對此連儒家也沒有否定的。提出“獨尊儒術”的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為民。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殘民者，天奪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可見儒家有民本思想和誅獨夫暴君的革命思想。著名史學家柳诒徵說：“白蓮教、太平軍、撚軍之疊起為果，而官吏之貪墨舞弊實為之因，此清室中葉以降之真相也。”⑤可見是清政府的殘酷壓迫剝削才迫使農民造反。我們絕不能倒因為果，歪曲曆史真相，說什麼農民戰争是一群好亂之暴徒惡意煽動的結果。
總之，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是伐無道，誅暴君，反苛政的，就像湯武革命一樣，是“應乎天順乎人”的，是正義和有理的。說農民反暴君暴政無理，即“造反無理”，像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趙太爺不準阿Q革命一樣，顯然是背離曆史真實的。
二、農民戰争是曆史發展的阻力還是動力問題
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究竟是曆史發展的阻力還是動力，這是又一個需要搞清楚的問題。
李澤厚、劉再複兩位教授在《告别革命》一書中說：“毛澤東以為農民革命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對。實際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對社會生産的大規模破壞。推動曆史進步的倒是掌握經濟的剝削階級。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封建制到資本主義制，起推動作用的不是奴隸革命、農民革命，而是努力發展經濟的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産階級。”按照李、劉二教授的看法，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是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産階級即統治者階級，而被壓迫的奴隸階級、農民階級、無産階級是破壞社會生産與曆史發展的阻力。顯然，這是對曆史的歪曲和篡改，也背離馬克思主義人民群衆是創造曆史的動力的唯物史觀的。
毛澤東說：“曆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産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期内，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随後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産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鬥争，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後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⑥可見，地主階級也經曆了由一個推動曆史發展動力的革命者轉化為不革命、反革命者，以緻成為曆史發展的阻力，最終被人民所推翻的過程。史實已經證明，鴉片戰争前後的清朝統治者，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曆史前進的最大阻力。
李、劉兩教授不贊同的毛澤東關于“農民戰争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的論斷出自他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原文是：“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争，農民的起義和農民戰争，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生産力的發展。隻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産力和新的生産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産階級和共産黨的正确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鬥争停息以後，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制度，基本依然繼續下來。”毛澤東是以中國封建社會内部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鬥争角度，得出農民戰争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個結論的。這與馬克思關于階級社會被壓迫被剝削的奴隸階級、農民階級、無産階級反抗壓迫階級剝削階級的鬥争，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或“直接動力”，或“曆史唯一的實際動力”的觀點是一緻的。
過去我們确實犯了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争教條化、絕對化的“左”的錯誤，把農民革命視作封建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這顯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在糾正這一片面錯誤時，否定在階級社會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對壓迫階級剝削階級的鬥争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這顯然也是不正确的。我很贊成茅家琦教授關于農民戰争不是封建社會發展唯一動力的看法：“因為社會動力是多元的，以某種意義上說：農民戰争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動力”，也就是說“皇帝專制政制自我調節的主要動力，無疑是農民戰争以及其他類型的‘造反’。”⑦這與毛澤東所說：“封建朝代的更換，都是由于農民起義的力量才能成功”的觀點是一緻的。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的曆史過程的客觀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這個具體的環境裡，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⑧正是從這個意義說，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者才肯定農民革命才是古代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而決不是什麼曆史前進的阻力。這是符合中國曆史實際的。鴉片戰争前後的清王朝，早已經過康乾盛世進入全面反動腐敗的“衰世”，完全成為中國曆史向前發展的腐朽勢力。太平天國農民反對清王朝封建統治，實質上是掃蕩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腐朽力量，無疑是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那種把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說或是曆史進步的動力；把太平天國反對清朝推進曆史發展的動力說成是阻力，既颠倒了曆史的真相，也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發展動力”的唯物史觀，是否定人民群衆，特别是勞動人民是曆史發展動力的觀點的翻新。
三、内戰造成的破壞和災難應該由誰負主要責任
農民戰争是一場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的武裝鬥争，勢必要造成死亡、破壞和毀滅等災難，作戰雙方都負有責任。問題的分歧是：究竟應當由哪一方負主要責任？有的學者說：“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造反，引發了‘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僅蘇浙皖贛閩五省，人口死亡7000萬，不僅經濟、文化遭受慘重打擊和無法修複的破壞，而且還導緻沙俄霸占中國領土60萬平方公裡，以及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和火燒圓明園等等。”這與李劉兩教授所說的“實際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社會生産的大破壞”的看法一樣。這就是說，如果太平軍不起來造清朝統治者的反，中國社會會進步，沙俄也不會侵占中國領土，英法也不會火燒圓明園。一句話，太平天國應對内戰造成的浩劫負主要責任。太平天國究竟是内戰災難制造者還是受害者，這是又一個是非的問題，是不可以不辯論清楚的。
地主階級國家殘酷壓迫剝削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貧窮和落後，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來經濟上停滞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千百次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在近代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後來的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剝削，造成了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空前災難。事實證明，太平天國不是引起内戰的禍首，也不應對内戰的浩劫負主要責任。正好相反，這場内戰的罪魁禍首首先是清政府，對内戰造成的災難亦應負主要責任。
曾國藩1862年上奏清廷時雲：“今鳳、颍、徐、泗、歸、陳等郡，幾于千裡廢耕，而官兵又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慘。民圩仇視官兵，于賊則有恕詞，即從賊亦無愧色。”江北“草根掘盡，則食其親人之肉，……徽州、汝州、甯國等屬，黃茅白骨，竟月不逢一人，以緻賊行無民之境”的慘象。至于蘇浙地區的大破壞，連常勝軍頭目戈登的原來軍官也承認：“程（學啟）與李（鶴章）是大破壞者（或蹂躏者），各處現在遭受如此普遍的痛苦，不能不感謝他們二人之賜。”⑨這種“長毛未到，兵勇先搶掠，長毛一到，兵勇先逃，今長毛已還，又思收入餘燼”的情況是很普遍的。美國學者賈希爾說：“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各處地方之遭受蹂躏者，大部分必須歸罪于清軍，此雖是他們的戰略——當太平軍前進時，他們先行毀壞地方。”（所謂“堅壁清野”）。施嘉士在《旅華十二年》一書中，駁斥威妥瑪鹹以毀壞地方之罪歸之革命黨後說：“如果一般鄉民的房舍是被革命黨所毀壞的，則人民斷不緻逃避到他們那裡去。這一點真憑實據，确足以證實緻此大毀壞之罪人”是清軍了。可見這場内戰造成災難，主要應當由制造無民之境的清軍來負了。對此，曾國藩也說：“近年來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曆域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壞之富家，無不欺之民衆。大批受害于賊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在曾氏眼裡，這場大災難主要應有太平軍負責。
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範文瀾在駁斥曾氏這一觀點時指出：“這些話必須改為‘受害于兵者十之七八，受害于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實了’。”著名太平天國史學者簡又文基本贊同範文瀾的看法，他說：“我以為确實統計無由獲得，難言一定分數，隻可作概括的結論。根據以上所陳的事實，在太平軍戰役十餘年間，大多數是受害于清軍，而少數是由太平軍而緻的。……湘軍之貪污與殘酷，到處殘害人民、蹂躏地方、軍紀惡劣，證據确鑿，誠鐵案如山。”⑩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簡先生在考察了清軍、太平軍的軍紀後，得出了以下的結論：“至于太平戰役的長期中，全國同胞皆受直接或間接的災害，死者以千萬計，其在文化上及物質上之損失尤不可以數量計，确是國族曆史中空前浩劫大禍。然其咎不在太平軍，所以者何？（一）因各處殘害人民、蹂躏地方之大多數是清軍的罪行（參看軍紀篇上下）；（二）因滿清實為戎首，誠如丁韙良斷論‘凡戰争罪行之責任，當歸諸引起戰争之戎首’；（三）因此戰争延長及蔓延多處，以至全國同胞慘遭殺害，各地方之慘被蹂躏，皆由曾國藩等為虎作伥與師抗拒所緻，否則革命早已成功，災禍可減少至最低限度。故他們當負其主要責任。以上全部所陳并非個人先入為主之私見，也不是憑空想象的猜測與臆斷，而是幾十年來以縱橫兩方研究其全部史事與典制的結論。”簡先生從史實和理論兩方面明确指出，這場内戰造成的空前災難，主要罪責應該由清政府來負，“而不當歸諸拔刀抵抗侵略者、放逐篡位者，或對無效率的與壓迫殘酷政權施以最後救藥者（即革命）來負。”簡先生對此有詩為證。詩雲：“忍滅天朝媚外夷，殺人千萬重堪悲。鑄功白下曾‘文正’，不是胡兒是漢兒。”11這就是曆史的真相。
清朝統治者為歪曲篡改曆史真相，總是把自己是災難真正制造者的罪責，轉嫁給反對他們的太平軍的頭上。從“成王敗寇”觀念出發，清朝統治者和曾國藩等，“對于太平軍的惡劣處，盡量寫出，而對于其優善處則盡量埋沒，但對于清軍則‘适得其反’：其優善處辄盡量寫出，而其惡劣處則盡量掩飾。其所載太平軍暴行，不外焚、殺、奸、劫、擄——除了間有事實之外，其中大多數的成份是僞造的、謠傳的、或誇張的。”簡先生最後指出：“以太平軍本身的軍紀言，其優善處遠多于其惡劣處。……至清軍本身的軍紀，則隻見其惡劣處而不見其任何優善處。……太平軍的優善處多于清軍，而清軍之惡劣處則遠多于太平軍。總而言之，李密聲讨隋炀帝檄文的兩句話，‘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以此作為清軍之總評，真是允洽不過的。”12可見内戰造成的災難主要應當由引起戰争的清政府負責。
至于沙俄侵占中國大片領土，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是清王朝對内殘酷鎮壓革命對外妥協投降的結果，更加不到太平軍頭上。火燒圓明園10年後，馬克思還譴責英法軍“殺人放火和破壞”的罪行，是“毫無道理的毀壞了中國皇帝的夏宮。”13
因此，那些把災難制造者清政府和侵略者犯下的罪行轉嫁到反對他們的太平軍頭上，是一種歪曲颠倒史實真相的唯心史觀，目的是為引發内戰的罪魁禍首和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革命開脫罪行。1862年1月英國在上海的輿論喉舌《北華捷報》發表文章，攻擊“太平軍是異常血污運動，……它不是反清革命，而隻是反對一切安樂的以及和平人民的血腥十字軍。……誰能說太平天國給中國社會物質繁榮所帶來痛苦和破壞，他們所造成損失無法計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近10餘年來有些學者所說的太平天國引發中華民族史無前例大災難正是這一舊觀點的翻新。很顯然，這種侵略者攻擊太平軍的觀點完全是歪曲曆史真相，是篡改颠倒曆史真實的。
四、怎樣正确評價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争
對農民戰争發生的原因、是阻力還是動力，以及内戰造成的破壞應由誰負責等問題上的分歧，涉及到如何正确評價中國曆史上農民階級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的問題。
在中國封建社會，“隻有農民和手工業者是創建财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階級”。恩格斯指出：“無論是不從事生産的社會上層發生什麼樣變化，沒有一個生産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可見人民群衆是生産力和文化創造的主體。農民階級是一個既受壓迫剝削創造财富的勞動階級，又是一個小私有者的階級，也就是說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階級。從勞動者的一面看，他們不由自主地自發地要以平等平均思想去反對統治者的不平均不平等，直到太平天國時期提出建立一個沒有壓迫剝削、人人平等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這種消滅私有建立公有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與其說來源于真正的平等觀念，不如說來源于被壓迫者的團結”。14從勞動者一面看，農民傾向于社會主義，甯願工人階級專政，而不願資産階級專政。從小私有者一面看，他們每時每刻産出資産階級，他們“傾向于資産階級，傾向于自由貿易，傾向于資本主義”。15在評價農民戰争時，過去的分歧在于究竟強調哪一面，有的學者強調的是農民勞動者的一面，有的則是強調作為小私有者的一面。在評價太平天國平均主義和平等主義思想時，如果從反對清王朝，即破壞舊世界角度看，農民階級無疑是正義的和革命的。在建設新世界時，這種消滅一切私有的絕對平均是農民小私有生産者的一種幻想，是一種違背曆史發展規律的民粹主義思想。幻想必須否定，但理想不應當否定。建國後30年内對太平天國等農民戰争的評價，強調的是其正義性、合理性、革命性的一面，忽視了其落後性、保守性以緻反動性的一面。改革開放後特别是近30年來，有的學者強調的是其落後性、保守性一面，而否定農民戰争的正義、進步合理的革命性的一面。這裡就涉及到馬克思、恩格斯對農民階級的評介問題。有的學者引馬克思關于農民反動性的一面，來作為否定農民戰争的理論依據。這種看法我認為是不正确的。
馬克思在指出農民有落後保守反動性一面的同時，并沒有否定他們有進步與革命性的另一面。馬克思在談到農民小資産者社會主義時說：“這種社會主義非常精辟地分析現代生産關系中的矛盾，它揭露了經濟學家的虛僞粉飾”，并指出，“這種社會主義按其積極内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複舊的生産資料和交換手段，……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生産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破壞而且必然要破壞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裡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可見，馬克思并沒有全部否定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的一面。
對把農民階級完全看作消極的價值觀點，著名學者杜維民也提出了質疑。他說：“法國大革命以後，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其他西方思想家，一談到農民大部分是非價值的。沒有反思能力、惰性、自私、目光短淺、不能形成革命的自覺，反正都是曆史中要淘汰的一群。但是，在中國，農民是樸實的，是和四季能夠吻合的，是恒常的、剛健的、勤奮的、節儉的，基本上是以這方面價值來了解農民。……儒家對農民的協調和農民的動力有深刻的理解，對于引導農民對的社會塑造力非常關注。當然那個時代沒有像現代社會受到毛澤東影響把人民當作社會發展的最大動力，農民革命成為改造社會、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儒家并沒有這種想法。但是‘民’絕對是一個積極的觀念，而不是一個消極的觀念。……‘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觀念出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16
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對農民的評介并非都是消極的，也有很積極的評介。馬克思說：“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17可見，馬克思認為農民除了有保守、落後甚至反動的一面外，還有革命理智、進步革命的一面，又說：“法國農民一旦對拿破侖帝制複辟感到失望時，就會對于自己小塊土地的信念抛棄；那時奠立在這種小塊土地上的全部國家建築物，都将會倒塌下來，于是無産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都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18
恩格斯寫了《德國農民戰争》一書，高度評價1525年的偉大農民戰争，說“德國是歐洲中産階級第一次起義的出發點。”19在談到歐洲資産階級革命時又說：“在所有三次資産階級大起義中，都是農民階級提供了戰鬥部隊，而在勝利後由于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必然破産的階級又恰恰是農民。”“德國的問題将取決于是否有可能某種再版的農民戰争來支持無産階級革命，如果那樣就太好了。”20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對農民階級還是作了積極的評價，并寄希望與再版的農民戰争來支持無産階級革命。
在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裡，農民戰争推動曆史進步的作用，是通過統治者的讓步政策來體現的。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的出現，都是農民戰争打擊改造封建統治者的結果。農民戰争後，封建統治者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被迫采取與民休養的政策，減輕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使農民多少得到一些好處。于是社會生産開始恢複和發展，最終才出現了封建社會的盛世。正如明代政治家邱浚說：“明聖之君，知興國之福在愛民，則必省刑罰，薄賦稅，寬力役，以為造福。”史實證明：在大規模農民戰争時期，社會生産隻可能是破壞；隻有在大規模階級鬥争結束後，在階級利益調和一緻的基礎上，生産才能恢複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統治階級在農民戰争後被迫實行的讓步政策，充當了曆史不自覺的工具，也是曆史前進的動力之一。
作為進入近代初期的清政府已經不能再充當曆史不自覺的工具，太平天國運動則成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奠基石之一。著名清史學家蕭一山先生在巨著《清代通史》導言中說：“民族革命運動，遂成為近代史之骨幹與中心”，故“清史亦可謂民族革命史”，民族革命運動“到了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張其軍，由伏流而彙為狂瀾，奇葩茁出。第一階段之民族革命，可謂成功近半。蓋反清的目的雖未全達，而政權轉移于漢人之手，愛新覺羅之皇位，不過‘屍居餘氣’而已。二百年之民族革命，造出一個太平天國；六十年之漢人政權，造出一個中華民國；四十年之黨治活動，建立了一個國民政府。”21著名政史學家錢穆也認為“太平天國是民族革命，……滿清政權也就從此轉移到了中國人手裡，……便逼出滿清政府之後的變法。”22著名太平天國史專家鄧嗣禹先生說太平天國在中國近代史：“其重要性與法國大革命、美國南北戰争相仿佛。”
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的國内戰争，盡管會造成破壞和恐怖，卻是革命的、合理的。太平天國雖然和曆史上所有的戰争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是它們仍然是進步的戰争，也就是說，它有利于人類的發展，有助于破壞特别有害的反動的制度（如專制制度或農奴制度），破壞歐洲最野蠻的專制政體（如土耳其、俄國）。”23正如美國學者所指出：“太平天國的革命是一種突起——所以宣布舊中國之死亡……結果乃為中華民國的誕生。”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無産階級依靠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争的道路，即無産階級和農民積極合唱的一曲響徹雲霄的勝利凱歌，證明馬克思、恩格斯上述對農民階級所作的論斷的正确。
簡短的結語
以上以太平天國為例，談了我們對農民戰争史研究中幾個理論問題的不成熟看法後，現在還想就如何進一步深入研究它的問題，說點粗淺的看法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在研究農民戰争史時，我們首先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揚棄的科學态度，糾正形而上學的非科學态度。農民戰争史研究中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對它的評價持不同看法。凡是持肯定的學者強調的往往是它合理革命性的一面，而持否定觀點的學者往往強調的是它落後保守性的一面。中國曆史上千百次農民戰争的發生，肯定有正當合理的一面，也有落後保守和必然失敗的悲壯的一面。我們必須采取唯物辯證揚棄的實事求是的态度，肯定該肯定的，否定該否定的，肯定中有否定和否定中有肯定。如對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評價，平均主義固然不是社會主義，但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它在反對封建主義鬥争中是正确的、進步的。太平天國的民粹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但是作為農民群衆特殊的、有曆史局限的、民主主義鬥争的表現，卻是正确的。24我們不能采取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的形而上學的非科學态度。
我國曆史上千百次農民戰争，都走不出元朝張養浩所說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曆史怪圈，應當如何避免這種一再重複的曆史悲劇，是又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讨解決的問題。這裡筆者摘引1860年8月16日楊笃信訪問蘇州太平軍後寫給戴征曼的信中說：“河岸上貼有告示，谕人民安居樂業，征收捐稅，各守本分。當我們經過的時候，一個農民說，這個告示很好，要是太平軍按照告示上的話去做，一切事情一定會很好的，他說，不論鹹豐或者天王做皇帝，對我們都沒有什麼關系，隻要讓我們過和平安靜的日子就夠好了。我相信，這是一般人民的普遍意見。”25按照告示上去做，讓農民“過和平安靜的日子”，不要去對他們進行折騰，這是太平天國時期農民對統治者的期望。如何使農民擺脫興亡都苦的曆史悲劇，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最後，要進一步深入探讨為什麼中國農民戰争都跳不出興亡成敗的曆史怪圈的深層次原因，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過去研究農民戰争，包括筆者在内，大多停留在“隻知其然”，即發生性質作用等是什麼的層面，而對它為什麼會以一治一亂的形式重現，即“知其所以然”的層面，則缺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作為可與德國農民戰争媲美的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國，為什麼仍跳不出那種“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率。其深層次原因是什麼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從政治上看，太平天國是以反對清王朝腐敗統治而興起和發展的，而後又因自己腐敗而失敗。正如南京解放後劉伯承所說：“農民領袖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脫離群衆，自己腐化起來，就失敗了。”1944年，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問世後，毛澤東就曾寫信給郭沫若，希望他寫一篇“總結太平軍經驗”的著作。1945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如何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提問時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949年3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開赴北京，住在京西雙清别墅。第一個被邀請的黨外人士就是黃炎培，會面時毛澤東又重說興亡周期率問題。他數次拒絕進駐中南海——清朝皇帝駐地。4月23日，中央領導進京時毛澤東又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後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出好成績。”可見，毛澤東對跳出曆史周期率的重視。“在開國大典那天，毛澤東暗暗地流淚，毛岸英問他為什麼流淚，他說：‘我想起了黃炎培的談話。’”據鄧偉志先生考證，“毛澤東是為跳出曆史周期率之難而流淚。”領導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中華民族的一代偉人毛澤東，雖然提出了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正确的民主這條新路，但他沒有把民主規範化、制度化。相反，他晚年背離了自己的正确主張，破壞了黨内民主制，搞家長制和一言堂，以緻錯誤地發動了三年大躍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大災難。列甯說：“曆史喜歡對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走到了另一個房間。”毛澤東主觀上想把中國人民帶到天堂，結果卻走向自己為之奮鬥的反面。這不僅是毛澤東本人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毛澤東這樣精通中國曆史的一代偉人，為什麼最後仍然走不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曆史怪圈，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讨的。看來，欲突破中國曆史上一治一亂的回圈，仍然隻有系于毛澤東指出的民主制度的逐步真正落實。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55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3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2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500～501頁。
⑤ 柳诒徵：《中國文化史》，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764頁。
⑥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8頁。
⑦ 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建館五十周年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⑧ 《列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十一卷，第57頁。
⑨ 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曆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年版，第545頁
⑩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香港猛進書屋1958年版，第1528～1529頁。
11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香港猛進書屋1958年版，第1555～1556頁。
12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香港猛進書屋1958年版，第1563～1565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第34～35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143頁。
15 《列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835頁。
16 杜維民、黃百盛：《啟蒙的反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654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403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403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卷，第334頁。
21 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06～413頁。
22 錢穆：《清代政治淺析》（六），民衆反抗運動。
23 《列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313頁。
24 《列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第432頁。
25 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曆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