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學研究的先行者
——回憶先父徐益棠的治學之路
徐暢
徐益棠（1896年～1953年），浙江崇德縣（今桐鄉崇福鎮）人，中國當代民族學家。1925年畢業于東南大學教育系。1928年入法國巴黎大學民族學院研究院深造，師從有“20世紀法國民族學之父”之稱的馬塞爾•莫斯，獲博士學位。歸國後，在金陵大學執教，從事民族學研究。新中國成立後，曾任bevictor伟德官网社會學系系主任兼曆史系教授等職。
我家到祖父那一輩已家道中落，父親上小學時曾兩度失學，累計讀了4年，自學一年後任崇德縣立第二小學教員；中學讀了4年，後由親戚陳去病介紹去廣州任非常國會參議院一等書記官。工作一年後考上東南大學。1925年自東南大學教育系畢業後，任江蘇第五師範鄉村分校、河南開封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1928年得徐蘊華、徐自華姑媽的借貸留學法國。雖然父親在我12歲那年就去世了，但他刻苦學習的精神、嚴謹的治學态度卻成為我終身的财富。
理論關切現實
在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課題及承擔者一覽表》中，我查到了先父承擔的研究課題，曆史學方面有“中國外來民族之文化”、“西南民族史”、“本國曆史地理”；考古學方面有“中國考古學史”、“考古學名詞辭典（青銅部分）”。當時，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内以民族學方法從事邊疆民族研究的主要是先父，他研究的範圍包括曆史、文化與考古。起初這些僅僅是書桌上的純學術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契機使先父的書桌研究走上了講壇。
上世紀30年代以來，邊疆頻頻發生變故，這引起了國民政府和教育部的關注，也喚起了國内學界對邊疆問題的全新思考。先父認為：“往者，論邊疆問題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國主義者之挑撥”，如今“乃知中國之邊疆問題，民族的因子實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為其根本之原因”。
1934年秋，金陵大學文學院院長劉國鈞有感于邊疆問題的嚴重性，拟在金陵大學開設邊疆史地講座以推動邊疆研究的發展，他讓先父拟出詳細的講座計劃，并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在邊疆民族事務的研究機構寥寥無幾、人才匮乏的形勢下，國民政府對金陵大學申請設立邊疆史地講座一事極力支持，授先父“教育部邊疆問題專任講座”銜。此後，由先父以民族學、邊疆政治史、邊區人文地理為内容開設講座，在全校範圍内供學生選修，開創了金陵大學邊疆民族教育之先河。這種不間斷的講座也逐漸引起學生們的關注，并成為邊疆民族研究在金陵大學深入下去的重要助力之一。
注重實地調查
1935年夏，中國科學社暨中國地理學會在南甯舉行年會，先父赴會并參加了其後曆時3個月的大藤峽傜山考察，得民族文物标本百餘件，陳列于金陵大學圖書館。他還根據此次調查所獲得的材料，耗時一年撰寫了《廣西象平間傜民之生死習俗》、《廣西象平間傜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獻》、《廣西象平間傜民之房屋》等有關廣西象縣平南一帶瑤族文化的系列文章。
抗戰爆發後，金陵大學西遷至四川成都，在那裡先父因“地鄰邊疆，研究之機會既多，訓練之需要亦殷，于是于教授之餘，仍努力于調查與考察”。當時，由于戰事緊迫，國民政府竭力開發西部各省作為長期抗戰的大後方，急需了解邊疆少數民族的情況，邊疆諸省亦資助學者進行民族調查。
1938年夏天，在西康省政府的資助下，劉國鈞組織了西康社會考察團。考察團由先父、柯象峰和兩位學生組成。他們從成都乘汽車經雙流、新津、名山等地到雅安，換乘滑杆經漢源、泸定，由泸定橋跨過大渡河，再到瓦司溝，最後到達當時的西康首府康定。在康定雇了工人、翻譯及必備的交通工具，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考察團，計劃由康定跨越折多山出關，前往甘孜、爐霍、道孚、泰甯、康定、泸定、漢源等地，考察人口、風俗、宗教、教育、經濟等多個項目，拟定的考察對象有農牧民、土司、頭人和喇嘛等。
由于得到西康省的協助，考察團獲得很多便利。按照西康建省委員會的要求，沿途各縣要派員（翻譯、護兵）保護考察團，并負責安全接送。考察團帶有建省委公文，每到一縣，先見縣長，提出調查内容，由縣長派人協助，有的項目直接找縣政府詢問，有的項目到農牧區做實地訪問，記錄了農耕收獲、畜牧、交通、宗教活動、沿途風光、手工業、淘金、文化娛樂、學校等情況，共收集文物标本52件，拍攝照片283張。根據調查情況，考察團為西康建省委員會提供了書面報告材料，建議西康大力普及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積極發展交通，運用豐富的自然資源振興工業。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組織了邊區施教團，由柯象峰和先父分任正、副團長，率20餘人赴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等縣進行社會調查。此次調查成果編成《雷馬屏峨紀略》一書，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廳出版。考察結束後，先父又考察了雷波小涼山地區，收集了數百件民族學文物。現在，bevictor伟德官网文物館内設的“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專題展”，展出的就是這些文物，主要是彜族和藏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具等。
通過多次實地考察，先父完成了多篇關于涼山彜族地區的著作，如《雷波小涼山之民》、《到松潘去》等。1940年，金陵大學社會學系為了對少數民族文化與邊疆問題作系統的學術研究，增設了邊疆社會研究組及邊疆研究室，先父擔任邊疆社會研究組主任，主要負責實地考察工作。同時，先父也用一部分時間在學校授課。當時教師上課并不刻意準備教案，而是以自己準備的課題及腹稿即席演講。往往以學生做的較好的筆記為底本，加以修改和補訂，輯成本課的講稿，甚至成為教師的著作。筆者保存的先父未出版的著作《民族學大綱》，應該就是當年金陵大學民族學課程的教材。
《民族學大綱》全書共分9章，各章标題分别為緒論、社會形态、民物、美感的意境、初民經濟現象、初民之法律與道德、初民之家庭與婚姻、婚姻、原始民族之政治組織。在書中，先父十分強調實地調查在民族研究中的作用。他認為，研究民族學要具備地理學、地質學、考古學與史學、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生物學與心理學、語言學、動植物學、物理學與化學、政治學與經濟學、宗教學、藝術史、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相關知識，對調查者知識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較高要求。
作為一門向學生講授的課程，先父還在書中詳細地指出了民族學材料收集的方法，提出做實地調查要範圍小，時間長，不能走馬觀花；要通曉當地民族語言，特别是專有名詞；要掌握問答技術，避免使用有一定誘導性的反問句；要以科學的方法訓練翻譯，避免翻譯人員在翻譯過程中過度加入自己的理解；要注意保留攝影資料，養成記日記的習慣，記錄對話要詳細而迅速。搜集材料時要“愈多愈好，愈全愈好，愈分析愈好”，但是不能隻注重文字的修飾而忽略了事實的真相。
先父在書中将民族藝術分為形象的藝術、音樂的藝術、遊藝的藝術，體現出對少數民族藝術的重視。他說：“事實上，這裡的遊藝已經脫離了原本的娛樂内涵，是一個廣泛的社會交往概念，實質是主張通過觀察民族群體的社會交往形态來進行民族學研究。”
形成研究合力
我國民族學研究興起的标志是中國民族學會的成立。1934年夏，先父與淩純聲、邱長康、孫本文、何聯奎、胡鑒民、衛惠林、黃文山等人發起召開了中國民族學會籌備會，為半年後中國民族學會正式成立做準備。中國民族學會籌備會在拟定的簡章草案中提出，中國民族學會的宗旨是“研究中國民族及其文化”，同時還規定了學會的5項任務：搜集民族文化的實物，調查中國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讨論中國各民族及其文化問題，編輯刊物與叢書。
1934年12月16日，中國民族學會在南京中央大學中山院召開了成立大會。1936年，先父被選為理事。同年，先父還出任國民政府内政部禮俗司全國風俗普查委員會委員，拟定了詳細的全國風俗普查計劃，負責宗教、迷信、巫術、禁忌組的籌備與訓練指導工作。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民族學會成員離散，先父在成都主辦《西南邊疆》（月刊），任社長兼主編，使得成員間“漸通聲氣”，于是“會員頗有主張重複舊規，繼承前業者”。1941年秋，中國民族學會遷至四川成都華西壩，設通信處于西遷的金陵大學，由先父任書記一職。由于條件艱苦，中國民族學會通信處甚至設在了我們家中。當時，我家在成都寓所的門口挂了兩塊招牌：“中國民族學會”、“西南邊疆雜志社”。
1942年1月18日，在蓉中國民族學會會員召開座談會，商讨中國民族學會複興一事。在先父和諸多學者的努力之下，中國民族學學會迅速發展壯大，1942年中國民族學會共有會員33人，據1946年以後的會員錄顯示，中國民族學會會員已經增至91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民族學、曆史學兩學科中所有知名學者。
在蓉期間，先父還與柯象峰、劉銘恕等人參與發起了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疆學會以研究邊疆文化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實際問題，期以學術地位增進邊民福利，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辦理邊疆應行興革事業，解決邊疆問題為宗旨，總會設于成都，陸續出版了《邊疆地理調查實錄》、《邊疆政教之研究》、《中國土司制度》等中國邊疆學會叢書。
1941年9月，中國邊政學會成立，該學會隸屬于蒙藏委員會，以“能為建設邊疆盡其前哨的義務”為目的，雖然與官方聯系較為密切，但是亦有一部分民族學家參與進來，先父曾任理事。1941年，中國邊政學會發行了機關刊物《邊政公論》，該刊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民族學刊物，先父在這份刊物上共發表了13篇文章，這些文章成為研究先父民族學思想的重要資料。除了在《邊政公論》上發表文章以外，先父的邊疆民族研究論文還見于《斯文》、《金陵學報》、《中國文化研究彙刊》、《邊疆研究論叢》等期刊。
1941年，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了《邊疆研究論叢》，先父擔任主編，以哈佛燕京學社經費印行。除刊校内外學者關于邊疆問題研究的著作外，該刊還在每期附上金陵大學收藏的邊疆民族研究刊物目錄，從中可以看出金陵大學學者的研究旨趣和學術視野。經過先父和諸位研究人員的努力，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民族學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國内學界赢得了較高聲譽。1941年，先父被教育部授予教授資格，這是對他民族學研究成果與水平的肯定。
先父的邊疆民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繼了中國傳統史學中對于少數民族的描述與研究，另一方面加入了新的史學、民族學、社會人類學與考古學的概念與方法。他長期關注西南少數民族，以實地調查為基礎，主張田野工作“事實第一，理論第二”。他關注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中的存在，關注曆史發展中的族群生态，并嘗試将其融入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中，因此在寫作時更加注重體驗式的描寫及對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以期為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資料性的說明和指導。
先父民族學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此，他還編著《台灣高山族開發史料輯要》，并發表了《台灣番族研究資料》、《台灣高山族之文化》、《外蒙古地理簡說》、《西北建設綱領及其方案》、《民族學上的新疆民族問題》、《新疆問題之地理觀察》、《邊疆問題之地理研究之必要》、《邊疆教育的幾個原則》等論文，總計近70篇。是則可知先父涉獵的範圍廣泛，視野寬闊，也有相當的學術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