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界，時殷弘教授是被國内外媒體采訪最多的學者之一，但這并不表明他大緻隻忙于“媒體亮相”而不足夠地注重學術研究。在國内外國際政治學界，他的專業知名度甚至超過他的媒體知名度。
2011年2月17日，時殷弘教授被聘為國務院參事。作為大學的教授，獲得了國務院參事這樣一個具有殊榮的國家公職身份并非常見。對于這一身份，時殷弘教授表示，他非常感謝國家和有關部門、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對他的重視和信任。他說，我不是一個智囊，但“如果我關于當今中國的對外戰略和政策的一些見解和主張能夠引起政府的關注，那麼我将非常高興。無論政府通過什麼形式來征求我的意見，我都将非常坦率、真誠的表達我最真實的想法。”
讀書，首先是單純的興趣時殷弘教授的辦公室很簡單，沒有任何裝飾，案頭有不少書籍。用他學生的話講，時老師的閱讀量大得驚人，就讀過的書的數量而言，他可能是國内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中間特别多的。
1968年底，讀完初二時殷弘就下鄉插隊。在農村插隊的八年裡，時殷弘看了幾乎所有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毛澤東的著作，其中《資本論》第一卷讀了三遍，第二卷讀了二遍，第三卷讀了一遍。他讀了許多曆史、政治及哲學書籍，還讀了近乎所有可以搞到的中譯本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完全通過自學大緻掌握了英語閱讀。時殷弘教授笑道，“可以說，我的知識主體在進入大學以前基本是通過自學取得的。”
1978年通過高考，時殷弘進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學習，一年半後提前攻讀南大美國外交史碩士研究生，1981年碩士畢業留校任教，1985年至1988年在職攻讀國際關系史博士學位，1993年起擔任南大國際關系史教授，1998年離開南大。時殷弘教授稱，在bevictor伟德官网的這17年對他的學術生涯非常重要。
“當時的南京不像北京那麼熱鬧，非學術性的活動少，加上在南大獲得和閱讀國際關系相關的書籍有特殊的便利，所以隻要自己願意，就有很多時間讀書。在離開南京以前我讀過的國際關系專業書籍，應該可以算得上接近汗牛充棟。”時殷弘教授回憶道。 部分地得益于中青年時期相當巨大的閱讀量，時殷弘教授在其研究生涯中如魚得水，成果卓著。他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開始時主要研究戰後美國外交史，此後主要研究國際戰略理論、當代國際政治和中國對外政策，産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國内、有些甚至是國外都沒有人做過或雖做過但有重要不足的。對于自己在學術上的貢獻，時殷弘教授認為，“一是我的研究形成了一種逐漸被接受的系統的方法，連同一種逐漸被接受的思想風格。其次，在若幹重大問題上，我提出了一些可以說是關于中國對外關系問題的新的重要觀念。第三，我寫了一批有學理價值的成果。”
時殷弘教授将自己能取得成就的部分重要原因歸結為受父母耳濡目染影響——熱愛讀書，有較獨立的思考習慣和堅韌的探索精神。甚至在下鄉八年的艱苦歲月裡，對于自己的前途沒有任何功利的期望，他仍然盡其可能沉浸在書籍和可能的獨立思考之中。
對于喜歡讀書和思考較大的問題是出于興趣，還是因為自己有某些理想，時殷弘教授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沒有什麼理想，“我認為看書或者做學問一般有三種動力，一種是比較功利的，另一種是單純的興趣，自己喜歡而已，第三種類似于馬太效應，如果你一直比較出色，那麼動力就會比較大。我的動力屬于後兩種。”
治學：堅持關注中國和“給力”中國生長在城市，青年時期上山下鄉，知道了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又經曆了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對國家的觀察與個人最基本的生活和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樣的經曆，在時殷弘教授看來，讓他更懂得什麼是中國。
在插隊的艱苦歲月裡，生活和閱讀升華了思想，時殷弘開始懂得一些社會的哲理，開始思考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下鄉的這段經曆對時殷弘日後形成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影響非常大，因為對國家命運和個人旨趣的關切，他大學專業選擇了曆史學，研究生專業選擇了國際關系史，并且在國際關系研究道路上一直堅持關注中國與其對外關系。
因為關注中國，時殷弘教授對目前國内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有自己的意見。“我們目前做國際關系理論的人裡面，盡管很多人關心中國的事情，但是有機地把理論作為一個工作和資源，來理論化地探讨中國面臨的實際的問題的努力做得還很不夠。”“一些搞理論的人做的東西總是跟中國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聯系得太遙遠了。”“我們的關切、我們的感興趣的真正的問題首先應是中國自己的！”雖然是國際政治學者，但中國特性和中國實踐跻身于他最珍視的概念和信念之列。
心懷國家、心懷民族和心懷人民是時殷弘教授一貫以來以其言談、著述和教學表現出來的品格。但是，他堅持否認自己受到了“達則兼濟天下”思想的影響，“中國過去書生的所謂兼濟天下，是說本來可以不管的，但是現在管了，是一個慈善的行為，是給社會的一個貢獻。但是，我研究這個領域的問題，不是我貢獻給社會什麼，而是我要承擔的最基本責任。”
基于此，作為新任國務院參事，時殷弘教授坦言：“這個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之外的新身份帶給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同時會因為多了一份責任，我應當對自己的有關言論更為認真、負責和慎重。我将堅持治學和直言，希冀能為國家和人民多做一點微小的貢獻。”
學者，應當敢說實話和愛做實事任何時代都不乏恭維者，而敢說實話、愛做實事的人才是進步的真正推動者，是真正忠誠于良心和民族國家的人。時殷弘教授被國内外譽為國際關系領域的個性學者，正因其觀點獨到，率真直言，特色鮮明。對于有時與某些輿論的反差，時殷弘教授淡然處之。他說“我這個人很少想到學問和真理以外的東西，願意較獨立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不很顧及周圍的聲音。”
對于新任國務院參事，時殷弘教授更多地表達了一個學者的獨立意識和責任意識：“我是大學教授，我的根本在治學。我将繼續盡可能地保持我的學術性和獨立性特征，同時記住我是一個根本上受惠于中國和中國人民、因而理應為之好好服務的人。獨立性不是跟政府作對，不是标榜個人、自以為是、道德自負和拒絕求實，但也不是滿足于每一次隻是政府意願和政策的單純闡釋者。所謂獨立性，不是不忠實于國家的根本利益和偉大事業，而是從尊重客觀真理和忠于民族國家的綜合前提出發，獨立思考較多，講話比較坦率，無論寫文章、教書、發表評論都是如此。”
“學者的角色和政策建言者的角色是可以兼有的”，他說，“作為學者，在這個角色領域内的責任就是要發表自己經過學理的思考得出的意見，否則學者的作用就沒有達到。政策建言者也是如此，不過在學理之外還要更多地想到實踐的需要和可行性。兩種角色承擔的是不同的責任，要妥善處理這兩者的關系。”
或許是因為自己的淡泊性格、學術眼界和治學要求，時殷弘教授對學生特别是自己專門指導的學生要求頗高。時教授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要具有必須的學問抱負。他說，對于一個具有起碼素質——勤奮、嚴謹、基本功好——的學者來說，到後來能不能在學問上有大的成功，最關鍵的因素除去說不清楚的——包括智力和情感力兩者——的“天分”之外，就是要有一個比較高的眼光和抱負。這種抱負，既非過分不切實際的好高骛遠和執迷幻想，更非得過且過的庸俗心态，滿足于單純“過關”或以拾取學位“敲門磚”為限。
時殷弘教授心中對學者的定位頗高。“學者要高于專家，學者這個詞裡面不但包含着知識，本行的工作，還包含一種心懷和風格，一種必須有的思維和理想的寬度，一種做較高尚的人和做經典意義上的思想者的精神。”
“大概，我還能超越專家的層次，去接近或者努力達到學者的層次。”時殷弘教授自我評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