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燕京學社社長。1948年生于上海。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學術方向包括：中國工人運動、中國社會和政治、美國的中國問題等。主要著作：《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Anyuan ：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等。
她的冷靜和客觀帶來的不是不置可否或死氣沉沉，而恰恰幫助她更加敏銳地識别出了革命中的情感因素，看到了文化、思想這樣的主觀因素是怎樣在組織結構、經濟基礎這些相對客觀的環境下發揮作用的。
1978年的中國留給剛剛30歲的裴宜理的印象是美麗的：南京有“很多樹”，城市“整潔而漂亮”；常州像是一個美國大城市甯靜優雅的城郊區域；那個時候的北京城則給任何遠道而來的訪客震撼，中華帝國時代勾勒出的齊整、恢弘的天際線還沒有被後來各式各樣的高樓所扭曲；當然還有她30年前出生的上海，在她眼裡，依然是特别“摩登”的大都會。
個人的命運有時與曆史中的大事件聯系如此緊密，讓人回首時不勝唏噓。1948年，裴宜理出生于上海的一個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家庭。同年，共産黨在中國開始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這個國家與自己在剛剛經曆的“八年抗戰”中最親密的戰友美國也開始漸行漸遠；一年後，最高領袖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不僅表達了許多國人尋求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豪情，也讓不太懂得中文語言藝術的美國國務院斷了和新中國保持正常邦交的念頭。原來在聖約翰大學執教的裴宜理的父母，在上海陷落生活最困苦的時候也沒有離開，這時卻不得不帶着尚在襁褓裡的她東渡日本。1960年代的裴宜理成長為學生運動的領袖，也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心向往之，卻隻能從一本英譯的《毛澤東語錄》中了解中國。
她在台灣學習了文言文，在那裡開始了她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發現這個國家博大得可怕——起碼存留的檔案博大得可怕。難以想象那一本薄薄的語錄，會成為一代中國人的精神資源。1978年，随着中美關系進一步正常化，她終于有機會跟随美國市長代表團重訪中國大陸，不過這一次訪問注定是走馬觀花式的。于是，一年之後她申請來中國做一整年的研究，想好好地看看這個國家，和那些她在官方訪問裡無法接觸到的普通人好好談談。
當時的她肯定沒有想到，她計劃訪問的那些普通人，會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如此迅速地改變這個國家的樣貌。在安徽鳳陽，一場沒有流血的革命靜悄悄地發生了（雖然領頭“造反”的農民沿襲了古代中國的傳統，以血手印表達自身信念和決心）。那年她沒有了解到這場革命的詳情，卻看到了安徽北部的貧困：很多孩子仍被迫吃樹根和草皮活命，頭發變白了，而且全身浮腫。作為一個外國人，她所到之處都引發了不小的騷動：幾百人出來圍觀她，每個鎮政府也派出自己的代表，揣摩她的喜好，特别是飲食方面的。在蒙城，因為她沒有吃晚宴的炒雞蛋，還引發了當地政府沒有照顧好外賓的擔憂；不過真正震動她的卻是在乘坐公共汽車時，兩個人為了是否要收一個雞蛋作為禮物争執良久。這裡面有中國人民傳統的善良，不過更多的是現代社會裡的物質上的赤貧狀況帶來的沖擊。
之後她幾乎每年都來中國，不僅研究在國内的檔案資料，也花大量的時間做訪談，和普通人交流。她父母在中國時的朋友和老師，成為她在中國大陸做研究時的引路人。從秘密社團到工人運動、單位研究，再到中國革命的遺産、文化、動員方式，裴宜理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如此豐富，涉及政治、經濟和曆史的諸多方面，以至于我們難以用一個方便的短語概括她的學術成就。不過，你看得出她的研究是和現當代中國自身的演化緊密相關的：在六七十年代階級論指引下的中國，裴宜理關心農民階級反抗和共産革命的關系；到了80年代初，她開始試圖了解當時中國最具凝聚力的群體——産業工人——在中國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90年代，她注意到中國社會的組織方式其實是跨越階級的，于是轉向對于“單位”這一社會單元的研究；到了2000年之後，随着中國社會的文化生活迅速豐富，她開始關注革命文化的曆史作用，還有所謂“革命傳統”對于當代中國的影響。如她所說，她相信今日的種種現象都有其曆史的淵源和成因，今天其實沒有大多數人想象的那麼新鮮。
相比較她的很多政治學同行，裴宜理不那麼喜歡作價值判斷，也難以說她是某種“主義”的信徒。她的研究體現出長時段的特征，常常會跨越一個多世紀，在這樣的時間維度上整理曆史發展的脈絡，提出冷靜的辨别和分析。讓人驚訝的是，她的冷靜和客觀帶來的不是不置可否或死氣沉沉，而恰恰幫助她更加敏銳地識别到了革命中的情感因素，看到了文化、思想這樣的主觀因素是怎樣在組織結構、經濟基礎這些相對客觀的環境下發揮作用的。她的研究最重要的價值恰在于此：傳統的政治學研究似乎日益受到泛科學主義的侵襲，總是試圖把活生生的人物和不斷變化的事件放入一個生硬的框架和模型中去，這樣做的結果是發明了一個又一個聽上去充滿戲劇性的術語，但是這些名稱充其量是對既有思想的一些補充，談不上是什麼創見。裴宜理的研究更像混沌這一物理學新的分支，她希望從整體中找出格式，而不僅僅是簡化；她也使用術語，但是總是以許多無法辯駁的事實作為支撐和說明；最終，她形成的判斷是返璞歸真的：說思想是影響行動最重要的因素，這話不能叫人驚奇；但是仔細描述革命思想是如何形成，如何影響革命中的每一個人，最終塑造革命後的現實的這一過程，卻絕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裴宜理教授的衆多著作中，我最喜歡的是她與德國漢學家韓博天合著的《毛澤東的看不見的手》。這本書提醒我們，今天我們時代呈現的種種活力和遭遇到的種種困境，并非是1978年以後曆史決定的，而來自更早的曆史時期。這說法并不驚人，甚至不太新鮮，但是在作者客觀的叙述和條理分明的議論中卻令人信服，幫助我們更清楚前行的方向和目标。回望我們的種種“革命傳統”，許多次我們令人痛心的失敗，不恰恰是因為當時的革命者太急躁、太迫切，太想打破當下看得見的現實嗎？如何在長時段裡促成革命性的但也許是看不見的改變，仍是我們亟須解決的問題。下面是我代表的《東方曆史評論》對她的訪談。
東方曆史評論（以下簡稱“東”）：您在60年代開始參加學生運動，并且在那個時候讀了《毛澤東語錄》，當時讀到這本書是什麼感覺？
裴宜理（以下簡稱“裴”）：我是在大學的學習小組裡讀到毛澤東的文字的，當時我還有我們那個讀書小組的同學全部非常興奮：我們都喜歡“造反有理”這個說法，這是特别讓人頭腦發熱的東西。我第一次在毛澤東那裡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的思想，關于階級的論述讓我覺得很有新意。這些和我在學校裡讀過的東西如此不同，所以我覺得很興奮。
那個時期我還開始自學中文，後來開車半個小時去康奈爾大學上中文課，我覺得學得不錯，不過學期結束時我的老師說，你得真正接觸中文的環境，靠聽磁帶和讀書是不夠的。于是大四我隻上了一個學期就畢業了，然後就去了台灣學習中文。
東：您後來在研究生院是如何決定研究農民起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這一題目的？
裴：哦，那是個天真的決定。我當時是如此年輕而天真，完全不知道這個選題的難度——不然我絕不會蠢到選擇這個方向做論文。當我回到台灣查檔案時，當時台灣主管檔案調查局的王教授給了我很多幫助，同時費維恺也細心地告訴我明清各種檔案的位置。當然，我完全不知道關于這個問題的原始資料是如此分散，它們的類型也會如此不同。在台灣待了幾個月後，我寫信給我的導師，告訴他我原來的假設完全錯了。中國的共産革命和之前的農民起義關聯不大，共産黨人其實拒絕了之前農民起義的大多數觀念，而且這些關于農民起義的明清檔案實在太多了！也許我該專注于民國後共産黨興起的曆史，并且主要用二手的中文資料。
可是想不到我的導師和我一樣天真，當時完全不知道閱讀梳理明清檔案的難度，他堅定地告訴我：你得完全做原始檔案的研究，而且得看所有的東西。我就這樣做了，我也因此無限感激他，因為正是在這些檔案中我找到了許多前人未發現的可能性，讓我至今得益。
東：這是個天真的決定，同時也是一個勇敢的決定不是嗎？
裴：當你握着鹹豐、同治皇帝曾經親手握着閱讀的奏章時，那種興奮之情是無法比拟的。那些朱批和圈點給人一種特别的對于過往的親近感：哦，這是那個時候皇帝看到的、親筆寫下的東西，現在就在我手裡。當你有這樣的感受的時候，檔案内容再晦澀也無關緊要了，原始檔案帶給人的感受和後來的印刷或是掃描件給人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東：1979年您來到中國，為什麼選擇bevictor伟德官网作為第一站？
裴：我并沒有選擇南大為第一站。我1979年申請來華研究最初的選擇是安徽淮北鳳陽——之前有日本南滿鐵路的一些研究報告作為基礎，我想去鳳陽看看那裡的村子到底是什麼樣子，革命給這個地方帶來了什麼變化。我完全不知道當地是那麼窮，那裡剛剛經曆了百年一遇的旱災，當然，我更加不知道小崗村“包産到戶”的實驗。可以想見，當時的中國政府絕不會歡迎讓一個外國人到這樣一個是非之地去——他們可能想我有什麼秘密情報任務，或者來中國有什麼特殊目的。
幸運的是，南大的茅家琦教授是當時審核材料的委員會的一員。在他的努力下，我沒能去鳳陽，卻去了bevictor伟德官网。我在之前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時到過南京，那是個美麗的城市，而且我對太平天國和秘密社團都有興趣，因此在南大，茅家琦教授和蔡少卿教授成為我的指導老師。
東：您怎麼看當時您的中國同學？
裴：那時的工農兵大學生和憑借高考進入高校的學生之間還是有很大分别的。我對于工農兵大學生有些同情，因為他們相比之下顯得特别貧乏，和高考的學生有差距。不過高考和工農兵大學生共同的特征似乎是，他們都不希望過多暴露自己的過去。被推薦這件事，無論是什麼原因，好像大家都不會提，有意回避。
當然很多我接觸的中國學生是研究生，他們讓我敬佩又着迷：“文革”十年，他們都沒有上過大學，不過他們依然憑借一己之力考上了研究生，我在南大的那一年和他們中的幾個人成了好朋友，這些友誼維持至今。
東：這是否也影響了您之後的研究方向？
裴：我一直對于反抗、抗争、起義等群體性活動有很大的興趣，并且我相信當代的種種情況需要在曆史中找到它們的起源和成因。在中國時我曾經想到研究“文革”，可是因為資料不足這個計劃很快作罷了。在中國時，我也時時想起60年代晚期、70年代早期我在美國參加的學生運動，并希望在中國尋找相似的東西。最後，我在和張仲禮教授的交談中，确定了研究上海工人運動的選題。上海畢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對它抱有超出一般的熱情和幻想。張仲禮教授恰好是當年我父親在聖喬治大學的學生，又在華盛頓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我當時在那裡任教。他告訴我上海保有大量的工人運動的原始檔案，尚待利用。他還半開玩笑地問我，你作為一個上海人，安徽北部的農民運動有什麼好研究的？
東：時至今日，您怎麼看80年代在中國的那段時光？您對80年代的印象是怎麼樣的？
裴：80年代是一個特别讓人困惑的時代。當然，對曆史學家而言，每個時代都有令人困惑之處，不過對我而言，80年代仍是一個謎。中國的不同地區在80年代處于完全不同的曆史時刻，而這些時刻又都是動态的。每個夏天我都去松江采訪當地人，既問他們關于當下的看法，也聽他們說自己的過去。一方面，中央似乎已經開放了，邁出了一步一步讓人驚訝的改革決定，人們也很興奮，感覺到未來的無限可能；在地方，我看到這種情緒的表達是1986年冬天那場上海的學生運動。但是另一方面，我總覺得所有的這些信号是矛盾和含混的。1985年我編輯了一部叫《毛澤東時代後的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書，這是1983年在哈佛舉辦的一場會議的論文集。過了一年多，我在上海參加一個文化沙龍，介紹這本書。當時聽衆的反應是，你對中國的前途看法太悲觀了，一切都會好起來了；1987年我又被同一個組織邀請參加沙龍，結果大家都說這本書實在太樂觀了！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分崩離析，這本書裡的預測實在沒有想到事情會如此糟糕。
兩年間，上海的知識分子對于同一本書的意見就發生了這麼大的轉變，這是我沒有料到的。不過，我在很多沙龍裡觀察到同樣的事情，關心時事的人在對未來的樂觀和悲觀間搖擺。需要說明的是，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外國人，和中國的學者或是普通人保持親密的友誼仍然是困難的，中間有官方的重重阻隔。不過我想大多數人都看到那個時代呈現的無限可能，這也就是為什麼1989年的事件讓人如此震驚。不過震動之後，我的反應是我們仍然需要在大的圖景中理解中國的現狀和方向，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一場運動的方向和結局在中國變得難以把控，即使對這場運動的領導人來說，這場運動在何處終止也是絕難預料的。
東：您怎麼看90年代呢？
裴：從知識分子的群體來看，我覺得90年代中後期才是真正出現多樣性的時候。我在80年代問大家對于政治的想法和意見，大多數時候得到的是相似的簡短回答，而且人們好像特别不願意公開反對某些意見。90年代全不如此，至少在90年代中期以後，你聽得到對于政治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時人們開始真正提出異議和質疑。這是一件好事情，因為沒有争議，就一定不會有進步。
東：能談談您在90年代做的關于“單位”的研究嗎？
裴：從社會上來看，我沒有料到單位作為一個社會單元如此迅速地瓦解了。我在開始“單位”研究的時候，隻是注意到這樣一個曾經十分方便的社會單元正受到沖擊：因為有了單位，黨在動員和反動員方面都更有效率。但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個在建國後幾十年中如此重要的機構會消失得這麼快。關于社會單元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使在1949年以前，群體運動的組織方式也從來不曾依賴階級：在早期的農村是靠每個鄉村的聯系，在城市是各種組織和秘密社團，後來在民國後期，同鄉組織又成為重要的社會單元。這些社會單元之所以有力量，完全是因為他們是跨越階級的，而不是基于階級的，單位也是如此。每個人接到電話都可以說“你好！bevictor伟德官网”——難以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人們會如此接電話，即使在蘇聯也從未如此。
東：今天您對您之前的看法有什麼修正嗎？2000年以後，中國一系列新的變化對您産生了什麼影響？
裴：我想我現在一定會更加關注文化方面的内容，如果可以倒回去，我希望我更多考慮文化對于社會運動的影響。我越來越相信，人們如何談論、思考他們在運動的參與和擔當中的角色，是極度重要的。人們在運動中的資源，無論是符号、語言，還是頭腦中的概念，都來自當時的文化，形成對于國家政權的反應。1989年東歐劇變時，我們都認為東德是一個強大和穩定的政權：它有完備的軍隊和警察，經濟尚可，但是一旦人們不再相信了，而且當他們确認他們的行動不會導緻蘇聯入侵的時候，一切就那麼迅速地改變了。因此，我們必須從文化、語言、思想、意識這些方面去理解人們内心的想法，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當人們感到不滿時，一種想法、一種語言是對于制度的整體反抗，另一種不滿卻會加強現存的制度，這中間的區分非常重要。
因此在回顧安源的曆史的時候，我總是想到文化的作用。最近我談論了“文化統治”這個概念，中央的部門采用了什麼樣的資源，動用了什麼手段，來改變人們對于政治的想法，人們對此的反應究竟如何？經濟因素、組織結構的因素固然重要，我對這些因素也很感興趣，但是我逐漸感到文化上的材料，無論是符号、标語，這些看不見的東西，才是決定性的。
東：2000年以後，真正有政治影響力的群衆活動似乎處于低潮期，不僅在中國，在美國和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裴：社會運動總有低潮和高潮，我們無法期待總有令人激動的社會運動出現。不過從“占領華爾街”來看，參與的人群缺少明确的目标，缺少可以導緻行動的綱領，無論如何，隻有困頓情緒的表達終究不能成氣候。不過社會運動并沒有消亡：阿拉伯世界正發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在美國，茶黨是重要的社會運動，盡管這場運動的目标也許不被你我所認同。
應該說，社會運動并沒有消失或減少，他們隻是開始以新的方式呈現。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所謂“社交媒體”的流行。我其實對這樣一個趨勢感到擔心。社交媒體确實能夠快速地傳播信息，能夠迅速動員大量的人，無論他們是在埃及、突尼斯還是紐約市内。但是被動員的人群并不像傳統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他們通過結社每天見面，十分熟悉。我在60年代和70年代參與運動的經曆告訴我——當然，我已不再留戀當時的那種極端主義——一起讀書，一起交流，一起組織，一起動員他人，一起回到一個地點報告結果，這些面對面的力量是強大的。遠程的交流雖然快捷，但是缺少這種力量，因此常常導緻過激的言論。你個人無需對此負責，同時分離本身最終會削弱運動的效率。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社會運動，從内容和形态上說，是一場廣泛的傳播革命的結果，也是一場靜悄悄的人際網絡改變的結果。人們依然需要面對面，需要發展人和人近距離的情感和聯系，而不是待在屏幕前盯着社交媒體。強大的社會運動需要強大的人性情感，這種人性的情感在社交網絡的傳播往往是極端化了的。重新連接起因為社交媒體所斷連的情感，我們才有可能有更加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在世界各地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