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上力量
如果說高效的财政體系是英國崛起的必要基礎，那麼強大的軍事力量則是英國與他國争鋒的有力武器。18世紀的國際關系史表明，最直接推動英國壯大的支柱是其海上力量。雖然16世紀末英國有過擊退西班牙無敵艦隊的經曆，但英國真正挺進海洋還要到英吉利共和國時期，其時，長期議會屢屢撥款擴建英國海軍，并在第一次英荷戰争中戰勝了當時的頭号海上強國荷蘭，英國海軍艦隻從1642年的35艘發展到了1664年的126艘。(74)然而在斯圖亞特複辟王朝時期，英國海軍也如同英國整體的國運一樣停滞不前，艦隻數量僅略有增加，1685年為143艘，到九年戰争開始之際，英國海軍規模小于法國海軍。雖然英國與荷蘭兩國的海軍組成了聯合艦隊，但在1689年和1690年間，法國的海上力量還是比英荷聯合艦隊強大，1690年7月法國海軍在比奇角戰役中重創英荷聯合艦隊，此後兩年中占據了上風。然而，在1692年5月，英荷艦隊終于在拉烏格戰役中打敗了法國艦隊，此後直至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結束，英荷與法國之間再沒發生重大海戰和非常重要的海上事件，隻有一些小規模的襲擊戰，原因是在1692年之後英荷兩國逐漸擁有了絕對的海上力量，到路易十四末年，法國海軍實際上已經零落不堪。
法國很快喪失其海上優勢而讓英國主宰海洋的事态頗為奇怪，但并非不可思議，喬治·克拉克爵士認為，“比起英國和荷蘭來，法國海軍更多的是一種人為的創造，更純粹地用于軍事目的，而很少是一個海上民族的産物”。(75)國家政策導向在法國海軍建設中起了太大的作用，路易十四統治前期法國海軍的驚人壯大“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這種發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樣，當失去政府的支持時，也就消衰了”。(76)在法國重商主義倡導者科爾伯去世(1683)以後，路易十四抛棄了海外擴張政策，專注于稱雄歐洲大陸，為此他将法國陸軍擴展到40萬人的驚人規模，卻相對忽視了法國海軍的建設，緻使科爾伯時代龐大的艦隊不斷削弱。有人公允地總結道：“法國人不能既保有一支強大的陸軍，又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77)馬漢也評述道，“法國海軍的衰敗不是由于某一次失敗，而是由于法國已精疲力竭和大陸戰争的巨大開支”。(78)故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的最後三年中，英國新建了60艘戰艦，而法國隻勉強新建了12艘戰艦。(79)到1756年，法國海軍隻有45艘戰列艦，而英國則有130艘；在随後的七年戰争中，法國又損失了37艘戰列艦和56艘快速帆船。(80)
從英國在九年戰争中取得海上優勢起，強大的海軍就成為英國的“政策工具”，在某些時候，英國的對外政策甚至反過來成為“英國海軍的工具”，也即強大的艦隊之存在促使英國政治家必然采取以海軍為核心的對外戰略。(81)18世紀英國這種以保持和擴大海上優勢為主導的對外戰略，後來被形象地稱為“藍水”政策(“Blue Water” Policy)。藍水政策并非是從一開始就明确制定而系統展開的對外戰略，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國決策者在對國際局勢和英國本土安全作本能反應而逐漸清晰化的政策導向，因此藍水政策最根本的特征也恰恰是非常容易被忘記的一點，即防止英國遭受外來入侵。(82)光榮革命後詹姆斯二世和兩位“王位觊觎者”曾先後三次(1689年、1715年、1745年)成功登陸英國，發起聲勢頗壯的叛亂；法國除了時時支持詹姆斯二世黨人的複辟活動外，也把直接派軍入侵英國當做有效制服英國的可能手段，如路易十五在1759年和拿破侖在1805年計劃的那樣。由于英國陸軍數量極其有限，英國必須在海上将入侵之敵阻止在國門之外，這對英國海軍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盡管英國海軍在17世紀末起在英吉利海峽及周圍海域占據了優勢，但确保英倫三島的安全仍有困難，究其原因，英國艦隊需要防備的區域太大。自敦刻爾克軍港根據1713年的《烏特勒支和約》條款被永久拆除後，法國艦隊的基地不在英吉利海峽，而是在英吉利海峽南端之外的布雷斯特(Brest)和地中海沿岸的土倫(Toulon)。法國海軍雖然無力在英吉利海峽與英國艦隊進行海上決戰，卻有能力避開英國艦隊，或劫掠大西洋上的英國商船，或突襲愛爾蘭，或借助幾乎常年所刮的西南風乘隙襲擊英吉利海峽内的英國沿岸地區。鑒于當時監視和通訊手段有限，英國海軍增強及時遏制法國艦隊偷襲之能力的唯一可行辦法便是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走出英吉利海峽。作為這項戰略的第一步，英國在1698年花費6.7萬多英鎊巨款，在英吉利海峽最西端法國軍港布雷斯特對岸的普利茅茨(Plymouth)修建可容納一等戰列艦的大型船塢，(83)并逐漸将部分海軍主力從海峽中央的樸次茅斯(Portsmouth)轉移到該地，以重點監視法國和西班牙的大西洋艦隊。作為該戰略的第二步，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期間于1704年攻占扼守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咽喉要道直布羅陀、1708年占領了地中海西部小島米諾卡(Minorca)，取得了有力監視并遏制法西兩國地中海艦隊的前哨據點。這幾個據點，加上與荷蘭之間的堅強聯盟以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期間建立起來的英葡同盟，組成了一條監視來自歐洲大陸入侵威脅的防護鍊。
英國海軍大戰略的第三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是建立“西方艦隊”(Western Squadron)，也即在戰時派遣一支可獨立作戰的強大戰艦集群在英倫三島正西面約75萬平方公裡的長方形海域(即所謂的“西方通道”[Western Approaches])遊弋巡邏。“西方艦隊”的實踐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其正式組建是在1740年代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期間，其時，艦隊規模達到幾十艘至上百艘戰艦，1—2萬名水手和士兵，攜帶長達2—4個月之久的給養。(93)“西方艦隊”有着極大的戰略價值，它既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英國本土遭入侵，又可保護英國的大西洋貿易通道，更能夠有效攔截法國和西班牙進出美洲的商船和軍艦，基本切斷這兩個國家與其殖民地的聯系。(94)主要是基于“西方艦隊”的成功實踐，馬漢在19世紀末對海權作出了如下評價：“海權具有一種無聲的、持久的、使人筋疲力盡的壓力。它在斷絕敵人的資源的同時，保護着自己的資源……占絕對優勢的英國海上力量是決定歐洲曆史的一種重要因素，它使英國一面在國外從事戰争，同時又能使國内人民安居樂業，并且建立起現在依然存在的大帝國。”(95)
其他歐洲國家也意識到海權的重要性。七年戰争後法國外相尚賽爾(Etienne Francois de Choiseul)在積極準備對英國複仇戰争之時推動法國重新擴建海軍，擁有龐大海外殖民地的西班牙也奮起直追。到北美獨立戰争爆發時的1775年，法西兩國的海軍實力大大增長，并在此後15年間進一步壯大，縮小了與英國之間的差距。1775年英國海軍總噸位為32.7萬噸，法國和西班牙海軍總噸位已分别達到19萬噸和18.8萬噸；到1790年，英國海軍總噸位為45.9萬噸，法西海軍總噸位分别為31.4萬和24.2萬噸，(96)兩國相加已超過英國近10萬噸。但是，它們的實際作戰能力還遠遠比不上穩健發展的英國海軍，在随後長期的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争期間，英國海軍發揮出巨大能量，再一次摧毀了敵國的海軍實力，保持住絕對的海上優勢，為整個19世紀的英國霸權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到1815年拿破侖戰争結束之時，英國海軍艦隻數量(755艘)占到了全球軍艦總數的一半，總噸位達60.9萬噸，而法國和西班牙海軍的總噸位則分别降至22.8萬和5.99萬噸。(97)
五、雙向發展戰略
外交是内政的延續，内政為外交提供強大的後盾并規定着外交戰略的基本框架，而根據國家實力、地緣政治以及戰略對手的競争态勢作出具體準确的謀劃并适時調整，同樣影響着一個國家的外交折沖。英倫三島位于歐洲大陸西端，一條并不太寬的英吉利海峽(最寬處120英裡，最窄處僅21英裡)将英國與大陸隔離開來。這種地理位置，促成了英國的雙向發展戰略：英國是一個面向海洋的國家，海權是其立足之本；但它又是歐洲的一部分，它必須關注歐洲大陸戰略格局對它産生的任何有利或不利影響。故有學者稱，在18世紀，英國的外交和戰略方案總是随着内政環境、外交猜測和戰略機遇的變化，時而偏向于“大陸趨向”(continental orientation)，時而偏向于“海洋趨向”(maritime orientation)。(98)
與争奪制海權的努力一樣，英國的“大陸趨向”也首先是源于對來自大陸國家入侵英國本土之威脅的考慮。在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在大陸的擴張政策和支持斯圖亞特王朝複辟勢力的舉動使這種威脅十分明顯，英國人充分意識到，如果大陸出現路易十四這樣的霸主，英國的本土安全将岌岌可危。故威廉三世及其繼承人安妮女王必須把遏制法國霸權作為最主要的對外政策目标。在1689—1714年間，英國的外交口号經常是“建立歐洲均勢”和“維護歐洲自由”，這項目标通過九年戰争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得以基本實現。值得注意的是，1713年的《烏特勒支和約》在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勢力均衡”稱為和平的保證，該和約宣稱勢力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續和諧的最好和最牢固的基礎”，和約的宗旨即是“通過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甯”。(99)
從路易十四之後直到拿破侖的崛起，歐洲實際上沒有再出現嚴重威脅到英國本土安全的大陸霸主。因此，當時的一些英國人和後來的一些學者認為，一些英國政治家誇大了來自大陸的威脅，還有人認為英國幹預大陸政治的傾向是受漢諾威王朝君主私利的引導。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傑瑞米·布萊克較為公允地指出，“不管英國的統治者是誰，英國人有着接受一個歐洲角色的必然性，也即，漢諾威王朝與大陸的聯系并非英國幹涉主義的起因。漢諾威的大陸聯系和英國的幹涉主義都必須對一個急劇變化的國際體系作出反應。”(100)如果說1713年之前英國為建立一種歐陸均勢而努力的話，那麼，1713年後它必須為維持已經建立的大陸均勢而繼續關注和幹涉大陸政治，防止出現另一個路易十四那樣的大陸霸主。就此而言，英國的大陸政策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18世紀歐洲大陸之所以沒有出現壓倒性的霸權國家，有多種因素造成，其中，英國對大陸局勢的時時幹預是重要的一條。正因為如此，漢斯·摩根索把英國稱為“均勢操縱國”的典範。(101)
雖然18世紀英國在多次戰争中與法國為敵，以緻有人稱1689—1815年是“第二次英法百年戰争”，(102)但我們絕不能把18世紀英國的大陸政策簡單地稱為“反法政策”，而更應該确切地稱之為“均勢政策”。事實上，英國反對的是任何有可能危及歐洲均勢的大陸國家，為了這個目标，它甚至可以與法國合作。例如，即便是路易十四的終生死敵威廉三世，為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因獲得西班牙遺産而力量過于龐大，也在1689年和1700年兩次與路易十四秘密談判，合謀劃分西班牙遺産。(103)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之後，衰落的法國不再對英國構成威脅，而複興的西班牙卻四處擴張，對烏特勒支條約體系構成威脅；彼得大帝的俄羅斯也力圖向西進擊歐洲。在此情況下，英國竟能與法國結成長達15年(1716—1731)的同盟，共同對付西班牙和俄羅斯，保證烏特勒支體系的完整和歐洲的穩定。正如丘吉爾曾總結的那樣，“英國的政策與國家和統治者毫無關系；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大或潛在的稱霸暴君。”(104)正是由于這種機巧性，英國才能夠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中力保奧地利不緻崩潰，8年後又在下一場戰争(七年戰争)中與從前的敵人普魯士結成同盟，合力打擊從前的盟友奧地利。
英國所謂的“海洋趨向”，則是與“大陸趨向”相對應的一個戰略選擇，它主要體現為英國的“藍水”政策。但“海洋趨向”除了盡力發展海上力量之外，還有着努力擴展海外貿易和搶占海外殖民地兩大元素，恰如保羅·肯尼迪所述，“貿易、殖民地和海軍組成了一個‘良性三角’，它們之問的相互作用，保證了英國的長期優勢。”(105)
在18世紀這個“重商主義”發展到頂峰的時代，擴張海外利益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在《烏特勒支條約》之後，國家利益不再隻是王朝利益和大陸争鬥，它加進了中産階級的貿易需求、海外殖民地财産等方面的因素。固然，18世紀英國議會兩院大多數議員是貴族和鄉紳階層，他們“與海洋或貿易并無任何聯系，也不住在濱海地區。但是，即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表面上不誇誇其談，他們的确越來越意識到海軍、貿易和殖民帝國對‘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106)另有學者稱，雖然“國王和大臣們必須比商人們更宏觀地考慮英國與歐洲均勢的結合問題，但對于商人來說幸運的是，出于戰略和商業的考慮，貴族們看不出有什麼好的理由将支持全球貿易和獲取海洋帝國與英國作為歐洲大國的戰略利益分割開來。他們很劃算地把這兩個目标融合成一個聯合戰略”。(107)彼得·斯特恩斯則斷言，“與歐洲大陸國家的同類群體相比，英國的貴族階層更傾向于貿易。”(108)他們與商業階層一樣，都堅信貿易是國家财富和力量的重要來源，如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亨利·聖約翰·博林布羅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宣稱的那樣：“所有國家的财富和力量極大地依賴于它們的商業和貿易……好的政府應該趨向于利用所有的優勢獲取商業和貿易的改善。”(109)這種理念在英國付諸了實踐，安妮女王在1714年就明确宣稱，“本國的利益乃是通過貿易來壯大自己。”(110)
故而，擴大對外貿易成為英國崛起過程中一項不遺餘力的對外戰略目标。18世紀英國對外貿易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英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從1697年的673.5萬英鎊增長到1797年的4993.1萬英鎊，100年中增幅達7.41倍。(111)其注冊商船噸位則從1702年的32.3萬噸增長到1802年的190.1萬噸，100年間的增幅達5.88倍多。(11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藍水政策的不斷推進，英國與歐洲以外地區的貿易額急劇增加，與此相應，英國與歐洲之間的貿易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其向歐洲大陸的出口在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從1700—1701年間的82％下降到1772—1773年間的40％，來自歐洲大陸的進口從68％下降到47％；總體來說，歐洲在英國海外貿易中所占比例從1713—1717年間的74％下降到了1803—1807年間的33％。(113)
對外出口貿易能極大地刺激本國制造業的繁榮，這是古典重商主義信奉的一條準則。英國的出口貿易總額從1697年的229.5萬鎊上升到1797年的1609.3萬鎊，增長了7倍，足以見證這100年間工業革命準備和開始初期英國制造業較快的發展步伐。但英國并不一味追求貿易出超，而主要是追求貿易總量。在18世紀的大多數年份中，英國的出口貿易額在外貿總額中一般約占35％—40％的比例，小于約占40％—45％的進口貿易比例。但另有20％左右的轉口貿易存在，基本抵銷并扭轉了貿易入超。(114)對英國政府來說，進口貿易和轉口貿易的價值絲毫不遜于出口貿易，甚至更為顯著，因為它們能夠直接為國家财政提供巨額的關稅收入。從1692年到1792年，英國的關稅收入從89萬英鎊增加到410萬英鎊，100年間增長了約4.6倍。在18世紀的絕大多數年份中，關稅收入均占英國國庫收入的23％以上。(115)
獲取海外殖民地的沖動直接來源于對貿易的需求。伊萬·盧亞德稱殖民地對于18世紀歐洲國家的價值不是出于軍事原因，而是由于它們能夠對國家的貿易平衡作出貢獻。(116)這個斷言雖然有所誇大，但并非沒有道理。随着18世紀英國殖民地數量、面積和人口的持續增加，殖民地貿易在英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也日趨明顯。有統計表明，在1689—1774年間，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增長了5倍，并且在英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例不斷增加，從1689年的15％增長到1774年的33％。(117)當然，除了貿易利益之外，殖民地還是向母國提供貴金屬、重要原材料和戰略物資(也即用于造船産業的“海軍物資”如木材、麻繩、亞麻、銅、瀝青和焦油等)的産地，并且殖民地可使母國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更加自給自足，因而也更加強大。(118)同樣重要的是，獲取殖民地固然需要耗費英國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英國在西印度群島、北美大陸、非洲大陸沿岸、印度等地區漸次獲取的星羅棋布的殖民地或殖民據點，又為英國海軍在全球範圍的行動提供了一系列便利的基地，使其更有效地執行遠洋貿易護航、截擊敵國商船和艦隊并掠取更多殖民地的作戰任務。
18世紀英國的對外戰略較多地偏向于海外擴張，也即在歐洲保持守勢而在海外采取攻勢。這一方面是由于英國海軍的既有優勢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某些時段，如果大陸的局勢還沒有發展到危及均勢之時，英國人大可置身事外，保持較大的行動自由，如1733—1735年間的波蘭王位繼承戰争時那樣。早在17世紀初，英國著名探險家瓦爾特·拉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宣稱：“誰控制海洋誰就控制了貿易；誰控制了貿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進而控制世界本身。”(119)這種信念得到了大多數英國人的贊同。當然，英國人也沒有丢棄對大陸政治的關注，事實上，“大陸趨向”和“海洋趨向”猶如一枚硬币的兩面：英國時而積極幹預大陸政治的最終目的，還是在于為英國的海外擴張赢得一個穩固的後方基地；而全力在海外開拓進取的目的，又在于增強英國應對歐洲危機、确保大陸均勢的能力。
盡管18世紀英國政壇領袖在究竟采取哪種趨向的問題上經常争執不休，相互攻讦，但他們各自采取的具體政策卻經常有相似之處。第四任英國首相紐卡斯特勳爵托馬斯·佩勒姆-霍利斯(Lord Newcastle, Thomas Pelham-Holles)被認為是“大陸趨向”的代表人物，經常誇大來自大陸的威脅。然而，他積極幹預大陸政治的最終目的也恰恰是加強英國的海上優勢，如他自己宣稱的那樣：“我始終堅持，我們的海軍應保護我們在大陸的盟國；這些盟國将通過吸引法國的注意力，使我們得以保持海上的優勢。”(120)老皮特則是“海洋趨向”的倡導者，一貫反對卷入大陸政治，主張在海外與法國和西班牙一決高下，他曾批評說：“我們已飽受諸如力量均衡、歐洲自由、共同事業等許多類似表述的折磨，結果無非是浪費我們的财富，消耗我們的貿易盈利，給我們的子孫增加難以承受的負擔而已。”(121)但恰恰是他在執掌英國政府大權期間(1756—1761)，英國一方面投入重兵與法國争奪北美和印度殖民地，一方面又在德意志西部部署一支人數最後高達5萬人的英國雇傭軍，在普魯士将軍布倫瑞克的費德南統帥下會同5000名漢諾威軍隊協調作戰。英國在七年戰争中不斷為普魯士提供巨額戰費，1758年老皮特與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簽署一項協定，在以後四年中每年給予普魯士67萬英鎊的津貼，這是英國到那時為止給予任何大陸國家數額最大的津貼，(122)正如老皮特自己宣稱的那樣，英國要“在德意志赢得加拿大”。(123)
可見，18世紀英國的“大陸趨向”政策和“海洋趨向”政策看似有所沖突，實際上卻較為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頗為有效的雙向發展戰略。英國海軍的部署狀态或許可以反映這兩種趨向之間的融合：在18世紀的曆次戰争中(北美獨立戰争除外)，英國海軍主力從來都沒有離開包括“西方通道”在内的英國周圍水域和歐洲水域，即便是在海外殖民地争奪戰最激烈的七年戰争期間也是如此。在這場戰争初期的1757年，英國海軍71％的艦隻和67％的将士在英國周圍水域作戰，另有12％的艦隻和18％的将士在地中海作戰；在1757—1762年間，英國海軍64％的出港船艦都在英國周圍海域和地中海活動。(124)如此部署的海軍力量，一方面是要确保英國本土的安全并對大陸敵國造成威懾和封鎖，策應大陸盟國及英國派遣軍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又能切斷敵國(法國和西班牙)與其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聯系，确保殖民地争奪戰的成功。英國的雙向戰略由此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六、結語
近代早期英國崛起為世界頂級大國的曆程揭示了某些曆史規律：任何國家的崛起，不能純粹依賴巧合的機緣和偶爾的拼搏，而必須具備一些紮實的基本要素。首先，必須有一套穩定、高效的政治制度，這套制度應該最大限度地體現國内民衆的利益，從而得到國内大多數民衆的擁護和支持；其次，即使不一定擁有最強大的經濟實力，至少必須通過有力的财政體系獲取追求國家目标所需的充足資金；再次，必須在軍事力量方面擁有某種獨特的優勢并不斷擴大這種優勢；最後，必須依據國家的自身條件和國際戰略格局，持之以恒地推行合理的國家戰略，并圍繞大戰略目标靈活地推行外交政策。這幾大基本要素又相互支撐、相輔相成：卓有成效的财政體系離不開合乎民意的政治體制；沒有高效的财政手段很難發展和保持軍事力量的優勢；沒有足夠的軍事優勢，任何合理的對外戰略都隻能是鏡中花、水中月；而當一個國家的對外戰略陷入持續困境之時，它的戰略生存空間将日趨狹窄，其國内社會政治制度必将随之面臨動蕩甚至崩潰的危險。
注釋：
①A. T. 馬漢：《海權對曆史的影響》，安常容、成忠勤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
②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vol. Ⅲ, New York: Howard Fertic, 1967.
③Jeremy Black, A System of Ambit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660-1793, Stroud: Sutton, 2000; Parli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P. J. Marshall,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⑤Harvey E. Fisk, English Public Finance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688, New York: Bankers Trust Company, 1920.
⑥Dorothy Marshall,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Longman, 1982.
⑦約翰·吉林厄姆：《克倫威爾》，李陳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63頁。
⑧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吳模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2頁。
⑨Mary R. Price and C. E. L. Mather, A Portrait of Britain under Tudors and Stuarts, 1485-168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81.
⑩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vol. Ⅲ, p. 25.
(11)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vol. Ⅲ, p. 72.
(12)Mary R. Price and C. E. L. Mather, A Portrait of Britain under Tudors and Stuarts, 1485-1688, p. 188.
(13)F. L. Carsten, ed.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Ⅴ,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10.
(14)基佐：《歐洲文明史：自羅馬帝國敗落起到法國革命》，程洪逵、沅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216頁。
(15)克倫威爾曾向荷蘭提議英荷建立一個攻守同盟，隻是因荷蘭的婉拒，最後締結的英荷條約才隻規定了一項防守同盟。參見計秋楓：《論克倫威爾外交的意識形态特征》，《bevictor伟德官网學報》1995年第1期，第153—154頁。英荷條約文本參見W. C. Abbott, ed.,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 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ppendix, pp. 897-909.
(16)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1945,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3, p. 80.
(17)Maurice Bruc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solation or Intervention?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38, p. 35.
(18)Brooks Adams, The New Empire, Cleveland, Ohio: Frontier Press, 1967, p. 217.
(19)肯尼思·O. 摩根：《牛津英國通史》，王覺非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377頁。
(20)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下冊)，薛力敏、林林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年，第132、128頁。
(21)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71, p. 140.
(22)D. McKay and H. M. Scott,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1648-1815, London: Longman, 1983, p. 264.
(23)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1945, p. 123.
(24)Jack Babuscio and Richard Minta Dunn, European Political Facts, 1648-1789,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340, 335.
(25)H. J. Habakkuk,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Ⅵ,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4.
(26)此處英國的GDP總額有所高估，因為格裡高利·金的統計僅指英格蘭地區，而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等地區民衆的人均收入遠低于英格蘭。
(27)Chris Cook and John Stevenson, British Historical Facts, 1688-1760,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p. 170.
(28)David Davies, “The Birth of the Imperial Navy? Aspects of English Naval Strategy, c.1650-90,” in Michael Dully, ed. , Parameters of British Naval Power, 1650-1850,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2, p.15. 英國海軍艦隻按噸位大小分作一至六等和“王家快艇”(royal yacht)七類，其中一至四等為主力艦(戰列艦)。
(29)Lucien Romier, A History of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5, p. 253.
(30)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王保存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第118頁。
(3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龐卓恒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4頁。
(32)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3卷，龐卓恒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6頁。
(33)H. J. Habakkuk,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Ⅵ, p. 6.
(34)N. F. R.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700-1831: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in Julian Hoppit and E. A. Wrigley, e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vol.Ⅰ,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p. 103.
(35)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 22. 克萊因(1918—1996)是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1944—1966年間供職于美國中央情報局，曾任該局情報分析主管，後任喬治敦大學教授。
(36)Carl J. Friedrich and Charles Blitzer, The Age of Powe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9. 該書作者因此将英國界定為“憲政強國”。(England: Constitutional Power)
(37)Jennifer Carter,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Geoffrey Holmes, ed. ,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p. 46.
(38)Jeremy Black, Parli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5.
(39)Jennifer Carter,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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