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内外史學界對近代英國的崛起給予了很多關注，相關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其中的一些著述強調英國工業革命的重要作用，以緻給人一種印象，即近代英國的崛起主要歸因于在英國率先開始的工業革命。這其實是一個似是而非的錯覺。因為，所謂“崛起”，是一個特定的概念，特指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在它所處國際體系内力量排位的快速提升，成為該體系内的一流大國；至于數一數二的頂級大國繼續壯大的曆程，或一流大國之間的相互趕超，則不應劃入“崛起”的範疇。換言之，“崛起”不是指一國力量“絕對值”的不斷提高(因為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國家的絕對力量都在不斷增長)，而是指較弱小國家之國力在國際力量對比中的“相對值”的急劇上升。就此而言，英國從1688年之前的一個歐洲二流國家壯大為1763年西方世界的頭号強國，完成了崛起的過程。在此之後發生的工業革命，雖然促使了英國經濟實力之絕對值的急劇提升，使其工業生産能力遙遙領先于其他歐洲國家，但它僅僅是鞏固和增強了英國已有的大國地位，或者說是促使英國崛起後的繼續壯大。
一些研究近代前期曆史的著作涉及工業革命前英國的崛起，如美國學者馬漢的經典著作《海權對曆史的影響》、①戴維·希爾(David Jayne Hill)的《歐洲國際進程中的外交史》第3卷、②英國當代學者傑瑞米·布萊克(Jeremy Black)的《系統的野心：1660—1793年間的英國對外政策》和《18世紀英國議會與對外政策》、③P. J. 馬歇爾主編(P. J. Marshall)的《牛津英帝國史》第2卷(18世紀)、④哈維·費思克(Harvey E. Fisk)的《1688年以來的英國公共财政》⑤以及多蘿西·馬歇爾(Dorothy Marshall)的《18世紀的英國》⑥等。但這些分析精細、見解深刻的著作或者隻是着力探究英國崛起進程中的某一方面，或者是沒有帶着“崛起”的問題意識來進行闡述，因此都未能展示近代英國崛起進程的整體面貌。
如同任何大國的崛起一樣，近代英國的崛起是在國際戰略環境、國内社會經濟基礎及政治制度、國家對外戰略選擇等多種要素推動下逐步實現的。這些要素之間存在着緊密的相互聯系。基于這個認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考察英國崛起的基本軌迹、影響這一軌迹的諸種要素以及這些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特别是考察這段時期内英國國内基礎與對外戰略之間的互動作用，以求更清晰地理解近代前期英國崛起的曆史邏輯和大國崛起的普遍規律。
一、崛起軌迹
界定英國何時崛起為大國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漫長的中世紀和近代初期，英國一直是歐洲的一個主要國家，曾經曆了多次的輝煌。但奇怪的是，英國的國運呈現出清晰的波浪型趨勢，它在每一次輝煌之後總會跌入衰落的低谷，淪為二流國家。例如，14—15世紀英國幾乎征服整個法國，但卻突然潰敗出歐洲大陸，并随即陷入30年之久的内部殘殺(1455—1485年的“玫瑰戰争”)；經過都铎王朝前期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英國恢複了元氣，至伊麗莎白一世時期(1558—1603)，英國開始挑戰不可一世的歐洲霸主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并在1588年令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铩羽而歸；然而，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1603—1649)，英國又陷入國王與議會的持續對抗，在大陸國家竭力争奪歐洲霸權(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争”)的時候，英國正忙于内部的争鬥，幾乎被其他國家忽略不計，正如1640年威尼斯大使稱，“在世界各國的眼中，英國隻不過是一個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無足輕重。”⑦
經過清教革命和内戰的洗禮，英國突然再度崛起，令歐洲其他國家震驚不已。奧利弗·克倫威爾當政時期(1653—1658)，英吉利共和國一統英倫三島，并在第一次英荷戰争(1651—1654)中擊敗素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共和國，取得在北海、英吉利海峽乃至整個大西洋上的優勢；随後英國又派艦隊遠征西印度群島，奪取了加勒比海的牙買加和北美的阿卡迪亞等殖民地；接着，克倫威爾一改幾十年來英國置身大陸事務之外的态勢，積極參與法西之間的戰争，最終從西班牙手中奪取敦刻爾克要塞(1658年6月)，取得前往歐洲大陸的鑰匙。在宗教事務方面，克倫威爾力圖充當全歐洲新教徒的保護者，他憑借英國強大的陸海軍，對歐洲大陸那些試圖迫害新教徒臣民的天主教君主大行威逼恐吓之事。克倫威爾極力提高英國的國際威望，如他自己所稱，“我要人像從前尊敬羅馬共和國那樣尊敬英吉利共和國。”⑧他的确做到了這一點，在他當政時期，英國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以緻克倫威爾的反對派、保皇黨曆史學家克拉倫敦(Edward Hyde Clarendon)也不得不承認，“他在國内的偉大，不過是他在國外之榮耀的投影而已。”⑨
克倫威爾時期本應被視為英國崛起的開端，這不僅在于英吉利共和國實際取得的成就，更在于“克倫威爾觸摸到了一個更深遠更持久的國家強盛概念的奧秘，即一個建立在貿易和殖民地、法律和寬容、節儉和創業之基礎上的帝國，它将打開通往海洋并最終環繞全球的通道”。⑩然而，由于此後30年裡的事态發展，英吉利共和國的強大最多隻能被看做英國崛起為大國的序幕而非其正式的開端。1658年9月克倫威爾死後，英國又一次陷入了波浪型國運的怪圈，在不久後繼起的斯圖亞特複辟王朝時期(1660—1688)，英國幾乎丢失了克倫威爾時期全部的利益、地位甚至尊嚴。僥幸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采用種種玩世不恭的伎倆獲取供自己享樂的資金，全然不顧甚至蓄意出賣英國的國家利益。例如，1662年他以20萬英鎊的價格将英國将士浴血奮戰奪得的敦刻爾克要塞賣給了其表弟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緻使英國在大陸的唯一一個據點得而複失，而法國卻立即将該要塞建設成一個可直接威脅到英國安全的龐大軍港。再如，他極力推動英國發起對荷蘭的戰争，但其真實目的并非深思熟慮的稱霸海上，而是希圖通過一場對外戰争來緩解國内矛盾，并從中獲取更多供自己支配的資金，誠如有曆史學家揭示的那樣，當1664年12月英國議會撥出巨款用于對荷蘭作戰之時，“查理二世第一次發現了如何從其不情願的臣民那裡獲取錢财的秘訣”。(11)如此情形下發動的第二次英荷戰争(1664—1667)之結局是不難推斷的。英國海軍再難展示昔日雄風，相反是荷蘭艦隊直闖入泰晤士河，封鎖、炮轟倫敦達幾個星期(1667年7月)。但即便戰事告急，英國議會也不願再撥款，他們堅持認為，已經撥出的200萬英鎊肯定被國王的官員們浪費甚至竊取了。(12)
斯圖亞特複辟王朝時期的英國完全沒有系統、主動的對外政策，在當時法國處心積慮地奪取歐洲霸權的形勢下，查理二世甘做路易十四的附庸，最典型的事例是1670年5月他與法國秘密簽訂《多佛爾條約》，該條約規定法國每年向查理二世個人提供25萬英鎊津貼；英法在1672年春共同對荷蘭宣戰；查理二世如果因公開宣布皈依天主教而在英國國内遇到麻煩時，法國将派兵6000人赴英格蘭援助查理二世。(13)這顯然是一項英國國王本人出賣自己的國家和臣民的條約。故而，英國根據該條約發動的第三次英荷戰争(1672—1674)，也稱不上奮發圖強的舉措，而隻不過是依附法國的為虎作伥之舉。在以後的十多年裡，查理二世及其繼承人詹姆斯二世繼續從法國獲取大批秘密津貼，作為回報，他們頑固地壓制英國公衆和議會的反法情緒，聽任路易十四的法國在歐洲大陸耀武揚威，搶奪大片西班牙和德意志的領土，也聽任英國淪落到被他國忽視的境地。法國著名史家基佐因此斷言：“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統治期間，英國是屬于路易十四的。”(14)
改變英國這種虛弱狀态的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威廉三世就任英國國王，令英荷這兩個近40年來持續搏殺的民族化敵為友。事實上，自16世紀後半葉荷蘭聯省共和國獨立之時起，英荷兩國就形成了某種唇亡齒寒的關系，正是由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慷慨相助，新獨立的荷蘭聯省共和國才免除了被西班牙重新征服的厄運；斯圖亞特王朝前期，兩國也一直保持着良好關系。英國革命後英吉利共和國稱霸海洋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導緻英荷兩國幹戈相向，但第一次英荷戰争已解決了相互間的基本矛盾，英荷戰争末期克倫威爾曾滿心指望英荷這兩個新教國家在戰後緊密合作，1654年締結的英荷條約甚至還包含了一項防守同盟條款(條約第5款)。(15)如前所述，此後英荷兩國的繼續敵對，主要是因查理二世為取悅路易十四所緻。在路易十四稱霸歐洲的野心昭然若揭的情形下，無論是荷蘭還是英國，其主要的威脅并非來自對方，而是來自法國。威廉三世入主英國，終于将兩個天然盟友協調起來，故有學者評論稱，“從這個意義上說，克倫威爾的希望現在由光榮革命實現了。”(16)在此之後的絕大多數時間裡，與荷蘭的密切合作一直是英國外交和安全的重要基礎之一，正如英國著名政治家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18世紀中葉所說，“與荷蘭的緊密聯系應該是我們對外政策的基礎”；或如英國政論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8世紀末所稱，荷蘭“雖然名義上是外國，卻是英格蘭最珍貴的一部分”。(17)
将光榮革命看做近代英國崛起的起點，當然不僅僅是因為英荷關系的調整，其最主要的理由是此後英國的壯大呈現出連續性和加速性，這與此前英國時斷時續的偶爾輝煌大為不同。光榮革命後的英國以全新的姿态挑戰歐洲頭号強國路易十四法國的霸權，連續投入兩場遏制路易十四稱霸歐洲的戰争，即九年戰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1701—1713)，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緻有學者稱“路易十四王朝的輝煌時期結束于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18)而另一些曆史學家則頗為誇張地稱1713年的《烏特勒支和約》“确立了英國在歐洲的霸權”。(19)《烏特勒支和約》之後，英國在保證歐洲大陸力量格局基本均衡的同時，主要通過成功的海外擴張穩步壯大力量，其力量觸角大大超越了歐洲的範圍。當1740年前後歐洲大陸局勢再度出現動蕩之時，英國返回歐洲再次抵制複興的法國稱霸大陸的野心。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1740—1748)和七年戰争(1756—1763)看起來與九年戰争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實際内涵大不相同，因為在後兩場戰争中，英國更多地關注歐洲之外的力量發展，事實上，在這兩場戰争中，英國與西班牙以及與法國之間的戰事都爆發于歐洲戰事開始之前，由此産生的結果也就自然超出了歐洲，擴展到全世界。英國不僅通過七年戰争維持了歐洲大陸均勢格局的穩定，還再度摧毀了法國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奪取了法國在北美大陸和印度的幾乎所有殖民地。丘吉爾稱七年戰争後“英國在歐洲之外成為海上和陸上的主人”，他援用英國政治家霍勒斯·沃波爾當時的評論來渲染英國顯赫的大國地位：“羅馬人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們征服世界隻經過三次戰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羅馬時代擴大了一倍”。(20)英國著名史學家J. R. 格林(J. R. Green)将七年戰争看做英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稱英國在此之後“不再僅僅是一個歐洲強國，不再僅僅是德國、俄國或法國的對手而已……英國突然高聳于其他歐洲國家之上，這些國家處在單個大陸的位置注定它們在以後的世界曆史上處在無足輕重的競争地位”。(21)
七年戰争後英國力量是如此強大，乃至十多年後英國在北美獨立戰争(1776—1783)中遭受的巨大挫折也不能撼動其強國地位。英國在幾乎陷于完全孤立的情況下力抗相繼介入北美獨立戰争的法國、西班牙和荷蘭，除了被迫同意北美殖民地獨立之外，英國并未丢失多少其他利益，“英國在戰争最後階段的勝利及法國财政的狼狽境地意味着英國需要對波旁敵人(法國和西班牙)所作的讓步遠比先前想象的少得多，(1783年的)凡爾賽和約大大恢複了1763年巴黎和約所建立的局勢，從而鞏固了英國的殖民和貿易控制權”。(22)新獨立的美利堅合衆國并未如法國所願充當其前宗主國英國的死敵，相反，英國得以延續此前它與北美殖民地之間近乎壟斷的貿易關系。不僅如此，正是在北美獨立戰争期間，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得到了迅速擴展和強化(英國在1775—1782年的第一次馬拉塔戰争和1780—1784年的第二次邁索爾戰争中大獲其利)，這足以抵消北美13個殖民地的喪失。故德希奧稱北美獨立戰争之後“英國相對于歐洲大陸的力量保持得完好無損”。(23)這種迅捷複原的能力，本身就是世界大國的重要特性之一，它使英國得以在不久後的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戰争期間(1793—1815)充當遏制法國擴張的中流砥柱。随着拿破侖帝國的崩潰，英國迎來了更為輝煌的19世紀。
從曆史回顧來看，我們可以清晰地确認英國是從光榮革命開始穩步崛起為歐洲直至世界強國的。但是在光榮革命之時，還很難看出這一點，因為其時英國的國力相當虛弱，根本無法與法國等量齊觀。從基本國力來看，英倫三島總面積約31.3萬平方公裡，總人口1700年僅為894萬(其中英格蘭和威爾士為540萬，蘇格蘭104萬，愛爾蘭250萬)；相比之下，法國擁有56萬平方公裡國土面積，1700年的總人口達1930萬。(24)法國的經濟實力也遠勝于英國。按英國統計學家格裡高利·金(Gregory King)在1688年對歐洲人均國民收入的統計，荷蘭為8.14鎊，法國為6.3鎊，英格蘭為7.18鎊。(25)根據當時各國的人口規模，我們可以測算出雖不精确但大緻可靠的英法兩國國内生産總值(GDP)，即法國約為12159萬英鎊，英國約為6418萬英鎊，(26)法國的經濟實力接近英國的兩倍。就軍事實力來看，英國陸軍人數在1689年僅1萬人，到1691年才增加到近7萬人，(27)與路易十四麾下40萬大軍相比簡直不值一提。英法海軍力量的差距較小，但英吉利共和國時期稱雄一時的英國海軍也已在第二、第三次英荷戰争中有所消耗，1685年時英國海軍大小艦隻數量約143艘，其中主力艦數量為104艘，(28)以後數年中未再增加；而相比之下，法國在科爾伯重商主義政策的指導下大力發展海軍，其規模從1661年的區區18艘擴大到1681年的276艘，(29)其中主力艦達120艘。(30)故史家斷言，“從1689年開始[英國]面臨着一個遠比以前的西班牙或荷蘭更為可怕的強敵[法國]”。(31)
不僅如此，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内，法國的經濟增長質量也高于英國，其工業生産能力稍稍比英國先進，大約在1715年左右法國的工業産值就開始與農業産值持平，而英國直到1740年才達到這樣的水平。(32)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内夫(John Ulric Nef)則斷言，“在1736年到1785年間，法國的工業生産和大規模工業的增長速度顯然至少與英國一樣快，甚至更快。”(33)
或許正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前英法兩國經濟實力對比不利于英國以及工業革命迅速扭轉這種對比的事實，許多人不由自主地強調工業革命對于英國崛起的關鍵作用。的确，工業革命對英國經濟騰飛的推動作用不言而喻，我們隻要簡單地了解以下統計數據：在1700—1760年間，英國的實際國民産出年均增長率為0.69％，1760—1780年間為0.70％，而在1780—1801年間，增長率猛增至1.32％，1801—1831年間更達到1.97％。(34)然而，一個同樣确鑿的事實是，英國恰恰是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在其經濟發展水平還低于法國的時候就崛起為實實在在的歐洲頭号強國，這或許令人有所不解，這也正是本文試圖解釋的一個主要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實力固然是決定國家強弱興衰的重要依據，卻并非國家力量的唯一參數，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參數，古今中外的許多曆史事例可以證明這一點。中外學者提出過多種考量一國綜合國力的較為科學和全面的計算方法，其中得到最廣泛認同的是由美國學者雷·克萊因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克萊因公式”：Pp=(C+E+M)×(S+W)，其中，Pp代表可感知的力量(perceived power)，C代表人口和領土(C, critical mass, population+territory)，E代表經濟實力(economic capability)，M代表軍事實力(military capacity)，S代表戰略目标(strategic purpose)，W代表貫徹國家戰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35)這一考量模式對我們認識近代前期英國的崛起大有幫助。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英國的C和E兩項參數落後于法國，但它在M、S和W三項參數上的優勢大大彌補了它的不足。下面本文将從國内政治基礎、财政支撐、海軍力量、雙向戰略等方面來剖析近代英國崛起的曆史邏輯。（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