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尚為大學曆史系學生的陳訓慈提及當時學術界的一個明顯傾向：“耆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這實乃“不幸之現象”。（1）以上所言，治學取向的“新舊”和地域上的“南北”成為判斷是時學術派分的标尺，這不僅是各地學者“不通聲氣”的隔絕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間的對立。
陳訓慈或有親身感受，他所在的東南大學向以與北京大學新文化派對峙而聞名，常被當時的輿論界和當下研究冠以“舊”或“南方”之名。（2）如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1年9月在南高師基礎上成立東南大學，1923年秋兩校合并)的《學衡》雜志以反對新文化派白話文運動為指歸。《學衡》健将胡先骕在該雜志停刊多年後指出：“自學衡雜志出，而學術界之視聽已正，人文主義乃得以與實驗主義分庭抗禮。五四以後，江河日下之學風，至今年大有轉變，未始非學衡雜志潛移默化之功也。”而《學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東南大學的“樸學精神”：南雍師生反對“北方學派以文學革命、整理國故相标榜”，“以繼往開來融貫中西為職志”，“不問華夷，不問今古”。（3）雖然南高、東大以融合古今中西為期許，但在北方學人看來，南高、東大的學術風氣實為守舊。此種印象一直延續至今。如杜正勝提出：近代中國的學派有“趨新”的北大和“守舊”的南高之分，兩相對立。（4）但是，不僅曆史上北大和南高、東大為“變量”，學校、學術機構和學人輪替頻繁，而且學術的“新”與“舊”也應限定在相對意義中進行考量。
1927年之後，因政局轉變，東南大學被改組為中央大學。從東大到中大，不僅有學校政治氛圍的轉易，而且學術文化層面亦有“變”的一面。這種“變”既有學術理路的邏輯衍化，其中包括學人、學派的分合因素，而且還有政治社會方面的造因。
近年來學界漸多關注民國南方學術(主要包括南高師和東大的所謂“學衡派”、“南方國學”、“文化保守主義”、“章黃學派”、“史地學派”和“南高史學”等)（5），但表現出較偏重南京高師和東南大學而相對忽略1927年後的中央大學的傾向。更應注意的是，大學及其下屬院系為“現代性”的學術機構，本不同于學緣上的師承、地域上“學派”或同人刊物，（6）故而構建完整的“學術譜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響後學者在曆史視阈中考察以大學為單位的學術文化流變。本文以中央大學曆史學科(1927－1949年)為個案，考察其治學取向、課程結構與學術認同以及所謂“學派”建構之間的關系，并涉及“學術共同體内”的派系分際和權勢争奪。
一 治學取向與學術認同
1931年12月，新的國立四川大學合并成立後，文學院召開教務會議讨論各學系課程标準問題。當時國内各大學文學院課程各異，川大文學院同仁認為，關于中國文學系，“中央大學、東北大學等校則以研求本國學術為主腦，至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則以研求純文藝以期創造新時代之新文學為主腦”，文學院院長向楚表示，對于中國文學“自以研求本國學術為主”。關于各大學曆史系，“一為偏重曆史整理方面，北平各大學每系如此；一為注重曆史智識之研究，中央大學、東北大學即如此”，何魯之提議川大史學系應以“對史學上之智識之研究”為主。（7）顯然，川大文學院與中央大學同調。他們看待中大文系以“中外新舊”為劃分标準，而對中大史系的态度卻并不以此為據。
1936年周予同發表《緯谶中的“皇”與“帝”》一文，開篇即提“年來國内治中國古代史”分四派：“泥古”、“疑古”、“考古”和“釋古”。（8）五年之後，周予同再作宏文，系統闡述了五十年來中國新史學的流派問題。他認為，中國的新史學應按“史觀”和“史料”之側重劃作兩大派别，其中“史觀派”中又分為“儒教史觀派”和“超儒教史觀派”，前者再分“受古文學派影響者”和“受今文學派影響者”，後者再分為“疑古派”、“考古派”和“釋古派”。受古文學派影響者即受章學誠和章太炎的影響，如張爾田的《史微》、陳漢章的《史學通論》和柳诒徵的《中國文化史》。這一派史學并沒給予中國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真正開啟中國新史學的是受康有為和今文學派影響的史家。周氏對于中國史學流派的劃分頗具影響力，在他看來，章太炎和柳诒徵等人的古史研究雖有影響力，但還夠不上“新史學”，而先前提到的“泥古派”更被他剔出論列，連發聲的資格都被剝奪，隻是說他所指的“泥古派”就是馮友蘭說的“信古派”，而接近錢穆說的“傳統派”。（9）
中國史學本無“疑古”和“信古”的派分，随着近代以來新史料和出土文獻的發現以及“科學”方法的運用，不同史家對于新舊史料态度的差别導緻看待古史體系的視差。特别是随着顧颉剛“古史辨”運動的開啟，全面揭開了中國史學界關于古史體系的論争。
“信古”是“疑古”的對稱。東南大學曆史系柳诒徵、劉掞藜師徒曾對顧颉剛的疑古觀表示強烈不滿，因顧釋禹為九鼎動物(蟲)而引發了當時影響巨大的學術争論。用顧氏自己的話講，他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許多人“照着傳統的想法”說顧颉剛“着了魔”，于是劉掞藜依據“經典常識”反駁顧颉剛，來回打了半年的筆墨官司。（10）在雙方交鋒過程中，顧颉剛隐約揶揄對方守舊不化，但似乎并沒有點明其“信古”。不過，支持顧颉剛和錢玄同疑古的魏建功将柳氏師徒歸為承認任何史籍“古今共信”。(11)顧颉剛的老師胡适也認為：“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将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功夫。”(12)胡适之言意旨在于為今後中國新史學指出南北學術融合之路，但同時也将南方史學(尤其是東南大學)與“信古”間畫上等号，凸顯南北史學分際。
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史學系(抗戰期間改名曆史系)庶幾面目全非。實際上，1925年柳诒徵因易長風潮離開東大，柳氏弟子中除了陳訓慈在中央大學短暫任教外，隻有缪鳳林一人長期在中大任教。此外，中大史學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有幾任系主任陳漢章、朱希祖和金毓黻還是北大舊人。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曆史系主任金毓黻為本系曆史學會主編之刊物《史學述林》題詞曰：
本校之曆史學系，具有二十餘年之曆史。蓋自南京高師之史地科、東南大學之史地系，逐漸衍變而成，且繼長增高，以至于今日，甚矣其難也。嘗謂吾國古今之學術，因長江大河之橫貫，顯然有南、北兩派之差别。……史學亦然，廿載以往，北都學者主以俗語易雅言，且以為治學之郵，風靡雲湧，全國景從。而南都群彥則主除摒俗語，不捐雅言，著論闡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學衡》雜志之刊行。考是時與其役者多為本校史學科系之諸師，無以名之，謂為史學之南派，以與北派之史學桴鼓相聞，亦可謂極一時之盛矣。今校長羅君治西史有聲，曾為北派學者之健将，嗣則來長吾校，将滿十年。向日以為分道揚镳不可合為一者，今則共聚一堂，以收風雨商量之雅。蓋學術以互競而孟晉，譬之江河分流，以俱注于海，其趨不同，而其歸一也。……夫學問之道，以求是為歸，何必盡同。本系諸君應勿忘往日史學南派之曆史，以共樹卓然自立确乎不拔之學風，因而相激相蕩，與以有成。(13)
金毓黻，遼甯(奉天)遼陽人，191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1936年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金氏以上述語，一方面強調中央大學曆史系延續南高東大時代的“史學南派”的學統和南北學風的差異；另一方面，又表明此時的中大史學已是南北“共聚一堂”，而且他本人與校長羅家倫類似，為北學南進的代表。話雖如此，但中央大學的史學形象在同行們的眼中恐怕還是更近第一層意思。
1952年4月26日，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胡厚宣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做自我檢查，稱自己以前“受北大、史語所胡适、傅斯年的影響”，講究史料分工，“精專而狹”，看不起南京的中央大學曆史系。(14)按胡厚宣1934年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即由傅斯年招緻進入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參加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長期從事甲骨文和先秦史的研究。“自我交代”内容雖囿于特定的政治語境，不過出身北大—史語所正統的胡厚宣，其口吻與20年前胡适批評柳诒徵“不曾受過近代史學訓練”，所以對史料的估計和材料的整理“都不很嚴謹”卻如出一轍。(15)兩位胡先生對中央大學史學的印象其實并非全無來由。
中央大學(第四中山大學)建校之初，以“打倒東南學閥”為立校宗旨，積極貫徹“黨化教育”，給世人以一種政治激進的形象。(16)1927年夏秋之交，賦閑在家的北京大學老教授陳漢章先後接到第四中山大學和尚在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北大的邀請電函，兩校都邀他重執教鞭，但均被其婉拒。其中，四中大方面由柳诒徵緻函相邀。陳漢章在複信的初稿中稱：“若馬首北向，或有反革命之嫌；若燕處南羁，不無入民黨之诮。”(17)不過，陳漢章最後還是應邀于1927底赴南京，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學史地系(後史地分系，單設史學系)，并擔任系主任，直到1931年初。(18)
陳漢章在清季即以經史之學名世，民元起在北京大學授課，屬學界耆宿。新文化運動期間，陳漢章的學問在北大已屬邊緣，于1926年夏離京返裡。顧颉剛入讀北大哲學系時，陳漢章曾教“中國哲學史”一課。當時顧颉剛發現陳先生在課上提供了無數材料，開拓了學生的眼界，但顧當時已受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都是“靠不住的”。(19)
在顧颉剛的眼中，陳漢章雖博學，但過于信古，或與柳诒徵治學有相近之處。顧氏的疑古受今文經學影響極大，所以曾經被他視為學術偶像的章太炎由于是個“純粹的古文家”，固守漢代古文經學本位，故“對于章太炎先生的愛敬之心更低落了”。(20)
寬泛而言，陳漢章南來頗具象征意義，表明在東南大學改組後，學校政治氛圍雖新，但學術取向卻并未完全轉向。這一點與同時期黃侃等人南下入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術影響很相似。而中文系黃侃、吳梅、胡小石和汪辟疆等人也與陳氏頗多往返，在南京時常組織詩社，共聚雅集，酬唱應和，頗有傳統文人交誼之風。(21)
陳漢章加盟中央大學使得以往南北史學的新舊對峙得以延續。正如顧颉剛對陳漢章的觀感，新派學者大抵批評舊學者不承認或不運用新史料。陳漢章則針鋒相對，對史料的新舊有另一番理解。他在中央大學開設“史學通論”課，其中講到史料之取資問題，認為：“世之矜言改造新史者，必先蒐集史料，抑知新史必從舊史蛻化而出。……以征實方法治史，史料何所為新舊耶？”(22)
近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主要趨向是經學走向邊緣而史學走向中心。(23)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許多老輩史家的學術取向尚在經史之間。陳漢章在中央大學時曾著《史通補釋》一文，由柳诒徵作序。柳氏認為：“伯弢先生治經，兼用今古文二家家法，以之治史，亦洪谶舉畢”，陳氏《史通補釋》用的是“古文家治經之法”。經史不分，是新派史家批評舊派學者學蔽的主要根據。但在柳诒徵看來，陳漢章此法頗善，并暗中批評新派學者，“讀其書者，不能論其世，徒泥文句之迹，高談疑古，是锲舟求劍也”。(24)或許，此種研究史學的路向予四川大學同行視中大史學系的特點為“史學智識之研究”的印象。
二 課程标準與新舊轉化
在時人眼中，南北兩大史學系有“智識”和“整理”之分。而中央大學史學系的課程标準的确有獨到之處。1928年春，缪鳳林在中大任教時，制定《中央大學曆史課程規例》，闡明中大史系之旨乃“注重實用”，緣于“史為經世之學”，這“較之時人以考據空想為史學，或稱為史而學史者，頗有不同”。(25)缪以史學為經世之學和反對考據空想的說法，實針對當時北平學術界“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空氣而發。(26)又1930年中央大學史學系的課程設置之旨為：“在研究曆史之重要智識，期以闡明曆史對于人類社會之關系，并策專精研究之效，蓋稽古所以知今，故講明曆史最有助于事理之觀察與推斷，分析言之與本國史則注重政治文化脫變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興革。……”(27)可見，中大史系的學術風氣的确偏于“智識”一線，“明利弊”和“知興替”也體現了不同于純考據的“經世緻用”傾向。
但還應注意到，以上傾向也存在一定的變數。據1933學年上學期中大史學系選課指導書顯示，史學系設置方針有四：一、養成治史之專門人才；二、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史；三、研究外國曆史并探讨其治史之方法；四、培養中學曆史學科之師資人才。(28)其中，“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史”一點，似乎與十年前北平史學界的風氣十分相近。
大體而言，除去南北學人均有的個體差别因素，從學系方針與課程标準的大框架來看，到中央大學初期，“南派史學”在治史取向上仍與北方有重大差異，但也不能忽視其趨同的一些方面。相近趨同一方面體現在交涉方面，另一方面也與“邊緣—中心”的轉移有關。
朱希祖從1919年底至1931年初擔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在此期間，他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基本社會科學作為“史學應有之常識”，納入史學系本科課程體系當中，力圖“将文學的史學，改為科學的史學”。(29)從學派淵源上看，朱希祖屬太炎門人中之正統，但治史理念與方法卻深受歐美史學的影響，主張史學的社會科學化。(30)他在北大史學系推行的課程改革正是其史學觀念的體現。在中山大學短暫任教後，1934年春朱希祖赴南京中央大學。
當朱希祖到新學校時，發現史學系學生“多受缪鳳林等教育”，所編講義“以詳贍為主，且用文言”。可能是朱希祖初到中大史系，看到與北平各校曆史系迥異的風氣，他告訴欲來中大任教的羅香林(清華大學畢業)“練習文言，淘汰冗長文句及新濫名詞”以做準備。(31)朱氏在中央大學時，雖看到不同于北方史學的一面，并未全然以舊換新，但也不同于出自同一師門的黃侃南下任教的意義。(32)
關于抗戰初期的部定各院系課程标準，時任中大史學系主任的朱希祖曾專門拟就《大學文學院曆史學系必修選修課程表審查意見》一文，陳述對統一課程标準的見解。首先，朱希祖認為：“大學與中學異，中學課程表，必須整齊劃一，不可參差，大學則延請人材，不能一緻，設備方面，亦不能一律”，所以教育部“不能制定一表整齊劃一之”，而“隻宜規定原則”。其次，他指出，“以曆史學系而言，因造就史學人材目的不同，故各大學所設課程亦異，有注重應用者，有注重學理者”；“然就注重學理而言，其目的亦有不同者，例如以發明曆史真相為主者，則除普遍史(包括文化史)及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為必修科目外，尚須以考古學、地史學、人類學、人種學、言語學(包括吾國之文字學)、人文地理學等為必修科目，而以各種國别史如英美德法俄日等國史為選修科目，或選修專門史如社會史經濟史等以輔之。以發明曆史真理為主者，則除普遍史及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為必修科目外，尚須以心理學、論理學、哲學、曆史哲學等為必修科目，而以各種專門史如哲學史、美術史、宗教史、社會史、經濟史等為選修科目，或選修人文地理，人類學以輔之。若史學方法論、史學概論、史學原理等，其内部多有相通者；史學史及史籍舉要，其内容亦有相通者，各用其一種，不必重設。”最後，他建議曆史學系的課程原則為：“第一，造就史學人材之目的，宜确定标明，然後分别拟定課程。第二，中外曆史，不宜偏重，普遍史必須完備。第三，須以社會科學之若幹門為史學基礎。第四，基本曆史輔助科學必須完備，如上列考古學等六種，或以心理學等四種。第五，不得因人而設範圍狹小不甚重要或重複類似之科目。第六，學分及鐘點，不得太少或太多，須照規定标準辦理。至于科目分配之多少，分代史劃分之長短，半學年一學年之伸縮等，皆由各大學斟酌實情，自由排列，以不違原則為限。”(33)從《大學文學院曆史學系必修選修課程表審查意見》中提到的“須以社會科學之若幹門為史學基礎”一語來看，朱希祖對中大史學課程的設計延續了其一貫思路。
教育部規定大學曆史學系必修科目有：中國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中國斷代史、西洋斷代史、國别史、專門史、中國史學史或史學方法、中國地理、西洋史學史或史學方法、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34)選修科目有中國史部目錄學、傳記學、史籍名著、史前史、考古學、世界地理、制圖學、人類學、文字學概論、社會心理學。(35)與此相比，中央大學史學系課程中則增加了社會科學類的必修科目：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人類學和曆史哲學也被列為選修科目。(36)
朱希祖主張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并在中央大學得以貫徹。他在離開北京大學後，北京大學史系原先“社會科學史學”的課程标準調整為以史料辨析整理為主。(37)在教學上，北大史系的考據風氣重返中心，而朱希祖卻将昔日北大史學風氣南移到中央大學。北平學界的“科學方法”考據自期以非經學化的路向整理史料，較之南方“傳統”史學，自我定位為“新”。但與更西化的“社會科學化史學”相比，反而不夠新。中央大學史學系體現出南北新舊的轉化，頗具吊詭意味。
當然，朱希祖在中央大學史學系(1940年後改稱曆史系)的課程安排或許僅能代表他自己。而且就他個人的治學方法而言，社會科學化的史學似乎隻是“取法乎上”，實際研究基本還是落實在具體問題的層面，以考據為主。
朱希祖的繼任者是金毓黻。金毓黻在北大讀書時曾受業于朱希祖，對他一直執弟子禮。不過，金毓黻對曆史系的整體規劃似與乃師不完全相同。1941年6月30日，金毓黻為諸生講《治史綱要》，涉及本系治史的三大綱領：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為中心；第二、以求通重于求專；第三、以養成學問欲為系風。附各條縷析說明，其中研究“制度文物”之原因為中大曆史系側重研究中國史，以正史志書等為研究對象；而“求通”主要體現在注重通史，避免支離破碎的治史方法。(38)桑兵教授已注意到此點，金氏所指以研究文物制度為中心，其實就是關注正史即政治史，與清季至抗戰前所有新史學的主張頗異其趣，而是回歸中國傳統史學的正軌。(39)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在中央大學側重制度文物(正史)和通史，恐怕與“南高史學”的傳統更為相近，與史語所那種“窄而深”的專題式研究區别較大。由此來看，前引《史學述林》題詞，金毓黻告誡諸生勿忘“史學南派之曆史”，頗可玩味。
金毓黻在1949年前主要的研究範圍大緻為東北史、遼宋史和中國史學史，研究題目一般比較具體，但他一直向往通識之學。雖然他和柳诒徵沒有絲毫學術淵源，但對柳氏之學很是青睐。當年顧颉剛與柳诒徵圍繞《說文》與古史真僞問題展開論争時，金毓黻并不同意這位北大學弟的觀點，覺得“柳氏之論，不愧通人”。(40)其後又認為“柳诒徵之學識固有可議，而其博聞多識亦自有不可及者”。(41)直至1960年，他仍将柳诒徵列為“平生所敬事之人”。(42)
金毓黻在北大時曾上過陳漢章的“中國通史”課，他和顧颉剛一樣，覺得陳的課“繁稱博引。累數百翻而不能終其物”，講述上古史喜歡用一些“荒誕無稽”的古書而不加裁減，所以引發學生的不滿。但若幹年後，當自己漸入老境時，翻讀陳漢章的《遼史索隐》，出于自身研究的經驗，遂生敬佩之情，對于陳氏“博綜取約，允為傳作”的讀書方法十分認同。(43)換言之，金毓黻認為治史不能拘囿于片段的史料文字，而更在于知人論世，由博返專。但有意思的是，朱希祖卻認為這個北大時期的老學生治學雖“忠實”，但“僅能搜羅曆史材料而不明曆史之為何物”。(44)
從1942年起，賀昌群長期在中央大學曆史系任教，并從1946年起擔任系主任。賀氏治史學屬“自學成才”，既未受過大學專業教育，又無明确的師承，也很少看到當下的史學史研究将他歸入哪一派哪一系。1947年，他曾與當時服務于中研院史語所夏鼐談及中央大學的“東南派”教授，表示頗多不滿：“文史方面，柳诒徵門下三傑，龍(張其昀)、虎(胡煥庸)、狗(缪鳳林)，皆氣派不大，根柢不深”，而且他們主持的《學原》雜志在缺少新人文主義者主持的情況下，比《學衡》更差。然而，恪守考據的“京派”學者，“更覺其支離破碎”，考據不可能再成為思想界的主流。(45)賀昌群自非“東南史學”門中之人，但亦非北平“考據史學”的同調。
所論或許挂一漏萬，陳漢章、朱希祖、金毓黻和賀昌群的治學取向和期待并不能涵蓋中央大學史系之整體，系内師生研習古今中外曆史各有由緻。總之，“史學南派”的“學術傳統”雖為變量，但在一定意義上也體現出南北學術的對流與差異。
三 理念、權勢與“學派”分際
東南大學改組為中央大學後，文史兩系出現的最大變化即北方學人南下。南北交彙賦予學術以新的蘊涵，又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東南大學的“學術傳統”。但是，在相容的同時，由于理念和權勢上的差别，南北新舊間又往往存生幾許隔閡。
1930年，清華學校畢業的留美博士雷海宗出任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他曾委托胡适代邀此時在史學界正如日中天的顧颉剛南下任教，但被顧拒絕。(46)另據陶希聖回憶，1931年他在中央大學法學院任教時，校長朱家骅曾對他說：“一個大學的學風，以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為樞紐”。朱計劃一步步對中大文史兩系進行充實，據說已經約顧颉剛前來任教。(47)
關于中央大學兩次邀請顧颉剛南下任教，尚無翔實資料輔證。不過以常理推斷，雷海宗主治西洋史又非本校出身，不同于東南大學舊人以及陳漢章，故能力邀顧颉剛加盟。而朱家骅與顧颉剛交厚，前者擔任中山大學副校長時曾延攬後者，出長中央大學後邀顧，至少在姿态上是很有可能的。顧颉剛之所以沒有南下，一方面是由于顧喜歡燕京大學平靜的學術環境，另一方面顧颉剛的疑古觀念與南方史學存在根本分歧也是重要原因。
抗戰時期，學者颠沛，許多人為研究工作和生活計，往往輾轉多處單位。當時顧颉剛在重慶中央大學就有一番短暫的執教經曆。1941年10月，顧颉剛因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骅之邀赴重慶主辦《文史雜志》，11月又應中央大學新任校長顧孟餘之邀在中大兼課，1942年3月任中央大學專任教授。(48)顧孟餘是顧颉剛在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時的舊識。原先，顧孟餘欲顧颉剛任中央大學曆史系主任，但顧颉剛“以系中問題甚多，而予初至不易處理”為由，隻同意擔任出版部主任。(49)若幹年後，顧颉剛憶及此事，說因自己出身北大，“中大和北大不能沆瀣一氣，如果我做史學系主任，恐怕又鬧出麻煩來”。(50)
顧颉剛的回憶或存後見之明，但他到中大後與舊人相處得的确不融洽。顧颉剛在中大時，曾介紹丁山來曆史系任教。丁山出身北大國學門，專門研究甲骨文和商周史。據顧颉剛言，為介紹丁山事，“中大中沒出息的同事又為我造謠言，或謂我将作文學院長，或謂将任史系主任”。(51)不過，丁山還是順利到中大服務。劉起釪時為中大曆史系學生，他認為系主任金毓黻對曆史學功力深厚，使他掌握了“舊史的系統知識”，而顧颉剛“授我以科學的文籍考辨之學，強調從傳統的學術觀點中解放出來，并帶同我研究《尚書》”。(52)劉起釪在中大接受顧颉剛的指導，成為顧晚年最重要的學術助手之一，頗能傳承乃師學問真谛。1945年劉起釪大學畢業後，繼續在本校攻讀研究生，此時顧颉剛早已離校，但仍擔任劉的導師，丁山為副導師。有“舊”有“新”，有“傳統”有“現代”，雖共聚一堂，但在學生眼中卻是差别立判。
顧颉剛在中央大學過得并不如意。1943年初顧孟餘辭職後，顧颉剛也随之萌生退意，于2月辭去中大專職。同時，蔣介石繼任校長，由朱經農任教育長主持校務，校内實權被本校(南高師)出身的教務長胡煥庸掌握。胡煥庸在校内的權勢地位受到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支持，而朱家骅與陳立夫長期争鬥，為擴充勢力而延攬學人，雙方對立嚴重。
顧颉剛雖然不再擔任中大專任教授，但一段時間内仍在校内兼課。朱家骅曾兩次囑咐顧颉剛不要脫離中大，并請他拜訪曆史系教授沈剛伯和丁山等人，請他們也勿提出辭職，“否則胡煥庸方面更得勢，學校将更糟”。(53)
從曆史淵源上論，中央大學曆史系為當代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的前身之一，曾在中大曆史系兼課的顧颉剛及其“疑古精神”有時也被當作南大曆史系學術傳統中的一部分。(54)一般而言，目前中國有曆史傳統的大學院系均會考鏡學系和學科的源流，書寫自己的學術史。此類“學科發展史”，不同于傳統學案體必強調的“漢宋古今”學派之分。但是，若仔細思考，究竟何為源，何為流，曆史上任何學術機構是否都存在“兼容并包”，某些學人或學派的自我認同和對不同大學如何認同，恐怕還需審慎思考。
顧颉剛與中央大學曆史系擦肩而過，一方面源于當時的校政變局和國民黨内的派系矛盾，而另一方面與顧颉剛的學術芥蒂有關。在當年，經曆古史論争後，顧颉剛似乎對東南大學諸公的印象不佳。1924年12月，東南大學曆史系柳诒徵(翼謀)、國文系陳去病(佩忍)和顧實(惕生)來北京調查清宮檔案，并到北大參觀研究所，顧與之交往後，認為“東大三先生，柳多聞而狡狯，顧颟顸，陳則狂生也。柳可與把臂，陳、顧則氣味終不投”。(55)對缪鳳林，顧颉剛也無好感。在中央大學時，顧颉剛聽聞缪欲兼任曆史系主任，拉攏學生，對其頗不齒，“此等人心中無是非，無善惡，可歎！”(56)
缪鳳林是顧颉剛疑古派的主要批評者之一，和柳诒徵一樣，常被同業冠以“信古”(或“是古”)之名。缪鳳林曾編著《中國通史綱要》一書。(57)1937年3月12日，天津《大公報》的“史地”副刊發表顧颉剛重要助手童書業對缪著作第一冊(秦滅六國之前)的長篇書評。首先，童書業贊賞缪鳳林書寫中國通史的勇氣，并稱贊“這部《中國通史綱要》，很足以解除我們目前的學問饑渴”。缪著雖然隻是大學課本，但在史料上極為嚴謹，“稍有疑問的新說法與荒誕無稽的舊史料，本書概不收錄”。最重要的是，作為後期疑古派的中堅人物，童書業發現一般人印象中缪鳳林是“信古”和“是古”的，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缪氏受崔述的影響頗深，并曾說：“其世愈後，傳說愈繁，古史之内容亦愈豐富”。(58)
缪鳳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述中國上古史，開篇為“傳疑時代(唐虞以前)”，将唐(堯)虞(舜)之前的曆史歸為“傳疑時代”，其曆年無法确證。在此篇中，缪鳳林又詳細梳理“三皇五帝”傳說之由來，認為從《尚書》之義，堯舜之後才為信史。(59)童書業發現在繼顧颉剛後，今文經學家廖平的弟子蒙文通和“右翼骁将”缪鳳林也開始懷疑起“三皇五帝”。特别是後者，他“素來是以‘信古’著稱的古史學者”，也開始有些“疑古”的精神了。(60)
童書業看到缪鳳林“疑古”的一面，但後者與昔日學術對手卻無思想共通的感覺。缪氏在《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中認定堯舜以後時代為信史，即承認夏的存在，這與疑古派有本質性區别，并與當時以甲骨蔔辭證殷商為信史而殷之前為神話傳疑的通行古史觀也不同。缪鳳林明确表示：“三古史實，自漢以前，不特非層累造成，而實系層累亡失。”缪之“層累亡失”說絕不等同于顧颉剛的“層累造成”說。後者視整個傳統上古史系統均為神話傳說構建，乃“僞史”；而前者認為先秦典籍所載古史傳說，“苟非漢後僞托，疑皆有所本，且皆經層累亡失之故而僅存者”，是信史不全。(61)質言之，現存的上古史傳說(如三皇五帝)經曆年傳衍和史籍亡佚，已人言言殊，但皆有所本。這種治學取向上的區分，往往造成學人間的隔閡。劉起釪在中央大學曆史系曾同時受教于缪鳳林和丁山兩位老師，缪“強調我一循原所承之學，不骛新奇之說”，丁則“授我以甲骨文金文知識，希望我同他走王國維先生的治學道路”，而且二人“彼此相輕，每至诋斥對方為不學無術，往往言語激越，使我感到适從為難”。(62)
在九一八事變後，1932年傅斯年在北平出版《東北史綱》第一冊。(63)該書甫出版，柳诒徵的兩位學生鄭鶴聲和缪鳳林即發表書評，對傅著均持批評态度，且言語比較激烈。關于這一點，王汎森先生已注意到，二人對傅斯年的批評與“南高系統”對北大和新文化運動抱有敵意，對傅的治史方法極其反感有關。(64)此言大緻不差，但尚須看到缪鳳林的批評集中在《東北史綱》的史料選取問題，傅斯年“不僅不知《兩漢書》外與東北有關之金石已也，《兩漢書》與《魏志》内有關東北史之記載，傅君亦未能盡讀也”。(65)缪鳳林不僅指責傅斯年沒有認真讀書，而且入室操戈，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昔日批評舊派史家隻固守正史而不知“上窮碧落下黃泉”擴充史料的傅斯年，如今他自己不僅無視正史之外的金石材料，而且連正史都未能讀透。
缪文一出，學界嘩然。傅斯年原拟作回應，但終未成文。(66)缪鳳林的學生回憶此事說，當時有一種傳聞，傅斯年看到缪的書評後感到不安，托任中大校長的老同學羅家倫幫忙轉告缪鳳林，請他不要再繼續寫東北史的書評，缪鳳林就沒有繼續寫書評，傅斯年的《東北史綱》也沒再往下寫。(67)不過，事情可能沒有像傳聞的那樣簡單。當時缪鳳林曾緻函陳垣，說傅斯年“因惱羞成怒，至謂誓必排林去中大而後已”，例如介紹方壯猷(欣安)和謝國桢(剛主)等人進中大史學系以取代缪的地位，但他決定新學年仍應中大之聘。此函最後有“私意拟在此間多住數年，期于國史略植根柢，再行來平，以廣見聞。異時學業稍進，倘長者以為可教而儒教之，則幸矣”的字句，推測可能是陳垣曾邀請缪鳳林赴北平任教。(68)按方壯猷和謝國桢的确來中大史學系任教，方教中國通史課。1934年3月，方和謝二人辭職，中國通史課改由缪鳳林教授。(69)
傅斯年因學術批評而插手中央大學史學系事務以排擠缪鳳林，僅為後者一面之詞，尚無其他資料确證。不過，傅斯年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權勢的确不容低估。1936年下半年，金毓黻從東北轉道日本至上海、南京，由傅斯年介紹他到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70)為此，金毓黻十分感激。而兩年前朱希祖入中央大學，同樣與傅斯年有一定的關聯。
朱希祖長期在北大執教，為中研院史語所特約研究員，一度為專任研究員。1932年10月朱希祖被迫離開北平，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後又至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朱希祖認為他離開北平是傅斯年造成的，曾在日記中寫道：“自民國十九、二十兩年遘傅斯年逢蒙之禍，北京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兩被奪位，二十一年夏不得已出居廣州，播遷失所”。(71)此後，朱希祖和中研院史語所系統出現隔閡。(72)1940年2月，中研院在重慶準備召開會議選舉第二屆評議員，曆史學科有朱希祖、張爾田、湯用彤、顧颉剛、金毓黻和蔣廷黻六名候選人，前一屆評議員胡适、陳垣和陳寅恪仍具候選人資格。2月26日，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複骢緻函朱希祖和金毓黻，轉達西南聯大姚從吾之意，希望中大史學系能投票推舉胡适、陳垣、傅斯年和陳寅恪為評議員。接函後，朱希祖對此十分惱怒，“堂堂中央研究院學術機關之評議員乃出乎運動情面之選舉，其污辱學者可謂甚矣。上屆評議員已尟史學專家充為評議員，此次又謀連任大肆運動”，最後中央大學史學系無一人投票。(73)
據檔案資料顯示，當時參加曆史學科投票的有西南聯大、西北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和廈門大學等九校，有效票28票，中央大學未投票。3月14日，中研院在重慶牛角沱彙集各地寄來的選票後開箱統計，曆史學科有陳寅恪、胡适、陳垣、顧颉剛、湯用彤、朱希祖、蔣廷黻和金毓黻八人當選為候選人；3月22日，舉行決選，由27名第一屆評議員選舉新評議員，曆史學科八人中有胡适、陳寅恪和陳垣當選。(74)
中研院曆史學科評議員人選雖不能完全說明當時中國史學界的格局，但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讀出一些訊息。雖然中央大學史學諸教授杯葛此次選舉，且朱希祖和金毓黻也沒能最後當選，但二人仍進入“八人大名單”之中，也體現出“史學南派”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從這次評議員初選的候選人、當選者和中央大學史學系的舉動來看，除去學術成就因素外，北方學界(主要是北大和史語所系統)與中大史學系在權勢上的區隔十分明顯。
結 語
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中，不管是時人的認知，還是當下的研判，學術取向與學派之别中的“南/北”與“舊/新”對應關系是一項重要的衡量标準。本文關于1927年後中央大學曆史學科的個案研究從整體上亦支持此論。不過，這種學術差别，從“實”的方面來說，各“派”确有明顯差異；而從“虛”來看，自我認同，以及由此帶來的“他者目光”，也需特别注意。如劉節畢業于清華國學院，受業于王國維和陳寅恪，他曾在1939年受中英庚款資助到重慶中央大學做短期研究。他入中大後有如下觀感：“該校辦事甚有秩序，而學生少研究精神。一般教授之風氣雖不可知，關于人文科學方面，實無多大表現。此風氣大約自東南大學以來即已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5)似乎中大烙下了前代“舊學”或“保守”的印記，實少“進步”之處。甚至在一些北方學人看來，中央大學及其學人始終是學術上的異數。抗戰勝利後，羅常培(莘田)還跟胡适說起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和四川大學是“國學”的“反動大本營”。(76)
但在“舊”的一方，的确也有主動立異的用意。如黃侃對自己被稱為(甚至是“譏為”)“舊學”并不回避，并能深刻體察到新舊之别。他為金陵大學國學研究會刊物《金聲》撰文雲：“近頃從事于國學者亦多途矣，總之不離舍舊謀新者近是”，言小學，金石、甲骨已替代六書、三百韻；言經史，《山海經》、《穆傳》替代《易》、《書》和《春秋》；言文辭，則野語、童謠反倒成為主宰。但是，“新之一果愈于舊之一乎？是未可知也”。(77)學術“新舊”的資格至今難下定論，不過船大難掉頭，由舊變新實屬不易。黃侃生前曾大批購買甲骨文書，但初衷不改，他曾對林景伊說：“汝等少年盡可研究甲骨，惟我不能變，變則人将诋譏我也。”(78)
抗戰初期，金毓黻完成《中國史學史》，第十章述“最近史學之趨勢”，文曰：“昔人所謂考證之學，則于最近為從古未有之進步，然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衆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此奇異之現象，殆遍于世界，不獨中國為然。此其所論，或不免失之過當，然吾謂與其謂為舊學之進步，無甯謂為國學之别開新機，與其謂從古未有之進步者為考證學，無甯謂為史學。”考證本為舊時研治經史的方法，于今則變為專門學科，所謂新舊，全在方法是否“應日求其進步”。而近年來研治“國學”更是“蒙受西方之影響而然”。(79)金毓黻後期治學以史為本，兼及經學，求學問學又在南北之間。以上所論姑且不論是否确切，但可表明在某些學人的視阈中，“新舊”不僅相對而言，且時常轉化，這對本文所論有啟示意義。
相較于東大時期，中大史學風氣變化尤多。但在變化的背後，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學南派”的認同。這種認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間的“疑古/信古”或“科學/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實在“學術傳統”的延續性上。不僅南與北之間的人員流動更加頻繁，而且新與舊更不能強加劃分。在某種程度上，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取向比科學考據更加趨新，古史“層累亡失”說相對“層累造成”說更似同一問題的正反兩面，學術視差固然存在，但學界的話語權和實際權勢地位有時更具影響力。
注釋：
（1）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第13－14頁。
（2）關于近代中國學術的南北差别，參見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頁。
（3）胡先骕：《樸學之精神》，《國風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15頁。
（4）杜正勝：《史學的兩個觀點》，《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版，第159頁。
（5）詳細學術史回顧可參見彭明輝：《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初始(1911—1945)》，《國立政治大學曆史學報》(台北)第29期，2008年5月，第51—84頁。餘文不再一一贅述。較新的研究有沈衛威：《“學衡派”譜系：曆史與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吳忠良：《傳統與現代之間：南高史地學派研究》，華齡出版社2006版；趙雨樂：《中國文化史的構建——從〈學衡〉形成的派别說起》，李金強主編：《世變中的史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46頁。近期，筆者對東南大學和中央大學中文系的學術風格和“學派”建構問題進行了再探讨，詳見《文學•國學•舊學：民國時期的南方學術與學派建構——以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中文系為中心》，《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
（6）關于如何看待中國學術史中的學派問題，受桑兵教授啟發。詳見其《中國思想學術史上的道統與派分》，《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0—102頁。
（7）《文學院二十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錄》，1931年12月23日，四川大學檔案，轉引自王東傑：《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32—133頁。
（8）周予同：《緯谶中的“皇”與“帝”》，原載《暨南學報》1936年第1卷第1期，收入朱維铮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頁。
（9）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原載1941年2月《學林》第4期，收入朱維铮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513—523頁。
（10）顧颉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第17—18頁，收入顧颉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關于顧颉剛與柳诒徵、劉掞藜的論争文章收入該書。
(11)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顧颉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第250頁。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記全集》第4冊，1922年8月26日，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31頁。
(13)金毓黻：《史學述林題辭》，見《靜晤室日記》第6冊，1940年12月30日，《金毓黻文編》編輯整理組校點，遼沈書社1993年版，第4629—4630頁。
(14)譚其骧：《虔誠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記》，《譚其骧日記》，文彙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頁。
(15)胡适：《評柳诒徵著〈中國文化史〉》(1933年6月)，季羨林主編：《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16)詳見蔣寶麟：《中央大學建校與“後革命”氛圍中的校園政治》，《中山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17)陳漢章複柳诒徵函初稿(約1927年9月)，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轉引自錢英才《國學大師陳漢章》，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290頁，錢著句讀有誤，已更正。
(18)具體時間考證參見錢英才《國學大師陳漢章》，第292—312頁。
(19)顧颉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古史辨》第1冊，第36頁。
(20)顧颉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古史辨》第1冊，第26頁。
(21)關于這一點，可參見黃侃和吳梅日記的相關内容，不再贅述。
(22)陳漢章：《史學通論》，國立中央大學版，時間不詳，第125頁。據《民國叢書》第2編，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
(23)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走向中心》，《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和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頁。
(24)柳诒徵：《史通補釋序》，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11頁。
(25)缪鳳林：《中央大學曆史系課程規例說明草案要删》，《史學雜志》(南京)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第1—2頁(文頁)。
(26)與南方相比，北平史學界較為注重考據，但其内部亦有差異。1930年代曾在清華大學曆史系求學的何炳棣指出，當時北京大學重中國史，燕京大學注重詳征而傾向煩瑣考據，隻有清華大學并重考據與綜合，這與系主任蔣廷黻的治史主張有關。參見忻平：《治史須重考據，科學與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亞州何炳棣教授訪問記》，《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1頁。
(27)秘書處編纂組編：《國立中央大學一覽》第二種“文韦德体育”，1930年，“課程及課程說明”第45頁。
(28)《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選課指導書(二十二年度上學期)》，“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組印，第1頁，鉛印本，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
(29)尚小明：《抗戰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改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1頁。
(30)章太炎曾評論諸弟子曰：“弟子成就者，蕲春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章太炎：《自定年譜》，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17頁)朱希祖認為自己“獨治史學，非傳自師”，而且治文字學和經學用史學方法，“與師法皆異”。(朱希祖著，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下冊，1939年12月7日，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126頁)
(31)1934年3月2日朱希祖緻羅香林函，原件，收入羅香林資料《乙堂函牍》第81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
(32)關于黃侃，詳見蔣寶麟：《文學•國學•舊學：民國時期的南方學術與學派建構——以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中文系為中心》，《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
(33)朱希祖：《大學文學院曆史學系必修選修課程表審查意見》，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國立中央大學檔案648—2278，日期不詳。(以下引用簡稱“中大檔”)1939年1月27日《朱希祖日記》載：“十時至二時撰《〈教育部新定史學系課程表〉審查意見》，餘主張教育部隻宜定課程原則，不宜定劃一課程表，使各大學無伸縮餘地。”(《朱希祖日記》下冊，第980頁)由此可判定該文件時間為1939年1月27日，或另有修改。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該文手稿，文字與南京二檔館藏文件基本相同，亦未署日期，收入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37頁。
(34)《大學文學院曆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大檔648—2278。
(35)《大學文學院曆史學系選修科目表》，中大檔648—2278。
(36)《文學院史學系設置方針及課目》，中大檔648—2283，從同一卷宗中收入的相關文件判斷，時間應在1939年。
(37)尚小明：《抗戰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改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7—130頁。
(38)《靜晤室日記》第6冊，1941年6月30日，第4738—4739頁。
(39)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40)《靜晤室日記》第2冊，1924年9月30日，第1201—1202頁。
(41)《靜晤室日記》第4冊，1930年8月8日，第2480頁。柳诒徵的弟子缪鳳林也以博聞強記聞名，據中央大學曆史系學生王覺非回憶，缪鳳林曾在課堂上親口說他已通讀二十四史兩遍，時間大概在1945年。王覺非：《逝者如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頁。
(42)《靜晤室日記》第10冊，1960年2月6日，第1583頁。
(43)《靜晤室日記》第6冊，1940年12月4日，第4046頁。
(44)1939年8月5日朱希祖緻羅香林函，原件，收入羅香林資料《乙堂函牍》第82冊。
(45)夏鼐：《夏鼐日記》卷4，1947年9月28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頁。
(46)顧颉剛：《顧颉剛日記》第2卷，1930年6月17日，第411頁。
(47)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頁。
(48)顧潮編著：《顧颉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9頁。
(49)顧颉剛：《顧颉剛日記》第4卷，1942年3月18日，第654頁。
(50)劉俐娜編：《顧颉剛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頁。
(51)顧颉剛：《顧颉剛日記》第4卷，1942年7月10日，第707頁。
(52)劉起釪：《永不能忘的春風化雨》，王煦華編：《顧颉剛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81頁；顧潮編著：《顧颉剛年譜》，第308頁。
(53)顧颉剛：《顧颉剛日記》第5卷，1943年8月13日，第130頁。
(54)茅家琦：《bevictor伟德官网百年學術精品•曆史卷》前言，朱慶葆主編，bevictor伟德官网出版社2002年版。
(55)顧颉剛：《顧颉剛日記》第1卷，1924年12月10日，第559—560頁。
(56)顧颉剛：《顧颉剛日記》第5卷，1943年8月14日，第130—131頁。
(57)缪鳳林編著：《中國通史綱要》第1一3冊，鐘山書局1935年版，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民國籍粹》影印本。
(58)童書業：《讀缪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童教英整理：《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下冊，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683—688頁。
(59)詳見缪鳳林編著：《中國通史綱要》第1冊，第59—198頁。
(60)童書業：《三皇考序》，童教英整理：《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下冊，第716—718頁。
(61)缪鳳林：《與某君論古史書》，《學原》第1卷第2期，1947年6月，第42—47頁。
(62)劉起釪：《永不能忘的春風化雨》，王煦華編：《顧颉剛先生學行錄》，第281頁。
(63)關于《東北史綱》第一冊作者問題的讨論，參見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9頁；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9-52.
(64)參見王汎森上揭文。
(65)缪鳳林：《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國立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第146頁。該文原在1933年6月至9月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連載。
(66)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中有傅準備回應缪鳳林的計劃，但文章未作成，而且也沒有見到任何殘稿。見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第325頁。
(67)王宏志：《中大四年缪門瑣憶》，《中外雜志》(台北)第9卷第2期，1971年2月，第35頁。
(68)《缪鳳林來函(1933年6月30日)》，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頁。原函年份不詳，從内容中“兩月以來……”判斷，應該就在1933年當年。
(69)朱希祖著，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上冊，1934年3月2日，第314頁。
(70)金毓黻在日記中寫道：“餘之來中央大學，系由傅君介紹，厚意可感，不敢忘也。”見《靜晤室日記》第6冊，1938年1月1日，第4144頁。
(71)朱希祖著，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中冊，1938年8月7日，第911頁。
(72)參見周文玖：《朱希祖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4期。
(73)朱希祖著，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下冊，1940年2月29日，第1157—1158頁。
(74)根據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中央研究院檔案相關卷宗，轉引自郭金海：《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員的選舉》，《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05—412頁。
(75)劉顯曾整理：《劉節日記》上冊，1939年2月6日，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頁。顧颉剛的感受可能與劉節不同，他在中央大學授課，發現“學生程度之高遠在成都諸校之上”。見《顧颉剛日記》第5卷，1943年1月31日，第19頁。
(76)《羅常培緻胡适函》，1946年5月1日，耿雲志主編：《胡适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285—286頁。
(77)轉引自司馬朝軍、王文晖：《黃侃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頁。
(78)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所引楊樹達1936年12月27日日記。
(79)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90—291頁。
（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博士後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