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研究生時算起，我學習蒙元史已有四十多年，可是至今對這個學科領域仍然缺乏完整、深刻的了解，隻能說在某些方面、某些問題上做過深淺不等的研究。蒙元史向來被稱為“世界性學科”，涉及13、14世紀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和許多民族，在多種語言文字的曆史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史料，因而需要研究的課題和可供利用的材料都非常豐富而多樣。當初，正是這一點吸引我跨入這個學科領域，學了幾十年，卻發現隻摸索了幾個角落，大片還是盲區，不免既慚愧，又頗後悔從事這一力不從心的專業。不過，嘗了不少甘苦，倒也體會到一些做學問的道理。
1952年，我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讀三年級時，系主任韓儒林教授給我們開設了元史專門化課，記得僅緒論就講了一個多月，講到多種文字的史料和許多國家學者的研究成果，都是以前上通史課沒有聽到的新鮮内容。這門課雖然難學，但我覺得裡頭學問大，很有吸引力，心向往之。1956年大學畢業時，恰逢我國仿蘇聯學制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按統一分配方案，正好讓我報考韓先生的研究生，且幸被錄取。這時教育部批準bevictor伟德官网設立元史研究室，學校撥出圖書館一間房子供我們使用，館長李小緣先生也有意利用原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藏書優勢建立一間東方學特藏室，于是韓先生帶領我們同時入學的三個研究生到圖書館書庫裡自己動手找書，花了個把月，将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各類史籍以及有關的中外文論著、期刊都集中到研究室。一個初具規模的專科資料室建立起來了，我們也增長了不少文獻目錄知識。這實際上是我當研究生之初學習的第一門功課。随後我做了一份元史史籍目錄的作業，當時正自學日文，試着讀箭内亘的《蒙古史研究》，見到書後附的研究資料和參考書目錄，所列史籍多注有版本和簡要解題，就讨了個巧照抄過來，還頗為自得，結果這種不是由自己辛勞獲得的知識很不紮實，被老師問出許多漏洞，受到了批評：何不自己翻翻原書（指着研究室書櫥裡的史籍），再查查《四庫總目提要》、《四庫簡明目錄标注》等工具書，卻去抄日本人的！這是我上大學以來第一次在學習方面受批評，雖有些難堪，但從學習态度到學習方法都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此後讀書中每見到他人引用或提及的重要史籍或研究論著，凡不熟悉的都要盡可能找來翻過，弄清其主要内容和結構，他人引述的資料也要查核原文，尋求原始的資料。1959年我發表的一篇關于元代驿站的文章，就是在讀他人論文時查核其所用資料，發現問題後寫成的。這樣讀書速度雖慢一些，但獲得的知識準确牢靠，還往往能順勢擴大知識面。由于研究室集中了大部分專業書籍，十分方便，當研究生的四年盡管受到種種幹擾，還是按部就班地讀了不少書。
韓先生指導我們制訂的學習計劃主要有兩項：一是讀《元史》、《元朝秘史》、《史集》（俄譯本）等基本史籍和重要的元人文集。二是讀若幹部代表性著作，如《多桑蒙古史》（漢譯本）、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俄文本）、巴爾托德《蒙古征服時期的突厥斯坦》（英文本）等，并要求多讀王國維、伯希和等中外名家的文章，為此命我第二外語選學法語。當時的研究生并沒有上多少門課拿多少學分的硬性規定，大體是“師傅帶徒弟”的辦法，照老師的指點讀書，見面時答疑問難，學得如何主要看自己能否多讀多問，問在重要處。為了能跟老師多學點本事，我想必須對老師的學術成就和治學路數有個大緻了解，于是找韓先生的文章來讀，越讀越感受到蒙元史的特殊性，如不掌握一定程度的專業語言文字知識，就難以真正懂得前輩的研究成果，更談不上有所前進了。先生曾為我們講授過蒙、藏文基礎知識，見我學這一套興趣頗濃，打算安排我跟呂一先生進一步學藏文，可惜這計劃被1957年那場運動沖掉了。在教師的督責下，我找來葉斯開（Jaschke）的藏文文法（漢譯本），學了一點皮毛；又讀韓百詩（Hambis）的《蒙古書面語語法》，學了些蒙古文基礎。後來有一家出版社約韓先生出論文集，先生把他《成吉思汗十三翼考》中引用的幾段《史集》波斯原文拿來讓我抄清，我說波斯文還沒有學，先生就從書架上取出波俄大詞典，說可以讀詞典後附載的簡明語法，于是又開始自學波斯文。但由于自己顯然缺乏學語言的天分和毅力，幾種語文都隻不過學到會寫字查字典就停滞不前了，甚有負老師的期望。不過，有這麼一點基礎知識，對讀懂蒙元史史籍和前賢研究論著還是大有裨益的，如必要時能查核非漢文史料的原文，特别是對大量來自多種不同語言的名稱（漢文、波斯文或其他文字史料中都常遇到），多少能進行一些考釋，這正是蒙元史研究必須做的基礎工作。如在讀俄譯本《史集》時，遇到一些訛誤的譯名，也能根據不同抄本或刊本的異寫，判斷其緻誤的原因，并予以訂正。
蒙元史涉及的民族多，地域廣，具有世界性、多學科的特點，許多國家都有學者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漢學、蒙古學、突厥學、藏學、伊朗學等東方學分支以及歐洲中古史的專家都有與此相關的著述。因此，韓先生告誡我們研究蒙元史切忌閉門造車，要随時注意了解國外研究情況。幸得bevictor伟德官网圖書館的支持，為我們連續訂購國外主要東方學期刊，并随時将萊頓E．J． Brill公司等國外出版機構的書目交給我們選購，因此，我們大體還能及時讀到50年代以來出版的一些國外學者的重要論文和著作，不緻與世界學術太脫節。 ①我按照老師的指點随時翻閱新到的國外學術刊物，選讀一些重要論文，并從書評中了解學術信息，将要點記錄下來，逐漸成為學習的習慣，至今仍盡量在做，并要求我的學生也能這樣做，同事、同學之間随時進行交流。
1960年我研究生畢業，與兩位師兄一起留在bevictor伟德官网元史研究室做助手。韓先生帶領我們在1958年所拟《元史綱要》提綱的基礎上，用一年多時間寫成了二十多萬字初稿，我分工編寫元朝前期史和邊疆民族、中外關系部分。這部急就稿其實是“大躍進”的産物（僅油印作為講義），并不符合先生的治學主張和質量要求，因為他一再說，編撰綜合性著作除必須充分掌握前人成果外，還要有若幹專題研究的基礎，而當時我們還不具備這些條件。我體會先生說這話的意思，是教育我們要以做專題研究的标準對待每章每節的編寫，所以不敢怠忽，老老實實地讀書，搜集中外史料，從而在自己分工編寫的幾個方面學得更深入了，成為此後的主要研究方向，在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上，先生承擔了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元代分冊的任務，于是将編選資料和修改《元史綱要》結合起來做。1963年，“重編改繪楊守敬《曆代輿地圖》委員會”以楊圖邊疆地區疏略，改繪難度大，又約請韓先生加入，把編繪曆代蒙古地區圖幅的任務交給bevictor伟德官网元史研究室。這項任務來頭大，時間緊，我們加快完成了通史資料的編選，即全力投入曆史地圖工作。我主要承擔遼、金、元時期北境諸區圖（遼上京道、中京道和西京道北部，金臨潢府路、北京路、西京路北部和蒙古諸部，元嶺北行省、中書省北部）的編繪，和我原來的研究重點蒙元前期史大體一緻。因上述工作任務（特别是編繪曆史地圖）的推動，那幾年很下了一番苦工夫，認真仔細研讀遼金元三史，并通讀了幾十部元人文集，以及《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和伯希和的《聖武親征錄譯注》等書，做了不少資料筆記和部族、地名卡片，寫出了一部分遼金元時期蒙古曆史地名考釋，并繪制了圖稿。1966年春，蒙古圖組人員集中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加緊編繪工作，“文革”開始後中斷。
到1969年，因編繪曆史地圖是毛主席交的任務，特準恢複工作，盡管仍受到不少幹擾（如中間下農場一年多），畢竟能在當時那種政治運動的夾縫中“合法”地進行學術研究，就算是大幸了。我除原承擔遼金元諸圖外，又參加了北朝及唐朝、清朝圖幅的部分工作，1973年全部完成所承擔的圖稿，寫成數十萬字地名考釋條文。
參與編繪曆史地圖是我學習曆程中一次極好的機遇，也是極重要的訓練和考驗。首先是由于這項工作，60年代以來有機會多次到北京住較長時間，讀到許多南京沒有的書籍和通常難以見到的地圖資料；特别是因工作關系有緣結識多位著名的前輩學者，如譚其骧先生、翁獨健先生、馮家昇先生（西北圖組）、方國瑜先生（雲南圖組）、傅樂煥先生（東北圖組）等，得到他們許多寶貴的指點和勉勵。記得1965年在京讨論遼代圖稿時，譚先生對我提出的遼西北路招讨司領屬關系及其轄境範圍，以及上京道、中京道若幹定點問題的意見表示贊許，同時指示我研究曆史地理應遵循的規矩。此後多次與譚先生讨論問題，都得到他的悉心指教，他既平易虛心，又堅持求實原則的品格和治學态度（如關于遼首都問題的讨論），給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其次，我生性拘謹，大概比較适合做具體的史地考釋之類工作，編繪曆史地圖做起來就覺得較順手，所學派上了用場，頗有“得其所哉”之感。在完成圖稿和地名考釋的基礎上，又就遼金元時期蒙古地區的曆史地理及相關問題寫了幾篇還算言之有物的論文。為了編遼圖，我讀遍現存的宋人使遼“語錄”及有關的研究文章，當從《永樂大典》中找到前人未曾利用的沈括《熙甯使虜圖抄》時，欣喜至極。沈括的行程記錄不僅比路振、王曾、薛映等人詳細，且多路經慶州至兔兒山“單于庭”的一段行程，未見他人記載。這份重要資料使我有可能在沙畹、牟裡、傅樂煥等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遼境驿路及相關的山川城寨作更全面、準确的考釋，并寫了一篇劄記介紹這一新資料。從回鹘汗國崩潰到蒙古興起，是蒙古高原民族及政治、文化面貌大變化的重要時期，但因我國史籍記載疏略，其曆史面目很不清晰。蒙元時代蒙古地區史料雖較前豐富，但缺漏仍多（虞集奉旨修《經世大典》時就慨歎嶺北省之“記載邈如”；《元史地理志》載嶺北省僅三百七十餘字），且有語言文字的隔閡，問題也不少。楊守敬《曆代輿地圖》中遼金元蒙古地區幾乎是一片空白，就是這種狀況的反映。清末以來，諸學者用中西史料互補互證的方法研究蒙古諸部族史地，成績日進。遵循前賢開辟的道路，進一步挖掘中外史料，且得以利用《史集》等重要外國史書的全文以及伯希和等名家的研究成果，我在遼金元蒙古地區各圖幅上繪出的曆史地理面貌，自然能比前人更清晰、更準确些。其後所撰《遼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考述契丹征服蒙古高原的過程，統治機構的設置及其治所和所轄諸部族的分布等，證明遼朝從聖宗時起實現了對整個蒙古地區的直接統治；《耶律大石北行史地考》研究遼金陰山地區的若幹地名，考明大石經過的白達達部黑水和到達的可敦城即所謂“北庭都護府”所在；《元察罕腦兒行宮今地考》、《元嶺北行省諸驿道考》、《稱海城考》、《元嶺北行省建置考》諸篇，考察的都是前人未曾研究過或存在誤說的問題。這些論文主要是編繪曆史地圖的産物，大抵可以說對前人論著有所補充或訂正吧。
70年代後期，在韓先生主持下重新編寫《元史綱要》，從拟訂提綱到撰寫内容，先生都随時指導，嚴格審查。1980年初稿完成，印發給參加元史研究會成立大會的國内同行征求意見，其後斷斷續續修改了幾年才交給出版社。此書中我承擔了前四汗時期及邊疆民族（蒙、藏）、中外關系共五章。各章在廣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吸收國内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上都盡了力量，大體能反映當時我國的蒙元史研究水平；得益于編繪曆史地圖積累的資料，我對蒙古建國前大漠南北各部族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蒙古部的社會狀況和蒙金關系，蒙古國的制度及其對中原漢地的統治等部分，也研究得比較深入一些，有若幹新意。1986年此書以《元朝史》書名出版，可惜為此付出大量心血的主編韓先生未及見到。從我國蒙元史研究的發展上看，此書在總體上可以說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新進步。因寫書任務的推動，我讀了幾種西藏史籍，努力搜集元代吐蕃史的漢藏文材料，下了一點工夫，得到一些新認識，先後寫了兩篇論文。《元烏思藏宣慰司的建立年代》一文，大緻讨論了吐蕃三道宣慰司的設立情況，着重研究烏思藏宣慰司，根據《紅史》記載忽必烈授于薩斯迦第一任本闡（dpon-chen）“烏思藏三路軍民萬戶”之職，到第五任本闡則授給宣慰司印信，結合其他資料考察了先後任命的曆史背景和年代，從而判斷元朝将烏思藏地區統治機構由三路軍民萬戶府升格為宣慰司，應在至元十六到十八年（1279—1281）之間；據《元史》所載至元二十五年的烏思藏宣慰使軟奴汪術和至順元年的烏思藏宣慰使加瓦藏蔔，就是藏文史籍所載的第七任本闡gZhon-nu dbang-phyug和第十八任本闡rGyal-ba bzang-po，沙魯寺發現的元帝師法旨（藏文）所載烏思藏宣慰司長官Byang-chub rin-chen、A-glen和’Od-zer seng-ge，就是藏文史籍所載的第五任、第九任和第十三任本闡，我提出“本闡”是藏人對朝廷所任命地方最高長官宣慰使（宣慰司建立前為“烏思藏三路軍民萬戶”）的俗稱之說。此說引起學術界的讨論，研究正進一步深入。
80年代初，中國史學界兩項大型集體項目先後上馬：一是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曆史卷，其中元史分冊由韓先生主編，我受聘為副主編之一協助他工作；一是編纂《中國曆史大詞典》，蔡美彪先生主編遼夏金元史卷，我也應邀加入編委會。近年來各類辭書出了很多，有的人不用很長時間，也無須組織專業編纂班子，就可以主編一部遠超出其專長領域，甚至超出其知識所及範圍的大型辭書，其編纂能力令人驚異（不過據說有人用的方法隻是自己或找一幫人抄抄貼貼，相當省力）。相比之下，當年編纂百科曆史卷和曆史大詞典卻要繁難得多。按當時的認識，這兩部書的讀者面和使用率都要遠超過學術專著，社會影響很大，因而顯然是作為我國史學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讀物來編的。兩書都分段由多名專門研究者任編委，每個條目都慎重選約作者，要求文字精練，知識準确，重要史實在稿子上要注明依據。大部分條目釋文都是作者直接根據史料并作了考訂後寫成的，其中不少還是曾做過專題研究的課題，可以說是專題論文的濃縮。釋文質量的把關很嚴格，如百科元史分冊一百八十多條，盡管作者全是研究有素的專業人員，除分别打印送請專家審閱外，編委還兩次集中審稿，一條條過關。那幾年這兩項集體工作用去很多時間，但得到做學問求實的可貴鍛煉，因為工具書要求字字敲打實在，容不得耍花槍。1982年底韓先生病重，命我接替他主持南大元史研究室，次年4月先生逝世。幸有研究室師兄弟和國内同行朋友的支持幫助，才得以完成《元朝史》的修訂和百科元史分冊編纂；韓先生創辦于1977年的《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也繼續維持到1990年，此刊發表本室人員及國内同行的專題研究論文，頗有特色，對推動本學科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
韓先生生前曾贊襄白壽彜先生倡議編撰多卷本《中國通史》，并同意主編其中的元代卷。當此計劃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時，先生已故去，白壽彜先生希望我承擔起這項任務，完成韓先生的遺願。1984年，在白先生指導下讨論、拟訂了元代卷章節目，并由黃時鑒、邱樹森、丁國範、姚大力和我組成編寫組，但由于其他工作，編寫起步較晚。這部《中國通史》各卷均統一按總主編白先生創立的新體裁編寫，分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篇，各篇的章節設置以及具體内容則由每卷主編靈活掌握，以充分表現本時期的曆史特點。這種新體裁不同于以往的各部通史以及斷代史著作，起初我沒有準确理解，以為其基本精神是複興傳統的紀傳體（綜述略同本紀），而《元史》自清初以來已有過多家的改造或重修，本世紀初期《新元史》、《蒙兀兒史記》那樣的大著作出來後不久，内容和形式都受到許多批評，到了80年代，能夠利用的中外史料比那時多得多，研究領域也更廣，怎能編好一部新的更完善的《元史》呢？感到此事一定吃力不讨好，信心很不足。後來與白先生接觸多了，才逐漸認識到這種“綜合型”新體裁有顯著的優點，既可充分吸取我國傳統史書體裁的優點，又不受其局限，非常有利于用科學方法對一代曆史的發展大勢、重要曆史事件、人物活動、制度因革及社會生産、生活狀況作更完整、深入的論述，足以彌補以往的章節體通史和斷代史著作難免諸多割裂的缺陷，實為近代史書體裁革新的發展。
新體裁的首篇“序說”介紹一個曆史時期的主要史籍和研究情況，為讀者提供研究的入門途徑，這在元史卷尤為重要，因為要了解多種文字的史料和多國學者的研究論著，對多數學習蒙元史專業的人來說都比較困難。寫這一篇我用了最多時間，但主要是得益于南大元史研究室自韓先生創建以來，一直重視資料建設和掌握國内外研究動态，中外文史籍、研究著作和期刊比較齊全，且于1980 年就編過一部中外文《元史論著目錄》（元史研究會成立大會時印發給與會者），其後随着國内外學術交流的開展，又能較及時地獲得新的學術信息，這些都幫助我把這一篇寫得較詳細、較完備些。1984年翁獨健先生在為南大元史室所編《元史論集》寫的前言中提出，編一部元史研究史“很有必要，很有好處”，“對目前和今後的研究工作都會有很大幫助”，這需要用集體的力量來完成。我所做的隻能算簡單評介，離這目标還很遠。元史卷的“綜述”篇根據元代曆史特點，以頭兩章說明國号與年代、疆域和政區，因為這些問題在曆史書中存在着混亂現象。1271年忽必烈“建國号曰大元”，元文宗時，《經世大典》的纂修者說成“易大蒙古之号為大元”，後來史書就多稱是“改國号”。以行于漢地者而論确實如此，但從蒙古統治者說，隻是照中原傳統為本朝取一個“美名”，卻沒有舍棄原來的 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國）之名，元順帝時蒙古地區刻的蒙文碑上就是稱為“大元大蒙古國”，這正是元朝曆史特點——雙重性的典型表現。同樣，元朝的疆域也有兩種解釋，從大元皇帝即大蒙古國大汗的名義上說，其統治之域還應包括“宗藩之國”（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察合台汗國），但實際統治的隻是“大汗之國”的十二省（含算做一省的吐蕃三道）。為反映元代這一曆史特點，後面還另設“宗藩之國”一章。白先生很強調要反映多民族的曆史，我完全贊成，元代是我國多民族國家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階段，寫好民族一章意義很大，所以也放在前面。在現有通史或斷代史著作中，大概以本書寫少數民族最全面、最詳細了。民族章之後，按時間順序（從元太祖至元順帝）以六章篇幅論述有元一代的曆史發展大勢，特别加強了元中期史的研究。元代的宗教、文化和中外關系也各立一章論述，内容比較豐滿，表現了元代的曆史特點。“典志”篇十二章可以說是元代經濟史和政治、軍事制度史的專題論文，均由對有關問題做過專門研究的學者執筆，根據元代情況特設“運河與海運”、“鈔法”、“投下分封制度”等專章。各章對《元史》諸《志》的漏誤均有所補充和訂正。本書将元諸帝事迹放在“綜述”篇論述，“傳記”篇均不立傳（包括最重要的曆史人物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選立傳人物的安排，吸取前人改造舊《元史》的經驗，首列重要宗王，其後按前四汗、世祖朝、中期、後期分列政、軍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最後是宗教和文化名人、科技成就（此為白先生所定統一體例）。舊史列傳訛誤甚多，新撰傳記盡量選擇更原始資料為基礎，無論利用舊傳或其他資料，首先都要進行考訂。應該說，大部分傳記都包含不少年代、事實及人、地、職名的考訂成績，限于篇幅未能将這些考訂詳細寫出，看起來都是平鋪直叙，其實花了很多工夫。這部書是集體著作，若說比舊著有所進步，首先是白先生創立的新體裁之功，其次是各位作者多年研究的結晶，如黃時鑒對元代法律、禮俗和前期人物的研究，邱樹森對元後期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丁國範對史料文獻的研究，姚大力對元世祖朝及中期史、職官制度的研究，劉迎勝對元代西北史地和外來宗教的研究，高榮盛對經濟史、交通史的研究，史衛民對軍事史的研究，葉新民對投下制度的研究，桂栖鵬對戶口、賦役、土地制度的研究等。我自己所執筆的不過四分之一，作為主編，對書中存在的許多不足之處，特别是未能解決治蒙元史者應該重視的譯名的統一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部書盡可能地做到廣泛吸收國内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近二十年，我國蒙元史研究有很大進展，在中國古代史各段中顯得十分突出，但不足之處仍多。在文獻研究方面，前輩學者早在三四十年代就開始直接利用域外史料原文，并指出這是蒙元史研究發展的方向，但這幾十年進步極小（近年才有個别學者能做到）；多數元史研究者對畏兀文、藏文等民族文字資料不能充分地直接利用；史料的整理考訂，包括名物制度的考釋，還有大量沒做好，就拿最主要的基本史料《元史》來說，訛誤、難解的地方多得很，我們在撰寫此書過程中雖然很注意史料考訂，但仍有因漏訂、誤訂而使用了不準确的材料，造成錯誤的情況。翁獨健先生曾提出要在前人的基礎上“做更徹底的元史考證，更全面的訂誤”（《元史論集》前言），據此我計劃了一個《元史訂補》項目，力圖實現前輩師長的遺願。可補《元史》之缺的中外史料甚多，當然不可能也無必要都增補進去，所謂“補”隻是就舊史中提到但記載缺略的重要人和事，據其他史料作必要的補充，并使讀者知道有關史料的所在為止。即使如此，訂補的工作量仍然很大，也得靠集體的力量，用較長時間才能完成。在專題研究方面，蒙元史中還有很多未解決的疑難問題，有待提高或開拓的薄弱點與空白點。一方面，資料的發掘和史實的考釋是研究深入的基礎，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另一方面，正如楊志玖、蔡美彪先生所說，不能局限于微觀的考證，必須加強宏觀的理論性的研究，在準确而豐富的史實基礎上揭示曆史的深層内涵和發展的規律。我以為在元代的制度、文化方面，宏觀的研究尤為不足，元代漢族和蒙古、突厥、吐蕃、回回等多民族的制度文化，在密切接觸中如何相互沖突、吸收、糅合、交融，各民族（特别是漢族）對異質制度文化如何因應，許多問題說不透徹。我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差。所以想補補課，從史料特别是元人著作中挖掘社會思想和文化觀念方面的材料。近年在讀宋末元初江南士人文集和其他有關史籍中看到許多這方面的材料，于是對他們處在曆史巨變時期的思想和政治态度的演變作了考察。又研究了可作為三類人物代表的三位江南詩僧的思想和處世态度。這隻是初步的學習成績，今後打算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回到本文開頭說的，蒙元史研究領域十分寬廣，我隻是學習了一小部分，盡管自忖幾十年來在學習上未曾懈怠過，但成績顯然比前輩學者還差一大截，照理說時代愈晚應該有條件更進步一些，卻反而退步了，真不知如何自解。
60歲那一年謅了一首不像樣的詩自述學習經曆，寫出來做個收尾吧：
旦夕孜孜欲何求，蒙藏初識又印歐。
才拙難兼漢洋學，業勤聊探史地幽。
一名考索易寒暑，半卷磨勘曆春秋。
齒豁頭白猶未悔，但慚無似愧前修。
注釋：
①“文革”期間國外期刊、書籍的訂購停止了幾年，70年代末恢複，但遺憾的是，後來因經費不足砍掉幾種期刊，書籍購買得更少，也不再送書目讓我們挑選了